奧斯卡前段時間公佈提名。
國內沒什麼反響，但海外炸了。
最大的爭議：《芭比》。
有人說《芭比》沒有提名最佳導演與最佳女主，也有人說《芭比》怎麼也配提名最佳影片。
看來《芭比》的確是年度現象級。
全球票房14億美元，是2023年的全球電影票房冠軍。
而國內呢，2.52億人民幣，位列2023年國內票房榜的第46位，現在也沒多少人在討論。
但從《芭比》提名奧斯卡這件事，我們其實可以看到更多更該值得去聊的東西。
它不僅僅是關於奧斯卡。
更是日益明顯的，創作與輿論的衝突，正在爆發。
01
《芭比》怎麼了
先說幾句為什麼很多人對《芭比》的提名感到不滿。
表面上看。
今年的《芭比》獲得了8項奧斯卡的提名，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女配、最佳男配、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原創歌曲（兩項），看上去非常不錯。
但如果你仔細去想。
會覺得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表面肯定。
《芭比》的核心是什麼？
在它走向票房冠軍的路上一直離不開兩個人，一個是創作出芭比這個角色的導演格雷塔·葛韋格，一個是演繹芭比這個角色的女主角瑪格麗特·羅比，與一般的電影不同，她們二人幾乎是可以直接代表著芭比的思想與形象的，與人們之所以喜歡這部電影有著直接的關聯。
可奧斯卡肯定的呢？
從女配到男配，甚至一些技術類的獎項，唯獨沒有這兩位核心人物。
尤其是作為男配角的“肯”。
不但獲得了最佳男配的提名，甚至還提名了最佳歌曲，這讓人感覺，這樣一部討論女性主義的作品，讓肯拾起了勝利果實。
以至於高斯林也對此提名發表長文，表達對奧斯卡忽視《芭比》裡兩位主創的行為感到不滿：
“沒有《芭比》就沒有肯，沒有格雷塔·葛韋格和瑪格特·羅比就沒有《芭比》這部電影，如果沒有她們的才華、勇氣和努力，這部作品的任何人就不可能獲得認可......用失望形容我的感受都是太輕描淡寫了。”
也難怪大家有意見。
並稱，“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肯”。
因為這戲內戲外，已經完成了閉環。
這樣想有道理嗎？
有。
畢竟相對於歐洲三大等小評審團制度的評選不同，奧斯卡是個工業獎，是業內人士對過去一年做出突出成就的電影工作者的鼓勵，體現的是“集體意志”。
舉例來說。
有媒體統計，2023年，可以給奧斯卡投票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會員數達到了9375人，而其中“最佳導演”這一獎項的提名，則由這些人之中的“導演分會”成員投出，他們不但包括我們熟知的那些知名美國導演，還包括李安、王家衛、許鞍華這樣的華人導演。
人數之眾，可見一斑。
也正因這樣的投票方式所反應的“集體意志”，我們經常會說，也許奧斯卡並不能選出當年藝術價值最高的作品，但一定能選出代表當下的作品，就像2020年的《寄生蟲》，或者去年的《瞬息全宇宙》，它們的得獎並不意味著它們的藝術性超出了其他電影，但我們可以看到當下的價值取向，就是種族的多元化。
所以回到這屆奧斯卡。
當我們看到學院“排斥”了《芭比》的兩位核心主創。
理所當然會去猜想，這似乎就像是在輿論的壓力下，整個學院對《芭比》的蔑視，甚至於，整個影視圈的父權制對女性主義的壓迫。
但真的如此嗎？
雖然質疑本身的確有一定的道理。
但與此同時，Sir也覺得，任何以口號來簡化矛盾衝突的處理的方式本質上都是一種偷懶。
這世界本就沒有那麼二元對立、非此即彼。
大多數的陰謀。
其實只存在於輿論場的想象裡。
所以如果要真的釐清《芭比》的問題，我們同樣需放入實際情境中去仔細分析。
而不是不管事實，便扛著大旗在一旁揮舞。
02
和神仙打架？
討論一部電影為什麼沒有被提名，我們最先應該考慮的不是這裡面有什麼陰謀，而是被提名的那些究竟會不會比這部電影強，以及是否有可替代性。
簡單來說。
就是被提名的值不值，落選的該不該。
幸好的是，除了極個別影片，這一屆的奧斯卡提名影片Sir大多都看過，從專業的角度，應該可以聊上幾句。
首先是最佳導演。
“最佳導演”的提名分別是：
克里斯托弗·諾蘭，《奧本海默》；喬納森·格雷澤，《利益區域》；茹斯汀·特里葉，《墜落的審判》；馬丁·斯科塞斯，《花月殺手》；歐格斯·蘭斯莫斯，《可憐的東西》。
對“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肯”的有力反駁是，這份名單已經很好地詮釋了並非是由於“女性主義”而將《芭比》排除在外。
因為五個提名裡，有兩部女性主義電影：
《墜落的審判》以及《可憐的東西》。
《墜落的審判》Sir就不必多說了，之前也詳細聊過，作為一名女導演，茹斯汀·特里葉將女性細膩的觀察力放在了這部電影裡。
從電影開頭鋪設的音樂細節，以及兒子與母親之間隨著案件愈發深入，而彼此出現的隔閡，或是，當母親在審判庭上，對自己是否謀殺丈夫時，那極具玩味的表情。
甚至，在整部電影看下來，你可能都在真相中游移。也能深刻感受到導演所傳遞出的，對於婚姻生活與自我意識的較量。
可以這麼說。
同為女性主義作品，尋求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境與突破口，《芭比》在文字上的深刻性，著實是與《墜樓》有著一些差距。
《可憐的東西》Sir還沒這個機會能看到，所以也著實判斷不好。
但你看這個題材。
故事的主旨是以一個被男性主導下的女性成長的過程，電影討論了男性凝視下女性身體的自主權，對父權制度的批評等尖銳話題。
也是一部屬於女性主義的作品。
雖然沒法以獎項推導，但畢竟是拿了金獅獎的作品，想必也是有很強的導演能力。
而其他三部呢？
諾蘭的《奧本海默》和馬丁的《花月殺手》Sir也曾推薦過，一個是在敘事上更加精雕細琢，是其最接近奧斯卡的一次，一個是拍了部真正的Cineme（電影藝術），讓我們看到了靜水流深的力量，入圍導演獎實至名歸。
《利益區域》不知成品如何。
但看法國的網友評價，“以一種全然相反的路徑進入了“大屠殺””，以及戛納陪審團大獎的榮譽，想必這個導演獎的入圍也是恰如其分的。
所以你看。
就“最佳導演”的評選規則來說，它要麼是電影技術上有非常牛逼的突出之處的（如《瞬息全宇宙》），要麼就是在電影整體從鏡頭、剪輯、演員、畫面都完美符合學術派的“精益求精”的（如《犬之力》），以及就是在故事上，對人性有非常深刻、嚴肅的剖析，表現的（如《寄生蟲》）。
這些《芭比》都不算突出。
它替代得了誰？
再看“最佳女主角”。
五個提名候選分別是：
安妮特·貝南，《奈德》；莉莉·格拉斯頓，《花月殺手》；艾瑪·斯通，《可憐的東西》；桑德拉·惠勒，《墜落的審判》；凱瑞·穆里根，《音樂大師》。
這其中有細膩表演：
比如桑德拉·惠勒在《墜落的審判》的庭審場景，描述自己丈夫有自殺傾向時，她的表情是這樣的：
她開始有些慌亂，但，在深呼吸後，又宛若另一個人一樣，去描述著或許“不存在”的場景。
不要忘了，她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
△ 對，這個動圖我是又用了一次
這其中有難度表演：
比如艾瑪·斯通在《可憐的東西》中要用一個成年女人的軀體表現出孩童時的稚氣，並，在不停學習如何“成為女人”過程中，慢慢接受並進入成年人的世界。
尤其這部電影裡的風格實在在太跳躍，如何把控人物表現，也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
這其中有挑戰自我：
比如安妮特·貝南的《奈德》，為了演一個馬拉松游泳運動員，65歲的年齡挑戰了大量的水下鏡頭，付出了很多。
這其中有掌控全場：
比如凱瑞·穆里根的《音樂大師》，雖然影片質量不咋地，但評論一致認為凱瑞的演技是碾壓式的爆發。
至於莉莉·格拉斯頓的《花月殺手》。
看到她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野心與原始美，想到她是這份名單裡唯一一個非白色人種演員，換做是你，你會把她換下來嗎？
所以你看。
《芭比》裡瑪格麗特·羅比的角色，大多時間就只是維持金髮碧眼、漂亮芭比就可以了。（劇情安排，並沒有說不好的意思）
給電影製作人一個提示
瑪格麗特·羅比還是美如畫 說她醜真的很難信
這麼被動的角色，替換以上哪個會合適？
哪怕是以羅比自己的維度比較。
《芭比》中的角色也不如她曾提名奧斯卡女主角的《我，花樣女王》來的細節豐富啊。
再加上奧斯卡一直以來對票房爆款的“輕視”（就像這一屆全球票房最高的動畫片《馬里奧》直接連提名都沒有），所以，《芭比》落選，並不是奧斯卡有意刁難而為之，只是，它並沒有到“最佳”的標準線上。
它不是不好。
而是，並不適應這個“奧斯卡”的體系。
03
“表面”的多元化
老實說，以上的內容，Sir覺得說的其實都只是常識。
但凡你對奧斯卡有些許瞭解，但凡你看了入圍的其他影片，大抵都能得出類似的結論。
但遺憾的是。
很多哪怕是洋洋灑灑幾千字的文章，它們討論社會、討論政治，形而上的辯論許久，偏偏視這樣的“常識”而不見。
這裡不僅是電影。
甚至於整個輿論場，都如出一轍。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再看《芭比》之爭，其實看到的已經不僅僅是奧斯卡了，更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電影藝術和輿論潮流的衝突。
而這，恐怕才是當下世界電影的“大敵”。
簡單來說。
電影的創作與觀眾的需求之間其實存在著巨大的衝突，對於電影創作者，他們的需求是“能不說盡量不說”，力圖複雜性，多面性，深刻性，一眼看穿的電影不會是好的追求，而對於觀眾來說，他們的需求則是“我要什麼”，以及“你有沒有直接給我”，如果沒有，那麼顯而易見，這部電影就是“錯的”。
就像這次的最佳女配角提名。
很少人關心，在高斯林獲得《芭比》最佳男配角的提名時，《芭比》中另外一位演員，亞美莉卡·費雷拉也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對。
就是說出了《芭比》本片最核心觀點的，那位“芭比”的前主人。
也正是因為她，芭比們才能覺醒，重新掌握芭比樂園的主權。
她對於自己的提名倍感意外，在聽到自己的名字時，她一度懷疑“是不是我想象出來的。”
她的角色與“肯”在芭比樂園裡作為一個與女性對立面的角色相比，難道，她不是更具有醍醐灌頂的意義？
可惜。
聲討者們看不到這些，或者說，不願意看到這些。
他們集中火力。
對視線之外的事情，視而不見。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你可以看到，奧斯卡，也逐漸開始了“硬性規定”。
就在2020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為候選影片定下了一條規定：“如今角逐最佳影片獎的電影要堅持包容性和多樣性標準”。
也就是說，如果一部電影想要獲得94屆、95屆奧斯卡最佳影片評選資格，就要提交一張包容性標準表格，寫明該片呈現在螢幕上的畫面、故事情節、劇組人員、創意領導和行業機會所體現的包容性標準。
具體標準也有所規定：
電影畫面中至少有一名主角或配角必須來自代表性不足的種族；或是至少30%的小角色必須來自兩個代表性不足的群體；或主要故事情節必須要圍繞一個代表性不足的群體展開。
所以，在這幾部提名了最佳影片的電影裡，不難看出他們遵循的“規定”。
就舉幾部非常典型的作品例子。
《花月殺手》，就將故事放在了原住民與白人“侵略者”的矛盾衝突點上，兼顧了電影裡需要有少數派群體的規定。
《過往人生》，以亞裔為主題，看似是說成年後見到初戀時的悵然若失，但實質上，是在講亞裔文化與美國西方文化的藩籬；
而《美國小說》的故事，就是完美契合了學院的“多樣性”。
電影預告就非常辛辣諷刺，一個非裔美國作者，在他的經紀人要求下，寫出一本符合美國社會對黑人刻板印象的“blcak book”，也就是關於“講述黑人故事的書”。
作者本意是想寫出一部辛辣諷刺文，但，沒想到，他這本書不單單要寫得像“黑人”，就連與出版商相處時，也要當一名地道“黑人”才行。
《留校聯盟》裡，更是加入了亞裔、摩門教徒的配角角色。
在最佳男主角的賽道里，《魯斯丁》這部電影裡疊加的buff，絕對是王炸組合：
非裔、同性戀、民權活動家，在1964年華盛頓組織大遊行，為弱勢群體爭取人權。
奧斯卡需要以這樣的硬性規定才能將這些影片提名。
但。
這樣看似虛偽的、表面的、條條框框下的“平衡”的舉動，大部分的時候，所帶來的往往會是平庸。
甚至投機。
就拿《音樂大師》來說，很多人很奇怪，為什麼這樣一部電影會入圍7個獎項？甚至還包括最佳電影。
要知道，這部作品在豆瓣、IMDb，與爛番茄的評分都不高：
分別是5.8、6.7，與60%（影迷喜愛度）的爆米花。
但如果你看了電影就會明白。
這是一部考慮到方方面面，buff疊加到滿的電影，它有奧斯卡喜歡的元素：傳記片、黑白片、演技展示場景，又有著當下無比“正確”的元素：性取向、精神問題、家庭問題。
像是把優秀高考作文的金句都摘抄出來，重新組合成一篇文章。
不好看。
但又很符合各種評獎標準。
所以這樣的電影，真的還是以往我們對電影創作的認知嗎？
與其說它是創作。
不如說，它其實是在計算。
計算好每一個業內人士喜歡的點，成為名副其實的“私人訂製”。
然而更最可怕的是。
這樣的“定製”其實不止發生在衝奧的事件裡，你回過頭來再看，過去一年林林總總的商業電影，大多也是在“定製”。
它們迎合著當下的潮流。
同時，又生怕觀眾看不見，故事直給、情緒直給，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票房狂潮。
最後還是說回《芭比》落選這事吧。
很多人會從直覺上大而化之地理解這件事，比如“芭比海默”曾聯袂引領，憑什麼最後《奧本海默》就能一路高歌，而《芭比》卻只給安慰呢？
風騷
其實就像王小波說的。
“倘若生活中存在著完全不能解釋的事，那很可能是因為有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實，而不知道的原因卻是我們並不真正想知道。”
說到底。
我們缺失了就事論事的耐心。
甚至這篇文章，Sir相信很少人會真的有耐心讀到最後，或許有人還會質疑，花這麼長的篇幅，寫一件在國內沒有太大反響的事，真的有必要嗎？
似乎事實與常識再也不重要。
重要的只是抓住熱點、迎合情緒。
能改變嗎？
不能。
所以，你就當Sir在做一件“沒必要”的事吧。
假設你看到這裡。
那麼，我謝謝你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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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助理：小田不讓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