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供應鏈公司從中國向越南轉移，正在變成一場步步驚心的豪賭，外遷公司承受著最大的風險，並有可能錯失中國市場的新機會
（首發日期：2023年5月28日）
文 | 柳書琪
編輯 | 謝麗容
4月中旬，天氣陰沉的越南北部北寧省來了一批過百人的中國企業考察團。這種大型考察團上一輪的密集到訪是在三年前，中國疫情政策調整後，高峰期再次到來。
在這個百人考察團裡，有做薄膜的、做模具的、做模切的、做化工原料的、做工廠地面的、做無塵車間的，還有做勞務派遣的，絕大部分企業集中在深圳、東莞。
北寧省是中國考察團必訪的一個省。它位於越南北部農產豐饒的紅河三角洲 （Red River Delta） 地區，是越南最小的省，同時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離中國近、人口稠密、政策優惠，讓北寧成為中國工廠南下的重要落腳點。
這幾年來，北寧省對外商實行了“一個視窗”政策，及時幫助外商辦理投資手續，最大化縮短審批時間，北寧工業區吸引了眾多外企。供應鏈上最大的組裝供應商富士康的越南生產基地就在這裡。
一位常駐北寧的中資企業負責人對《財經十一人》說，這是他第一次在北寧見到這麼多中國人，中餐廳人滿為患。當地的中資企業沒有這麼大的會議室，只能分批接待，或者騰出員工餐廳。
對於北寧來說，一撥又一撥中國人到來是新的機會。但上述中企負責人觀察，中資企業對越南的投資態度外熱內冷。“嚷嚷著要出來的人多，實際落地的少。”
熱鬧之下，仍是猶疑。
徐進，某蘋果供應鏈廠商海外業務負責人，隨考察團第一次來到越南。這一天，他從轟鳴中的電子廠走出來，在門口急促地抽著煙。在他身後，年輕女工們扎著長長的麻花辮、穿著拖鞋，交談間兩手一折，不疾不徐地打包出一個成品。空氣中彌散著輕微異味，粉塵浮動。
“至少有一半產線是停擺的。”徐進看出了蹊蹺。他踩滅菸頭，“日子都不好過”。
徐進近期去了一趟美國，蘋果公司對接的客戶負責人明確告訴他，要求他的公司一定時間內必須在越南或印度設立工廠，產能規模不作要求，但必須要有。
中國公司跟隨蘋果全球生產策略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遷移，最早要追溯到五年前。越南被公認為是東南亞最適合建設工廠的國家。能脫口而出的優勢包括：勞動力豐沛、成本低。但近三年，越南的光環正在消退。
今年一季度，越南GDP （國內生產總值） 同比增長3.32%至974.2億美元，較去年8.02%的增速大幅放緩；出口同比下降11.9%，其中智慧手機出貨量同比下降15%，電子產品出貨量同比下降10.9%。
全球消費電子行業低迷已超過三年。市場研究機構IDC資料顯示，2023年一季度，全球智慧手機、PC、平板電腦的出貨量同比分別下滑了14.6%、29%和19.1%。
蘋果被認為最具韌性，現在也顯得吃力。2023財年二季報 （為2023年一季度） ，蘋果營收同比下滑2.5%至948.4億美元，淨利潤同比下滑3.4%至241.6億美元，已連續兩個季度下滑。對於蘋果供應鏈中的數千家公司來說，這不是一個好兆頭。本就不充裕的訂單裡，飛往越南、印度的多了，飛向中國的就少了。
考察團裡的一位電子廠老闆在餐桌上吐槽越南的各種不便，比如基建不全、配套不齊、地價過高。有人接了一句話，“但這裡有訂單。”
沉默了一會，他接上話：“不動是等死，出來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規模龐大的中國考察團需要三輛大巴車才能裝下。供圖/主辦方“中印越電子（手機）企業協會”
中國工廠向越南轉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10年後，越南承接的中國產業轉移以鞋服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主要出於人力、地價等成本要素的考慮；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國連續多輪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電子行業是重點，由此引發了以出口美國的電子企業為主的第二波轉移潮；現在，外資企業的供應鏈策略加速由“all in中國”轉為“中國+N”，以蘋果為代表的轉移，成了一大新趨勢。
果鏈是以蘋果為核心的供應鏈。在中國，果鏈上有超過150家供應商、259個工廠，分佈在河南、廣東、江蘇、浙江、湖北、四川、重慶等地。這些供應商與它們的供應商自中國向東南亞、南亞遷徙，一條條無形的絲線已彙集成一張巨大的網路。
今年一季度，韓資企業對越南的投資額銳減70.4%至4.74億美元。韓資在退場，中資卻不得不入場。為了拿下美國市場的訂單，到越南生產是一個必選項，哪怕越南的生產成本比中國更高。
但對於果鏈企業來說，到越南去，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別無選擇。但考察團成員認為，越南政策紅利期最多還有三五年。
潛在共識
向外走的果鏈從業者有著潛在共識：如果未來再出現一個iPhone4般的產品，要做好蘋果不再眷顧中國的準備
自越南首都河內向東北方向，40公里的公路需駕車一小時，穿過水塘和一年三熟、綠油油的水稻田，掠過南方農村常見的平房和小樓，如同時空穿梭，眼前迅速從田園牧歌式的景象躍入工業大生產時代。
富士康、立訊精密、歌爾聲學、藍思玻璃、領益智造、裕同包裝……蘋果供應鏈企業的園區鱗次櫛比地排布在一起，廠房綿延，看不出邊際，幾塊木板支撐起路旁瘦小的行道樹。深藍色的圍擋裡，塔吊、混凝土攪拌車和挖掘機又建設著新的廠區。
蘋果的抉擇是商業與非商業因素疊加的結果。去年疫情曾造成蘋果產品一時供應短缺，美國政府又向蘋果施壓。出於供應鏈安全的考慮，蘋果加速將供應鏈轉向越南、印度。越南以生產耳機、電腦和平板等產品為主，印度以生產手機為主。
第三方市場調研機構Counterpoint高階分析師Ivan Lam對《財經十一人》解釋，前者這類產品的生產難度比手機低，且印度市場需求沒有顯著增加，與中國接壤、物流方便的越南因此更受供應商青睞。而手機的生產體系複雜，需要龐大的資源，再加上蘋果手機在印度的市場潛力巨大，印度也因此擔負起了生產蘋果手機的重任。
多位越南及印度果鏈人士告訴《財經十一人》，蘋果的策略很簡單，一定比例的訂單必須轉移向海外，誰在海外有廠，訂單就給誰。
富士康、歌爾聲學將分別投資1億美元和2.8億美元在越南新建工廠。蘋果鏡頭、攝像頭供應商舜宇光學今年3月提出，將投資20億-25億美元在越南新建工業中心。中國臺灣膝上型電腦代工大廠廣達近期也宣佈，將投資約5000萬美元，首次在越南建廠，業內人士猜測是為了生產蘋果電腦。
除了新建工廠，國內原有的果鏈產線也在外遷。《財經十一人》瞭解到2022年底歌爾聲學在失去了一批蘋果耳機訂單後將11條蘋果產線轉移至越南，佔蘋果產線的比例約為70%-80%，國內留下了研發團隊，以及汽車、VR等產線。
歌爾聲學對《財經十一人》回應，因保密協議不便透露客戶生產線、供應鏈等問題，國內仍是公司的大本營，從零元件到相關整機研發，製造等。
但即便多家果鏈頭部企業落地已久，越南的供應鏈生態土壤依然貧瘠。絕大部分原材料、裝置依然要從中國進口，能在越南本地採購的品類少、質量一般，且價格高昂。“最誇張的一次是網線，越南本地的比深圳的貴60%。”一位越南中資企業負責人說。
先一步來到越南的果鏈巨頭們，又是各自供應鏈的鏈主。“我們肯定也會要求供應商來做配套。”
閆磊是一家在越南的中資果鏈企業負責人，他對《財經十一人》說，這不是他們公司的要求，而是終端客戶的要求。從一級供應商到二級供應商，未來到三級供應商，越南本土化的目標逐步向上滲透。
越南政府不甘心只做來料加工，而是規定產品要從越南出口，必須獲得越南製造 （Made in Vietnam） 的產地證，其中一項標準就是產品必須有30%以上的成本在越南本地產生。
徐進所在的公司為富士康、立訊精密、歌爾等果鏈企業供應裝置，在收到蘋果轉移的要求後，沒有過多猶豫。做這個決定，除了硬性要求的考慮，也有對蘋果的信心：“蘋果不僅是客戶，也是導師。”
這家公司加入蘋果供應鏈近十年。早期創業時，產品還很低端，但在隨後的十年裡，蘋果對中國供應鏈企業傾注了大量心力，協助供應商研發創新、改進工藝、規範生產流程，給予從裝置到技術的指導。十年來，蘋果的訂單量和利潤相對穩定，且賬期短，做蘋果的訂單讓他的公司資金週轉率大大提升。
徐進把果鏈外遷視作一次走出去的契機。“如果不是蘋果，我們不會想到可以向外走。這是我們能力又一次提升的機會。”
何森在消費電子行業工作了20餘年，他所在的企業為歌爾、瑞聲等蘋果耳機供應商提供揚聲器材料。他告訴《財經十一人》，歌爾也希望他們搬去越南，但他們暫時還不敢搬。
揚聲器、攝像頭模組類的產品在電子行業中屬於精密部件，已經是產業轉移裡相對靠後的環節。
“我們太上游了，都是中型裝置，投資打底千萬元級別的，中間部件、做加工的買幾臺二手裝置，加上場地投資可能也就百八十萬元。”何森預計，輪到材料端去越南做配套大約還要十年。
這批暫不打算重資產投入的企業，也在越南佈下了據點，成立貿易公司、代表處，負責對接客戶、售後服務。
先卡位——新到場的供應商們大多懷揣著這樣的目標而來。新興國家越南不乏機遇，但也風險四伏。入場太晚，競爭力不足；入場太早，又無法承受虧損。
人們時刻揣度著、判斷著，何時是自己所在的細分賽道里最好的時機。“客戶都到越南去了，你無非是在什麼節點到越南去而已，遲早的事。”何森說。
有知情人士告訴《財經十一人》，蘋果的玻璃蓋板供應商如藍思科技、伯恩光學雖然已在越南設廠，但還沒有做規模化投資，訂單較少，裝置也不具備量產性，大量的加工仍在國內完成。但它們的卡位已經完成了，接下來，就是賭一個時機。
越南看起來像是中國製造的外延。許多初來乍到的中國人都喜歡描述越南像多少年前的中國，但何森準確定位到了年份，“2005年左右”。
這一趟越南之行，他看到了過去中國電子行業的倒影。2005年前後，中國電子產業的後端佈局基本完成，主要生產國產手機，直到2010年蘋果釋出劃時代的智慧手機iPhone4，手機及電子製造業乘風而起，打響了中國製造——越南缺少的，是一個“iPhone4”時刻。
在蘋果業績衰退、消費電子行業低迷的時期，人們交錯佔位，盼望著這個時刻。有規模的企業很快下定決心、逆週期加註越南；小企業更三思而後行，但有不少也願意租下一間辦公室，保持觀望。
向外走的果鏈從業者們有著潛在的共識：如果未來再出現一個iPhone4般的產品，要做好蘋果大機率不再眷顧中國的準備。
紅利餘暉
“赴越投資的政策紅利期最多還有三五年，已經處於尾聲了。” 張珩判斷
一場招商引資會上，越南工業園區一家開發商的越南工作人員操著普通話，指著大螢幕上的地圖說，北部園區已經滿了，只有中部、南部有在建的園區，但也需要提前預訂。
考察團的工廠老闆們交頭接耳，有的說地價太高，怕自己是“接盤俠”；有的看中開發商的政府背景，能省去不少麻煩。
會後開發商提供的午餐上，一位工廠老闆壓低聲音說，他曾參加國內一中部省份的招商會，開完會請吃飯、喝酒，最後招商官員客客氣氣地把他們送到機場。但深圳的招商會，自己打車來回。言下之意，越南工業園區的搶手程度應該介於二者之間。
另一位參會人士揶揄：“等他不請你吃飯的時候，你還投得進來？”
在越南，最不缺地價暴漲的神話。
當地中資企業家告訴《財經十一人》，兩年多前OPPO曾以50美元一平方米的價格，買下越南40公頃土地50年的使用權，後來這片地一直沒有開發，今年轉手給歌爾聲學的價格是170美元一平方米，漲了3倍多。通常外國投資者無法購買越南土地產權，只能購買50年的使用權。
五六年前，越南北部四五十美元一平方米的土地，現在80美元-100美元起步，交通便利、靠近港口的區域，價格還會更高。僅從地價而言，已超越東莞。即便如此，熱門地段仍然一地難求。
越南勞動力價格也水漲船高——這是以往越南最具競爭力的成本要素。2014年越南河內周邊普通工人綜合成本是700元-800元左右，到2023年已漲至3200元-3600元，對比珠三角6000元-6500元左右的工人成本還有優勢，但印度工人月薪僅為1500元左右。
更不妙的是，在產業鏈配套遠不齊全的情況下，越南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緊張的苗頭。越南人口約1億，其中約50%為勞動力人口，在電子廠打工的勞動力更不算多，且技術人才稀缺。
張珩是一家越南中資企業負責人，他對《財經十一人》說，招工越來越難了，一兩百號人還好招，但多了也有些吃力。“南部一些鞋服廠，還要從柬埔寨招工人來。”另一位中資企業人士補充道。只是如今訂單有限，勞動力緊張的問題才有所緩解。
不過，越南與中國不同之處在於，無需建設或租賃員工宿舍，只需給員工一筆補貼費用，還要留夠多的摩托車停車位。工人們住在鄰近的村莊裡，騎摩托車通勤。早晚高峰，摩托車大軍會撐滿整條馬路。
越南水電成本與中國相當，原材料及裝置有運費和時間差的劣勢，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尚不齊全。富士康前越南總經理卓憲宏在那場招商引資會上說，綜合來看，越南的建廠成本大約比中國高出20%-30%。
“赴越投資的政策紅利期最多還有三五年，基本已經處於尾聲了。”張珩判斷。
越南北寧省，富士康門前的兩名工人。圖/受訪者提
他所在的公司約十年前跟隨三星到越南建廠，此後陸續生產過蘋果、LG、小米等公司的耳機，以及電線、電纜、平衡車等產品。
在越南近十年，張珩最深的感觸是，越南也無法逃脫全球經濟放緩的時代基調。“一季度倒閉了4萬多家企業。你看哪家企業不是要死不活的。”他估計，工廠能保持30%的有效利用率已經不錯了。
以三星為代表的韓資企業是越南最重要的投資方。2022年，三星在越南的產值高達710億美元，約佔越南GDP總值的18%。但多位越南中資企業人士告訴《財經十一人》，近一年來，在消費電子行業衰退潮下，大量在越南的韓資工廠被庫存、成本壓垮，不得不關停。
今年一季度，韓資企業對越南的投資額銳減70.4%至4.74億美元。韓資在退場，中資卻不得不入場。
中國資金湧向越南，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通道的堵塞。近來，印度對中國企業監管嚴苛，限制中國企業投資、封禁中國App、檢查中資企業賬目或罰款。
一家中資企業老闆對《財經十一人》說，前幾年在印度投資的公司從去年開始陸陸續續撤出了一批，他們公司的材料商一年在印度虧損500萬元，良品率80%。直到現在，印度還在卡中國人的簽證，1月遞交的資料，4月還沒透過。
一位富士康印度管理層人士曾對《財經十一人》表示，對富士康這種重要的果鏈企業而言，中國員工遇到簽證困難，會由蘋果出面和印度政府溝通。但更上游的“泛果鏈”供應商們沒有這個待遇。
何森記得，2019年以前大約60%-70%的中國工廠老闆看好印度，20%-30%看好越南。而現在，這個比例正在被中和，一批原先關注印度的人也將目光轉向了越南。
越南計劃與投資部外國投資局資料顯示，2023年前四個月，流入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約89億美元，在前三個月小幅下降後回升。該政府機構預測，今年全年，越南有望引進360億至38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
越南工業園區一家開發商介紹稱，該公司的一個北部園區已全部售出。攝影/柳書琪
2022年在對越南投資的國家和地區中，新加坡位居第一，其次依次是韓國、日本，再往後是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但一位在越南的中資銀行人士估計，如果算上繞道新加坡、中國香港及中國澳門等地的資金，中國大陸的排名應該在第一或第二。
“越南成本是高，不過中國老闆也還不至於投不起。”閆磊說，哪怕越南生產的成本比中國更高，為了拿下美國客戶、市場的訂單，到越南生產仍是一種必然。
如今公司訂單不足，管理成本高，張珩打算，趁投資越南的視窗期還沒關閉、地價還在高點時，將公司在越南的兩個工廠賣出一個。
張珩的一些朋友很羨慕，後悔沒有早來越南。他卻情緒複雜：“海外有廠的痛只有自己知道，只能守著這點（土地）升值的東西安慰自己。”
一場豪賭
現在的越南，為了活下來，大家都在搶訂單、壓價。如果蘋果的訂單減少乃至消失，供應商需要獨自吞下苦果
果鏈向海外轉移，這絕不是一個輕飄飄的決定，而是一場步步驚心的豪賭。
“想要全球設廠、分散風險的是蘋果，但實際的轉移主體是供應商。”IDC臺灣資深研究經理高鴻翔對《財經十一人》說。
天秤的一頭是誘人的蘋果訂單，另一頭是真金白銀的投資建廠、勞神費力的人員管理。工廠來去、產線多寡，都與蘋果無關，它是檯面上唯一確定的贏家。
來到越南，中國電子廠會有一種和世界被摺疊的錯覺。“規模不大的企業，老闆說我在做富士康、做三星，都很正常。”閆磊對《財經十一人》說。
某中資物流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對《財經十一人》說，“在國內能隨便見到比亞迪董事長嗎？在越南我們可以一起打牌。” 比亞迪電子在越南富壽省設有電子工廠，生產平板電腦和光學鏡片。今年比亞迪還計劃擴大投資，新建電動汽車製造與組裝的工廠。《財經十一人》無從印證他是否在吹牛。
由於越南供應鏈生態不成熟，許多轉移來的小廠和國內的水平有差距，但富士康等大型企業會在當地扶持供應鏈，適當降低供應商的准入門檻。這些小廠的表面優勢是快速響應、就近服務。
越南是一個複雜的小世界，它既是高度濃縮的，將巨頭和小蝦米們壓縮在一起；又是極度膨脹的，帶著慾望與渴求，但如同泡沫般脆弱。
Ivan Lam對《財經十一人》說，蘋果通常會同時扶持多家供應商，當多家生產同類產品的供應商一齊外遷時，能吃下多少比例的訂單是不明確的。
這意味著，當蘋果的訂單減少乃至消失，供應商需要獨自吞下苦果。
三年前，蘋果公司調整產品策略後，張珩所在的公司失去了它的核心零部件訂單。越南工廠只得從零部件生產轉型為代工企業，同時生產多家歐美、中國、韓國多國客戶的多款產品。
張珩對此有深刻感悟：在越南有一個穩定的客戶是不夠的，客戶和訂單的多樣性都要有保證。“消費電子行業像電風扇一樣，轉動速度很快，每個週期都很短。”
他認為，中國企業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靠山。“富士康、立訊精密在三星、LG面前還是個小公司。”前者帶動的供應鏈量級在10億元左右，而三星、LG帶動的是30億元、50億元規模的公司。
韓資企業是緊密抱團的典範。以三星、LG為供應鏈鏈主，訂單首先飛向韓國供應商，即便報價比中資企業貴2%-3%。但也不是完全不考慮中資企業，在訂單量充裕或者中資企業價格優勢大時，中資企業才有機會當上邊緣合作伙伴。
身處其中的中資企業愈發步履維艱。閆磊發現，越南越來越“卷”了，很多客戶對越南缺乏瞭解，理所當然地認為越南經濟落後、成本低廉，對待海外工廠的要求是“價格必須低於中國”。
全球終端廠商都在縮減訂單、延期專案、清理庫存的情況下，到越南的企業卻在增多，僧多粥少。很多電子廠之所以沒有倒閉，是還憑著最後一口氣撐著，希望挺到市場回暖時，還有機會。
“為了活下來，大家都在搶訂單、壓價。”閆磊說，“盈利非常艱難，就算盈利也是微利，就是一點辛苦錢。”
“你以為很多公司願意做蘋果嗎？不做蘋果以後，我活得比做蘋果還好。”張珩大聲直言。
Ivan Lam發現，一些臺灣比較成熟的廠商，已經對蘋果祛魅、有意識地挑選利潤更高的訂單。但中國大陸的很多廠商仍在成長階段，更傾向於忽略較高的運營費用，賺取微薄的利潤。
這是個危險的訊號。越南現有的果鏈體系中，絕大多數都是缺乏技術壁壘的低端環節，價格戰到最後可能是死路一條。
摩托車之戰是所有電子廠老闆熟知的故事。早年間越南的摩托車由中國品牌佔領，但由於價格競爭，品質不斷下降。越南的購買力上來後，日本摩托車迅速擠掉了中國的市場。如今在河內的大街小巷，幾乎都是日本摩托車。
蘋果在中國搭建供應鏈體系時，中國企業有主場優勢，但到了越南，任何國家的企業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在海外建廠後，蘋果必然與當地政府合作，在本土尋求替代的供應商，比如買下偉創印度工廠的塔塔集團。“這就像蘋果給本土企業一個機會，讓它們練練手。”一位富士康印度人士稱。
塔塔集團是印度最大的財團，旗下100多家公司涉及七個領域：通訊和資訊科技、工程、材料、服務、能源、消費產品和化工產品。其在資訊製造領域目前的競爭對手富士康、立訊精密，已屬於相對高階的環節。“果鏈中很多低端的環節，它們是很容易進入的。”閆磊說。
這些年果鏈企業在越南緩慢培養出了一批本地的技術骨幹，它們自己建廠、成為富士康供應商。這些本土供應商的經驗有限，短期內不可能取代原有果鏈企業的地位。但誰也說不準未來。
“沒有自主品牌，都是做代工，有品牌也是很低端的。所以說為什麼我們總是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閆磊感慨。這是中國製造多年以來難解的頑疾。
中國會被掏空嗎？
中國的產業轉型與升級一直在進行中，留在中國的工廠都在尋找新出路
果鏈往東南亞轉移看起來勢不可逆，人們開始擔心，中國是否會被“掏空”，甚至有人擔心，如果失去了富士康，經濟與就業該何去何從？
“不必恐慌， （越南和印度） 五年內要取代中國都不可能。”高鴻翔誇張地揚了揚手，“那怎麼也得是100年以後的事。”
越南與印度，一個作為中國鄰國，吃的是風險分散的紅利；一個是龐大的新興市場，本身對蘋果而言就有吸引力。二者都有增長潛力，但目前都難以動搖中國製造業的根基。
Counterpoint對《財經十一人》提供的資料顯示，預計2023年，中國在蘋果手機、耳機、PC、平板生產中的份額均將下滑，印度的蘋果手機份額由4%增至7%，越南的其他三類產品份額也有所提升。
儘管越南與印度的分量越來越重，但細究蘋果供應鏈的生產國別比重，中國依然保持著驚人的94%的平均份額。
在參觀一家工廠的流水線後，一家中國電子廠老闆對越南工人的效率很不滿意。他年輕時也曾在流水線上打工，“我們那時候手速都是刷刷的，哪裡像他們慢吞吞的”。
一位越南中資企業人士評價，越南與中國文化相近，工人願意加班工作，但由於城市化率不高、土地產權私有，水稻一年三熟，糧食充裕，他們的生活壓力和進取動力都不大。而印度的工廠多次發生罷工和其他混亂事件，現在為了方便管理，富士康印度工廠更願意招募女工。
除了手腳麻利的中國工人，中國消費電子製造業過去二三十年形成的深厚根基，很難短期內撼動。
這次考察之後，一家主營光學元器件、精密模具的公司負責人非常確定地對《財經十一人》說，越南沒有這個條件。
上述公司生產的產品在消費電子供應鏈中屬於技術壁壘較高的一類，對技術、裝置、人才和管理的要求都更高。但越南目前嚴重缺乏理工科人才，技術骨幹、管理人員都不具備。
“製造業拼到最後拼的是什麼？是保證品質和交付前提下的成本領先。”這位光學元器件人士說，中國在這三要素上的優勢短期內難以被撼動。
果鏈生態體系，好比廣東常見的榕樹。樹冠是蘋果，富士康、和碩、立訊精密這幾大代工廠是粗壯的樹幹。而在泥土下盤根錯節的，是由數百種細分門類組成的供應鏈世界。
高鴻翔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提振工業能力，應當從低階向高階過渡，比如中國手機產業鏈的發展曾經歷過山寨機氾濫、自主品牌井噴的過程，上游製造業也在產業變遷中逐步完善工藝，這樣才能切入蘋果供應鏈。
越南和印度要想補齊這門課，需要從組裝環節一步步向上滲透，這是個長週期的苦活。“即便有能力同步生產蘋果新品，也不代表它們具備了先進製造的能力。”高鴻翔評價。
從這個角度而言，越南與中國實質上形成了分工合作的關係。中國是越南第一大的商品進口市場、第二大出口市場。2023年前四個月，越南從中國進口332億美元，向中國出口164億美元。雖然受經濟環境影響，同比有所下滑，但中越貿易表現仍優於其他許多市場。
中國的產業轉型與升級一直在進行中，留在中國的工廠都在尋找新出路。
瑞信亞太區財富管理部大中華區副主席陶冬告訴《財經十一人》，產業空心化聽起來是個壞詞，實則未必。歐美、日韓也曾經歷過製造業外遷，但它們維持住了核心產業、支柱產業，比如航空、汽車、能源、半導體等。
智慧電動車的興起，為消費電子企業打開了視窗期。奧緯諮詢董事合夥人張君毅對《財經十一人》說，汽車行業對零部件可靠性要求極高，供應鏈相對封閉，過去外來者很難打入這個體系，現在消費電子企業有了轉型的機會，但“很短暫，稍縱即逝”。
汽車電子比消費電子的週期更長，尤其是涉及汽車安全性的技術，通常需要兩三年的認證和合作週期。投入大、毛利低、賬期長，都是消費電子行業需要警惕的。
在產業轉移的浪潮下，果鏈企業在尋找新的增長空間。富士康、立訊精密、舜宇光學、藍思科技、聞泰科技等多家企業都在向汽車領域滲透。《財經十一人》還發現，一些供應商也在同步拓展光伏、儲能等領域。
陶冬認為，產業升級長遠來看對中國而言是樂觀的，只是短期需要緩解就業等轉型期的陣痛。
何森最近在全國奔走，他的工作重心是發展汽車、氫能源領域的客戶。過去熟悉的一整套邏輯都要大調整，何森需要重新學習，企業也需要重新思考佈局，“一個結點變了，其他節點都要變，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
但何森很堅定。“要麼有核心技術，要麼產業轉型。”這是中國製造必須經歷的過程。
（應受訪者要求，閆磊、張珩、 徐進、何森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