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任後,宋凱已經畫了一個又一個“大餅”,這其中就包括職業聯盟。
看到這一幕,你是否會想到陳戌源任期裡,多次接受央視、新華社專訪時,一次又一次對成立職業聯盟的時間點給出的承諾?當陳戌源畫了好幾年職業聯盟的餅,到他被抓了大半年依舊沒落聽,現如今輿論對於宋凱再去畫職業聯盟的“大餅”已經有點免疫了。
當然在職業聯盟成立這件事上,畫“大餅”的又何止是陳戌源和宋凱呢?
2010年韋迪空降中國足協後不久,就提出了中國足協會用兩三年的時間“退出”職業聯賽,並把聯賽運營權和管理權交給足協之外的公司。而在韋迪任期內,他曾經海選過職業聯盟掌門人,並跟西班牙、英格蘭等國的職業聯盟有過深入溝通。但韋迪這種有些超前的設想,沒有得到太大的支援,在韋迪離任後,職業聯盟不了了之。
到了2015年,《中國足球發展總體方案》出臺,再一次提出了建立職業聯盟的要求,並將職業聯盟定位“與中國足球協會平級”。2016年,中國足協一度已經公開了職業聯盟的註冊時間表,且在那一年進行過多次有關推動職業聯盟的會議,俱樂部和足協之間也在不斷的對職業聯盟的章程進行探討。
到了2017年年初,時任體總一把手提出批評意見,認為足協應該放手,讓俱樂部成為職業聯盟的主體,不該插手俱樂部事務,這是“與改革精神不符”的。當時的體總還批示,聯盟主席不能由足協任命,並給出了職業聯盟必須在17年3月前掛牌成立的指示,並由蔡振華在內部會議上公佈。
也就是在2017年,時任上港集團一把手陳戌源,成為了職業聯盟的召集人。當時跟著陳戌源一起推動職業聯盟的,是富力投資人張力。
2019年,隨著陳戌源前往足協,恒大開始摻和進職業聯盟的推動,把上港“踢出局”了。11傢俬企俱樂部+投資方是混合所有制的申花,這12傢俱樂部的投資人聯合簽名,對足協進行逼宮,要求足協儘快放手。
到了19年10月,足協正式對職業聯盟進行公開回應;時任足協秘書長劉奕表示,職業聯盟會在11月底完成審批,年底掛牌成立。並承諾中國足協不再持有中超股份,全面放權給職業聯盟。而當天陪著劉奕一起參會的,就包括時任富力俱樂部董事長,後來短暫成為聯賽掌門人的黃盛華。
之後因為職業聯盟籌備工作進展緩慢,富力投資人張力在20年4月,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直接逼宮;當時張力在給陳戌源進行開脫的同時,把矛頭指向了有人不願意放權。
到了20賽季結束之後,中足聯籌備組正式落地;雖然時至今日中足聯的“屁股”後面還有“籌備組”三個字!但是至少在21賽季開始之前,足協對於聯賽一度展現了要放權的姿態。前富力/廣州城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前往北京掌權。但是黃盛華一個外人,單槍匹馬去北京的效果“可想而知”。沒幹多久,黃盛華被陳戌源趕回廣州了,時任中超公司董事長/中足聯籌備組副組長,此前已經組建了自己一批人馬的劉軍,一度成為“內耗”的勝利者。
但是21年中超事先說好的打滿30輪,最終為了配合國家隊備戰12強賽,在中途變成了14+8,這也從側面說明,中足聯籌備組沒有“自治權”。
如果說韋迪時期提出“職業聯盟”的想法有些超前,那麼2015年,成立職業聯盟被寫入足改方案後,為何拖了那麼久還是遲遲沒進展呢?
首先我們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立職業聯盟是派給足協的任務,但任務是不是必須要完成呢?其實是否推動職業聯盟的成立,從來就不是有關方面考核足協工作的指標。
當然真正的職業聯盟,之所以遲遲無法上線的核心原因,恐怕並不在足協,而是我們的聯賽性質所決定的。
在歐洲成熟的體育市場環境裡,職業聯賽就是純商業性質,以吸金、掙錢為第一要務。根本就不需要考慮國家隊以及這個國家足球發展的問題。但中國不具備職業體育的市場和土壤,僅憑自身的經營能力,所有俱樂部都會出現鉅額虧損的情況下,像南通支雲之所以能掙錢,那是建立在俱樂部全年投入5000萬,南通、如皋兩地有關部門直接掏出3500萬進行兜底的情況下。實際上中超俱樂部的生存,很多時候是長官意志、好惡所決定的。
而各地有關方面是否願意給足球俱樂部足夠的支援,很多時候也是揣摩上面的意思。
上面對我們的聯賽有多關注呢?但國家隊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體現,上面對於國家隊確實非常關注,這就決定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本質是為國家隊服務的。我們的聯賽過去數年,出現的非常多看起來比較愚蠢的政策,出發點也都是為國家隊服務。
其實放眼世界上任何一個足協,他們最重要的任務都是搞好國字號。而一個為國家隊服務,並不看重商業化訴求的聯賽,職業聯盟有成立的必要性麼?
帶著一腔熱血空降足協,宋凱很想有一番作為。但是上任之後,很多具體的工作還沒有展開,反倒是屢屢因為一些言論上熱搜,這或許已經讓宋凱感覺到了不一樣的壓力。
當宋凱上任已經因為“魯能球迷”這句客套話,給自己惹出了大麻煩。現如今又在職業聯盟的問題上誇下海口,或許宋凱都沒有意識到,他已經給自己挖下了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