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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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當人們討論秦始皇天下一統的歷史時，秦國為何成為最終贏家，一直是許多成功學大師或是中年人酒後餐桌上津津樂道的問題。這個答案可能是西漢賈誼在《過秦論》中的“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也有認為是商鞅變法在秦國建立起的極端壓榨和動員體系，甚至還有人將秦國的勝利認為是王朝運勢、晉國分裂、內亞文化交融武德之類種種。但不論是秦國之前古老周人的“鳳鳴岐山”、之後漢高祖的逐鹿中原，北周隋唐的問鼎天下，他們的劍指四方的起點，都是秦國所在的關中平原。關中，這片土地究竟是有怎樣的魔力，它是否對秦國的統一天下造成了某種影響？又為何會成為諸多天下豪傑的帝王鄉呢？
在文藝作品的影響下，大眾對於秦國的印象，往往是集中在秦國商鞅變法和秦國吞併六國的過程，但是這段一百多年的狂飆之路，卻只是秦國曆史的一小部分。
早在春秋晉楚兩霸相爭的地緣格局下，秦國就與當時的齊國一樣，成為僅次於晉楚的唯二強國。這期間既有秦穆公扶持晉文公上位的武裝干涉，也有秦國吞併梁國盡收河西之地的軍事征服，還有秦哀公出兵幫助楚國復國的軍隊遠征。
但是與齊國不同的是，春秋時代的秦國，在中原諸侯的爭霸戰爭中，表現出一種極強的穩定性，比如同樣是和晉國交惡，齊國在平陰之戰中，被晉國糾集的一眾諸侯勢力攻入本土，造成國內經濟和政治的巨大混亂，而秦國在奪取河西之後，秦晉之間的武裝衝突只是集中在了黃河一線。
到了春秋向戰國過渡時，即使秦國內部也經歷了“四代亂政”的政局跌宕，但相對於在春秋時代稱霸的晉、齊、楚所遭遇的三家分晉、田氏代齊、昭王復國，秦國的境況堪稱平穩。
而在戰國時代，除了戰國初期的河西之戰，秦國遭遇了當時最先進行變法，獲得先發優勢的魏國突破黃河屏障，佔據河西的巨大威脅，其他時間幾乎長期保持著核心區域的相對安全。
這種不同尋常的長期穩定態勢，以至於西漢的賈誼在《過秦論》中，稱秦國自秦穆公之後， “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對比當時以齊、魏、燕等，要麼都曾國力傲視諸國，要麼外交環境相近的諸侯列國，秦國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裡維持相對穩定，已經不能簡單用某種制度或是當地民眾是否善戰來解釋了。
在人們的印象中，關中是一片長期被潼關或函谷關保護起的繁榮土地，這個說法雖沒有錯，但卻並非關中所具備的全部特殊之處。
關中平原在南北兩個方向被秦嶺、黃土高原夾在中間，西部又有隴山阻隔，在東部，雖然關中平原和汾河谷地同屬於汾渭平原的一部分，這裡雖然沒有山麓阻隔，但兩者之間卻被湍急的黃河和洛水、涇水兩條支流隔開，在河西之戰中，魏軍渡過黃河佔據河西后，也是在洛水邊停下腳步和對岸的秦軍隔水對峙。
向著中原方向，又有中條山和崤山共同組成崤函通道，秦國正式在這條狹長的通道中，建造了赫赫有名的函谷關重鎮，途徑這裡的黃河，在此處也有以水流湍急和“中流砥柱”著稱的三門峽段。
前者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位置，成為了秦國在戰國時期“崤函之固”的重要軍事屏障，三門峽河段的湍流水勢，也讓中原地區的軍隊，無法依託河流逆流而上運送後勤補給。
這讓東方諸國為應對秦國威脅而合縱反擊時，未能像打擊曾和秦國並稱“東西二帝”的齊國一樣，憑藉兵力優勢快速重創秦國，最終落得在崤涵通道中數次蹉跎草草收場。反觀秦國，憑藉地理優勢確保本土核心區域安全的情況下，一方面可以維持內部政權的相對穩定，同時在與東方諸國的戰爭中，也能長期維持軍事上的主動性。
不過到此，軍事上的屏障還不是關中平原的全部饋贈。關中平原由於地質和土壤特性，地表儲水、導水能力普遍較弱，這給關中平原帶來地表水資源相對匱乏和多鹽鹼地的問題，地表植被也是以草場為主，這也是為何關中平原從西周到春秋時期，長期都是遊牧和農耕混居帶。
雖然這一地區讓秦人在其他諸侯眼中帶上了羌人的負面身份，秦國在春秋時期面對的“野人”也更加兇悍，但相比於華北平原星羅棋佈的大量湖泊沼澤，關中開墾較低的資金、技術、人力等方面成本，讓這裡天然適應以小家庭為單位經營的小農經濟模式，以至於韓國人朱己出使魏國時，就曾評價秦人好利無信，“不顧親戚兄弟”。
先不論小農模式的道德水平高低，或是關中的土壤環境對農業產量的負面影響，大規模的穩定小農經濟，可以極大降低政府像民眾徵調物資、人口的阻力，這就是為何同樣是經過變法，唯獨秦國可以長期維持商鞅所構建起的君主集權體制。
而商鞅變法對耕種作戰的激勵性政策，又反過來為秦國的小農經濟提供了政策性保障，成為了《商君書》中《墾令》部分多次提到的“則草必墾”。在秦國完成統一之後的漫長歲月，關中的小農經濟模式依然在這片土地上頑強生存，他們孕育出了漢代的良家子和後世的隋唐府兵。
即使到了清末民國，面對商品經濟和天災人禍的不斷衝擊，關中的小農依然維持著異樣的穩定，以至於到了土改時期，因地主數量有限，又佔地較少，產生了“關中無地主”的說法。
環繞關中的山脈大河為盾，穩定繁榮的小農經濟為矛，讓關中這片土地在中原大地陷入混亂時，能夠爆發出氣吞山河的經濟和軍事潛力，但正是關中所引以為傲的矛與盾，卻也成為長期困住關中發展的枷鎖。
關中平原的土壤特質雖然孕育了穩定的小農經濟，也帶來容易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土地鹽鹼化等問題，在沒有新品種高產農作物和大的農業技術進步時，當地的地質環境鎖死了農業發展的上限。
甚至在秦王嬴政登基的同時，秦國內部出現了多次大規模饑荒，可能夜正是這些連綿不斷的饑荒，促使秦國不得不靠加快吞併六國利用這些地區的糧食，緩解內部沉重的糧食危機。
這種對糧食的需求，使得無論秦漢還是隋唐在完成統一後，新建立的大一統帝國依據政治慣性，將首都建立在關中後，政治中心帶來的行政、軍事等等龐大人口，完全超出關中地區本身的糧食產量。
比如西漢時期，為了滿足首都需求，便不得不“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而到了隋唐時期，即使有持續的糧食運輸，但還是有皇室與朝廷一起前往洛陽就食的尷尬情況。
但正如關中東部的崤涵通道和三門峽曾阻擋了諸侯聯軍，這兩道天險也鎖住了古代關中的發展之路。隨著隋代開始逐漸建立起的大運河體系，讓東部溝通南北的運河兩岸，成為了中國古代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關中地區本就偏離運河地帶，又因為東部天險導致運輸困難，成為了經濟上相對孤立的地區，最後錯失了宋代開始因運河帶來商業和城市發展的巨大紅利。此消彼長之下，關中地區到明清時期，雖也有西安這樣的重要城市，但是無論農業產出還是當地的手工業，都無法與北方東部的河南、山東幾省相比。
與經濟和政治中心變遷的，還有軍事發展的不斷變化。隨著火器時代的到來，戰爭從謀略與勇氣，逐漸變成國家財政支撐下的軍事系統碰撞。至此，關中的故事也終於迎來最後的轉折。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經過三個多月的征戰，終於將自己的藍色旌旗插在了大明帝國首都北京的牆頭。如果時間定格在這一刻，那麼大順政權的勝利將是鳳鳴岐山或是隋定天下的再次重演。
但是短短一個月後，處於巔峰的大順政權便在山海關城下的一片石迎來慘敗。當李自成踏入北京的城門時，或許在人們的心中，古老的關中依然是那片孕育了秦皇漢武的古老霸業之土，但是當李自成為了軍費“拷掠追贓”時，當北京的城頭三易王旗時，那個名為“關中”古老神話終於和“金刀之讖”一樣，在民眾心中徹底消散。
▲李自成的東進一定程度上也是關中地區無法供給大順政權而不得不進行
千年的時光過去，秦宮漢瓦變成一片片的白鹿原，帝王的宏圖霸業塌縮成了白鹿村眾的恩恩怨怨。雖是斗轉星移日月變遷，但曾經正是一個又個白鹿原組成了關中八百里秦川，也正是一個又一個的白鹿村，撐起那帝王將相的一場場“邊庭流血成海水”與一幕幕“仙樂風飄處處聞”。
秦人並不比中國其他地方的人好戰，秦人也並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懂得如何耕種和治國，只是這片關中的平原塑造了秦人，塑造了那個如過眼煙雲的大秦帝國。
參考資料：
《史記》
《戰國策》
《過秦論》
《商君書》
《論秦鄭國渠灌區的發展與演變》
《關中盆地地下水系統的劃分與特徵》
《考古學視野下的黃河改道與文明變遷》
《封建社會中的“關中模式”》
《唐宋城市與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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