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秋菊在兩個故事裡出現。 第一個故事裡，她是“72歲農民騎腳踏車環遊世界”當事人的女兒，父親第一次寫信希望離家出走時寫了一份申請書，只有她在結尾簽上了同意；第二個故事關於一所類似“網戒中心”的特訓學校，2022年，她以心理老師的身份意外入職這裡，目睹多位未成年學生遭受毆打和虐待，次年11月，她和家長們一起，攜帶證據到當地派出所報案。 兩個故事裡，她看起來都很開明和勇敢。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2022年9月27日
營地建在當地小有名氣的風景區裡，這裡距市區70公里，自駕抵達需要大約1個半小時。下車步行的時候，徐秋菊的心情很好，很開闊，帶著強烈的憧憬，“天高雲淡不足以形容（這裡的景色）。這裡是山清水秀，雖然是秋天……”
這天徐秋菊第一次以心理老師的身份來到“指南針”營地，事情發生得很突然，來自營地的創辦者景海峰的隨口一問：“我要去山裡，你們誰跟著一起？”她立刻答應下來，隨便收拾了幾件衣服就跟著出發了，想趕快見一見自己“理想當中想營造的環境”。
最開始，一切都沒讓她失望。這片地域峰高谷幽，樹木大多泛著青綠色，很奇險地生長在嶙峋的石壁上。從高處往下看，草木密密地遮住下方，空氣很清新，瀑布和泉水傳來很靜的響聲。陽光灑下來，她自拍了一張照片：換上了和營地學生、教官們一樣的迷彩服，眉目舒展，嘴角帶著點笑。
營地的環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跟在景海峰的後面，徐秋菊很快見到了營地裡的學生。當時是下午，學生們正在室外訓練，人數只有30人左右，他們站成幾隊，非常整齊利落，遠遠看去，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有條不紊的，很有秩序感”。但走近時，徐秋菊感覺有點“怪怪的”，不過當天她是初來乍到，因此也沒多想。
現在徐秋菊再次回憶當時的場景，那種怪異變得更加明顯和清晰。實際上，那更接近她小時候目睹母親和姊妹被父親家暴時的場景，被鞭子抽到奄奄一息或者被掐住脖子，“往死裡掐，掐到眼珠子都凸出來”，而所有人都只敢忍耐。“孩子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清一色的僵硬和麻木，（這種表情）放在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的臉上很奇怪。”
第二天，2022年9月27日，徐秋菊對這個時間記得很清楚。她和景海峰一起接待一位名叫羅非的新生和他的父母，他今天新來營地報到。羅非讀初三，身材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鏡，服裝十分時髦，留很蓬鬆的中長髮。徐秋菊判斷，他在家應該很受寵愛。
新來報到的學生家長要和景海峰簡單談話，交待孩子的問題，徐秋菊陪在旁邊倒了些茶水；羅非在旁邊的大廳坐著，遠遠只看到一個安靜的影子。和家長聊了沒一會兒，景海峰便讓他們離開，隨後示意徐秋菊跟上，兩個人一起走進羅非所在的大廳。
走進來的時候，徐秋菊注意到，營地的“總教練”路忠國，還有另外幾位教練， 也都已經很默契地圍在大廳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徐秋菊還記得一些清晰的細節：景海峰先拿出一張A4紙，上面寫著營地的十大規定——那張紙皺巴巴的、帶著卷邊，看起來使用過很多次。他念給羅非聽，然後要求羅非按照上面的規定，立刻換上營地的服裝。
也有一些記憶很模糊。景海峰喊來早幾天到營地的一個學員，在景海峰的示意下，徐秋菊別過臉去，沒有直接看到現場的場景。根據後來其他學員的轉述，當時，景海峰讓那個學員脫掉褲子，露出屁股上被打得發黑、流著血的傷疤給羅非看。
羅非說：“能不能讓我給我媽打個電話？”景海峰不回答，連續命令三遍讓羅非馬上去換衣服，換過衣服後還需要剃頭。
然後是打人。看羅非沒有行動，幾位教練圍了上來，分別摁著他的兩個胳膊、兩條腿，而後路忠國拿著一根胳膊粗的大木棍，瘋狂毆打羅非的屁股，持續打了有10來分鐘，直到羅非不再反抗。徐秋菊沒有親眼看到血跡，只是看到羅非崩潰的表情。她瞥見羅非用手抹了一把屁股，估計是見血了。
之後路忠國命令他換好服裝，馬上出去訓練，羅非一拐一瘸地去了。
又過了幾天，徐秋菊聽說，羅非在早上拉練時跳崖了——他從25米高的陡坡懸崖上跳了下去，現場一片混亂。幾個教官和孩子把他從崖底抬了上來，再搬回營地、扔到車上，期間羅非“一動不動”，景海峰和路忠國看起來似乎有點慌張。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沒有被立刻送往醫院，而是又耽擱了一段時間。徐秋菊走到他身邊，給他餵了點水喝。
教育
徐秋菊起初對指南針和景海峰都有不少期待，這也是她第一次去營地時諸多幻想的源頭。
在這個不大的城市裡，“指南針智業集團”和創辦者景海峰一起，有著持續多年的好名聲。集團由兩部分構成，位於市區的心理諮詢室，以及位於風景區內的營地。在徐秋菊的印象裡，指南針的商業化做得很好——在當地，沒有社會背景的個體心理諮詢師很難生存，而指南針和當地很多學校、企業都有合作，一直“蒸蒸日上”。
徐秋菊也是一位個體心理諮詢師，她和不少“問題少年”及家長打過交道，一直有找人一起創業的想法。說是創業，實際上帶有很多理想色彩，她希望可以組織一些能夠療愈心靈的營地，真正地解決一些家庭問題。
景海峰就是在這段時間出現的。2022年6月7日，徐秋菊在微信群裡看到景海峰發的訊息，他正宣傳自己的“變形計成長營”，宣稱這項活動面向青少年、採用自然教育的模式，和徐秋菊的想法不謀而合。她加上對方的微信，簡單聊了幾句話，景海峰顯得友善、熱情，他說“早上好老師”“感恩遇見”，又說這類活動他們經常舉辦，採用遊學研學的方式，目前帶著學生們在營地，“疫情過了，計劃去呼倫貝爾大草原、騰格裡沙漠、琅琊臺”。
徐秋菊覺得這活動真好。她詢問對方：“需要助教團隊嗎？”景海峰發來一張照片，上面是一群少年少女穿著迷彩服站軍姿，看起來神氣、健康，又說“向您學習，歡迎你給我們指導工作”，但兩個人之後沒再聯絡。
同年9月3日，在一個名為“××市心理健康服務人才庫”的微信群中，徐秋菊再次看到景海峰釋出資訊——這次是招聘兼職心理老師，主要工作內容是在指南針的心理諮詢室接待家長，同時在營地給孩子們做心理疏導工作，待遇優厚。
她立刻聯絡了景海峰。兩個人約在兩天後面試。
面試過程很順利。指南針諮詢室的環境很好，窗明几淨，擺著很多心理學應用書籍。她和景海峰聊了大約1小時。徐秋菊對景海峰講述了自己的理想，說“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把這件事紮紮實實地做好”，景海峰表現得很支援，聲稱兩個人目標是一致的，還和她分享了公司未來的業務規劃和版圖，態度誠懇。
他們也交流了一些教育觀念方面的問題。徐秋菊問：“對那些‘躺平’的孩子，應該怎麼做心理支援和幫助呢？”
景海峰迴答：“心理諮詢就是一種說教，沒有絲毫用處，要把孩子帶到自然裡、山野裡，去玩和鍛鍊，磨練意志力。”
穩健、紮實、讓人充滿信心，這種感覺很明確。徐秋菊覺得自己很理解對方：把孩子放進大自然裡，讓他們去充分地玩耍，然後觀察他們，再去引導和療愈身心。那天面試後，她的情緒一直很高漲、開闊，就好像即將做成一件事業。
期間出現過一些小插曲：比如景海峰沒有和她簽訂任何合同，只是口頭約定，雙方入職的手續也十分草率、接近於無，都被她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在當時的徐秋菊看來，這些都只是小問題。
9月22日，徐秋菊做了入職後的第一項正式工作——和另外兩位老師陪景海峰到當地的一所中學進行公益諮詢，宣傳營地、接見家長。來諮詢的隊伍一直排到辦公室門外，家長們看起來痛苦、迷茫，把他們當成救命稻草，景海峰的諮詢隊伍是最長的那條。
困惑
目睹羅非被打的當天，徐秋菊受到強烈的刺激，也非常震驚。
她難以置信：“為什麼要打孩子？”但在現場，某種直覺讓她不敢問出這句話，一切好像都很高壓，而高壓下順理成章。打完人後，景海峰和路忠國走到她身邊，位置一前一後，態度體貼地帶她去外面“散心”——實際上是去營地附近的懸崖邊逛了一圈，整個過程中，徐秋菊的腦袋是懵的，四肢僵硬，很久以後她才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威脅。
這天晚上，徐秋菊在營地住下，但一夜沒睡。她開啟搜尋引擎，“拼命地搜這些資訊，我第一次知道豫章書院，還有好多這種毆打和囚禁，還有打死人的”。她和一位朋友發了好幾段長訊息，還轉發了幾條關於豫章書院、楊永信的報道。徐秋菊說：“這根本不是什麼治療，這是刑訊逼供啊！這根本不是聽話，這是奴性！是打斷孩子內心根本的自信與獨立，而讓他屈服於暴力，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奴隸。”
兩三天後，她離開營地，回到市區。一位教官開車送她離開，徐秋菊一邊敷衍著和對方說話，一邊感覺“心裡在滴血”，“我想，這可能不是我該待的地方，但是又放不下，幾十個孩子們的臉在我的眼前晃啊晃，感覺心裡面在流眼淚”。
回家後，徐秋菊打電話給一位同樣學心理學、她十分信任的朋友，心有餘悸地把營地發生的事情複述了一遍，朋友同樣十分氣憤，她說：這是一種摧殘！你要舉報他們。
徐秋菊拜託對方問問在公安局工作的丈夫，該怎麼對待這種情況，“想要得到一個相對的、客觀和公正的說法和建議”。之所以沒有立刻去做，或許有一部分原因在於，她的社會經驗並不充足。2009年，徐秋菊自學考取了心理諮詢師證書，之後幾年一直在各個機構輾轉學習——其中有一些機構魚龍混雜、不太專業，但總體上，人和人的交往非常簡單，哪怕2019年她正式從事個體心理諮詢工作，情況也沒太多變化。今年徐秋菊46歲，營地裡發生的一切都背離她此前的生活經驗。
當天中午，朋友對她轉達了丈夫的看法。和徐秋菊想象中背道而馳——對方的態度很含糊，“他說這些孩子們都是小偷小摸，是社會上的不良青年，仗著十幾歲（警方）不敢逮捕，就敢鑽法律的空子打架和偷東西，派出所對這些孩子也很頭疼。”
“大概的意思就是，能有個地方把他們管起來挺好的，打他們也活該。”徐秋菊說，她感到很困惑，也很無措——對方接觸過很多問題青年，似乎很權威、很客觀，她猶豫又矛盾。
後來徐秋菊才瞭解到，營地的30幾個學員，只有一個有過“小偷小摸”的經歷，其他都是因為學習上的困難才被送來。但是當時她不知道這件事。
“他（朋友丈夫）的態度對我影響很大。”徐秋菊說，她感到很困惑。
困惑還不止於此。景海峰和她分享了很多成功案例：某某某在這裡待了3個月，回去後考上了當地最好的高中；某某某過去總是在家裡玩手機，也不和父母溝通，現在都改好了；某某某如今都讀大學了。
這話聽起來真心實意、十分堅定，他相信這是“能夠幫助學生們改好”的手段，語氣近乎“一片苦心”，又說：“打人也是一種教育方式，對於一些精神不穩定、有躁鬱症的學生，需要先把他們打一頓，讓他們平靜下來。”他說，自己之前曾在精神病院工作過。
說起這些孩子的時候，景海峰顯得自信、胸有成竹，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掌控感。他又和她分享對自己孩子的教育。他的孩子當時12歲，讀六年級，有一次聲稱“想死”，把頭往牆壁上撞——景海峰認為，這是一種威脅。他抓起孩子的頭，更有力地往牆上“咚、咚、咚”撞過去，那次之後，孩子再不提“死”字。他說：“我不吃這一套，我不受這種威脅，不能被孩子拿捏。”
景海峰是徐秋菊認識的人裡從業經驗最豐富的人之一，她猶豫了，決定再觀察一段時間。
“現在（回想）其實挺後悔的，”徐秋菊說，“當時懵叉叉（河南方言，這裡表達的意思是看不清楚、犯迷糊）的。”
10月1日，羅非被打後第4天，徐秋菊再次來到營地。當天營地舉辦了“新老學員見面會”，不少從這裡“畢業”的老學員帶著家長前來參加。徐秋菊帶了正在讀六年級的兒子一起，兩人站在靠邊的地方，幾乎沒有和學員家長說上話，但她還是被那種氛圍感染了。
氛圍很熱烈、親密，非常感人，有學員和教官擁抱，很多家長都哭了；穿著迷彩軍訓褲的新生伴著音樂表演太極拳和其他動作，看起來精神十足。用於溝通的微信群從早上開始就訊息不斷，有家長詢問什麼時候可以過來、住在什麼酒店，也有家長說因為沒時間帶孩子去，孩子正和自己鬧彆扭呢，一片歡聲笑語。
國慶期間舉辦的新老學員見面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想不明白，”徐秋菊回憶起那種茫然和矛盾，“一邊是心裡的懷疑，一邊是一個個成功案例、孩子痛改前非、家長感恩戴德，那時我也有些錯亂、以為自己錯了，一直在觀察。”
“我想大人是會騙人的，但是那些‘改好’的孩子們呢？他們現身說法、發自肺腑地說了那些話。我是相信的，我當時覺得那些聲音是發自內心的、真實的。”她說。
幾位老學員做了演講，徐秋菊記得其中一個瘦高的男生叫阿金，他說話的聲音有點中氣不足，但還是輕鬆的，他說：“我剛來的時候逃跑了兩次，都被抓回來了，當時特別不適應……現在看到大家這種精神煥發的樣子，我是由衷地為大家感到開心，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收穫……”
另一位女生說話的語氣很輕快，她還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兩個人都是景海峰的優秀案例。“我以前不聽父母的話，就知道玩手機。我剛來的時候和教練發生了一些矛盾，還幹過一些特別搞笑的事情，比如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不吃不喝兩天。後來醒悟了。”說到這裡，她“嘿嘿”笑了幾聲，“……後來我在這裡，看到了很多新學員的加入和老學生的改變。”
“我現在雖然學習上還有一些壓力，但身體上確實是沒有問題了。因為在這裡天天鍛鍊，體力得到了很多改善……將來希望你們在這個‘變形計’也能努力改變自己、完善自己。”
這些內容透過營地的影片號實時直播。群裡的家長隨之感嘆起來，只有被指定的、表現好的優秀學員家長才能到達現場，他們的語氣不無豔羨：“太好了，我感覺孩子在那挺好的，我女兒這會也進入狀態了，不知道什麼時候也讓我們去一次，太想閨女了。”“看大家玩得這麼嗨，好生羨慕，也想去。”
“感謝營里老師對我孩子的關愛與照顧，孩子的成長需要你們的關懷與輔佐，對你的感激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卻記在心中！祝願孩子的明天會因為有你的教育而感到驕傲！”
這天下午，景海峰還帶著教練和學生們做了燒烤，照片裡大家熱熱鬧鬧地聚在一塊兒，看起來親密無間。群裡的鮮花和大拇指刷起了屏：“感恩相遇！感恩一切！！！”“您們真是孩子們的再生父母，是我們家庭中的貴人，感激不盡。”
在這種氛圍中，徐秋菊跟著打下一段話：“不管有沒有父母到場，指南針成長營的每一個孩子，在我們心裡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們會關注他的一言一行，關注他的創傷、他的渴望，不但為他的當下負責，更要為孩子們的未來加油助力！”
心理老師
指南針一共有3位心理老師。除徐秋菊外，還有一位閆老師和一位徐老師。徐秋菊和她們短暫地打過交道，閆老師難以接受營地的艱苦環境，還向她表達過一些對工資的抱怨，根據另一個教官閒時聊天的說法，景海峰有時會拖欠工資。她們來營地的次數比徐秋菊少得多，有時候，徐秋菊會感覺，她們對這裡發生的一切也沒有那麼在乎。
這裡的心理老師確實不需要真的看護學生的心理健康。她們更重要的工作是宣傳營地，以及承接學校和家長的諮詢——每成功介紹一位家長把學生送來營地，提成是3000元，這筆錢佔工資數目的大頭。
營地的規模很小，學生只有30幾人，徐秋菊線下工作的時間從9月27日持續到11月底，期間在任的教官大約5位。學生們和教官住在一起，每五六個人一個寢室，學生們自然地依附在教官身邊。他們要侍奉教官吃飯、洗衣，揣摩教官們的臉色，以期“儘早畢業”。根據徐秋菊的觀察，也有教官只是把這裡當成一份工作，有一位姓羅的教官，態度稱得上溫和，很少刻意折磨學生。
這片營地在山坡上，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院子背靠著山，院外有一圈籬笆，四周竹林環繞，最南面養了幾隻小狗，它們有自己的狗窩，都是小型犬類，後來有一個學生畢業的時候，還抱走了一隻捲毛小狗。營地也養雞，還種了一些菜，都可以成為食堂的材料。
每天的食堂餐食由教官們輪流負責，他們都會做菜，有三四個學生們幫廚、打下手，負責蒸饅頭。每次吃飯的時候，教官和老師們五六個人一桌，菜裡葷腥更多，孩子們則是十幾個人共吃一盤。如果按發給家長們的照片來說，孩子們的飲食其實稱得上豐盛。
有的時候，一位女教官喜歡在心情好的時候“獎賞”學生，在吃飯時喊學生過來，叼走、或者餵食自己筷子上的肥肉——她似乎希望由此顯得自己和孩子們很親密、關係很好。這位女教官對徐秋菊十分敵視，有一次，徐秋菊找一個女孩談話安撫，女孩講起家人時哭了，女教官氣憤地去找路忠國告狀。“她說是我弄哭了那個女孩。”徐秋菊說。
偶爾，趕上天氣不錯，教官們心情好，會帶著學生們去外面轉轉，看看瀑布，晚上播放幾個紅色題材的電影。一天的工作結束，學生們休息，他們得出空閒，聚在一塊兒打打麻將，隨便聊天。
營地有一份課表，上面記錄了學生們應該進行的“正常”學習生活，從晨起、晨練，到“一週體能示範”“軍事素養示範”“體操類示範”“文明禮貌示範”，還有“大掃除”“心理情景劇”“徒步”“心理直播”“田間勞作”“電影賞析”等等。有一天晚上，景海峰給學生們上“生理衛生課”，找了一個歐美的“大尺度”教育片，一開啟就是幾個裸露和性行為鏡頭——路忠國立刻要求把電影關掉，景海峰卻堅持要把電影看完。
營地的課表（受訪者提供）
手段嚴酷的教官，嚴格來說只有兩位——路忠國和陳鳴。徐秋菊和路忠國聊天，得知對方有一個女兒，平時十分寵愛，因此，他似乎對營地們的女孩子有些優待，會和女孩開玩笑，也不太動手打她們。有一次，她幫營地收集宣傳材料，路忠國把簡歷發給她，她發現對方參加過不少社會救助行動，營地的有些教官是他帶來的。
有時候，路忠國身上確實表現出一些仗義，比如工資發晚了，他會替教官們向景海峰打抱不平。徐秋菊覺得，作為同事來說，路忠國其實是認真負責、重情義的，有時候還很幽默。但面對孩子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像鷹隼一樣，銳利又精準，帶著審視，如果有學生不小心流露出厭惡營地、想回家的想法，馬上就會遭到懲戒。
營地的狗基本上都是路忠國撿回來的，他很喜歡狗，他說之前這裡死過一隻小狗，語氣顯得很難過。逗狗的時候，路忠國少見地放鬆，幾乎是“讓人可以親近的”，他會和狗說話，語氣溫柔。但是在面對學生們的時候，他總是諷刺、挖苦，“眼睛緊緊地盯著你，好像能看進骨頭裡”。
路忠國對她說：“景老師講課很好，帶孩子，不行。”他自信、權威，喜歡宏大敘事和艱苦奮鬥精神，經常會和學生們講自己過去的輝煌經歷。他覺得，被送來這裡的學生都是“精明又狡詐”的，“很浮躁”，必須經過磨礪。同樣是打學生，景海峰偶爾會有“不忍心”的時候，打到差不多就說“行了行了”；而這被路忠國認為是軟弱，“一定要打到服才行”。
徐秋菊小心翼翼地在他要打學生的時候攔著：“能不能先讓我和他（學生）說說話？先別打他。”她把握著對方的不耐煩，“不耐煩”到達一個臨界點，她不再敢多說話。但是出於賣給她面子的成分，有些時候，他們不再當著她的面打學生了。
她更實質上改變的可能是另一個教官陳鳴。陳鳴在學生們心中是“最可怕”的教官，“情緒化，有時候就像中了邪一樣，孩子犯了一個很小的錯誤，他也會暴打一頓”。
徐秋菊和他溝通，從表現誠意開始。其他心理老師不願意住在營地，她總是留在這邊和所有人同吃同住；教官們要帶著學生訓練，爬山、徒步，她也跟著，不計較辛苦和疲憊。路邊休息的時候，她和陳鳴搭話，一點一點地閒聊，話題慢慢轉到對方的經歷上：“你讀書時成績怎麼樣啊？”“十幾歲的時候，你是怎麼過的？”
陳鳴的回答是訓練和服從，“做錯了就被罰”，他和她講起自己青春期被父母毆打和辱罵，“讀書時我成績不好，爸媽天天打我”。徐秋菊判斷他實際上存在一些質樸的地方，她諄諄善誘：“當你被打的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樣的？”
陳鳴的暴力行為在她的引導下有所緩解，後來 “幾乎不打學生了”。他說：“徐老師，你在的這段時間，連我都變得溫柔了。”一兩個月的時間裡，哪怕在路忠國和景海峰眼裡，他的改變都十分巨大。徐秋菊經常講到這件事，這是少有的一些成就感，她覺得自己的心理學知識起了作用，“我不太想——我根本不想用十惡不赦來形容他們，其實大部分人都可以對症下藥地有所調整。”
向朋友求助之後，又過了大概一個月，徐秋菊再次嘗試著向當地一位資深心理專家求助，她描述了大概的情況和自己的困惑。對方的態度和朋友的丈夫有點類似，很冷靜，勸她“不要多管閒事”。
“你看，我找到的人都是這樣。”徐秋菊說，“我信任的人都這樣對我說。”
她繼續留在營地工作。
有一些時候，徐秋菊會覺得，自己可能真的在把這片營地改好。她形容自己是在“嘔心瀝血”，接近兩個月的努力後，營地的氛圍平和了很多，她覺得，教官們已經很少再打學生了。
導火索
徐秋菊還是有幫學生們離開這裡的想法。因為獲得了大部分教官的信任，徐秋菊得到了和一些學生們單獨談話的機會。她靠這種方法幫助一些學生錄下音訊、影片，發給他們的父母。一切在非常隱秘的情況下進行，音影片裡只有一些表達感激、思念、悔改和“希望離開”的暗示。
但這種資訊很少被父母接收到。沒有任何一位孩子透過這種方式被提前接走。
徐秋菊手繪的營地地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22年11月9日中午12點38分，一位家長正在群裡祝一位營地學員生日快樂，感恩教練和學生們的陪伴。這時，一個名為“××媽媽”的賬號忽然連續發了幾條訊息：“它應該說這裡的人被打的樣子”“什麼都不讓說”“這不是高壓政策嗎”“家長知道嗎”。
剛剛那位家長回覆道：“你發錯地方了。”
“××媽媽”回：“沒有”“自己去看看”。
20分鐘後，“××媽媽”回了一串雙手合十的表情：“這是孩子發的，打擾大家了。”
徐秋菊沒有在群裡說話，但她保留了這些記錄。
這件事發生的10天后，是羅非的畢業典禮。
羅非是所有學生中讓徐秋菊最掛念的孩子之一。除了入職第一天的那種震悚情形，跳崖再從醫院回來後，他飛快地“改好”了，變得乖巧、聽話，會反思自己。徐秋菊起初對這一點很擔憂，她把他找來談心，私下裡、悄悄地問羅非：“之前教官打你，你介意嗎？”
羅非輕鬆地說：“不介意，那是為我好。”
在困惑、猶豫和羅非明確的行動中，徐秋菊相信了這個回答。她高興地在微信上給羅非的母親發訊息：“孩子狀態不錯。是個孝順又上進的好孩子，能抗事。孩子能認識到過去的錯誤，正在努力改好。”又幫羅非發過去幾條影片，影片裡，羅非關心了外婆的身體，表達了對父母的感恩和愛，絕口不提想要離開這裡。
入學不到2個月，羅非被確認已經悔改，他“畢業”了，幾乎是所有學生裡最快畢業的一個。
徐秋菊沒有參加羅非的畢業禮，但她想象那應該很熱烈，營地的傳統一貫如此，會有學生們夾道鼓掌祝賀，羅非要發表感言，讓更多人學習他的優秀和向好。她在微信上和羅非的母親交流了幾句注意事項，囑咐對方不要給他太大壓力，還特意誇讚了羅非：“總體上，羅非在為人處事方面特別棒，能以這麼快的速度成長，獲得全體教練和學員們的認可與誇獎，非常難得！我們都非常喜歡和賞識他！”
但一切都是假的。
2022年11月19日，羅非畢業，離開學校。11月22日，羅非母親聯絡她，說“孩子在家崩潰了”。她趕到對方家裡，羅非的母親在痛哭，父親在一旁抱著頭嘆氣，羅非的表情很麻木。那幾天，徐秋菊一直陪著他們一家人，有時候和母親聊天，有時單獨和羅非談心。
兩個人一起散步的時候，羅非終於對她說了真心話，“他說他當時誰也不敢相信，一直在咬著牙偽裝，為了早點畢業”。
羅非說，那天跳崖被送到醫院時，幾個人抬著他用力地摔進車的後備箱，就不再管了，他感覺自己像被畜牲一樣對待，只想一頭撞車門撞死，但想到最疼愛他的外婆，熬著堅持下來。
爆發
見過羅非的父母后。徐秋菊形容自己“稍微醒過來了一點”。
凌晨一兩點鐘，她情緒激動地給景海峰發過去一長串訊息：“羅非目前的症狀、他說最感覺創傷的地方，是剛去第一天被暴打。站在一個十幾歲孩子的角度感同身受，他說有意願想變好、也主動去營地，但最想不通的是，為啥幾個大男人要一起暴打一個孩子，感覺不被尊重、嚴重的被羞辱、被暴力對待、沒有公平可言、壓抑的憤恨……他說後來在營地的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膽！每天的目標就是不要再捱打，有時即使自己沒捱打，聽著別的孩子被打的慘叫，也非常難受……”
景海峰幾句話幾句話地回覆她，說：“這是個深刻教訓”“我這兩天都在反思”“以後時間短的不接，儘可能不打，豐富營地生活模式”。
路忠國也來勸她，說“我們當時對羅非真的是很器重的”“現在這樣也是傷了我們的心”。
他們許諾會改變、事情會好轉。她的語氣回落了一些，還是勸說他們改變教育模式。徐秋菊對羅非的父母感到很愧疚：“本來是做教育的人，反而做出傷害孩子的事情，進了這樣的機構，感覺慚愧不已，左右為難。”景海峰和路忠國提出，要不要他們再和羅非見一面？或者把羅非送回學校？
羅非的父母斷然拒絕。
又過了幾天，臨近11月底，由於疫情封控，徐秋菊回家轉為線上工作，而學生們被封在營地。這次離開營地，她下定了“不會再去”的決心，但是臨近春節、景海峰又一直沒有發除了諮詢費以外的基本工資，沒有其他收入，生活拮据——徐秋菊還是決定等拿到工資再正式辭職。
年三十，景海峰終於透過微信把工資轉賬給她。
正式辭職後，很多事情開始連綴出現，集中爆發。畢業後的學生並不像景海峰所承諾的那樣，一個個好轉、考上大學，而是更加糟糕了。之後又過了大半年，高峰期是春節期間，主要是家長們的求助和傾訴，也有的是怨懟，有家長不敢找景海峰的麻煩，只能把情緒發洩給她，“一個又一個不斷地出狀況，都是很崩潰”。
徐秋菊和一些學生保持著聯絡，至少有兩個女生之後告訴她，自己曾經被路忠國猥褻，因為方式隱蔽，很難取證。還有一位學生對她說，自己對營地非常怨恨：“活著的意義就是要把景海峰殺掉、把營地炸掉。”那種巨大的怨恨讓她震驚。
一位王姓學生的母親在學生回家後崩潰，連續幾天早上給她打電話哭訴：他們是農村家庭，家裡沒有錢，來指南針的學費是借的，現在不僅孩子沒有轉好，錢也還不上，不斷地被催債，她沒有辦法，只能對著電話哭。
還有一天晚上，她接到一家三口人輪流發來的訊息：父親給她打電話，說自己現在在外面，不想回家，今年莊稼要不成，孩子也要不成，沒有活頭；母親在微信上不斷地留言，說自己現在整天都在想怎麼死才對孩子傷害最小；孩子剛滿17歲，說“老師我現在就在溝邊站著，我真想一頭栽死進去”。
之前一些被忽視的東西也浮現出來。後來徐秋菊又知道，當時做演講的那個男生，實際上非常“分裂”，他的父母又跑來求助她，說“孩子難以管控”，問她該“怎麼辦”，後來從營地的孩子的口中，徐秋菊才知道，對方曾經在營地被教官打到吐血，之後才變得“非常順從和聽話”。
馬上要讀初一的兒子第一次告訴她：那天去營地，他其實看到角落裡有學生被打，但是他一句話也不敢說。
舉報
2023年2月，春節過後，有一部分教官自行離開了營地，據陳鳴說，是因為發工資不及時。後來，陳鳴去了建築工地工作，那位溫和些的羅教官則考上了公務員，成功“上岸”。
取代困惑的是一種絕望。5月份，徐秋菊和一部分學生、家長一起整理證據，意圖舉報營地。她把這個訊息告訴羅非的媽媽，對方起初有過一些回應，後來歸於死寂，很少再回復她的訊息。
身邊支援她的人也很少。她試探性地問丈夫：“我想舉報那個學校。”丈夫說：“你有沒有想到，如果讓人家丟了飯碗，人家來要你的命，你怎麼辦？”徐秋菊沒再多說。
8月份，幾番輾轉，徐秋菊終於託人把舉報材料轉交給一位當地政府人員。她沒想到的是，對方把材料直接轉給了認識景海峰的校長，材料又迅速被轉到景海峰手上。
當晚景海峰約她出來見面，守在她家門口，約她“當面談一談”，徐秋菊拒絕了。
2023年11月16日，和幾位家長一起，徐秋菊攜帶近半年收集的自述和聊天記錄等證據，到當地派出所報警，但沒什麼效用。直到今年4月，北京一家媒體對指南針進行了報道，報道發出後，當地有關部門對指南針進行了調查和關停。
“感覺好像做的一切都沒什麼用。”徐秋菊說。
2023下半年，她的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中醫說是“心氣不足、長期心理負擔過重”，徐秋菊自己感覺，是由於長期的緊張和擔心透支了身體，她開始胸悶、心悸，經常上不來氣、渾身沒有力氣，嚴重時會頭暈。年底，她感覺實在難以支撐下去，去醫院辦了住院手續——大部分費用是和朋友借的。
這件事讓徐秋菊感到有些難為情。她覺得自己一直是一個很要強、想作出一番事業的人，但現在她總是感覺自己是“吊著一口氣活著”。她開始花很多時間在鑽研佛學上，其實更早之前，她在一些心理課程裡聽過這些，但到現在，“好像終於明白了這個含義”。
她發一大段話在朋友圈裡：“……慢慢療愈這些創傷，明白了娑婆世界本來就是這樣，想要求一個公平與合理，是自己的痴心、妄想，是自己錯付了真心。”
後來，徐秋菊總是想起2007年。那年她的父親決定“離家出走”，要騎著腳踏車去沒有去過的地方，幾乎可以說是“逃跑”；次年母親病重住院，他忙於騎行，無暇照顧。2019年，父親的騎行受到關注，他接受了很多媒體報道，報道里寫：“他壓抑、枯燥，難以忍受村子裡一成不變的生活。”
但實際上，徐秋菊知道，父親是無法接受自己是隻有4個女兒的“絕戶頭”，不想再受村裡人指指點點，他逐漸的情緒化和家暴，都由此產生。她曾經是父親的“好女兒”，父親說“如果你考上大學，我們家都能揚眉吐氣了”，可惜她沒能做到。
這種心態長遠地影響著她，讓她總是想要付出、總是試圖去拯救一些人。前幾天，一個學生告訴她，自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徐秋菊勸說對方到深夜，當天失眠到凌晨2點。
她不知道一切該怎麼辦才好。
最近，託朋友介紹，徐秋菊得到一份兼職的工作，照顧一個很小、很小的孩子。這有時候讓她感到短暫的放鬆。還有一些時候，徐秋菊會找一片空地，遠處有很高的樓房，地上的土坡光禿禿的，裸露出一些建築殘渣，她在這裡跟著音樂，自娛自樂地跳一會兒舞。12月的冬日，週末的下午，她帶孩子到室外透氣，兩個人都穿得很暖和，空氣寒冷，陽光溫暖，孩子在不遠處玩耍，她就那樣看著。
徐秋菊現在常去跳舞的地方（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應受訪者要求，景海峰、路忠國、陳鳴、羅非為化名。題圖選自遊戲《飛越13號房》，與本文內容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