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認為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可能性正在下降。經濟學家馬格努斯認為五因素導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想法可能不會發生。應該一分為二地對待普拉薩德、馬格努斯等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宏觀經濟前景的看法。他們對我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有比較客觀的認識，但忽略了幾個變數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
一、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認為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2月5日，康奈爾大學教授、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在《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唱衰我們。他說，隨著中國經濟明顯放緩，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普拉薩德在文章中認為，美國和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但兩者已經走上了相反的軌道，美國可能會保持增長，而中國繼續面臨高公共債務和低出生率等結構性問題。
普拉薩德看空我們的論點是：我們面臨著各種脆弱性，包括不受歡迎的人口結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國內外投資者情緒的惡化以及新的增長模式缺乏明確性。而這些因素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在推動我國經濟的爆炸性增長。
普拉薩德看多美國的論點是：雖然美國 在COVID-19 大流行後通貨膨脹率立即飆升，提高了生活成本並加劇了對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的擔憂。但事實證明，該國經濟能夠應對過去幾年的挑戰。加息22個月來，美國通脹從最高9.1%回落到3.4%，高利率並未削減工作崗位，2023年12月份美國增加了超過 35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依然維持在3.7%的低位。大多數人以為的美國經濟衰退並未到來，2023 年第四季度，美國GDP以年化 3.3% 的速度增長，超出預期。
普拉薩德認為，美國的市場化經濟具有天然的自適應能力；美國勞動力市場非常靈活和強勁；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和金融體系使中小型企業和消費者能夠度過非常困難的時期。在俄烏戰爭等地緣衝突，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漲大落極不穩定、大多數國家加息抗擊通脹的影響下，雖然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在苦苦掙扎，但美國的情況要好得多。美國正在鞏固其作為全球經濟驅動力的地位。
普拉薩德還表示，美國也非一帆風順，他對全球經濟增長轉弱的影響有點擔心。雖然美國GDP增長並不嚴重依賴出口，但其他國家的低迷可能會造成一些拖累。美國公共債務的增加和利息支付佔收入百分比的增加也是重大問題。
普拉薩德因此得出結論：“即使是4%至5%的增長率，在未來幾年也難以維持，預測中國GDP有朝一日超過美國的可能性正在下降”。普拉薩德甚至說，過去他在IMF工作時認為中國會超過美國，但現在，他認為中國不會超過美國。
二、經濟學家馬格努斯認為五因素導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想法可能不會發生。
無獨有偶，曾任瑞銀（UBS）首席經濟學家、現任英國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的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最近也在一篇經濟評論中唱衰我們。
馬格努斯說：實際上，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想法可能不會發生。房地產市場危機並不是唯一的因素，在未來10到20年內，有很多事情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率回落。其中包括：
第一、債務，其中房地產市場顯然包括在內；
第二、人口結構，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
第三、活力，他的意思是生產力不再真正被激發，因為這個方向的改革還沒有發生；
第四、脫鉤和去風險，這有點制約了中國發展新經濟和新技術的能力；
第五、指令，政府變得更具控制力，市場的作用被嚴重弱化；以及分配製度導致的需求短缺。
三、應該一分為二地對待普拉薩德、馬格努斯等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宏觀經濟前景的看法。他們對我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有比較客觀的認識，但忽略了幾個變數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
一方面，他們置身事外，可能存在旁觀者清的客觀認知優勢。他們指出來的未來宏觀經濟增長的一些負面因素，的確存在，我們無法否認。比如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房地產債務問題，的確比較棘手，現在已經開始顯露；比如脫鉤和去風險問題、人口問題、分配製度導致需求短缺問題，三郎在最近兩年的經濟分析文章中多次提及。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問題還不止於此，比如投資型經濟增長模式問題，比如計劃性的資金要素分配製度與市場化的資金需求所導致的資金錯配、影響貨幣政策效用的問題。這都是三郎早就提出來的需求解決的大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否認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
我非常反感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在2023年12月28日的《中國經濟專題》中提出的，從1978年到2022年連續44年，中國的年均GDP增長率達到9%，因此推匯出在2035年之前，中國還有8%的增長潛力，每年可以實現5%-6%的增長的非常無知的瞎話。
但我也不認為普拉薩德的“即使是4%至5%的增長率，在未來幾年也難以維持”的結論。
這是因為林毅夫和普拉薩德推匯出的結論，都純粹建立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線性認知上。所不同的是，林毅夫依據的可能是1978-2015年的線性模型，普拉薩德依據的可能是2016-2023年的線性模型。
但他們都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變數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
其中第一個變數是第二次改革開放，第二個變數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就如三郎多次建議的那樣，如果國家能夠一方面推行第二次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將經濟的投資發展模式轉型到消費驅動模式，普拉薩德和馬格努斯所擔憂的脫鉤和去風險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政府對市場過多的控制與市場的嚴重弱化也能夠修復，需求短缺也可以很快解決。
第三個變數是AI技術和智慧機器人的顛覆新發展，將基本解決中國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規模縮小和老齡化等人口與人口結構問題。
雖然目前前兩個變數還沒有看到明確的訊號，但回想1978年推動的第一次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深刻變化，我對國家的糾錯能力和前行的內在驅動力，始終抱有希望。
也許美國最近幾年，或許未來一段時間，其經濟將保持可觀的增長速度。也許我們在總結經驗教訓、試錯、糾錯的這段時間，經濟增長可能會落後於美國。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美國也許正在透支其未來的發展潛力，而我們則正在積蓄推動第二次改革開放之後的新一輪經濟快速發展的力量。
【作者：徐三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