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足夠多的人從足夠多的方向上進行了足夠多的討論。但比起對於具體政策性事務上的討論,很少有人說清楚特朗普會在宏觀層面上如何“再塑美國”。其實這個問題說來也簡單,具體來說無非三點:權力集中化、內政優先順序高於外事、“傳統美國”思潮的迴歸。
先說說權力集中化。
每四年一次的美國大選之所以稱其為“大選”,原因在於不僅僅要選舉出下一屆總統、並以新一任總統為核心組建新的白宮內閣,同時還要對國會兩院進行改選。本輪參議院選舉中,共和黨由於拿下了關鍵的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這兩個“脆弱優勢”的席位,最終以51:49的優勢票數獲勝。由於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提名了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使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大法官人數佔優,美國未來四年內將呈現極其少有的一個政黨同時執掌白宮和國會、同時最高法院又與總統保持高度政治一致的局面。
在美國政治體系中,參議院具有政府關鍵崗位人事任免權,這決定了特朗普提名的內閣成員名單幾乎會一路綠燈。而對於習慣“唯親不唯賢”的特朗普來說,目前提名的內閣成員又基本都“忠誠有餘能力欠佳”,淪為總統政令執行者的“工具人”可能性很高,這等於將內閣成員掌握的權力也交給了特朗普掌控。
以美國的政治體制結構而言,用權傾朝野形容再次走馬上任後的特朗普或許不太合適,但僅就其能夠調動的政治資源來看,歷史上的歷任美國總統中確實罕有權力可出其右者。因此,即便僅從權力結構角度來說,特朗普也有足夠的能力來對未來四年的美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姑且不論特朗普上臺後推行的政策將把美國推向何方,未來四年內特朗普給美國將帶來不亞於其第一任期內產生的影響,乃至在一些領域可能發生180°的大轉彎,是可以確定會發生的情況。由此,就不難理解特朗普為美國帶來的第二個轉變:內政優先順序高於外事。
對於這一點,特朗普早有準備。早在拜登還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期間,特朗普就出臺了多達20條的執政綱領,其內容從結束俄烏衝突、將外交和安全重點轉移到亞洲,到驅逐非法移民造成的社會問題等等不一而足,而幾乎所有的政策主張都很符合“紅脖子”為代表的保守派的胃口。結合上一任期的施政方略來看,這些政策主張當然不是特朗普針對選情在逢場作戲,而是取決於他本人一貫的政治立場,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政策上更對大多數人的胃口確實是特朗普能夠再次上臺的關鍵因素。
幾乎可以認定,特朗普再次執政對於美國國內多數人來說是令人滿意的局面,但對於多數派別來說卻是最令人不滿意的局面。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況實則體現了一個基本問題:美國國內搞身份政治的派別雖然多如牛毛,但大多數美國人或者是保守派或者是中間派,這些美國公民比起虛無縹緲的身份構建更關注經濟發展、社會安全等切身利益的問題。而在“宏大敘事”上,成長於冷戰結束後的中年群體所認同的美國顯然是克林頓時代獨霸世界、乃至被奉為“燈塔”的超級大國式的美國,而非現在“以身份政治為綱”的同時卻既面臨強大競爭對手、又難以解決非法移民等外來因素衝擊的美國。對於很多保守派和中間派的美國人來說,民主黨奉行的較為開放的對外政策,實際上並不受到歡迎。
另一方面,拜登執政時期美國國內經濟形勢雖然並不位元朗普第一任期內差勁,但也沒見得多好,這也是特朗普將停止通貨膨脹作為政策綱領的原因。
而毒品和私槍氾濫造成的社會問題卻又難以遏制,這些問題與少數族裔和身份政治問題交錯又使其更加難以管理。然而民主黨一貫在國際社會上“好管閒事”的傳統卻又使其政策更偏重對外干涉而非解決國內社會問題,在拜登任內俄烏衝突、巴以衝突接連爆發,美國納稅人眼睜睜看著繳納的稅款變成了軍火和物資飛向了烏克蘭和以色列。然而,無論在東歐還是中東方向上民主黨政府的投入卻又都收效甚微、沒能為美國帶來什麼實際利益,這不僅讓美國民眾感到惱火,更讓特朗普看不下去。
與建制派政客們不同,特朗普作為資本家的本性決定了他基於商業性思維的價值判斷,對於他來說外部事物更像是一種“買賣”,如果能“賺”就繼續經營,“賠了”就要趕緊收手。在特朗普看來,以色列作為猶太財團的“大後方”、同時又與作為國內保守派份子主力的信教群眾聯絡緊密,姑且是應該重點保全的物件。
然而俄烏衝突卻不僅要讓美國背上沉重的援助負擔,而且影響了與俄羅斯的關係,支援烏克蘭繼續將戰爭繼續下去是十足的賠本生意。與其將政府預算花在給澤連斯基當局“續命”上,還不如省下錢來解決經濟問題更加實在一些,好歹經濟改善一點(至少對選民的許諾如此)還能拉高支援率。儘管美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仍然會是一個奉行干涉主義、並在一些熱點地區繼續扮演不光彩角色的國家,但特朗普即便僅僅基於穩定執政基礎的角度,也會將更多的政府投入集中到國內事務上。
而這又引出了特朗普將為美國帶來的第三個改變:“傳統美國”思潮的迴歸。
曾幾何時,“美國”在概念上是個不同於其他國名意義的“專有名詞”。好萊塢大片、美式快餐、Windows作業系統等美式文化元素在全球範圍的風靡,不僅體現了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堪稱無可匹敵的“世界霸主”地位,更定下了一套現代化社會生活的範本。與越戰時期嬉皮士文化流行和當前身份政治帶來的社會豎切引發激烈矛盾的情況不同,20世紀末的美國社會呈現出文化和科技創造力極強、民眾精神狀態昂揚向上的局面,對於目前已經人到中年、成為美國社會中堅力量的75後、80後們來說,這個時期的美國是絕對的黃金時代。
然而,世殊時異,如今的美國能維持超級大國的地位,似乎更多地是因為廕庇在冷戰時期積累的強大帝國的餘暉之下;而被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科技創新力、經濟發展速度乃至網路空間領導權,正在被強大競爭對手趕超。這樣的一個美國,即便沒有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也足以讓見證了“黃金時代”的美國人困惑和彷徨。
而毫無疑問,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對於美國社會來說會是一針“興奮劑”。特朗普掛在嘴邊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本是里根競選美國總統時的口號,而現在的美國人毫無疑問也希望“復刻”冷戰的勝利、並再現90年代“黃金時代”的興盛。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究竟有沒有“MAGA”的本事,反而不那麼重要了——在經歷了小布什、奧巴馬、拜登的一路滑坡和瞎折騰之後,特朗普至少給了美國民眾一個重拾“美國夢”的念想,這就已經足夠早就一波“傳統概念上的美國”思潮的迴歸了——從特朗普獲得了遠比預期更多的女性和少數族裔選票,就不難明白企圖讓“傳統美國”回來已經超越了身份政治造就的立場、早就成為了美國社會中一股長期遭到忽視和打壓、卻更能代表民意的基本共識。但,特朗普再次上臺,就能讓美國再次好起來嗎?
我們祝美國人民好運,更祝願這個世界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