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已經意識到科技創新、基礎科研的重要作用，而且大力支援和投資人形機器人、人工智慧、晶片半導體等前沿科技產業。
2月1日，中國提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必須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
以人形機器人為例。前不久，國家工業和資訊化部印發《人形機器人創新發展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中國人形機器人創新體系初步建立，“大腦、小腦、肢體”等一批關鍵技術取得突破，整機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實現批次生產；到2027年，人形機器人技術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綜合實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不僅如此，在投資方面，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佈的部門預算資料顯示，2023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預算總數比2022年增加11.80億元，同比增長3.6％，創下歷史新高。
民間資本層面，2023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完成投資案例數（按企業）達7107起，同比下降12.2%；投資總金額高達6928.26億元，同比下降23.7%，降幅較2022年有所收窄。其中，投資額較大的四大領域是半導體及電子裝置、生物技術/醫療健康、IT、機械製造，共計佔全行業總投資額的66%左右。
鄭永年在論文中表示，一個國家要突破“中等技術陷阱”，必須具備3個條件： 一大批有能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學和科研機構； 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礎研究轉化成應用技術的企業或機構； 一個開放的金融系統，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技術的轉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和財政的支援。
“這3個條件必須相互配合，缺一不可。一旦缺失任何一個條件，那麼技術創新不僅很難進入一個良性迴圈、實現持續的進步，更會使得技術創新在某個節點上戛然而止。”鄭永年認為，無論是體制，還是政策層面，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需要做一系列的變革，而且中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滿足這些條件。
鄭永年在論文中提到，在人才和自由思想方面，“中國基礎研究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美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脫鉤’。”
袁冉東對鈦媒體App表示，基礎研究首先離不開的是尖端的科技人才。同樣，基礎研究離不開不同文明、文化和國家的科研工作者之間的充分交流。
袁冉東坦言，“科技創新的根本問題是‘人’。我提出‘科技人口’概念可以分兩部分，一是科學人口，另一個是技術人口。如果要大規模提高科技人口規模比例，中國就需要重塑教育系統體系，應試教育無法有效提高科技人口的規模。獨立思考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創造力想象力、動手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些才是培養科技人口的關鍵，但現在的教育系統並不能滿足這些。”
在袁冉東看來，未來，中國需以滿足教育、管理和“軟基建”三大必要條件為核心，做大“科學人口”的規模並使“科學人口”人盡其才，從而在根本上提升中國純基礎研究水平。
另外，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也是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核心要素。
“在公司運作方面，企業的不開放是中國最大的短板。”鄭永年認為，相比美國的企業把供應鏈延伸到世界各地，而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企業之間基本上還處於一種互相封閉的關係，“類似一顆植株上結出的各個土豆之間的關係”。因此，中國的企業最為看重的是市場份額，以市場份額來保障利潤，一旦市場飽和，利潤就成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封閉的企業缺乏競爭動力。
鄭永年在論文中提到，中國需要鼓勵國有資本在風投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以及發揮民間風投的角色。其中包括和大學合作，投資於基礎研究；探索中國特色風投體系，投資於應用技術的轉化等。
袁冉東補充稱，事實上，風投的回報一般需要很長時間，一般是8—15年，甚至更長。這樣長時期的投資並不是現行體制所允許的，因為國有資本管理者的任期一般是3—5年。要克服這個體制短板，就要進行改革。而且，風投基金需要關注和投資“科技人才”，並非緊盯回報。
袁冉東坦言，如果中國真的要跨越“中等技術陷阱”，就是需要擁有足夠數量的科技人口，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一旦未來中國有10%、20%甚至30%的科技人口，中國的科技創新引領世界就將成為“必然”。
（本文首發鈦媒體App，作者｜林志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