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國良 始於好奇 延續探索
編輯 / 張玉潔、馬雪蓮
採訪 / 馬雪蓮
翻譯 / 戴麗
文 / Roxanne
攝影 / 姜海龍（曦烽Studio）
化妝 / 梁明明
法國駐華大使館文化、教育與科學事務公使銜參贊Nicolas Pillerel裴國良曾在採訪中說過，在法國人心中“Culture is the common good”。是的，文化藝術是全人類的，人們會因為法國音樂劇《悲慘世界》《羅密歐與朱麗葉》流淚，會因為中央芭蕾舞團呈現的《紅樓夢》感慨文化的交融，會因為《馬蒂斯的馬蒂斯》展覽來到中國而興奮……
從童年求知慾起始的外交官夢開始，裴國良徜徉於文化交流的中法語言之海中，從弗朗什-孔泰 到北京，始於好奇，延續探索。
始於好奇
在充滿求知慾和好奇心的童年，Nicolas Pillerel裴國良的心中就埋下了成為外交官的種子。
學習更多的語言文化，深入瞭解更多的國家，外交官顯然是一個可以實現這一個願望的最佳選擇。而曾經這位帶著探索慾望而學習外國文化的年輕人，也更多地擔負起了本國文化的宣傳大使。在他的手中糅雜著兩種文化的精華，他有在衚衕中走街串巷的經歷，有在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體驗自然的過往，在每一次迎來送往和活動的舉辦中，裴國良成為聯結中法的橋樑。
莫言、張藝謀、賈樟柯、趙無極、嚴培明，無論是中國的文學、電影還是藝術，在來到中國前裴國良就已經對豐富的中國文化如數家珍。而真正站在中國土地上的那一刻，裴國良才發現這些以現實為藍本的藝術創作是多麼的還原，他終於親眼親身接觸到了曾經文字和畫面裡的場景。在衚衕裡體驗老北京的生活，穿梭在衚衕和摩天大樓交織的街區，感受語言文字難以描繪出的屬於一個歷史大國的城市蛻變。
體驗文化差異的同時，裴國良也在稀鬆平常的日常裡發現了人們的共同性，“一碗麵，一盤餃子”，在衚衕裡散步尋找蒼蠅小館的時候，高性價比的美食和滿滿的人情味和在巴黎的生活逐漸重合，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生活有著同樣的熱愛。
延續探索
2024年，還有更多的意義。這一年，是中法建交60週年；這一年，是中法文化旅遊年。我們有無數的理由慶祝2024年的到來，慶祝中法文化緊緊握手的又一年。這一年，一系列文化活動將在中國展開。
回顧2023年的“中法文化之春”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對話並努力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法國電影展映、夏至音樂日、影象小說節等眾多展現法國藝術文化的活動在中國二十多座城市展開。
作為“中法文化之春”中“經典回顧”部分的重要專案，《馬蒂斯的馬蒂斯》展覽是亨利·馬蒂斯 (1869-1954) 個人展在中國大陸的首次呈現。展覽由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位於法國北部勒卡託-康佈雷齊的馬蒂斯美術館合作，從館藏中精選將近250件包括油畫、雕塑、素描、紙上墨水、版畫、剪紙、書籍插畫、織物等不同媒介的作品，涵蓋馬蒂斯的整個創作生涯。
包括在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的“大道無極——趙無極百年回顧特展”，這個展覽既是杭州第19屆亞運會重要文化專案，也是2024中法文化旅遊年專案，趙無極先生“不中不西，即中即西，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風格是東西文明互鑑在現代美術領域的最高成就，匯通中西的藝術風格也成為裴國良中國文化藝術的啟蒙。
延續2023年的腳步，裴國良提到2024年中法文化旅遊年期間，將有一系列高質量的展覽面向觀眾展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故宮舉辦的《凡爾賽和紫禁城》展，穿梭在故宮和凡爾賽宮裡，從17世紀開始的友誼在眼前鋪陳，琳琅的藝術品和物件敘述著古老的中法文化，透過獨特少見的物件聯結兩國。
除了藝術展覽外，法國的戲劇和芭蕾舞同樣有著悠久的歷史，也深受中國觀眾的喜愛，2024年法蘭西戲劇院的《司卡班的詭計》、波爾多國家歌劇院芭蕾舞團和凡爾賽皇家歌劇院都將會來到中國巡演，呈現西方戲劇的魅力。
為了更好地順應數字時代的潮流，裴國良和法國大使館也在探索更多新的媒介，比如虛擬實境。
由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文化處大力支援的展覽《消失的法老Horizon of Khufu——胡夫金字塔沉浸式探索體驗展》是全球首個在埃及胡夫金字塔內部和周圍環境進行掃描勘測和建模還原的新型文旅體驗，由Excurio與美國哈佛大學吉薩專案（Giza Project）團隊共同耗時三年時間完成。包括2022年末的《巴黎聖母院增強現實展》，以現代數字媒體的手段，用更新穎的方式呈現古老經典的文化，不僅是對文化的現代理解和重生，更是為了吸引年輕一代伸出的文化橄欖枝。
聯結年輕人的中法文化，如同奧運口號中的開放一樣，是裴國良口中的多元。小眾的諸如《影像中的舞蹈》一樣講述當代舞蹈的專案聚焦的是舞蹈圈的愛好者，而大眾如夏至音樂日一樣的音樂專案聚焦的則是所有人。“我們嘗試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讓有著不同喜好的觀眾都能參與其中”，中法文化的交流，在不同的圈子中用多元獨特的文化吸納各種各樣的年輕人。
更多期待
2017年9月13日，巴赫宣佈巴黎成為2024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巴黎成為倫敦後世界上第2個至少三次舉辦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城市，這一屆奧運會的口號是“OUVRONS GRAND LES JEUX（奧運更開放）”，開放也是中法之間文化交流的關鍵詞。裴國良感慨道：“這是繼1924年的百年之後巴黎再次舉辦奧運會。”
百年，一個值得紀念的節點，配合巴黎奧運會的熱度，裴國良表示2024年3月法語活動月的主題將會與體育相關，組織與體育相關的活動和論壇，邀請法國或者法語區運動員來到中國分享經歷，不僅是面向觀眾，也會有中法年輕運動員之間的交流和切磋。
而中國14個法語聯盟也將選拔出28位中國青年志願者前往巴黎參與賽會組織工作，這是一群連線下一代人的信使，喊著“OUVRONS GRAND LES JEUX（奧運更開放）”的口號讓中法之間的合作充滿屬於年輕一代的活力。
作為2024年焦點的巴黎夏季奧運會，裴國良還有一個更大的期待就是開幕式。開幕式由托馬斯·喬利（Thomas Jolly）擔當藝術總監，他是法國前衛戲劇演員、導演，法國戲劇界最高榮譽“莫里哀獎”得主，被稱為法國劇院的全能後起之秀。
在塞納河上舉辦開幕式的想法深深地震撼到了Thomas Jolly，穿過巴黎的塞納河上鋪展開的畫卷，河岸兩邊古老的建築與演出互相映襯，對於這樣一位頂尖藝術家而言，宏偉而綿延的塞納河作為表演的舞臺無疑是一個更大的機遇和誘惑，“奧運更開放”的口號也與他本人的價值觀完全契合。帶著這份期待，2024年，法國大使館也在努力嘗試將這位憑藉《亨利六世》震驚整個戲劇界的藝術家的新作音樂劇《星幻》帶到北京，讓更多的人可以親眼感受這位天才導演的魅力。
在2023年“中法文化之春”活動開幕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先生說過這樣一段話：“當前時代是沉重的，有人想要封閉空間，有一些殘酷的邏輯試圖再次將各大洲隔絕，但中法文化之春這樣的交流恰恰是藝術家們所能做的。儘管存在著宿命論，儘管人類的悲劇會重來，或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但永遠有男男女女敢於夢想、不斷創新、滿懷熱愛、不斷抗爭。”
我們嘗試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讓有著不同喜好的觀眾都能參與其中。裴國良就像他們其中的代表，投入更多的文化領域，深入更多元的人群，讓中法文化的交流不間斷，熱愛著中國多元文化的裴國良把中法文化的拼圖交給了每一個人，“不管去往哪一個城市，那裡都會有好看的風景等著你們”。
餘中先 文化間的擺渡與自渡
採訪、文 / 黃丹蕾
攝影 / 姜海龍（曦烽Studio）
作為將法國作家保爾·克洛岱爾作品《緞子鞋》譯介入中國的翻譯家，餘中先的書房裡收藏了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工藝品鞋子模型：有漂洋過海自荷蘭而來的木鞋，也有數十年前偶得、如今在陽光照耀下泛著蜜糖色澤的緞子鞋。書櫃前的小鞋子們和其身後或成套或零散的譯作互相映照。
如果說閱讀是橫跨不同文化河流的旅程，那譯者或許就是文化的“擺渡人”，將讀者帶領至文化交匯之處；同時也是文化的“自渡者”，靠文學作品這艘小舟溯洄兩岸，打撈文明中的共性與美好。
餘中先，《世界文學》前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傅雷翻譯獎評委。法國政府文學藝術騎士勳章獲得者，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2023年獲中國譯協資深翻譯家稱號。長年從事法語文學作品的翻譯、評論、研究工作，翻譯介紹了奈瓦爾、克洛岱爾、阿波利奈爾、貝克特、西蒙、羅伯-格里耶、格拉克、薩岡、昆德拉、費爾南德茲、勒克萊齊奧、圖森、埃什諾茲等人的小說、戲劇、詩歌作品一百多部。
與《奈瓦爾傳》中既帶著清澈希望又深負沉重痛苦的奈瓦爾不同，酷似“梁朝偉老年版”的餘中先老師，並沒有奈瓦爾這樣悖論式的存在氣息。走過房間裡細窄的過道，成千計的文學書籍層層疊疊排滿了整片書架。他認識幾乎每本藏書的位置，一雙溫和自然的眼睛確實和梁朝偉有幾分神似。
上世紀70年代，十六歲的餘中先在上山下鄉的知青點借閱到了一冊殘破的《約翰·克里斯朵夫》，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塑造了一位在逆境中始終保持奮鬥向上的信念的偉大主人公，鼓舞了一代人。受這本書的影響 ，1978年，餘中先考上了北京大學，並選擇了西語系的法語專業。在老師眼裡，他和他的同學一直在“玩命”地學習，日日在資料室與圖書館看書研究。
1984年，研究生畢業後，餘中先來到了《世界文學》雜誌社工作。經歷了80年代末的出國潮，1992年，他從巴黎讀完博士回國，繼續從事法國文學的出版、研究和翻譯。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外國文學出版業雜誌林立，上海有《外國文藝》，南京有《譯林》雜誌，北京的《世界文學》編輯部人才濟濟，最多時共有各語種編輯近30人。據餘中先回憶：“編輯部的前輩都是翻譯大家，比如高莽、李文俊老師等。因為閱讀興趣以及讀的專業，來雜誌社這個環境是我選擇的，但同時環境也選擇了我。實際上是我們兩者的‘一拍即合’。”
幾十年來，《世界文學》雜誌為讀者帶來了卡夫卡的《變形記》、聖-埃克蘇佩裡的《小王子》、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選）等我們如今看來似乎“到處都見得到”的文學譯作。
從編輯到主編再到如今退休，餘中先也先後譯介了奈瓦爾、克洛岱爾、薩岡、昆德拉、費爾南德茲、勒克萊齊奧、圖森、埃什諾茲等作家的一百多部作品。法語世界中，有的作家大放光彩，被同步譯介到國內；而有的作家淹沒在文學史的故紙堆裡，又被譯者與編輯們打撈出來，重煥生機。對於與文學翻譯與研究這條路的緣分，餘中先的回答很純粹：“覺得這條路還可以，那就一直往下走了。”
中法文化，或者說中法文學，在“渡河”往返溝通的過程中已經有了更深的交流和體悟。比如近年來許多法語譯者及學者都十分喜歡中國經典文學《紅樓夢》，他們或許在“喜歡”的基礎上已經意識到這本奇書如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一樣，是一本將個人、家族與社會的歷史內化成一體的獨特的時代的“百科全書”。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從“寫作完成”的一剎那才剛剛開始，讀者（包括譯者）來來去去，渡河交流，歷經時間和文明的互動，文學才真正的被“寫完”。
在中法建交60週年之際，作為法國文學這艘小舟上的乘客，《時裝男士》獨家對話餘中先先生，向讀者展開不同文化間的擺渡與自渡之旅。
《時裝男士》對話餘中先
時裝男士：請推薦一位作家或是一部文學作品給當下的中國讀者。
餘中先：現在應該有不少。比如帕斯卡·基尼亞爾（Pascal Quignard）的《世間的每一個清晨》，以及最近剛出版的《愛，海》我覺得都很不錯。基尼亞爾通過歷史來探討人生，其他既不是通過歷史，也不是透過現實來描述當下的作家也很有意思。比如科幻、偵探作品。它們一開始並不是嚴格意義的文學文類，但如今很多嚴肅作家也會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偵探，或是文字遊戲的元素。
時裝男士：在您的翻譯生涯當中，哪一部作品的翻譯比較有挑戰性，為什麼？
餘中先：是於斯曼的作品《逆流》。我還沒譯出來的時候，發現已經有一個漢譯本，叫《逆天》。但是因為於斯曼此前有一部作品叫《順流》，我認為還是翻成《逆流》合適。
《逆流》裡面講到許多“頹廢”的生活方式。但這和我們中國人理解的“頹廢”不一致，《逆流》主人公的“頹廢”可比古羅馬時代的一種生活方式，耽於個人智力活動和審美沉思。翻譯的難點有語言內容的理解，還有術語含義的轉達，需要加很多註釋。全書每個章節圍繞一個主題展開，百科全書式的涉及歷史、繪畫、珠寶、烹調、時尚，等等。知識面需要強一點，所以是挑戰。
時裝男士：有什麼您印象比較深的與源文字作者交流的故事嗎？
餘中先：與新小說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耶的一次交流印象深刻。當時，他的一本小說，法方出版社希望中國讀者早日看到，於是商議好中文版與法文版同期出版。翻譯書名時犯難了。法文標題“La Reprise”指“重新拿”，那書名“重複”好還是“反覆”好？
最後諮詢羅伯-格里耶時，都快到交稿期限了，他才給我發過來說這個詞是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術語“Gjentagelsen”，意思是重新透過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一個問題。格里耶打算把他當年幾本新小說的話題重新用新的方式組織再來探討。拿到他的回答後我便定題《反覆》，然後第二天交稿，幾個星期後小說原著和譯本就同步出來了。
時裝男士：您覺得中法文學、中法文化之間是如何互相影響的？
餘中先：從我個體而言，因為我是從事法譯漢工作的，更多的是應該說我受到法蘭西的種種影響，每天早上喝牛奶、咖啡，談起法國來也是眼光會亮。但是根子裡頭其他地方的文化我也喜歡，比如說西班牙、義大利，它們有自己的文明，語言也很美。但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可能是每個人自己的母語。
我的工作既是在替法國宣揚他們的文化，同時又是在為中國人的精神文明建設增添一磚一瓦。我談的文化，狹義上來說是文學上——文學體現了人類共同的文明價值所在，只不過帶有每個國家的特色、每種語言的特色，但我可能會更加關注它們的共性。
文學作品的共性更多在審美層面，比如什麼是“真”，什麼是“善”。前兩年做講座時，我講得比較多的是加繆的《鼠疫》，討論醫生的職責、命運的不可抵抗，討論我們要警惕過去發生過的事，往昔的經驗與我們當下的生活依舊息息相關。
另外一部講得比較多的作品是雨果的《巴黎聖母院》，讀到他們那一代作家在敘事中對於人物性格的刻畫，對真善美的宣揚，以及建築跟小說的關係。 小說本身就像一座會講故事的建築，而教堂，則在無聲地講故事——諸如此類，讓讀者和學生們浸泡在不同的文明當中。 但是這個文明也並不算是單一國家的人所專有的，實際上，共同熱愛真善美的人都可以觸碰到。
時裝男士：您曾說翻譯就像“擺渡”一樣，即便“擺渡”有時間差，但意味著一來一往（交流）。您認為文學翻譯對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交流有何重要性？
餘中先：現在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擺渡形式，這種擺渡形式有的是“自主”的。譯者可能是一個（擺渡讀者的）擺渡人，後來讀者自己也成了擺渡人。最近我去了一趟湘西，即沈從文《邊城》中描寫的川湘黔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一種擺渡船的形式可以讓遊客“自助”，它有一根鐵絲一樣的拉縴裝置，遊客在船上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拉過河去。這也是一種“擺渡”。讀者根據自己的喜好，透過文學作品這艘船，自己到達對岸。一趟又一趟來來回回，文明就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
時裝男士：2024年是中法建交60週年。您個人對於未來中法交流的展望是什麼？
餘中先：20年前中法建交40週年的時候，我也參與了相關的活動，和法國來的幾位院士交流。我們有一句共同的理解：一定要發現對方文化當中最有意思的東西。
而這個最有意思的東西或許是那些“你曾經有過的，卻不一定能夠發現是來自於我的東西”。法國有很多作家來中國以後，反而發現了法蘭西文化中的特色，反之亦然。《緞子鞋》的作者克洛岱爾是慈禧時期的法國外交官，在中國生活了十多年，寫了很多關於中國文化的文字。他對之後法國的很多詩人影響都很大，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聖-瓊·佩斯。文化交流的本質在於發現對方文化當中最有價值的一面，這是我的結論。
王可然 給觀眾做一場晶瑩的夢
採訪、文 / 陳晶
攝影 / 姜海龍（曦烽Studio）
化妝 / 梁明明
服裝 / Haitao Liu
助理 / 王丹
場地鳴謝 / 元美術館
央華戲劇創始人王可然一直推崇“真”，他認為“真”比“真誠”更純粹，更原始。它冷酷且蒼涼，意寓著接受質疑、打破舒適、嘗試定義。這也是他帶領央華戲劇不斷走在行業前列的動因。2024年中法文化建交60年之際，王可然監製、讓·貝洛里尼執導的中文版《悲慘世界》進入排練的最後階段，即將面對觀眾。他堅信這是一部將光芒打入現實的作品，人道主義的力量可以支撐整個世界。
王可然：央華戲劇創始人，藝術總監、編劇、導演，2021年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獲得者，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2023北京文化論壇代表，演講嘉賓。從事戲劇十五年，被共青團中央主管、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主辦的《中華兒女》雜誌評為：拓展中國戲劇世界格局的領軍人，世界戲劇舞臺上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面孔之一。
把句號畫在觀眾的掌聲裡
“昨晚我和一位戲劇人飯後喝茶，夜闌人靜，高高的樓層外是安睡的夜幕。他放了一首周璇的歌給我聽，我心突然動了一下，像體驗一種晶瑩剔透的感情。最近事務很多，我又開啟這首歌，卻只能感到煩躁，我忽然明白過來——我們要提供給觀眾的感受，就是一個做一場美夢的環境。”
從引介賴聲川的第一部劇作至今，王可然見證了中國話劇土壤從養分稀薄到遍地播種的變化。“十多年前，一個民營劇團的話劇場，可能進場一千人，出場只剩兩百人，很正常。當時的整個話劇局面非常蕭條，觀眾基數加起來可能過不了十萬，今天話劇在中國主流城市已經是個顯赫的門類。”
大眾審美在升級，藝術的門檻在降低，如今再要給觀眾提供一場美夢，已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後疫情時代的特徵在凸顯，人們內心的痛苦和煎熬，有時已超過文學和戲劇的痛苦。“那麼人們還會走進劇場，感受人世間的裂痕，並感慨那一束照進他們生命裡的陽光嗎？”王可然提出疑問。
2023年6月，王可然帶團隊來到法國，進行了一次文化之旅。從法國演員之春戲劇節開始，遊歷了里昂法國人民劇院，巴黎的商業化的戲劇演出，最後他們來到法國南部的旺代省，應邀參加了為期三天的“狂人國戲劇谷”的探訪。他們在三天裡看了大小十二個演出專案，收穫了極大的驚喜。
令人驚喜的不只是極高的上座率，兒童和青少年出現的比例，也包括作品本身強大的核心。“所有演出牢牢深入地用歷史到當下的時間軸，以下面這幾個主題為核心設計的內容，這些主題是：衛國護邦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犧牲，以及圍繞主題形成的精神氣質，帶入的偉大的氣氛。”
王可然說過，“一齣戲最好的句號，是畫在觀眾的掌聲裡”，至於怎麼畫，每個創作者都有他自己的答案。在這次法國之行裡，他看得是傳統高於現代，人的犧牲高於人的個體，民族的驕傲高於個性的核心價值。“這些作品呈現出了廣博的愛，有時間高度的愛，這是戲劇中凝結的最大的價值。”
一個由雨果支撐的世界
作為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獲得者，他和法國文化很早就結緣了。早在2017年，王可然與法國藝術家安娜伊思·馬田展開國際戲劇專案的合作，將法國小丑劇《B先生與P先生》首次引進國內市場；2018年與安娜伊思·馬田共同策劃併成功引進了法國劇目《西貢》，從很多層面上，他推動過中法兩國藝術家聯手。
而他和法國文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孩提時代。他閱讀的起點是四歲，那年過馬路摔了腿，父母都去上班，他自己在家裡玩，抱了一摞書放床上看。很多字都不認識，就拼命地猜，文字給他帶來了最初的想象。一直到十八歲，都是他人生閱讀的黃金時期。在所有作品中，《悲慘世界》是最打動他的。
“第一次讀，我只知道故事，沒有琢磨背後的東西。第二次讀，看到冉阿讓偷銀器被抓，主教對他的仁慈、悲憫的態度，讓我大為震撼。主教說，這是我送給他的，你們放了他吧。也許每個人身上都有善和惡，只有經歷過人性的滌盪，才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他在引導善，在給予他信心。那時候我意識到，這是一個對全世界都有信仰和支撐的，擁有廣闊的力量的文字。”
王可然說，喜歡什麼樣的作品，和一個人的秉性有關。在考學階段，他有一次去浙江面試，有一個考生犯了急性腸胃炎，整個人扭成一團，很痛苦。王可然把他送到醫務室，險些耽誤了自己的考試，返回考場後，考官又給了他面試機會。後來和專業指導老師聊起這件事，老師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選中你？學藝術最重要是看人性，再往大了說是人道主義。”
《悲慘世界》對王可然有很重要的意義，他毫不吝嗇對這部文學的讚美。“這麼多年，我看到它是全世界幾乎是唯一一個擁有文學的高度、藝術的高度、靈魂的高度、對時代的哲學思考的高度的作品，雨果用它的文學支撐了這個世界，這是最大公約數的標誌。它在激勵我們個人在慾望的路上奔跑的同時，也可以透過分享讓大家更好。”
央華戲劇對《悲慘世界》的改編創作也應運而生，這是一部在疫情期間就在反覆溝通的作品，終於在2024年搬上舞臺。這一版《悲慘世界》中，演員們不僅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時還會在演出中跳出自己飾演的人物，在舞臺上朗讀小說中的文字，這種頗具布萊希特“間離法”風格的舞臺表現形式，也為演出帶來了挑戰。
對王可然本人來說，這只是2024年的開始，關於他本人和央華的故事還將繼續。“我現在依然是亢奮的，躍躍欲試的，《悲慘世界》一定會得到認可和好的結果，這毋庸置疑。”而他本人也將在新的一年親自執導由莫言的《鱷魚》改編的話劇，“這部作品講人，講情感，也講生命，是一個同樣有時代意義的作品。”
《時裝男士》對話王可然
時裝男士：2023年6月在法國交流考察期間，看了哪些讓你印象深刻的作品？
王可然：有一出《海底兩萬裡》，這個故事本來就精彩，但是搬上舞臺之後，它表達得太精彩了。就在那一個舞臺上，透過燈光、舞美和一點裝置的合作，就把海底兩萬裡的過程、當中人的命運、海洋、生物和人的關係，全
部表達得淋漓盡致。它就能讓我們相信，舞臺真奇妙，電影永遠取代不了劇場的作用、功法和魅力。
時裝男士：關於《悲慘世界》的創作，經歷了哪些困難？尤其是在文字上？
王可然：創作的艱難一直存在，但也始終在克服。《悲慘世界》誕生一年後，維克多·雨果的兒子夏爾·雨果就將其改編為話劇在法國上演，這一版本最接近原著精神。我們起初就是選用夏爾·雨果的劇作版本，但隨著創作的深入，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結合在一起，又碰撞出許多新的火花，我決定要為此次中文版演出創作一個全新的劇本。現在這個劇本是原創劇本，是我們中國的戲劇舞臺上一個難得的作品。
時裝男士：2023年文藝市場的復甦，有帶動話劇市場嗎？你對這一領域依然是有信心的嗎？
王可然：過去一年的繁榮，大多體現在演唱會、音樂節。我也被人領著去看過，能感受到現場觀眾對情緒的宣洩。戲劇又不同，它更深入靈魂，它的復甦也更緩慢。但我依然是有信心的，這個判斷是基於對戲劇千百年來發展過程的判斷，它永遠不可替代。經濟不夠好，它會弱一點，經濟好，它會強一點，但它永遠在。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他就想看看文學、戲劇的力量，如果《悲慘世界》這個故事對他很重要，他就有可能走進劇場。
榮榮 從阿爾勒到集美的“撫今”與“追昔”
採訪、文 / 德加
攝影 / 包子
“去廈門新城看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每每成為全國各地的攝影家和攝影愛好者的“冬日首選”；到廈門集美看從法國“漂洋過海”而來的攝影展，更為國內外攝影師、策展人與藝術機構搭建了對話、交流的寬闊平臺，更被法國總統馬克龍盛讚為“中法兩國間文化合作專案的典範”。當下正在廈門熱鬧開啟的第九屆，也讓中國知名攝影家、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聯合發起人榮榮感慨有了些“撫今”與“追昔”的味道。
榮榮：中國當代攝影藝術家，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聯合創始人及總監，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聯合發起人及聯合總監。
撫今：同步最新鮮的國際視野
“這個年輕的攝影季今年正式邁入第九屆，我們還有很多未知和挑戰。” 2023年7月訪問過以“意識狀態”為主題的第54屆阿爾勒攝影節的榮榮說。
旨在以開放和多元的態度引進海外優秀影像作品，同步最新鮮的國際視野，支援和鼓勵華人影像藝術的創作、研究和策劃，並在國際舞臺發聲的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此番彙集來自德國、波蘭、義大利、法國、新加坡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位策展人，讓100多位藝術家的2100餘件作品集中亮相； 其中有“年度阿爾勒”單元精選阿爾勒攝影節中“我朋友們的寶麗來”“姐妹情誼——北歐當代攝影群展”“聖葉”“世界觀”“加勒比之夢”“珍奇屋檔案”及法國阿爾勒攝影節2023圖書獎展覽7場展覽，更有集美·阿爾勒影像策展人獎、亞洲影匯、攝影季特典、藏家故事、無界影像、在地行動、vivo影像加作品展、此去經年等32場展覽、活動板塊與學術研討。
“我們攝影季最重要板塊是‘集美·阿爾勒發現獎’，今年也很高興能攜手‘首席發現官’小紅書攝影一起向國際舞臺推薦和發掘華人影像創作者，如果獲得‘發現獎’，這些攝影創作者將在下一年的法國阿爾勒舉辦他的個人展覽。”榮榮介紹。
自落戶廈門集美以來，攝影季不僅把全球的攝影藝術精品帶到中國，也將眾多中國攝影力量推向世界舞臺，向世界發出攝影創作的 “中國聲音”，中西文化的互動與共鳴，讓攝影季大放異彩。
在眾多活動中，陸續與魯迅美院、中央美院、中國美院、清華美院等藝術院校合作的“中國律動”板塊可以被視為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的“學術高地”，在榮榮看來，攝影季中的“學術元素”必不可少——短短二三十年間，雖然中國攝影藝術生態已經有了長足發展，但仍然有很多不足，“比如我們還沒有獨立的國家級攝影博物館，很難讓民眾瞭解攝影這門藝術的高度——對攝影藝術的普及，需要殿堂級場館的教育，比如我們去巴黎或者紐約，看蓬皮杜藝術中心或Moma，就可以看到一張照片在最重要的展廳裡與繪畫並置在一起，這樣公眾就會意識到攝影的獨特價值和藝術造詣，從而尊重這門藝術的獨創性”。
榮榮認為，目前中國的美術館、博物館尚未建立攝影語境，攝影藝術在當代藝術的範疇中依然處於邊緣位置 ；然而，每一個生活在當代社會中的人，其實都被攝影改變著：“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我們每天一睜開眼睛，湧現在面前的首先通常都是影像—各種各樣的影像，它們充滿複製力，就像病毒一樣‘入侵’人們的生活、改變人們的生活，而很多人並沒有重視它們。”
因而，在榮榮等中國與法國攝影界人士的努力下，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不僅把外國的優秀攝影藝術作品、國際當下最現代、最鮮活的個案引入廈門，也把國內最有意思的創作者的 ‘新聲’帶到國際舞臺上去展現，讓更多的觀眾和媒體來欣賞攝影這門藝術，達成交流與互動—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搭建了攝影季的平臺。”榮榮說。
追昔：從北京到集美
作為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的“母本”，創辦於1970年的法國阿爾勒攝影節，是世界上創辦最早、最具影響力的攝影節之一，由攝影大師呂西安·克萊格、知名作家米歇爾·圖尼埃以及歷史學家讓-毛里斯·魯蓋特共同創辦，其最大特點便是展覽一系列從未公開過的高質量藝術攝影作品。
阿爾勒攝影節還經常與法國或其他國家的博物館和機構合作，在阿爾勒當地的歷史保護建築內舉辦展覽，讓整個城市瞬間變成一個展示攝影藝術的大舞臺。“上世紀80年代末，我看到一本攝影雜誌介紹了阿爾勒，裡面有梵高，我想知道為什麼梵高生活的地方在做一個攝影節，所以對阿爾勒攝影節的記憶就跟梵高聯絡在一起了。”榮榮這樣回憶他與阿爾勒的“相遇”。
2007年，榮榮和映裡在北京草場地國際藝術區創辦了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也就在藝術中心開幕的第三天，榮榮以攝影藝術家的身份第一次參加了阿爾勒攝影節，“感受真的是特別棒——因為早年學畫畫的‘梵高情結’，我在阿爾勒看了梵高的咖啡廳、他住過的精神病院——那時，那個精神病院裡正在做攝影展覽”。“那次我帶了很多三影堂的小宣傳冊，放到很多做展覽的空間裡，很快就發光了，也有很多人把它拿走——我就想告訴來自世界各地的攝影人，中國也有一個攝影空間，歡迎大家可以過來參觀和駐留。”他回憶。
2009年10月，榮榮和黎靜 （Bérénice Angremy）第二次去阿爾勒，“當時阿爾勒特別安靜，也很冷；我在那裡參加了一個國際策展人會議，我們提出要把攝影節‘搬到’中國來，於是就和攝影節的總監弗朗索瓦·赫伯爾（François Hébel）交流”。
“搬”的速度很快——專案2010年春天就在草場地落地，“因為那個時候傳言草場地要拆遷，有風波，於是我們就聯合草場地的二三十個藝術空間、國際畫廊，一起做了‘草場地攝影季 ：阿爾勒在北京’，全是攝影展覽和活動，弗朗索瓦·赫伯爾也特別支援我們這個想法”。2010年到2012年，“草場地攝影季——阿爾勒在北京”連做三年，讓很多人第一次走入草場地，更將草場地儲存了下來。
“阿爾勒在北京”連續三年，然後“阿爾勒”“轉到”了廈門——2015 年，榮榮和映裡在廈門創辦三影堂廈門攝影藝術中心，同年就與時任阿爾勒攝影節主席薩姆·斯道茲（Sam Stourdzé）共同發起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季，並在攝影季推出“集美·阿爾勒發現獎”，“與阿爾勒‘再合作’——我們之前在北京有合作，從那以後，就是法國阿爾勒跟三影堂合作，落地集美”。
集美畢竟不是阿爾勒。“阿爾勒有一些古羅馬的建築遺蹟，當然它更因為梵高而出名，但是後來這個城市有一點沒落，平日冷冷清清，但阿爾勒攝影節則能讓大家再度認識這座城市——攝影節期間人山人海，酒店都訂不到。”
在榮榮的視野裡，“廈門集美不比阿爾勒差”，更準確地說，是“各有各的優勢”——“從巴黎坐火車要三個小時才能到阿爾勒，而集美交通更方便，從機場過來也就半個小時”；他認為，更大的優勢在於“人”，集美，作為陳嘉庚先生故里、百年學村，蘊含濃重的人文底蘊和歷史文化特色，陳嘉庚先生也是促成這些人文發展的重要人物，“集美學村、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華僑大學，還有福州大學工藝美院……集美這裡年輕人很多，更加充滿活力”，也就更能激發年輕的攝影生態與能量。
為了增強集美·阿爾勒與在地的聯結，帶動區域文化、藝術的傳播，本年度集美·阿爾勒特別推出了“群島計劃”這一新專案，聯動10城100+在地商家，其中25個點位結合當地特色與青年藝術家創作帶來“群島計劃平展”。榮榮表示：“開幕週期間，我們也邀請了本年度集美·阿爾勒的藝術家、策展人、媒體朋友和觀眾們一起到集美大社和思明百家村兩條策展路線上‘群島夜遊’。兩天夜遊天氣都很冷，但現場都出乎我意料的火爆，在地文化是有它自身強大的獨特性與感召力的。”
“集美”脫胎於“阿爾勒”，更要發展出與“阿爾勒”不同的特色：“身處南方，我們希望攝影季能夠以‘本地’出發，輻射東南亞，與香港、澳門、臺灣和東南亞國家的攝影人有密切的互動。”
身份：核心還是攝影
每到攝影季，榮榮總是很忙碌。從攝影藝術中心的創辦者，轉身成為攝影季的發起者，然而他卻每每要回歸“攝影人”的身份。“其實身份對我而言是無所謂的，從一個攝影家轉變到一個搭建平臺、籌辦攝影季的人……重要不是你的定位是什麼、別人怎麼去稱呼你，而是自己想做什麼、實施什麼、你的行動是什麼。”他做事的“核心，還是攝影——我喜歡攝影這個行業”。
為了在當時中國的攝影生態中發出一個聲音而創辦三影堂的榮榮與映裡，早年間對三影堂的日常管理都是親歷親為，“展覽、接待、媒體……那個時候，我在三影堂旁邊還有一個工作室，距離非常近，就走路5分鐘、10分鐘的路程，但在工作室裡也不可能去創作——三影堂日常的運營、所有瑣碎的事情，都會讓你分心”。
自言“並不是很合格的管理者”的榮榮，在北京三影堂成立10週年的2017年開始，就逐漸不再參與三影堂的日常管理了：“我就在那時做了決定，我們必須跟三影堂‘有個距離’。我們覺得三影堂就像一個很小的孩子，但你不可能永遠去照顧它，它要經得起風風雨雨。我們希望它能獨立，離開我們它能活，那才是真正的活。”榮榮說，三影堂這些年來壯大了，而且比他們在的時候管理得更好。
“在創辦三影堂的時候暫時放下相機，並不等於我要永遠放棄相機。”他又迴歸到攝影家的身份上，在創作一些作品。“我曾經說在三影堂最理想的狀態就是我是一個駐地攝影家，而這個狀態我如今已經達成了——最近好幾年我回三影堂，就是以駐地藝術家的身份。”
榮榮和映裡持續創作《即非京都》系列，這是對2012年至2014年他們創作的《妻有物語》系列的延續，“2021年我們在成都當代影像館做了展覽‘跡——榮榮&映裡的影像歷程’，發表了一部分《即非京都》系列作品——目前這個系列還在進行中”。
“攝影是我的信仰，是我和世界交流的方式。沒有攝影我不可能行走，這就像一個詩人找到了一支筆，就像生命的依靠。”榮榮曾經這樣說；在採訪中，談及他與攝影的關係，他的回答更為簡潔：“我還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