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回到2008年，那時候美國剛剛開始經歷次貸危機的風暴，而中國股市也在經歷著自己的波動。但從那時起到現在的15年裡，中美股市的表現就像是兩條完全不同的軌跡。
在美國，儘管次貸危機席捲全國，美股卻像是被賦予了超能力，實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超級暴漲。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的市值分別達到了驚人的27.69萬億和24.56萬億美元。而回望中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的市值，分別只有8.15萬億和6.22萬億美元。更讓人感嘆的是，儘管中國上市公司總數達到了5079家，總市值也有79萬億元人民幣，但這並沒有帶來預期中的股市表現。
讓我們更具體地看看這15年間的股市走勢。即使在次貸危機最嚴重的時候，美國股市的跌幅也小於中國。例如，2008年，中國的主要股指跌幅都在50%以上，而美國的主要股指跌幅則相對較小。
到了15年後的今天，與2007年的高點相比，中國的上證指數、深圳成指、滬深300指數的跌幅都超過了36%，顯示出中國股市相對萎靡不振的表現。更不用說，上證指數還受到了歷史上指數編制的缺陷等因素的影響，這些都使得真實的市場表現被扭曲。
這種對比不僅僅是數字遊戲，它背後反映了中美兩國不同的市場結構、經濟環境和政策導向。美國股市的強勁表現部分得益於其成熟的市場機制和創新能力的不斷推動，而中國股市則還在尋找平衡，努力克服自身的結構性問題。
中美股市——在波濤中舞動。美國的巨龍，在經歷了2008年次貸危機的狂風暴雨後，不僅恢復了元氣，還展翅高飛，創下了令世界矚目的新高。比如，美國標普500指數和道瓊斯指數，分別從危機的低谷騰空而起，實現了超過160%和471%的驚人漲幅。納斯達克更是飛躍雲霄，從底部起飛，漲幅達到了1181.6%！
而在東方，中國的巨龍雖然威武，但在股市的舞臺上卻顯得更為謹慎。滬深300指數，代表著中國市場的脈動，其走勢與美國相比，顯得更為溫和，反映了中國股市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特點。
回購與減持
轉眼間，我們的視線從歷史的浪潮轉向股東們的舞蹈。在美國，公司股東像是參與了一場盛大的回購狂歡。不僅是因為稅率的優惠政策，也因為他們堅信自家公司的價值。從高盛到彭博，每一個數據都在向我們展示，美股回購不僅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更是推動股市上漲的關鍵引擎。特別是科技巨頭們，他們以回購為武器，穩固了自己在資本市場的王座。
而在中國，故事則有所不同。A股市場的股東們似乎更傾向於減持而非回購，這反映了市場參與者的不同策略和市場環境的差異。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蘋果公司不僅在技術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它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也同樣引人注目。尤其是它對股票回購的策略，幾乎成了財經故事中的傳奇。2022財年，蘋果宣佈了令人震驚的902億美元股票回購計劃，緊隨其後，2021財年的回購額也達到了855億美元的歷史高點。即使在面臨收入下降的挑戰時，蘋果仍舊堅定不移地執行著鉅額的回購計劃，這份毅力和自信，無疑展示了蘋果對自身價值的堅定信念。
谷歌和META（原Facebook）也不甘落後，紛紛加入回購的行列，宣佈了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計劃。這些科技巨頭透過回購股票，不僅向市場展示了對自家未來發展的信心，還有效地提升了股票價值和投資者的回報。
而在能源領域，雪佛龍和埃克森美孚等超級大型能源公司也展現了他們的財力，透過股票回購和高額分紅吸引了大量投資者。特別是雪佛龍，其連續兩年的股價暴漲，以及巴菲特對其的加倉，都讓雪佛龍成為了投資者眼中的明星。
這種大規模的股票回購行為，在美國股市中已成為一種趨勢。據統計，2022年標普500的回購與分紅總額高達1.5萬億美元，相比之下，滬深300的相應數字僅為0.2萬億美元，這一對比不僅突顯了中美股市在資本操作上的巨大差異，也反映了美股市場的成熟度和公司治理的先進性。
哈佛法學院的佛裡德教授指出，企業透過回購和分紅分配了絕大部分的淨利潤，這種做法雖然減少了公司對外部投資的比例，但同時也增加了投資者的收益，從而吸引了更多的資本流入。
在金融界的傳奇中，沃倫·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無疑是掌握股票回購之劍的高手。在伯克希爾·哈撒韋這艘巨輪上，巴菲特舵手的每一次股票回購都是精心策劃的戰略行動。2020年，他們以247億美元的代價回購了80,998股A類股票，這不僅擴大了他們在公司的持股比例，還巧妙地增強了伯克希爾的資產規模，而且還沒讓巴菲特“動錢包”。
接下來的幾年，伯克希爾的回購行為持續升溫，每一次回購都在無聲中傳遞著對公司未來的堅定信心。這種信心不僅反映在伯克希爾的表現上，也在股市上掀起了一陣回購浪潮，推動了美國股指的一次又一次創紀錄高位。
美國股市的減持規則：公平、公正、公開
在這場金融舞臺上，美國對於上市公司大股東的減持行為也有著嚴格的規定，體現了公平、公正、公開的三大原則。1934年頒佈的《證券交易法》第144條，繪製了大股東減持的清晰藍圖，從減持的時間到數量，都有著明確的界限。
這些規定不僅保護了二級市場投資者的知情權和利益，也確保了市場的健康發展。無論是大股東、公司高管還是內部人士，他們的每一次減持都要經過嚴格的備案和披露，確保每一步都在陽光下進行。
透過這種方法，美國股市建立了一個透明而公正的交易環境，為全球資本市場樹立了典範。這種制度的精妙之處，在於它既保護了投資者的利益，也為公司和大股東提供了清晰的操作規範。
東方時尚不愧是引領頂風作案的時尚典型：股東的清倉式減持。這不僅是一場資金的大逃亡，更是對市場秩序的挑戰。清倉式減持，就像一把無序揮舞的劍，不僅引起市場動盪，還暴露出法律執行的空隙。
儘管《公司法》和《證券法》已經對非法轉讓和減持作出了嚴格的規定，設立了罰款和法律責任，但現實中的執行卻顯得力不從心。2018年至2022年，大股東減持金額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從2345億元躥升至8513億元，展示了清倉減持的盛行程度。更令人擔憂的是，違法減持的案例頻出，頂風作案成了一些人眼中的“時尚”。
中美股市的交易制度區別
交易制度：資本市場的公平之錨
在探索資本市場公平性的旅程中，交易制度的設計顯得尤為關鍵。這不僅是建立健全市場的基石，更是確保投資者公平交易、獲得理想回報的基本保障。
從“T+0”到“T+1”：一個歷史的轉折
回顧全球資本市場的歷史，我們發現“T+0”交易制度曾是普遍的選擇，它代表著投資者可以在同一交易日內買賣股票。然而，為了抑制市場的過度波動，自1995年起，中國滬深股市從“T+0”轉向了“T+1”制度，即今天買入的股票需到明天才能賣出。這一變化，雖然增加了市場穩定性，但也引發了對交易自由度的討論。
股指期貨期權與現貨的錯配
在當前的交易制度中，存在著一種獨特的錯配現象。股指期貨和期權採取“T+0”制度，而它們對應的現貨股票卻實行“T+1”制度。這種非對等的規則不僅全球罕見，也被視為是對市場秩序的攪擾，甚至鼓勵了市場的不穩定行為。
做市商制度：為散戶打造的平等橋樑
在全球範圍內，做市商制度被視為解決交易不平等的有效工具。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定義做市商為“隨時提供某一證券買賣報價的機構”，這樣的制度確保了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的即時性，為中小企業乃至創新型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重要支援。無論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還是倫敦、德國的交易所，做市商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美國股市的繁榮背後，有一群默默無聞的英雄——做市商。他們是市場的平衡大師，專門服務於廣大散戶，透過克服資訊不對稱和交易差異，為市場的流動性和公平性做出了巨大貢獻。
城堡證券：做市商的典範
城堡證券，作為全球領先的做市商，更是這一角色的典型代表。作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最大的指定做市商，城堡證券利用其對散戶訂單的高勝率和高收益，與網際網路經紀商緊密合作，透過購買大量的散戶訂單流來最佳化交易。它的平臺能夠在短短几分鐘內自動下達數百萬個交易指令，運用人工智慧和多學科的演算法精準預測市場動向，實現了在跨市場多場景下的最優撮合成交。
城堡證券的做市收入從2016年的不足20億美元飆升至2022年的75億美元，顯示了其在做市領域的強大實力和增長潛力。在美國的零售做市市場中，城堡證券執行的股票交易量佔了整體的36%，成為了散戶交易的主要平臺。
不同股市的做市商制度
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納斯達克（NASDAQ）採取了不同的做市商制度。NYSE融合了競價制度和做市商制度，每個證券指定一個固定的做市商，確保了市場的競爭和流動性。納斯達克則實行更為純粹的做市商制度，要求做市商隨時準備買賣股票，並持續報價，以保證市場的活躍和公平。
在中國，科創板、北交所、新三板採取了混合做市交易制度，而滬深主機板則未採取此制度。這種差異化的做市商實踐，展現了各個市場根據自身特點採取適合的交易機制，以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投資者的公平交易。
中美股市的經濟晴雨表作用上水火兩重天
中美兩國股市退市制度對比。
首先，讓我們飛越到美國，一個被認為是股市天堂的地方。從1980年到2017年，美國的股市上上下下，總共有26505家公司在股市上演了自己的故事。當中有14183家公司最終退市，佔了總數的72%。想象一下，每10家公司就有7家會說“再見”。大多數公司在上市後的第四年達到了一個“分水嶺”——要麼飛，要麼掉。退市的原因各式各樣，但主要是被併購、財務困境或者股價太低。
現在，咱們聊聊我們自己的後花園——中國。相比之下，我們的退市率就像是稀有物種，極其珍貴，滬深交易所的歷史退市率只有0.3%和0.1%。但從2021年開始，退市的步伐明顯加快了，特別是2022年，達到了歷史最高值，新增428家上市公司的同時，有42家公司退出了舞臺。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在面對股市大風大浪時，中美兩國是如何保護小散戶的。美國有個很有名的例子，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的“爐邊談話”，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講話，它幾乎是救了美國的經濟，讓人們重新拾回了對銀行的信心。想象一下，那時候全國有4000家銀行關門大吉，但是羅斯福告訴人民：“把錢存銀行吧，比藏在床墊下安全。” 這句話不知道安慰了多少人的心。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股市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遊戲場。它關係到經濟的穩定，到每個人的生活。而怎樣在風雨來臨時保護好我們的“錢袋子”，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大家還記得羅斯福嗎？他不僅僅是在書本上的名字。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他用一系列的爐邊談話，幾乎用溫暖的話語和堅定的信念把美國人的心拉回了希望的地方。想象一下，銀行重新開門的那一天，人們像參加節日一樣排隊存錢，股市也迎來了史上最大的單日漲幅。是的，就是這種力量，讓羅斯福贏得了四次總統選舉的勝利。
接下來是里根。1987年，股市大跌，但他堅持自己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他信心滿滿地表示，創造了1400萬個就業機會，降低了通貨膨脹和利率，這些成就怎麼可能會對股市有害呢？
然後是喬治·W·布什。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讓整個美國都顫抖了。布什總統坦言，雖然他本能上反對政府幹預市場，但在那個特殊時刻，他選擇了介入，因為如果不這麼做，後果將無法想象。
最後，我們看看奧巴馬。2009年，美股歷史性地跌破了7000點。但奧巴馬總統看到了市場的另一面，他認為那是一個長期投資的好機會。沒錯，他的話音剛落，股市就開始了一段長達15年的牛市。
如果說股市是一部戲，特朗普無疑是其中最會抓人眼球的演員之一。他幾乎把所有的經濟成就都與股市的表現掛鉤，每當市場出現下跌，他都會跳出來，用他標誌性的自信告訴大家：“現在，正是買入的最佳時機。”
記得2018年12月24日嗎？那個被稱為史上最差聖誕前夜的日子，股市大跌。但特朗普在推特上發聲，鼓勵人們抄底。他說：“我們擁有世界上最棒的公司，它們的表現也很不錯，創下了記錄。所以，我認為現在是一個絕佳的買入機會。”果不其然，聖誕節後的第一個交易日，美國股市強勁反彈，創下歷史上最好的聖誕節後表現。
到了2020年11月24日，道瓊斯指數首次突破30000點大關，特朗普再次以他獨有的方式，開啟了自誇模式。他在新聞釋出會上說，這是他任期內的“不可思議”的奇蹟之一。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政府在面對危機時不遺餘力地救市。這種做法不僅提振了投資者的信心，還使資金大量湧入股市，展現了政府行動對市場情緒的巨大影響力。
中美股市法律體系獎懲區別
在財經世界的歷史長河中，有兩個名字刻骨銘心——美國的安然公司和中國的康美藥業。這兩個案例不僅展示了財務造假的深淵，也展示了兩國在治理上市公司方面的雷厲風行。
安然的崩塌：一場財務大地震
2001年，安然公司的崩塌震驚了全球。想象一下，這家公司曾經是美國的能源巨頭，卻因為虛報利潤和隱瞞債務而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安然的CEO和其他高管因為這場財務欺詐被送進了監獄，而那些為其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因妨礙司法公正而被迫關門大吉。這不僅僅是一場企業的災難，更是對無數投資者的背叛。
這場災難引發了美國政府的強烈反應。《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的出臺標誌著美國對上市公司監管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項法案被認為是自1930年以來最重要的證券法修改。它要求公司CEO對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宣誓，並對財務造假行為規定了嚴厲的懲罰。
康美藥業的坍塌：一個警示
轉眼來到中國，康美藥業的案件在規模上甚至超過了安然。這家公司被發現虛增了近千億元的資金，這對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康美藥業不僅背叛了投資者的信任，更是對中國證券市場的一次嚴重傷害。
這個案件成為了中國證券集體訴訟的首案，涉及的投資者人數超過5萬人，大多數是中小投資者。這不僅是一個數字遊戲，而是關乎成千上萬家庭的希望和夢想。
兩個案例的深遠影響
安然和康美藥業的案例提醒我們，財務透明和誠信不僅是企業的基石，更是資本市場的生命線。這兩個案例雖然發生在不同的國家，但都引發了對上市公司監管的深刻反思和重大改革。
透過這些故事，我們不僅見證了財務造假的慘痛代價，也看到了監管機構在防範未來類似事件中的堅定決心。無論是美國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還是中國對財務造假行為的嚴厲打擊，都是在向世界宣告，誠信與透明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們的金融市場上，有些故事比小說還要離奇。比如，康美藥業的案件，這不僅僅是一起簡單的財務造假，更是對法律和公正的挑戰。廣東省高階人民法院對康美藥業的終審裁定，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罰，雖然有了一定的懲戒，但仍有人覺得這不夠。
對比之下，美國的案例告訴我們，當證券行業的監管做得好時，即便是大公司也不能逃脫法律的制裁。美林證券的案例就是明證，公司被罰鉅額款項，而且勇敢的舉報者還能獲得獎金，這種做法有效地鼓勵了人們站出來揭露違法行為。
反觀我們國內，儘管有157家券商，但很多時候，違法的成本似乎太低。像中信證券、海通證券這樣的大型券商也曾違規，但受到的處罰似乎並未對其產生足夠的震懾作用。
這不僅僅是監管問題，更是一個信任問題。投資者把他們視為市場的守門人，但有時候，這些所謂的守門人卻在損害投資者的利益。從輕微的罰款到缺乏嚴格的監管，這些問題共同導致了一個不健康、不公正的市場環境。
我們需要從中吸取教訓，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追責力度，完善打擊財務造假和市場操縱的措施。這不僅僅是為了懲罰那些違規者，更是為了保護那些誠實守信的投資者，讓他們能夠在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中投資。
只有當我們真正做到嚴格監管，才能讓投資者重拾信心，建立一個更加健康和穩定的資本市場。
在美國的金融世界裡，有一群特殊的英雄，他們沒有超能力，也不穿斗篷，但他們對正義的貢獻卻是不亞於任何超級英雄。他們就是——告密者。
2011年8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啟動了一項革命性的計劃：《告密者條例》。這項規定不僅為那些勇敢站出來揭露違反聯邦證券法規行為的人提供了保護，更是透過高額獎金激勵他們站出來說話。如果你的資訊能夠直接導致罰款超過100萬美元，那麼你就有資格獲得10%到30%之間的獎金。想想看，這不僅是對個人的獎勵，更是對整個社會的利益。
自該計劃實施以來，SEC已經發放了超過9億美元的獎金，這個數字足以說明一切。更令人震驚的是，2020年10月，SEC宣佈向一名告密者支付超過1.14億美元的天價獎勵，創下了歷史新高。這不僅是對告密者勇氣的認可，更是對違法行為的有力打擊。
這個獎勵制度的成功，不僅在於鉅額的獎金，更在於它樹立了法律體系的威嚴和市場的公正。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才有更多的人願意站出來揭露不公，保護投資者的權益，維護市場的公平和正義。
如今，越來越多的專業律師團隊也加入到這個行動中，幫助告密者提供資訊，這不僅是一種商業活動，更是對社會正義的一種支援和維護。
中美股市融資的天壤之別：
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卻未能在企業盈利上體現出同等水平。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一情況呢？讓我們一起來揭開這個謎底吧！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中美兩國在稅收政策上的差異。毋庸置疑，中國上市公司的有效稅率明顯高於美國。中國的上市公司所得稅有效稅率在20至25%，而美國標普500上市公司的稅率僅為15%。這一差異直接影響了企業的盈利水平。
進一步分析企業的投資回報率（ROE），我們會發現中美企業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過去5年，美國企業的ROE整體水平高達15.5%，而中國A股僅為10%。在非金融企業方面，美國的ROE平均水平高達18.6%，而中國的ROE則維持在11%左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上市企業的淨利潤率僅為5~6%，而美國企業則達到了10%以上。這一差距直接導致了中國企業的回報率明顯偏低。
那麼，為什麼中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如此之重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2017年2月，特朗普政府實施了自里根時代以來30年來最重大的稅改法案。這項法案將企業最高稅率從35%下調至21%，顯著減輕了企業的稅收負擔，促使企業稅後利潤大幅增加。據《紐約時報》報道，該法案實施後，美國企業稅後利潤上升了近20%。這一舉措使得過去50年來，美國企業稅後與稅前利潤增速之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綜上所述，中國企業的盈利低於預期，主要是由於稅收政策的限制所致。要想改變這一局面，中國政府需要加大稅收優惠政策的力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支援。這樣一來，中國企業才能在經濟增長的浪潮中實現更為可觀的盈利水平，為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活力。
近年來，A股上市公司數量的增長速度飛快，似乎成為了中國股市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但是，這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風險呢？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A股上市公司數量的增長趨勢。從過去十年來的發展情況來看，A股上市公司的數量呈現出了驚人的增長速度。僅用了短短的幾年時間，A股上市公司的數量從1000家飆升至5000家，增長勢頭迅猛。而與此同時，股市行情卻呈現出了一路下跌的趨勢，上市數量的激增並未為市場帶來實質性的盈利。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這種高速擴容的現象是否帶來了實質性的質量提升？根據資料統計，雖然中國股市在過去十年間實現了巨大的規模增長，但是整體質量卻並未得到提升。相反，上市規模擴張過度導致了募集資金的過度使用，使得企業整體質量下降。
進一步分析發現，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盈利情況也並不樂觀。雖然IPO募資金額不斷攀升，但是企業盈利水平卻未能相應提升。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股市在同期內實現了更為可觀的盈利增長，這說明中國股市的高速擴張並未帶來實質性的盈利提升。
那麼，為什麼中國股市的擴張會導致整體質量下降呢？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高速擴張帶來了資金的過度使用，導致了企業的盈利能力下降。另外，管理層和政策干預也是影響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國股市中，政策干預的頻繁出現導致了市場的不穩定性，進而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和市場的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股市的狂熱擴張帶來了諸多問題，其中包括募集資金過度使用、企業整體質量下降等。要想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採取有效措施，加強市場監管，規範市場秩序，為市場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現中國股市健康穩定發展的目標。
中美兩國的科技創新與股市表現。首先，讓我們從納斯達克100指數開始。
納斯達克100指數，自1985年問世以來，一直是全球投資者關注的焦點之一。它以納斯達克交易所中100家最大公司為成分股，其中不乏在顛覆性科技領域擁有專利的企業。這些公司，如微軟、蘋果、谷歌等，既代表著美國股市的創新動力，也體現了美國科技產業的領先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公司的研發投入超過10%，在推動創新發展方面功不可沒。
相較之下，我國的科創50指數，是我國科創板上市公司的綜合體現。科創板的推出，為我國科技創新提供了更多的資本支援和發展空間。目前，科創板上市公司已超過550家，融資額更是超過了9000億元，為我國科技創新注入了強勁動力。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面對科創板存在的一些問題。儘管有著硬核科技企業的加持，但科創板的實際表現並不盡如人意。與美國股市相比，我國股市前10家公司的市值構成也有著天壤之別。美國的科技巨頭們，如蘋果、微軟等公司，市值居高不下，而我國的前10家公司，主要以金融、石油等傳統產業為主，市值相差甚遠。
透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股市在科技創新和市場發展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重視投資者利益、強化法律法規執行，才能為股市的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相信隨著科技創新的不斷推進，中國股市也必將迎來更加光明的未來！
對於中美科創板的核心區別，就是體現在納斯達克100與我國科創50的指數構成和發展路徑上。在共同推動科技創新的道路上，讓我們攜手並進，共創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