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施詩 梁施婷 楊雨萊 李群
編 輯丨李振
從兔年的大年初七到龍年的大年初九，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再度如約而至。
廣東連續兩年舉辦新春第一會，釋放了哪些經濟發展訊號？
2月18日，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大會現場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獨家專訪。他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透過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兩者結合起來。“去年的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效果非常顯著，尤其是 ‘百千萬工程’ 的實施。我們在去年不好的國際環境下，還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經濟發展成效。”
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關鍵。鄭永年表示：“鄉村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並不是說鄉村也要搞晶片、工業化，而是透過技術增加農業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單位附加值。從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看，鄉村振興一定是要靠科技創新來解決。”
2月18日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釋出五週年的日子。
五年來，一系列軟硬體措施落地，助力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9+2”城市群GDP總量從《規劃綱要》釋出前的約10萬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超13.6萬億元，大灣區經濟活力進一步彰顯，成為全球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之一。鄭永年認為：“與五年前相比，大灣區的互聯互通、融合程度都已大幅提高，物理意義上的互聯互通更沒有問題。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與曾經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展望下一個五年，他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腳步可以繼續加快，要全方位對標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世界級灣區，繼續向這些區域學習，要更加有所作為。
高質量發展才是硬道理
《全球財經連線》：廣東連續兩年舉辦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釋放了怎樣的訊號？
鄭永年：這有一個時代背景。從國際上來說，這些年一直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政治的變化很嚴峻，不同規模的地區衝突一直爆發。在沒有全球化之前，這種地區衝突對其他地區的發展影響不是太大。但是，現在因為全球化把各個地區串成一個全球村，一個地區的衝突馬上影響到另外一個地區。地緣政治的影響、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對中國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造成很深的影響。
對於國際局面，我們改變不了多少，只能改變自己來應對。廣東的製造業數量很多，過去大部分都是加工企業，用的是西方技術、日本技術，現在加工製造也到了頂點。所以，廣東肯定要走向高質量發展。廣東是這樣，全國也是這樣。以前發展是硬道理，現在高質量發展才是硬道理。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從去年開始舉行高質量發展大會，今年是第二次，都是開年第一天。為什麼要關注高質量發展大會？這是中國的體制決定，中國的體制一直是政府和市場兩條腿走路，不是光是一條腿。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政府為什麼還要做這樣的動員大會？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透過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兩者結合起來。去年的高質量大會效果非常顯著，尤其是“百千萬工程”的實施。我們在去年不好的國際環境下，還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經濟發展成效。
當然，現在我們也不光看GDP增長了多少，要看質量。高質量發展，人們首先要樹立觀念。但現在我們一些企業家認為只要有發展就行，實際上這是有問題的。比如環保，一方面經濟發展，一方面大量破壞環境，先破壞後治理的成本很高，浪費很多GDP。各個低附加值的產業，其他亞洲經濟體比如印度等都會做。廣東現在面臨的是前有西方國家圍堵，後有追兵，但廣東還是要往前走，現在提高質量尤其重要。
推進鄉村新質生產力發展不是全部工業化
《全球財經連線》：國際環境錯綜複雜，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的產業經濟有哪些機遇和挑戰呢？怎麼去加快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鄭永年：新質生產力的話題是高質量發展大會很好的設定，涉及產業、創新、人才、金融。人才的競爭是全世界的競爭，科技並非從天上掉下來的，都是人的產物。人才有了，科技有了，加起來才能發展產業。所以，高質量發展大會的議題設定得非常好，就是人才、科技、產業三個有機體。
《全球財經連線》：新質生產力應該怎麼去賦能鄉村振興？如何彌補鄉村振興在科創方面的短板？
鄭永年：鄉村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並不是鄉村也要搞晶片，也要全部工業化。這是錯誤的觀點。我們看看世界上的一些經濟體，像日本、韓國、以色列，也包括中國的臺灣，這些地方的鄉村也有新質生產力，就是透過技術來改進農業產品的技術含量。
比如一個梨，以前在新加坡，中國山東生產的梨跟日本生產的梨價格可能相差10倍，因為日本生產能力包含著農業技術。換言之，新質生產力如果需要定義，就是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單位附加值。
以前的觀念認為，農業就是落後的。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人認為農村最終會被淘汰，城市化、工業化會消亡農村。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從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來看，農村還是必須的。除非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沒有農業，但農村還是存在的。很難想象深圳如果沒有周邊農村，生活會變成什麼樣。所以鄉村振興一定要有。這些問題都要透過體制來解決。所以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涵蓋了方方面面，不僅僅是物質層面、技術層面，還是制度層面、精神層面，各個層面都要均衡發展。
利用社會資本推進鄉村振興
《全球財經連線》：你走過了廣東很多地方，怎麼評價廣東各地實施“百千萬工程”的情況？
鄭永年：“百千萬工程”對廣東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廣東作為最大的經濟省份，也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不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鴻溝是說不過去的。這也是廣東實現現代化的最大短板。
從過去一年多的發展來看，廣東大有作為，確實改變了不少。儘管這一理念在浙江已經實現過，但是廣東省情跟浙江省情不太一樣。一個理念要轉化成政策，剛開始的時候是困難的。“百千萬工程”在未來兩年一定會加快實現。
《全球財經連線》：如何進一步推進“百千萬工程”的發展？
鄭永年：還是要利用社會資本的力量。如何有效利用社會資本，進行鄉村振興？對廣東省，甚至對我們國家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政府的投入是必須的，但光有政府的投入，很難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有很大的社會資本存量，如果因為找不到投資空間而流失到國外，對我們國家來說就是財富的流失和資本的浪費。鄉村振興剛好需要大量資本，問題在於如何把鄉村振興作為中國民間存量資本的新空間去做好。
假設農業要產業化、商業化，需要資本的組織，有效地推動社會資本下鄉；需要進行體制改革，為社會資本騰出空間；還要保證社會資本的權益，法治是保障社會資本權益最有效的武器。
廣東有1億多人口，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僅是對廣東的貢獻，對整個國家而言也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全球財經連線》：“百千萬工程”將如何助力中國實現共同富裕？
鄭永年：城鄉一體化、城鄉協調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環。中國的收入差異，包括社會群體的差異，主要還是體現在城鄉之間的差異。尤其是廣東，粵東西北山區與珠三角存在很大差異。如果把這個問題透過城鄉融合一體化解決，就解決了最困難、也是社會公正、共同富裕的問題。
《全球財經連線》：你曾經說過一個共同富裕的中國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什麼會這麼說？
鄭永年：美國是最富裕的國家，但社會為什麼不穩定？因為貧富差距太大了。一方面，全球化、科技發展為美國創造了鉅額財富，但同時，這些財富被極少數所掌握。美國很強大，但這種強大我們要嗎？我們不要。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其中一條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我們追求現代化，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像美國、歐洲一些國家那樣畸形的現代化。所以中國式現代化是世界上最高標準的現代化。
粵港澳大灣區與昔日不可同日而語
《全球財經連線》：今天（2月18日）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釋出五週年的日子。您怎麼看待大灣區這五年的發展？
鄭永年：我們對粵港澳大灣區還是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和同事當時就此課題做了很多研究，也提交了政策報告。我們的構想是建設一個環珠江口的大灣區。如今，這一想法透過政策實現了。與五年前相比，大灣區的互聯互通、融合程度都已大幅提高，物理意義上的互聯互通更沒有問題。
此外，軟體上的溝通，規矩、規則的對接也都取得了進展。橫琴、前海、南沙三大平臺以及河套的規則都與港澳的規則進行對接。此外，“港車北上”“澳車北上”也都在逐步推進。這是一個起點。今天的粵港澳大灣區與曾經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融合的腳步可以繼續加快。
開放對粵港澳大灣區至關重要
《全球財經連線》：下一步怎麼進一步加快大灣區的融合呢？
鄭永年：開放對粵港澳大灣區至關重要。廣東的發展千萬不要忘記港澳，這是一份國家的責任，而不僅僅是一個省的責任。
就開放而言，我們需要關注香港的服務業。服務業需要服務物件。以前為國際商家服務為主，現在國際業務有所減少，就可以為大灣區提供更多的服務。香港的金融、醫療、教育都是強項，可以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我一直呼籲我們對香港、澳門要實現單邊開放。如果是對等開放，香港、澳門兩地的面積有限，會造成不少麻煩。以汽車為例，目前允許“港車北上”。如果全面放開南下，香港立即會成為一個“死城”。我們需要考慮這個因素。因為內地的面積大、容量大。這就是為什麼擴大單邊開放非常重要。
從中央層面而言，問題已經不大。我們已經提出對接香港的規則規制。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香港的規則、規制、標準、管理是非常國際化、非常先進的。跟香港對接，也就意味著與國際對接。因此，我們的地方領導實際上要改變心態。我看到我們一些地方領導到香港招商引資，還是80年代思路，即引進產業。但是香港如今的優勢是先進的規則、規制、標準、管理。我們要清楚香港的優勢領域，香港也要認清自身的優勢領域。
我以前仔細研究過，兩邊各有優勢。梁振英先生曾說過，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都在單幹，各自出彩。我跟他補充，11個城市如果不融合發展、各自發展，誰也難以出彩。香港發展遇到瓶頸，廣州、深圳發展也遇到瓶頸，其他城市更是如此。如果11個城市基於勞動分工之上能夠進一步合作，大家都能出彩。所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要融合、要一體化。
應全面對標世界三大灣區
《全球財經連線》：對標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在哪些方面能進一步最佳化？
鄭永年：這需要全方位對標，尤其是規則、規制、標準的對接。以紐約灣區為例，這一灣區擁有多型別的協調機構。這些協調機構涵蓋政府層面、產業界、學界、社會界。但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一方面有所欠缺。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協調能力與長三角相比也有所欠缺。我們要向這些區域學習，要更加有所作為。
《全球財經連線》：展望下一個五年，大灣區有哪些發展機遇？
鄭永年：實際上，大灣區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就。尤其是與國內其他區域相比，大灣區做得非常好。不過，我覺得我們不要滿足於現狀，一定要有危機感。美國科技與經濟發展迅速，是因為他們是一個充滿危機感的社會。恐懼墮落是一種進步的動力。我們廣東也要有危機感，粵港澳大灣區要有危機感，香港要有危機感。
粵港澳大灣區的天然比較物件是另外三個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展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非常不錯。改革開放之前及初期，我們一窮二白，如今已經打下了非常豐富的物質基礎。儘管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人實際上能取得多大進步，取決於想取得多大進步。因此，我們的中產階級要有文化想象力，不要總滿足於物質中產，而是要爭取文化中產。如果沒有沒文化想象力，就會缺乏進步動力。
SFC
本期編輯 黎雨桐 實習生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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