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法國醫生庫什納因目睹奈及利亞的人道災難，抱持任何人都有權接受人道醫療救援的信念，與一群醫生和記者共同創立了“無國界醫生”組織。該組織並在199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今，它的成員遍佈世界各地，成為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救援組織之一。
他們奔赴各種戰亂、饑荒、災難、疫病現場，不分種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場，為深陷困境的人們提供及時且免費的醫療衛生援助。他們曾在西非經歷危險的埃博拉病毒、在孟加拉難民營裡晝夜工作、在阿富汗火線下留守醫院……因此，無國界醫生也被稱為 “地獄中的希望”。此次，我們邀請到無國界醫生裡的三位成員，他們擔任的職位各不相同——醫生、後勤人員、管理者，但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那便是“向處境危急的人提供醫療援助，抵禦威脅到他們生而為人的事物”。
黃媛：一股來自非洲的熱風
2014年伊始，西非開始爆發大規模埃博拉病毒疫情，先後波及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奈及利亞、塞內加爾、美國、西班牙、馬裡八國，這種無聲無息卻極其危險的病毒逐漸從邊遠叢林村莊蔓延至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美國非虛構作家理查德·普萊斯頓曾在《血疫》一書中介紹過這種病毒，在書中，它如同一種致命而危險的“外星病毒”，能夠襲擊人體內除骨骼肌和骨骼之外的所有器官和組織，從大腦到皮膚的每一個部分，“埃博拉十天內就能完成艾滋病要花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此時，黃媛正在獅子山。
一.起始：雨季還沒來臨
在成為一名無國界醫生之前，黃媛已經在西非工作了三年時間。
2012年，彼時還在廣西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工作的黃媛加入海外志願者組織，申請前往獅子山從事醫療志願工作。剛剛到達獅子山時，雨季還沒來臨，弗里敦半島的白色琵鷺總會警惕地立在沿海沼澤地中，行人經過時，便鼓動著翅膀飛向遠方。黃媛懷抱著一種振奮而熱切的心情，進入獅子山當地最大的一家公立醫院工作，在醫學院擔任教學工作的同時，也負責相關臨床診療。
“當時獅子山內戰結束剛剛10年，當地社會各個體系百廢待興。政府沒有能力把整個醫療體系支撐起來，公立醫院與國內相比條件很差，供電不穩定，供水不穩定，藥品供應不足，醫療工作人員資質不足，人力也不足……”
據聯合國調查資料，獅子山人均日支出不足2美元的人口占74.5%，不足1美元的人口占57%，全國48.9%的人口生活在赤貧狀態。全國將近一半的人口都擠在首都弗里敦，行人時常走入汽車道，車與人在一片混亂中緩慢前行，即便是在夜裡也如此，因為大部分家庭沒有電，人們與其待在黑漆漆的家中，不如在街上游蕩，尋找渺茫的工作機會。
醫院一旦停電，則會用備用的柴油發電機供電，因為此時如果醫生正在進行手術，患者就會面臨生命危險。在這樣的艱難條件下，黃媛完成了一年的志願者工作，之後她接受法國一家專注於艾滋病治療機構的任務，留在同一家醫院，繼續艾滋病專案的相關跟進與推廣。
2013年12月，幾內亞出現埃博拉病毒零號病人。不久後，一個獅子山人在幾內亞美良杜村一戶人家做客，主人家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回到獅子山後去世。獅子山的輸入病例開始越來越多，2014年 5月1日，365人因參加一名巫醫的葬禮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一場巨大的埃博拉病毒疫情開始席捲整個西非大地，而此時，黃媛之前的專案合約期已滿，她面臨著一個艱難選擇，離開還是留下？
二.爆發：一場殘酷的戰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描述，埃博拉病毒病的平均致死率是50%。病毒病感染的症狀可能突然出現，包括髮燒、疲勞、肌肉疼痛、頭痛和喉嚨痛。然後出現嘔吐、腹瀉、皮疹、內出血和外出血。
當時，獅子山的狀況極為嚴峻。。凱內馬區傳出實驗室診斷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隨後，八名護士感染。7月，世界衛生組織培訓小組在12天內埋葬了五十多具屍體。8月，獅子山總統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黃媛選擇留下來。
在無國界醫生位於布魯塞爾的辦事處接受埃博拉防控的培訓後，她進入一家國際慈善機構在獅子山的埃博拉救治中心工作。每天，救治中心的工作人員在30多度的高溫下穿好防護服，小心而謹慎地對每一個病患開展救治工作。因埃博拉病毒並未有效治癒方法，只能為患者提供支援性及針對併發症的治療。
最難的地方則是不斷地面臨著失去。黃媛身邊很多熟悉的同行因為埃博拉病毒被奪去了生命，其中有平時查房時常遇見的護士，有不久前還在一起處理病患、交換診療意見的同事，有曾經教過的醫學生，有在海外接受教育繼而回國從事醫療工作的醫生……
“我在那裡工作了很久，不管是做志願者也好，做艾滋病專案也好，對很多醫生都很熟悉，當時看到很多熟悉的人走了，對我影響非常深。但印象更深的一件事是，我在埃博拉救治中心工作時，好幾個當地員工都是埃博拉倖存者，他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得到救助倖存下來，他們的家人也有因為埃博拉去世的。但病癒之後，人們仍然申請回來工作，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幫助病人。”
這是一場殘酷的戰爭。一邊是恐怖彌散的叢林病毒，一邊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他們靠著自身的堅韌與相互的聯結堅持下來。無法說清到底是誰戰勝了誰，但這其中蘊藏著的驚險、恐懼與人們面臨病毒時永不妥協的信念還有醫務人員不可估量的巨大付出，讓這場疫情最終平息了下來。
在這其中，黃媛接觸到了無國界醫生在當地的救援過程，對於他們的快速應對與豐富經驗印象深刻，並在之後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的前線專案。
三.治癒：“有翅膀的埃博拉”
2015年，黃媛前往史瓦濟蘭，開啟了無國界醫生在那裡的耐藥性結核病及艾滋病的治療與研究。
這是位於非洲南部的一個內陸國家，風景壯闊優美，世界第二大巖塊西貝貝巨石聳立在首都姆巴巴內旁，蒼翠靜默，斑馬、大象、鱷魚和犀牛棲息在鬱鬱蔥蔥的埃祖爾韋尼谷內，彷彿自然生物的天堂；但同樣也在此處，這裡曾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超過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攜帶致命病毒。據聯合國資料，2023年該國成年人（15-49歲）艾滋病感染率為27.4%，是全球最高水平之一。
耐藥性結核病作為艾滋病最常見的機會性感染，也是最常見的併發症。它被形容為“有翅膀的埃博拉”，因為這兩種病原體死亡率相近，但耐藥性結核病是透過空氣傳播的，更容易擴散。
針對耐藥性結核病最大的難點是診療過程的漫長而複雜，“耐藥性結核病無法使用一線用藥，所以要用二線藥，但當時二線用藥並不是新藥，需要組合使用。一般最少要5種藥物同時用，有些藥可能一天吃一次，有的則是一天吃兩次，各不相同，每種藥還有各自的毒副作用，藥物相互之間產生的作用，而且用藥至少12-18個月，早期甚至長達24個月，天天都要這麼吃，一頓也不能少。這對病人來說是巨大挑戰，對於醫生來說也是。”
於是，她在這所史瓦濟蘭的山區醫院同當地員工一起建立起一項同樣漫長卻無比耐心的治療模式——每一位病人除了每個月會回到診所回訪以外，還會有電話隨訪，定期家訪，機構還會向病人提供補助，包含了交通補助、餐飲補助。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心理支援團隊，在每次病人隨訪過程中與其進行溝通，瞭解他在過去一個月遇到什麼問題，無論是治療上的問題，還是生活上的問題，都會盡可能幫助病人一起解決。
她還記得一位負責翻譯史瓦濟蘭語的當地員工，“她不光是做語言上的翻譯，也和病人建立了心靈上的溝通”，她對每一位病人如數家珍，記得每個人的回訪時間表，幫助護士一起整理資料，為黃媛提供了很多病人的額外資料。
在這個佇立於山坡上的紅磚平房診所裡，每一個病人被治癒成功時，全體醫護會買來蛋糕、飲料，為他/她舉辦一個小小的慶祝儀式。讓黃媛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病人病癒後，他從家裡種植的牛油果樹上摘下了滿滿一車牛油果，來到醫院後給見到的每一個人都分了好多綠油油的果子。
這一套針對耐藥性結核症的治療模式而後在史瓦濟蘭以及南非的衛生部門進行分享，並最快在南非得到了全國推廣。2016年，無國界醫生在史瓦濟蘭的救援專案上為2030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一線抗病毒治療，為1300人提供結核病治療，其中310人為耐多藥結核病患者。
一年的工作結束後，黃媛回國繼續參與了結核病新藥方案的推廣工作，但她時常也會想起史瓦濟蘭的一條公路，那是她從宿舍開往醫院的一條路，它崎嶇但也開闊，能看到山區壯闊的自然風光，風從窗外吹來，吹拂著她的臉龐。這如同一個隱喻，她會在這條救援之路上堅定長久地走下去。
薛廣建：當生活裡司空見慣的日常變成奢侈
直到如今，薛廣建依然記得那場午夜爆炸的轟鳴聲。
2016年5月的一個深夜，他正在阿富汗喀布林市區內的無國界醫生員工宿舍裡睡熟，忽然，一聲巨大的爆炸響徹了整個城市，伴隨著那聲巨響而來的是持續不斷地震動，一種低頻震動讓他所躺的床發生了持續而輕微地晃動，他躺在這陣轟鳴中，切實感覺自己來到了前線。
第二天清晨，他確定了那場爆炸其實離自己的所在地有將近10公里的距離，但有關爆炸、衝突、劇烈的變化仍在眼前這座滿目瘡痍的城市裡不斷髮生。不久前，2015年10月3日，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由無國界醫生負責運營的當地創傷醫院遭到轟炸，造成了42名醫護人員和平民喪生，其中包括3名兒童，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強烈的輿論譴責。
2016年5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2286號決議，強烈譴責針對衝突地區醫療設施的攻擊。這項決議的出現，在薛廣建看來，是國際社會對於武裝衝突中保護平民的回應，而他在這裡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一.菲律賓：整個海島上的建築被夷為平地
2009年，薛廣建加入無國界醫生香港辦公室的行動支援部門。
對於一直熱心公益的他來說，加入無國界醫生是理所當然，“並沒有太多的故事”，而他選擇的崗位也與自己沉穩、樂觀、處變不驚的個性有著某種契合之處——他負責無國界醫生各個專案中的災情監測與災後應對。
這項工作不僅要求著細心——要收集和分析全球不同地區的災害損失與人道需求資訊，還要經驗——能夠評估疫病、公共衛生、工業及環境等方面爆發災害的可能性，除此以外，是面臨各種變動也能及時調整的靈活與先見——為無國界醫生在該地區的救援工作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行動規劃與建議。
2013年，超強颱風“海燕”席捲菲律賓，造成菲律賓6300人死亡、1062人失蹤。在這場巨大的風暴裡，薛廣建的身影就在其中，而他幾乎在災難降臨前就已窺見它的蹤跡。
“颱風海燕的時候，我正好負責災情監測，其實我們已經提前好幾天就知道即將會有一場超強颱風，但當它登入的時候，實際的影響和規模還是超出了我們的預計，通常在臺風過後，會有颱風帶來的洪水，以及水傳播疾病帶來的風險，以及治療外傷、延續慢性病治療的需求，但這次的颱風把海島上的建築夷為平地，我們的工作重點便也包括了建一些基礎的設施，以便開始救援工作”，薛廣建的講述波瀾不驚，但回看當時的新聞報道，傾斜的房屋、泥濘的街道、被掀翻的房頂裡露出殘破門窗，整個城市像是被風暴拿起劇烈晃動後擲向了遠方。
無國界醫生的醫療隊一直試圖關注與解決戰亂、災禍、疫病發生後的緊急救助與治療，因此，當這個區域局勢相對穩定後，他們便會撤出前往下一個地點。薛廣建的工作也如此，從2009年開始，緬甸、南蘇丹、阿富汗、蘇丹……他的足跡踏過了很多個動亂而喧囂的地方，就像是一張閃著光點的動態地圖，為我們揭示了這個世界並不平靜，甚至包裹著巨大傷痛、失去與遺憾的面向。
二.南蘇丹：把飛機殘骸當作遊樂場的孩子
加拿大記者丹·波託洛蒂在深入無國界醫生後，透過採訪全球各地無國界醫生中的醫生、護士、後勤人員寫就了《地獄裡的希望》一書，其中一位親歷者的口述讓人感受到“在現場”的重量，“從電視上你是聞不到血腥味的，你也聞不到一個逃亡了一整夜的男人身上的汗味，聞不到發生霍亂的難民營裡的氣味。”
15年的時間裡，薛廣建一次又一次親臨這些“現場”，那些激烈、刺鼻的氣味總是會從臨時搭建的醫院、混亂不堪的貧民窟、不斷呻吟的病人身上散發而出，但每一次，他總是來不及想太多，還有幾千個廁所需要儘快籌建、幾十噸救濟物資需要中轉、一整個救援隊伍需要安排……更有各種複雜感受在其中交織，有時，是立馬迸發的感受，有時，則是經過漫長髮酵後才慢慢從心裡升騰起來的。
他曾看到過希望，也親眼目睹了希望的破滅——他曾數次前往南蘇丹。第一次去的時候是2011年11月，正值南蘇丹宣佈獨立4個月後，彼時南蘇丹首都朱巴在他的印象中還只有兩條馬路，“整個市區只有從機場到我們辦公室是水泥路，一旦出了這個範圍，到處都是泥土路，塵土風揚、坑坑窪窪”，困窘的環境抵擋不了當地人對於建設新國家的熱情，很多人從美國、肯亞、蘇丹回來，帶著一種強烈的期盼投入到新生活中，他們熱烈地和他聊天，暢想著未來的生活，想要在哪定居，子女選擇什麼專業更好。
2013年，南蘇丹經歷內戰，物價上漲，糧食生產中斷，各種問題層數不窮。當他在13、15年再度來到這裡時，他發現，人們的討論不再與未來有關，他們開始擔心明天的生活，家人的安危；路過街道，一架被擊落的飛機躺在路上，一群孩子把支離破碎的殘骸當作遊樂場鑽來鑽去，他們的童年就伴隨著這幾近殘酷的存在度過。
他曾經歷過危險，也體驗了險情如何變成一種日常——2016年他在阿富汗喀布林，即使進出自己的辦公室，也要每天接受安檢。除了辦公室，即便是進超市、餐廳，也同樣需要面臨檢查。
在這裡，他還聽到同事趙一凡醫生說起的那件讓他們都無法忘卻的往事。趙醫生曾在昆都士醫院被空襲前，救治過一個8、9歲的小女孩。她當時與父親一起參加婚宴，婚禮現場發生槍戰，子彈劃開了女孩的腹部。趙醫生緊急給她實施了清創、縫合手術，卻因當地醫療條件有限，缺乏氨基酸、白蛋白、脂肪乳等在國內最基本的一些靜脈營養，孩子只能透過一口口進食補充營養，卻又因為腸道再次感染，前後經歷了三次手術不幸去世。
這些時刻不斷敲擊著他們，現實殘酷，理想主義在此無法存活。就像《地獄裡的希望》裡寫的，“曾有一兩個嬉皮士來到我的辦公室說：‘我賺夠了錢，擁有大房子，生活卻一團糟；如果和你們一起出任務，我想我會找到人生意義。’我問他們：‘如果我派你去種族屠殺現場，你會開心點嗎？你覺得自己回來後每天早上會對著太陽微笑嗎？你以為那是幸福的秘訣嗎？一九九四年我們派去盧安達的駐地人員，到現在還是要每週看一次精神科醫生。’”
三.加沙：醫院接收的死者比傷者還要多
他依然沒有停下來。
近來，引來全球各地人們關注的加沙，成為牽動薛廣建全部心緒的地點。每一天，他會不斷透過各種途徑，瞭解當地的資訊，前方傳來的訊息被他稱為“前所未有的狀況”。
“現在的加沙基本上沒有一個可以100%正常運作的醫院，要麼就是醫療物資不足，要麼就是工作人員不夠，要麼是供電不行，要麼是供水不行，這種情況在此前從來沒有見過。從前在其他地方，由衝突帶來的影響是有限的，而這次，它影響的是全境所有人。”
無國界醫生在各地專案的人員基本由10%的國際員工與90%的本地員工組成，而加沙無比混亂的狀況，讓所有人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全部打亂。當地的員工除去本職工作外，自己家庭的安危、下班後是否還有食物可吃、是否還有足夠的健康飲用水能喝，這些日常生活裡司空見慣的細節在那裡變成一種奢侈。
由封鎖帶來了物資缺乏，導致當地醫療缺口巨大到幾乎“不知道從何說起”，醫院接收的死者比傷者還要多，死傷的大多都是兒童，這其中包括沒有麻醉藥卻要面臨著截肢的9歲小男孩，坐在他旁邊一邊哭一邊馬上就要做手術的姐姐，抱著孩子哭泣的絕望母親，身上纏滿繃帶眼神呆滯的少女……
就在無國界醫生的公共平臺上，一位化名為阿巴斯的“加沙工人”在採訪裡說到，“在加沙，轟炸持續不斷，為了一旦不幸死去還能被辨識，在身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已經成為人們的習慣：手上、手臂上、腿或脖子上。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都在自己身上寫了名字，但她沒有辦法在最小的孩子身上寫名字。這太痛苦了。”
工作不能停止，也無法停止。
約旦河西岸盧布魯斯建起的心理支援部門，讓戰爭中備受創傷的平民可以圍坐成一圈，以團體治療的方式獲得來自身邊人的安慰與鼓勵，無國界醫生在這裡開展的一項超過20年的心理健康計劃一直持續，據統計，截止2023年11月，該計劃下的心理學家已提供超過2600次問診；一個月前從拉法口岸透過的26噸救援物資，可供做800臺手術，正源源不斷地輸出到前線，為那些遭受襲擊的平民帶去援助。
對於自己，薛廣建不願多談。他只希望能夠透過這份工作給世界帶來一些改變，那些改變不管龐大或微小，他都想投入進去，為那些我們看得到、看不到卻一直與我們共處於同一星球的人們，帶來生的希望。
張凱淇：夢想中的林蔭道與永不言棄的救援
2021年3月22日，孟加拉國東南部科克斯巴扎爾地區難民營發生了一場巨大的火災。
火災中，一萬多個避難所被毀，至少15人死亡，560人受傷，400人失蹤，4.5萬人無家可歸。在這場滔天大火裡，無國界醫生位於此處的診所同樣被毀，診所的四周，是員工們曾在那裡種下的一些綠植，有木瓜、芒果，還有張凱淇種在那裡的一棵松樹。
“如果沒有這場大火，再過十年，也許不用十年，那裡會變成一條兩旁都長滿松樹的林蔭道”。又豈止是松樹，豈止是一條林蔭道？這背後潛藏著的巨大失落是無法言說的，我們無法看到那條夢想中幽靜的林蔭道再現，但很快，位於孟加拉國的無國界醫生迅速將診室搬到了附近的帳篷，開始了新一輪的救治與援助。
一.孟加拉國：每平方公里住著40000到70000人
張凱淇第一次向無國界醫生投遞簡歷時，他已經在國內最大的一家通訊企業工作有5年之久。在此之前，他一直關注著無國界醫生的相關訊息，書架上放著來自無國界醫生團隊撰寫的《無國界醫生手記》，定期透過各種途徑向無國界醫生捐款，5年多的海外出差也讓他練就了足以和他人暢通交流的英語口語能力。
“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你一直想著這些事情，當有了這樣一個契機，我就順理成章去申請，想要去體驗一下到底是什麼樣”，而之後種種體驗，讓他意識到，“不管你做了多少準備，瞭解多少東西，當到了那個地方，你就會發現，一切完全不一樣。”
首先是屋。
當他在2019年11月第一次到達孟加拉科克斯巴扎爾難民營時，一片片由竹篾、防雨布搭建的窩棚密密麻麻地挨在一起，一排又一排幾乎沒有盡頭，寬的地方可供一輛車經過，窄的地方則連透過一個人都困難，難民營裡無數羊腸小道糾纏在一起，頭頂是窩棚上伸出的屋簷遮蓋著天，腳底是各種爛泥碎瓦鋪就的地，而大多數由竹子搭建的房子裡家徒四壁，裡面僅有一個煤氣罐和灶臺，一口鍋、幾隻碗和一隻水桶。
其次是人。
在這個世界最大的難民營中，每平方公里住著40000到70000人，這個密度是鑽石公主號遊輪上人口密度的2倍，。老人、婦女、孩子蝸居在僅有幾平米的狹窄空間內，毫無隱私可言；在路上，常能見到半人高的孩子，耗盡全力拖著幾乎和他們一般高的煤氣罐、水桶搖搖晃晃朝“家”的方向走去……
就在這個地方，生活著將近90萬羅興亞人，他們在孟加拉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更不要談及醫療、教育相關福祉，一切的生活都依賴人道援助。暴力、飢餓、病毒，各種各樣的危機就像伺機而動的猛獸，這並非譬喻，而是現實。在科克斯巴扎爾區四周的野林裡，確實生活著數百頭野象，它們曾穿越森林，闖入難民營，將脆弱的棚屋撞到，踏死數個難民，撕碎生活在這裡的人最後一絲希望。
剛剛來到這裡的張凱淇擔任著後勤經理的職位，每天早上7點起床，在辦公室和同事簡單溝通後，8:30坐上班車進入難民營。一天工作開始後，各種各樣的電話就會撥進來，“這邊房子漏水了”、“凱淇，製氧機不工作了”、“嗨，我的電腦出問題了”……
最大的問題是網路。起初，難民營裡的診所完全沒有網，從辦公室到營地之間的通勤時間要40分鐘，遇上雨季，則要走將近一個半小時，所有人每天早上到達營地診所後，下午3點又不得不返回辦公室，繼續收發郵件，保持與外界的溝通。
張凱淇找到了當地運營商，要求開通網路，付款、採購、等待，最終，在他離開前的一兩天，終於拉通了一條光纖，讓難民營裡無國界醫生診所通了網。就在此時，一年後的那場大火還未到來，人們依然充滿希望。
二.獅子山：跳舞的人與大米危機
留在張凱淇腦海裡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初到孟加拉時，難民營里人們臉上的表情，那是一種沒有表情的表情，臉上不會浮現任何情緒。
“你看不見他們對你有什麼想法，看不出他們是否對你好奇，還是想從你身上獲得點什麼東西，他們不會和你溝通，也不說任何話，只是直勾勾地看著你，我在當時有一種感覺，覺得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情。”
與此產生強烈對比的是之後的一個專案，位於西非大西洋岸的獅子山，在2020年年底，張凱淇到達這個國家。這裡是全球母嬰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之一，每年有超過 1360 名產婦在分娩時或分娩後短時間內死亡。他清楚地記得醫院的床位共有106張，這106張床位在他剛來時還有一半空位，等到他離開時，幾乎全部住滿了。
他記得人們會在住院間隙唱歌跳舞。院內員工為了倡導母乳餵養，還專門編了一首歌，帶領大家在開飯前一起唱。國際員工裡有一位來自義大利的女士會拉手風琴，在工作閒暇時間，她時常會帶著琴拉給病人們聽，而那些能歌善舞的當地人，會在悠揚琴聲裡抱著孩子一起跳起來。
當然並非全都是歡樂。
獅子山天氣炎熱，幾乎每天都是被熱醒的。員工宿舍裡沒有空調，每天起來時，人形的汗漬會完完整整印在床單上。當時醫院遭遇了一次大米危機，突然有一天，人們發現醫院裡的大米最多隻能再吃三天。
當時正值週末，後勤團隊裡，負責供應的主管和經理被召喚而來，張凱淇帶領團隊尋找並拜訪供應商，幾家比價，購買大米，緊急運輸，最終在週末結束之前，解決了這次危機。他還為之後可能會存在的相關風險做了緊急預案，所有的米蛋油肉應提前額外預備多少，怎樣去迴圈，出現問題又要怎麼應對，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得馬虎。
他逐漸意識到做後勤最重要的不是專業性知識，而是常識。無論涉及建築、水電、網路的相關知識，抑或是團隊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的常識網路正被逐漸搭建並聯通，以便人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有任何需求，呼喚一聲“凱淇”，他都能隨時撲過去解決。
三.吉里巴斯：太陽昇起時最先照耀的地方
2023年2月，張凱淇再次啟程，去往赤道與國際日期變更線交匯的太平洋島國吉里巴斯。這個島嶼國家共有33個島嶼組成，群島之間距離遙遠，東西跨度約3870公里，南北跨度則有2050公里。
這樣的距離意味著島上物流條件極為嚴峻。出發前，張凱淇按照需求，在中國預定了一整個集裝箱的產床、病床與床墊，隨著發貨時間同步出發。到達吉里巴斯後，本來以為幾個工作日就能完成的清關工作卻足足等了將近一個月。
“船到了之後，幾乎每天都要去溝通，不斷地去找貨物代理詢問，今天在走這個流程，明天在走那個流程，在國內覺得很簡單的事情，在這裡就需要無限的耐心。很多事情不能立馬要求成果，只能接受。”
流程走完後，船隻從首都將貨物運往外島，張凱淇則需要轉乘小飛機先一步到外島，準備好接船，再將那些床一個個安裝起來。除此以外，還有停電、斷網等各種問題需要處理，這些看起來無比基礎的工作，在這個平均海拔只有2米，土地皆由珊瑚礁、珊瑚巖和砂石組成的海島上，顯得更加困難。
儘管現實條件十分嚴峻，但作為唯一一個跨越赤道與國際日期變更線的國家，這裡是太陽最先照耀的地方，也是全球最早起床的國家，人們將它稱為“世界的盡頭”。在這裡，張凱淇並沒有太多時間沉浸在過於浪漫主義的美景或敘述中，每一天，他都有無數工作需要張羅，待辦事項似乎永遠看不到盡頭。
但他一直沒有忘記一個同事，那是他在獅子山遇見的一位機械師，他當時已經74歲，是他在無國界醫生團隊裡遇見的年齡最大的同事，他每天和同事一起爬上爬下，拆卸、檢修車輛，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氣與耐心。在他的身上洋溢著一種樂觀主義，彷彿無論遇到什麼問題，總有辦法解決。
這也正是張凱淇作為無國界醫生成員之一穿梭於不同國家與地區時的某種寫照，他在交談中極為禮貌，總會第一時間為他人考慮，這份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耐心、周到與熱情，而他也將帶著這樣的美好品質，前往下一個需要幫助的地方。
監製：佟宇
策劃：李祺
製片、統籌：於妙妙
採訪、撰文：明星辰
插畫：橘鹽Yann
設計：鄭健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