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FT中文網
撰文 | 宋欣、周掌櫃
謎一樣的日本經濟出現了強勁回升，日經指數突破34年曆史最高點。那麼，日本經濟是否與中國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是疫情的偶然因素推動日本走出通縮嗎？日本，開始吸引越來越多人的目光。
2024年1月22日，日經225指數收於36500點上方，而上一次日經衝到如此高位是在1989年。那是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後的第四年，彼時日元匯率強勢升值，對美元的匯率從1：250上漲到了1：120，日本經濟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回首那一年，才意識到歷史的巨輪正在轉動至關鍵的節點：那一年，日本經歷了昭和天皇駕崩與平成天皇登基的歷史交替，而全世界則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冷戰時代的東西方對峙走向終結。那一年，日本人均GDP達到24822美元，而中國僅有310美元，不足日本的1/80。也是那一年，日本繁榮的景象開始出現裂痕，成為了日本步入失落時期的元年。
此後的故事似乎更為國人所熟知。在經歷了1989年的狂熱之後，日本經濟開始進入加速下滑通道，到1992年夏天，日本股票在1992年8月之前下跌了60%，土地價值在1990年下降了70%。從1991年到2003年之間，GDP增長率僅為1.14%，遠低於其他的工業國家，日本正式進入了“失落的十年”。
與此同時，在日本海的另一面，中國神話隨之上演。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發展高歌猛進，從2000年以來中國名義GDP增長了1160%。映襯之下，日本的名義GDP增長僅為20%，遠低於美國的160%與德國的90%，不僅是乏善可陳，甚至是死氣沉沉。由於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更有人稱這是“日本經濟失去的三十年（1991-2021）”。從這個歷史對比來看，日本與中國經濟此消彼長的現象客觀存在。
（圖2：2022年1月到2023年11月每月赴日外國旅行者人數統計。來源：Japan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
然而，自2022年起，日本經濟似乎正在迎來一場深刻的轉變，這一點從多個關鍵經濟指標中得到了體現：
最直觀的是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快速變化，2023年上半年日本GDP呈現出強勢增長，環比年度增長一度達到6%。旅遊業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部分，也迎來了爆炸性的增長。2023年日本迎來了全球旅遊狂潮，1-11月入境人數達到了2200萬，入境旅遊消費創下歷史新高，為日本創造了4萬億日元（約合3640億美元）的收入，是2022年的4.3倍。
進一步觀察製造業擴散指數 ，可以看到企業對市場前景的積極預期。2023年第四季度，日本國內大型製造商的主要擴散指數由9上升到12，大型非製造商由27上升到30，汽車業製造商指數由15上升到了28，電機制造商的信心指數也從-2上升到了+4，酒店業大型公司信心指數更是從44上升到了51。
在房地產市場，行業變化更是驚人，日本房地產迎來了投資熱潮，2023年上半年東京室內新公寓的平均價格飆升了60%，達到了創紀錄的1.3億日元（約合85.6萬美元）。東京、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的都市用地平均價格也都在2023年出現超過1%的增長，且其他城市圈也出現了31年以來的首次正向增長。
而這一次是在日本製造業面臨中國強大優勢，且日本家庭收入沒有明顯變化的前提下出現的，謎題再次出現，更多值得探討的追問浮出水面：日本在沉寂了三十年之後經濟真的再次崛起了嗎？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這次經濟爆發是厚積薄發還是曇花一現？
本文，欣孚智庫創始人宋欣與多位研究員聯合展開了日本經濟和市場的全面研究，並對日本進行了近一個月的實地調研和商界訪談，力求透過深入的分析為決策者帶來更加強有力的決策支撐，為讀者呈現出三個不同維度的思考和發現：
一、回顧：戰後經濟奇蹟的萌發與破滅；
二、改革：小泉與安倍時代的經濟復甦；
三、展望：日本經濟正式進入新時期。
一、回顧：經濟奇蹟的萌發與破滅
若要深究當下日本經濟崛起的深層原因，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上一個經濟週期日本經濟是如何崩盤的，在此我們對二戰之後的日本經濟發展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經說過：“讓一個國家獲得迅速增長的最佳途徑就是轟炸它（The best way to grow rapidly is to have the country bombarded）。”對於日本而言，戰後重建確實是它經濟奇蹟開始的起點。
1945年8月14日，戰敗的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戰期間日本給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同時也給自己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戰後的日本近乎一無所有，人均GDP在戰後回到了明治維新前的水平，僅是同期美國的十分之一。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本開啟了快速發展階段：
在經濟恢復期1945-1956年，日本經歷了戰後重建的過程。這一時期，日本的實際人均GDP增長迅速，到1956年已經恢復至40年代的水平，人均GDP年複合增長率達到了7.1%。
接下來進入飛速增長期，直至1973年。在這個階段的最後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經相當於英國的95%，美國的69%，顯示出其經濟發展的驚人速度。
到了1991年，也就是“泡沫經濟”的最後一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經超越英國，相當於英國的120%，並達到了美國的85%。至此，可以認為日本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對西方的趕超。
欣孚智庫創始人宋欣總結戰後日本經濟奇蹟般發展到根本邏輯，主要有四點：
其一，引進技術快速變革生產方式。戰後日本失去了超過1/4以上的工業產能，僅剩的資本存量近乎成為廢品。日本政府和企業家明白，重建日本別無他法，唯有從零開始，大幅推動創新。因此，日本從戰後就開始大規模進口海外成熟的技術，下圖展現的是日本在二戰後25年之間簽署的進口技術合同數量，主要集中在鐵礦石、鋼鐵、石油化工、電子、汽車製造等極具發展潛力的行業。
（圖4：1950年至1969年間，日本簽訂的進口新技術的合同數量，單位：筆。來源：Berkeley Economic Review）
為了可以支撐技術變革，日本政府採取了諸多政策支援進行輔助。一方面，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確保“廉價資金”支援技術進口；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嚴格監測貸款情況，防止出現過度放貸和借貸，以維持低利率環境。
當時，日本對於海外技術和產品的引進甚至可以用“狂熱”來形容，類似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招商引資策略。以1963年為例，日本科學技術資訊中心（國立研究開発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ICST）就撰寫了21萬份的外國科學論文摘要，以對稱國內與國際的前沿發展資訊。
此外，為了支撐新工業的發展，日本大量進口機床和機器人應用於汽車工業，進口發電機用於電力公用事業。在應用之外，日本還對引進的技術進行加工和改進，根據1960年代的統計資料顯示，近萬家大型企業將1/3的研發支出用來“改進和完善進口技術”，使得技術效率平均提高了20%以上。
如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格舍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言，對於日本而言，引進的技術不僅是物質層面的，還有社會和經濟體系以及制度方面的。二戰後，日本汲取了歐美國家發展過程的諸多經驗，為了可以更快地彌補其在工業以及經濟上的差距，選擇“先經濟後社會”的發展方向，對其制度進行了精心的設計和調整，以確保集中力量進行突破。比如，當西歐國家將資本投入到房地產和社會福利體系中時，日本資本更多地流向了實業，特別是快速增長的製造業。為了可以保持生產效率，日本更是長期維持著員工低薪政策。
其二，國家政策推動出口。在海外技術的加持之下，戰後日本的出口迅速增長，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透過為海外銷售支出提供稅收減免和優惠貸款，成功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使其相對於其他國家更便宜。
為了可以在全球市場與西方國家企業形成競爭優勢，日本政府打出了三張牌：
第一張牌是“行政指導”，透過蘿蔔加大棒的方式引導企業進入到具有潛力的行業，特別是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有所作為的行業，比如從50-65年期間，“行政指導”一開始是引導企業進入紡織品以及雜貨行業，後來是機械行業，再後來是金屬行業；第二張牌是“卡特爾”，要想讓日本企業在國際有一隅之地，必然就要走“先大後強”之路，日本的工業貿易部（経済産業省，METI）對違背競爭原則的卡特爾集團，特別是出口領域相關的政商勾結，始終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超過1500個卡特爾案件沒有受到起訴；第三張牌是匯率與貿易壁壘政策，為了促進日本對外出口，日本政府始終維持較低的匯率，確保日本產品的綜合競爭力。這三張牌都非常務實有效，對日本出口起到了核心推動作用。
其三，保證低價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出口背後則需要大量勞動力支撐，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的統計，戰後日本經濟30%的增長來源於高性價比的勞動力：戰爭結束後，大規模的勞動力返回社會，不過整體薪資增長較慢，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因此一直到1980年代，日本企業始終可以維持高效運營以及發展。
其四，推動企業集團（系列，keiretsu）的規模性崛起。在日本政府的支援下，大型企業集團問世。所謂的企業集團就是工業企業、銀行和貿易公司透過相互持有股票，建立起長期的排他關係，從而深度捆綁在一起的龐大商業集團。
比如三菱財團（Mitsubishi Group）、三井財團（Mitsui Group）、松下財團（Matsushita Group）、豐田財團（Toyota Group）以及住友財團（Sumitomo Group）等都是在這期間形成的。這些財團同時擁有財務實力與強大的關係網路，可謂是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
為了可以“扶持強者”，日本政府採用了大企業稅收減免政策和折舊優惠政策，還為它們長期提供廉價的信貸。這些企業集團的任務自然也不是積累短期利潤，而是長期獲取市場份額，所以往往都是以高姿態進入具有長期潛力的高增長領域，以與全球超大體量對手競爭。
企業集團的興起產生了兩個直接影響：一是近乎殘酷的商業競爭文化。為了跟上友商的步伐，所有財團都竭盡全力不斷更新產品設計和實施新的生產技術。在不斷地互相抄襲以及改良中，集團之間的競爭也逐漸走向白熱化。由於牽扯的利益重大，因此決策層被要求不容有失，在這樣的環境下，員工被要求長期加班，且終身忠誠於公司。集團公司等級森嚴，員工從培訓時期開始就要內化公司的規則，比如對不同等級上司鞠躬的深淺程度，集團校招往往透過十幾輪選拔適合競爭文化的青年人等。
另外一個直接影響是新的想法和技術可以在整個經濟中以極其快的速度被吸收，破除了不同公司的推廣壁壘，比如當時仍然處於發展前期的機器人、計算機晶片模糊邏輯軟體等都被輕鬆整合到了產品中。也是在這個時期企業集團的高競爭發展中，逐漸湧現出一些影響深遠的工業實踐方法論，比如全面質量控制、精益生產和跨職能產品團隊等。
但事物都有辯證的兩面，日本經濟泡沫之所以在80年代被戳破，背後原因恰恰是成功要素的負面作用所致。之前的發展思路跟不上外界環境的變化，一切都開始被顛覆。
從宏觀視角來看，80年代開始，支援日本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逆轉。隨著冷戰逐漸接近尾聲，原本的東西陣營對立邏輯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國家各自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日本作為當時全球製造業中心，成為了西方國家貿易逆差的根源所在。這種情況最終促使美、德、法、英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美元兌日元開始貶值，日本原本的經濟模式開始受到外貿下滑的威脅。
隨之，日本政府認識到有必要進行結構改革，以實現經濟轉型。1986年發表的《前川報告》強調了結構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日本經濟向更加以內需為導向的模式轉型的必要性。只不過這場改革來得太晚，動作太慢，後面的發展遠超出了當時執政者的預料。
隨著核心矛盾的轉移，曾經在西方世界內部對於日本企業發展和管理制度的豔羨與讚美，也逐漸轉化為對於日本經濟制度的批判。比如在197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之後，曾經在美國社會湧現出一批對於日本過分美化的書籍，例如理查德•帕斯卡爾（Richard Tanner Pascale）所著《日本管理的藝術：美國高管的應用（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書中讚美日本自下而上的決策制定、迪明式的質量管控，以及日本政府的超長期技術發展規劃，認為日本是一種“更聰明”的資本主義。
（圖8：1985年《廣場協議》簽署現場，由左到右為德國、法國、美國、英國以及日本的代表。來源：Wikipedia）
然而，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國輿論界湧現出了一批對日批評家，認為日本成功的背後是因為其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和強大的產業卡特爾，從而造成了貿易的不公平現象。在《日本權力之謎：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民與政治》《日本第一：對美國的教訓》等書中，都聲稱這個國家成功的本質是因為寡頭政治，這些政治犧牲了其公民的福祉以滿足冷酷的經濟要求。他們認為，日本企業並沒有表現得更好，只是因為外部條件不公而產生的。
從日本內部來看，上世紀80年代日本房地產與股票市場價格快速上漲導致過度借貸和投資，最終形成了不可持續的泡沫。從人口結構來看，由於日本人口從70年代開始就開始出現老齡化，勞動力市場不足以支撐出口產業的發展，導致加工密集型產業紛紛外遷，導致日本資產沒有實體支撐，加劇了後期的經濟下滑。
由此，內外部共振開始打擊日本經濟。觀察日本經濟的歷史軌跡，我們發現，早在《廣場協議》簽署之前，日本就顯露了增長乏力的趨勢，根本原因在於，新階段的經濟增長需要靠技術進步推動，但日本經濟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儘管日本政府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投資需求，表面上經濟看似繁榮，實則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逐漸減少，投資回報持續降低。
最終引爆點是加息的副作用。1989年5月，日本央行連續5次加息，隨後在1990年3月對房地產融資實行了總量控制，但股市、樓市仍然雙雙崩盤，央行將基準利率從6%下調到0%也無法扭轉股票指數連年下跌的趨勢，直到2023年日本股市才重返1990年的高位。
很顯然，日本經濟泡沫的破裂，是那個時代轉折下的必然，多少有點“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味道，日本快速發展的成功因素在新時代成了沉重包袱。背後原因內外部均有，不能用“陰謀論”簡單歸因，這一點值得中國決策者借鑑和思考。
二、改革：小泉與安倍時代的復甦
日本之後從低谷中走出來的過程也很曲折，在此我們對過去20年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做一個梳理，加入一個國家領導力的思考維度。
縱觀日本二戰後的國內政壇，有一個很直觀的感受，那就是日本的首相普遍“命短”，常在未足以留下深刻印象之前即告辭職。因此，對於90年代之後為世人所熟知的日本首相寥寥可數，其中小泉純一郎（1980天）以及安倍晉三（3188天）相對突出。而安倍更是日本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首相。在這樣的背景下，客觀上只有安倍和小泉有機會改變日本經濟現狀，事實也確實是兩位首相逆轉了日本經濟困境。
那麼再來看看兩位政治家分別做了什麼，先來看小泉純一郎（2001年-2006年）。雖然說對於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支援布什入侵伊拉克是其政治生涯難掩的敗筆，但在日本國內經濟政策上來看，他的主張和改革確實為日本死氣沉沉的經濟注入了活力。
2001年出任首相之後，小泉展開改革，核心有三句話：“沒有改革就沒有增長”“讓私營部門做其所能做的事情”以及“讓地方政府處理它們能處理好的事務”。進一步解讀就是，小泉政府認為日本經濟衰退的本質原因在於結構性調節失效，所以需要透過改革機制和組織結構來增加資源分配效率。也就是我們經常說透過供給側改革，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次，當時的內閣認為應該透過“小政府，大市場”、“小中央，大地方”的方式縮小政府規模，降低干預程度與公共開支，從而更多地交給市場進行效率最佳化。
通俗的說，就是從改革要發展，給企業和地方政府放權。
而且小泉的理念是“先破後立”。當時最大的阻礙莫過於龐大的官僚體系以及既得利益集團。骨頭要挑硬的啃，小泉政府很快就盯上了日本經濟毒瘤——日本郵政。日本郵政是個超級巨頭，在當時它擁有40萬員工以及2.5萬家分支機構，坐擁數萬億資產，是全球最大的儲蓄機構。為何說它是毒瘤？因為彼時早已淪為日本政客以及相關利益團體融資的平臺，龐大的不良貸款記錄拖了整個國家經濟的後腿。
小泉將郵政私有化視為改革的核心（改革の本丸），為了推動相關法案的透過，他不惜解散眾議院。“郵政解散”之後，選民們被調動起來在郵政民營化問題上進行選擇，最終支持者獲得了眾議院多數席位。2005年9月21日，小泉以壓倒性多數當選首相，併成功推動了法案的透過。2006年9月26日，小泉純一郎功成身退，宣佈辭職。
除了郵政私營化之外，小泉也在其他領域動過很多人的乳酪：比如對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不良貸款進行調查、削減10%的公共工程支出和政府債務、對抗強大的農業遊說團體以及社會保障官僚機構、醫療機構等。如此風格，也讓他被日本的政界視為“異類”。雖然在外交上，過分親美讓他遭受了質疑，但在2006年，日本經濟曾經一度出現過起死回生的跡象，那一年日本通脹率近乎為正值，2004年到2007年期間，日經225漲幅超過50%。
然而，在此後的6年間，日本政壇再度陷入波動狀態。經歷了短暫的復甦之後，日本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創。2009年，日本GDP下滑了5.2%，相較於同年全球GDP僅有0.7%的下降，這一跌幅在全球範圍內顯得尤為突出。同年，日本的出口也從2008年的7456億美元減少到了5453億美元，跌幅高達27%。這一年日本名義GDP與1991年持平，不過日經225只成分股票平均市值有巔峰時期的1/3。形容日本經濟到了近乎死水的狀態，似乎毫不誇張。
再來看看安倍在2012年成為首相後的政策變化。這一年12月，小泉純一郎曾經的得意門生安倍晉三成為了新一屆首相。當時誰也沒想到，安倍將會是二戰後對日本經濟走向影響最大的政治人物。
次年2月，安倍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表演講，表示自己重返首相之位是為了防止日本滑落為“二流國家”，並堅定地表示：“日本回來了（日本を、取り戻す）！”這背後有兩層含義，一是面對國力日益強大的中國而言，日本需要尋找到制衡之法，但與此同時，日本的“迴歸一流國家”也意味著減輕對於美國方面的依賴，無論是經濟還是國防。
萬眾期待中，安倍的“三支箭”改革橫空出世：這第一支箭指向的是貨幣體系，透過日元貶值、設定負利率，實現貨幣擴張和2%的通脹目標；第二支箭射的是財政體系，透過靈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對於公共工程、中小企業援助和投資激勵，以實現預算盈餘；第三支箭射的是結構改革，支援私營企業、鼓勵科創，以求實現長期增長。通俗的說，就是在貨幣擴張基礎上政府增加主導性作用，並且鼓勵企業創新發展。
宣佈改革的話音剛落，就引來了日本社會以及全球投資者的叫好連連，稱其為當代的“明治維新”，並將其改革政策統稱為“安倍經濟學（Abeconimics）”。安倍政府趁熱打鐵，很快宣佈了10.3萬億日元的刺激法案，並任命黑田東彥為日本銀行行長，要求其採取量化寬鬆政策，以達到通脹目標。
“安倍經濟學”給日本金融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隨著改革的拉開，日元對美元急劇貶值，全球投資者開始抄底日本股市，搶購了總價為16萬億日元的股票。2013年，東證股指TOPIX上漲了45%，而日經225更是從2012年底的9500點一路飆升到2015年7月的20700多點，創2000年之後的最高點。日本失業率也從2012年四季度的4%下滑到了2013年一季度的3.7%，而消費支出增長了3.5%，日本的GDP也終於走出了之前的深坑，出現了穩定的正向增長，政府債務佔GDP比率也逐漸趨於穩定。
在如此亮眼的表現下，日本民眾難得的表現出了對於首相政策的認可：安倍的支援率提升到了70%。同時，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當時74%的受訪者正面評價了“三支箭”改革。
雖然前兩支箭改革在短期內就落地了，然而注重長期主義的結構改革之箭卻始終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狀態，遲遲沒有實質性推動的跡象。顯然，結構改革必然涉及諸多利益的再分配，權力以及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昭然若揭。面對內部的僵局，安倍選擇了曲線推動的方式。2013年3月安倍政府就宣佈了兩個決定，一是日本將就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進行談判，二是日本將與歐盟展開《日歐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其背後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以開放促改革”。進一步來說，安倍是希望透過加入國際協定，透過外部力量促進農業、能源、衛生、電力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進而提高日本的國際競爭力。這和中國透過加入WTO推動改革的邏輯非常類似。
2014年冬天的達沃斯峰會上，安倍甚至公開宣佈將“充當鑽頭，鑽破日本產業既得利益和‘官僚作風’的岩石（ドリルの刃となって巖盤規制を打ち破っていく）”。安倍推動經濟改革之心，可見一斑。同年6月，安倍宣佈了一攬子改革措施，被媒體稱為“萬箭齊發”，不乏開放舉措：對內擴大托育服務以鼓勵婦女加入勞動力市場、降低公司稅率、放寬加班限制，同時對外不但放寬了對外國員工的招聘限制，還開放了衛生領域以及幫助外國企業家來日創業等。
（圖12：安倍舉行的“1億公民都能積極參與的社會”推進小組掛牌儀式；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官網）
2015年9月安倍成功連任，並且宣佈政府下一階段的工作中心放在“安倍經濟學2.0”上。其核心是解決日本的低生育率和老齡化人口問題，並且要將日本打造成一個“1億公民都能積極參與的社會（1 億人總活躍社會）”以及呼籲日本女性外出工作，融入社會，在其部落格中發出了“閃耀吧，所有的女性，向著更光明的日本前進！”的號召。
此外，安倍還給新“三支箭”改革設定了更高且具體的目標：2021年GDP提升到600萬億日元、國家生育率從1.4提升到1.8，以及將人口穩定在一億人等。很明顯，改革目標已經從經濟領域逐漸延伸到了社會領域。
但這個任期安倍的女性政策並未完全成功。儘管從女性動員率來看，安倍的諸多政策是有效的，從2012年安倍上臺之後到2020年，日本女性勞動人口比例從60%上升到了70%。不過這背後的挑戰在於，即使女性被調動起來了，然而可供她們選擇的機會卻沒有大幅增加，大部分婦女的工作崗位仍然是兼職或者非常規職位。
但到了2020年，日本各級政府，從鄉鎮到地方再到中央，沒有任何一級實現此前設定的女性佔領30%職位的目標。即使是最為開放的參議院，2020年也不過僅有22.9%的女性代表。在眾議院，只有10%的女性代表，使得日本成為了世界上婦女議會代表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地方政府資料更是慘不忍睹，女性領導只佔1%-4%。
特別是最近幾年，外加疫情衝擊的原因，諸多服務業面臨挑戰，採取了大幅度裁員的對策，這對以兼職工作為主的女性群體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社會改革的努力，在頃刻間被打回原形。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23年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2023年在全球146個國家中排名125，比2010年的101位還下降了24位！最終結果來看，安倍人口方面日本的生育率從2015年之後持續保持緩慢下滑，2023年跌至1.367。顯然，安倍政府還是低估了社會發展的慣性，其一系列社會改革政策無法擺脫蚍蜉撼大樹的悲壯。
（圖14：2016年至2022年日本政治領導職位中女性比例，按行政型別劃分，其中藍色為參議院、黑色為眾議院、灰色為都道府縣知事，紅色為市長，綠色為鄉村鎮村市長；來源：Statista）
綜上可見，小泉和安倍都是針對日本核心問題，用“改革促增長”的戰略對症下藥，過程雖然也是跌宕起伏，但看對病和給對藥依然發揮了巨大作用。不過，兩位都沒有真正達成他們的終極目標。欣孚智庫首席顧問周掌櫃對此表示：日本改革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很多工作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策略比較接近，也在日本弱管控體制上借鑑了中國成功經驗，但兩點依然值得我們思考，其一就是日本社會的市場經濟、法治和全球化，乃至公司科學管理基礎非常紮實，用穩定政策呵護投資者和企業家積極性；其二就是日本處理與全球主要市場國家的關係非常具有彈性和建設性，所以概括起來就兩點經驗：發揮市場經濟作用和構建穩定外部環境。
但不可否認的是，兩位首相的改革為日本經濟今天的經濟繁榮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展望：日本經濟正式進入新時期
當前這次日本經濟繁榮復甦跡象比較明顯，股市作為經濟的晴雨表已表現得淋漓盡致。
而這一繁榮背後，地緣政治變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再次扭轉了日本的國運。客觀上，從中美戰略競爭到2022年的俄烏戰爭，世界從“平的”逐漸變得再次“褶皺”起來。日本成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受益者之一。
2023年，美國股神沃倫•巴菲特就把投資帶到了日本：他不但公開表示看多日本經濟，堅定地認為“20年、50年之後，日本和美國都會比現在更加強大”，並且還認為“逆勢”投資日本是對沖美國市場的最好選擇。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對日本五大商社——伊藤忠商事、丸紅、三菱商事、三井物產和住友商事——的持股比例提高到了7.4%。
緊跟步伐前往東京的還有黑石（BlackRock）資產管理公司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圓桌會上，他甚至表示“日本將在經濟轉型中重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奇蹟”，並且認為這個奇蹟將能持續更長的時間。
（圖15：日本過去十年房價指數變化趨勢。深藍色為綜合指數、紅色為東京、綠色為神奈川、淺藍色為千葉、灰色為埼玉。來源：東京房地產研究所。）
欣孚智庫首席顧問周掌櫃總結這次日本經濟重新起飛的因素如下：
宏觀大環境確實開始有利於日本。目前美國與中國明朗的戰略競爭關係以及歐盟與中國之間微妙的關係確實提升了日本的吸引力，特別是對於敏感行業的投資，例如晶片、AI以及新能源汽車等。此外，區域性產業鏈的再構建也讓日本享受到了一定的產業紅利。
從日本內部環境來看，“改革促進增長”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並且開始開花結果。相比小泉與安倍時代，雖然後面的岸田政府上臺後並沒有提出振奮人心的全面綱領，但其對於經濟改革的承諾——“從儲蓄向投資的根本轉變”，依然是非常務實的日本改革方向。而後面更為務實的政策，包括利用外資，先啟用資本經濟和房地產，再全面激發日本社會潛能，正是帶來當前經濟繁榮的關鍵。
岸田政府仍在不遺餘力地推動各項改革。比如，為了提高日本的證券市場的吸引力，日本政府著手改善股東投資環境。對於日本證券市場，這一問題的核心在於過低的市淨率（市淨率=【每股賬面價值代表公司資產-負債】/流通數），而目前，日本大多數企業的市淨率低於1。出現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日本企業的財務問題，恰恰相反，50%的日本企業是“淨現金（資產負債表上現金大於負債）”狀態，只不過由於曾經經歷過90年代的資產泡沫，使得企業更樂於存錢，而不是花錢。
為了可以推動企業投資，日本發起了“清空金庫”的行動。2023年春天，東京證券交易所陸續警告了大約3300家公司，要求必須提高股東持股價值並相應調整其財務戰略。根據其規定，不但要求市淨率要高於1，且企業資本回報率必須高於8%。對於企業而言，如果不想被摘牌，只有兩種可能：“花錢”或者是“派錢”。所謂“花錢”就是透過投資研發、開發新業務或者僱傭更多的員工，來提高這兩個比例；“派錢”就是回購股票或者直接提高股息，增加對於股東的回報，除此之外別無他法。2023年秋季，東京證券交易所再次向企業發出警告。同時，日本政府還推動了稅收激勵措施，其目的很明確，就是希望日本的富裕階層也“清空私人金庫”，將儲蓄用於投資。
“金庫清空”之後，日本開始調理經濟更加具有結構性的問題，以下三件事被認為是當務之急。
其一，工資增長是短期最為關鍵的因素。雖然根據日本政府公佈的《2024年度經濟展望報告》，日本未來三年的物價有望實現連續3年2%以上的增長，但工資上漲和需求疲軟仍然是經濟走出“通縮”的最大障礙。2023年11月，欣孚智庫在日本進行的本土實地調研中發現，日本在2022-2023年的名義工資只增長了不到1%，對比2022年通貨膨脹3.2%以及2023年的3%來看，日本人實際上是遭受了變相的工資削減，消費需求隨之下降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法國聯合金融（La Financière de l’Echiquier）的首席投資官奧利維耶•德•貝朗熱對此表示：“除非工資也相應增長，否則這些貨幣和財政努力都將毫無價值。”日本最大的工會聯合會（連合）已經在為24年春天的年度工資談判摩拳擦掌，計劃要求5%的增長。從日本僱主的角度來看，這一幅度未免有些不現實，畢竟未來三年生產價格累計增長不會超過4%。此外，雖然日本大企業已經接連同意加薪，但佔日本就業七成的中小企業仍然非常遲疑。因而對於2024年的最終加薪情況，如今並不完全明確。
其二，短中期來看，日本經濟若想回到正向增長的正軌，就必須抓住當下的需求反彈的時機，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有足夠的人手，也就是腦力和體力的勞動力。
根據2023年12月日本經濟產業部發布的短期觀察資料顯示，就業人員判斷指數（Diffusion Index of Employment Conditions，簡稱DI）不斷下探出現了負值，這也就意味著日本目前在多個領域，特別是旅遊業相關的餐飲、住宿、和交通運輸行業，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缺失。
根據日本帝國資料銀行在2023年上半年對日本各地的27663家公司進行了調查，發現75.5%的酒店和旅館行業報告稱常規員工短缺，而78%的相關企業表示非正式工人短缺，僅次於餐飲行業。此外，在東京、大阪以及京都等地的熱門旅遊景點，到處都能看到排隊等待公交車的旅客。箱根地區為了滿足旅客的需求，已經增加了50%的計程車，然而根據當下的情況，至少還需要增長50%，才能滿足絡繹不絕的旅客需求。大阪國際機場在2023年11-12月人均安檢等待時間也上升到了3個小時，足以見得整個日本運輸業的滿載情況。
日本政府和相關產業部門正在積極應對這些問題，比如透過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來增加工作人員的數量，特別是增加外來務工人員的培訓。欣孚團隊在2032年11月的日本調研過程中，很直觀地感受到，目前來自東南亞以及南亞等國家的年輕人已經成為了便利店、餐館和旅店的主要兼職主力，但仍然無法有效緩解行業的用工壓力問題。
背後深層次的原因仍然是日本社會“少子化”和“老齡化”日益加重。日本內閣府的資料顯示，2022年日本新增人口跌破80萬，然而65歲以上的老人卻進一步增加到了4600萬，占人口比例的36.3%。可見，日本經濟想要抓住旅遊業和消費復甦，進一步擴大增長的機率並不高。
其三，中長期考慮，日本產業必須有足夠支撐。
相比印度、墨西哥這兩年的爆發，日本目前的產業結構已經不存在“從無到有”產生爆發式增長的可能。同時，相比匈牙利，日本產業，特別是汽車製造業，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轉向發展電動汽車或者電池產業鏈。那麼日本產業增長點究竟在哪裡？這個問題必須得到回答。
在過去三十年中，雖然日本在諸多科技競爭中敗給了中國以及美國的企業，但在諸多產業方面還是儲存了相當的實力。比如川崎重工，雖然川崎重工是以摩托車聞名於世，但公司也涉足機械製造和航空業務。同時，川崎還重資投入氫能源的研發，且在整個價值鏈的不同環節都有佈局。雖然至今還未盈利，但也讓很多人看到在未來爆發的潛力。
除此之外，日本的材料行業、電器裝置、精密儀器行業以及電子零配件行業仍然是極具潛力的行業。這背後的原因有兩個：一方面日本在這兩個行業擁有很強的基礎，特別是大批的企業（其中不乏中小企業和家族企業）長期深耕某一個方面的技術，並且實現了突破。比如專門生產耐熱陶瓷零件的Maruwa，隨著技術的突破和應用場景的增加，陶瓷零件如今已經越來越多地在AI伺服器以及電動汽車中得到使用。再比如汽車零配件供應商Nifco，原本這家公司只是生產塑膠卡扣零件，但是鑑於其生產的卡扣工藝精湛，可以保證多年不鬆動，訂單量也在近年不斷提升。
（圖16：2023年12月日本各行業的投資吸引力擴散指數，從上到下依次是：材料行業、金融、電氣裝置/精密裝置、資本貨物、電信、汽車、製藥、交通與公用事業、消費品行業；來源：Statista）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格局的形成，諸多日本企業開始實行“回遷”的策略。半導體行業由於敏感型是最先反應的，索尼以及Kioxia在2022年6月分別回遷至日本巖手縣北上市和熊本縣。回遷必然可以帶來本地產業的再發展，但由於缺少新投資者，產業再向上發展的動能明顯不足。
據此結論，眼前的日本確實已經成為了全球投資者資金避險的港灣區域，但日本由於本身社會問題和產業發展的侷限性，從日本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來看，頗有點兒“後勁不足”的問題，這一點值得繼續觀察。
眼前長期看好日本的理由也並非完全充分，但也必須面對日本“改革促開放”政策成功的事實。說日本經濟進入新時期並不為過，值得投資者謹慎關注。
用已故斯坦福大學青木昌彥教授的話說：“日本從目前的狀態過渡到新的制度體系需要一代人，也就是30年”。當時青木教授把1993年作為這個週期的起始點，因為那一年是日本官僚體系出現崩塌的一年。如此算來，2023年確實是這個30年的週期的最後一年。只不過當下的日本經濟，若想要重現上個世紀的輝煌狀態，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內外部的增量作為支撐。否則僅靠花光企業和富有階層的儲蓄，是無法維繫日本的長期的繁榮。
日本進入新時期當然對於中國全球化企業全球佈局帶來一定影響，這裡也做一個總結歸納。
首先，放眼亞洲，同時兼具“強購買力”、“較大產業和市場體量”和“良好的營商環境”三個條件的國家其實並不多，新加坡和香港消費者購買力很強，但是體量比較小，兩個地方加起來也不過是1300萬人口。印度、越南以及印尼市場確實體量足夠大且未來有望持續增長，但是從購買力的角度以及整體的營商環境而言，明顯是無法和成熟的日本市場相提並論。
其次，相比美國和歐洲的消費者，日本消費者普遍具有“去國家化”的理性消費思維。這一點在當今似乎格外重要，隨著國際地緣政治的改變，昔日的民族主義情結在美國和歐洲似乎有捲土重來的趨勢，因而對於“中國”產品，有一部分消費者會因為受到價值觀影響，對中國產品的青睞程度降低。從這方面來看，日本消費者在疫情以及俄烏戰爭之後對於中國產品的喜好程度沒有很大的改變，對於大部分日本消費者而言，效能才是核心考慮因素，而不是國家因素。回顧過去幾年，不僅是海爾、海信以及聯想等品牌在日本站穩了腳跟，像是蜜雪冰城、（位元組旗下的）lemon8以及花西子等也都成功在日本闖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再次，中國和日本的青年消費群體共性明顯在增多。中國和日本年輕群體，消費習慣是極其相似的，比如都喜歡透過社交媒體或者生活類app瞭解最新的流行趨勢，習慣透過這些平臺搜尋“網紅店”，不斷地“種草”和“拔草”，探尋更新鮮有趣的地點等。所以，在進行相關的營銷策略時候，中國很多模式是可以有效在日本得到複製的。
最後，隨著日元的貶值以及未來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日本經營的成本在不斷降低，相比通脹較為嚴重的西歐或者美國而言，日本用工成本在直線下滑，且由於日本員工本身適應東亞社會的工作文化，因而後期運營的壓力相對較小。
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日本經濟的新時期變化，對於中國企業恰恰出現了一個全球化落地的時間視窗。排除政治不確定性極端條件，日本已然成為中國企業出海高階市場的重要選項。
綜上所述，欣孚智庫創始人宋欣認為：當我們歷史性回顧日本經濟，在日本多屆政府的持續努力下，推動的“改革促增長”政策已逐步揭示了日本經濟的潛力和機會。同時，日本走出衰退的改革措施和歷史經驗，對中國而言，亦具有重要的借鑑和參考意義。鑑於兩個國家經濟崛起邏輯類似，當今面臨的挑戰亦呈現共性，日本經濟的成功復甦無疑為中國提供了一份可資參考的借鑑樣板，特別是日本走出通縮重回增長的經驗和教訓。當下，過於關注日本“失落的30年”已無助於前行，以開放的心態重新發現日本，務實合作和應對競爭挑戰，才是我們合理的態度和姿勢。
唯有以冷靜客觀的立場，結合謙虛謹慎的精神，深入地研究我們的鄰邦的興衰命運，方能超越情緒左右，獲得更為深刻的洞察與豐厚的收益。大國戰略，貴在客觀和理性。
（作者介紹：宋欣系欣孚智庫創始人，北京欣孚諮詢服務有限公司CEO，央視CGTN特邀評論員，前歐洲議會中國政策顧問，第一位就職於歐盟的華人政策顧問，讀者微訊號：xinsong-cn-eu；周掌櫃系知名科技戰略專家，多家全球化公司戰略顧問，北京周掌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CEO，欣孚智庫首席顧問，暢銷書《戰略思維十二講》《元宇宙大爆炸》作者，讀者微訊號：zhouzhanggui300。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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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欣系欣孚智庫創始人，北京欣孚諮詢服務有限公司CEO，央視CGTN特邀評論員，前歐洲議會中國政策顧問，第一位就職於歐盟的華人政策顧問，讀者微訊號：xinsong-cn-eu；周掌櫃系知名科技戰略專家，多家全球化公司戰略顧問，北京周掌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CEO，欣孚智庫首席顧問，暢銷書《戰略思維十二講》《元宇宙大爆炸》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