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資本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動能，資本應如何練就耐心？各方又應如何助力培育和壯大耐心資本？
“資本有沒有耐心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可預期的未來，也就是預期政策和環境的穩定性，以及有效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和資產透明度、完善的法治環境等。”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認為。
12月6日，由全國工商聯商會發展服務中心主辦、第一財經研究院和全聯併購公會協辦的“企業治理創新與合規建設圓桌會”在京舉辦，吳曉求在主旨演講中表示，要培育有耐心的資本，就必須構築資本有耐心所對應的環境和基礎。完善的法治和穩定的制度，是信心和預期的根源和來源。
“我不是特別傾向和讚賞頻繁去調整政策，更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有包容性的、可以容錯的法律和制度環境，這比什麼都重要。”吳曉求說。
從創新的角度，他首先談到，目前國內顛覆性的創新還很少，這與資本的戰略眼光有密切關係。
吳曉求說，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當中，特別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的金融創新和資本業態要有新的發展，隨著科技進步，新科技、新技術轉變成新產品和新產業(70.630, -0.27, -0.38%)的風險越來越大，且週期越來越短。因此，必須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資本業態，這就包括耐心資本。
“目前因各種原因所致，這種資本業態的形成還不夠，國內顛覆性創新很少，這和資本業態的戰略眼光是有密切關係的。”他說。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市場也迫切需要耐心資本。
吳曉求認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內外部環境都將較當前更加嚴峻。
一方面，外部環境上，逆全球化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美國加徵關稅事件將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影響。
“我們現在的很多政策措施要從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從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恢復市場信心的角度去審視。要讓資本留下來、有信心，完善的法治環境非常重要。如果沒有資本留下來，我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外部世界（不確定性）。”吳曉求說。
那麼，應如何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從政策角度，吳曉求認為，政策的重要性體現在讓國內消費者和投資者，以及數量眾多的市場主體，還有國內資本和外資有安全感、有信心，這是應對外部不確定性最重要的政策措施。
他進一步表示，經濟執行應建立在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穩定的經濟制度基礎上。
“在這個基礎上，如果經濟會有波動，那這個波動是市場帶來的，到時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就會出現。這種有效性是透過逆週期調解完成。”吳曉求說，政策若頻繁變動將扭曲市場機制，影響市場的預期。
“我希望看到政策的有效作用，重視有針對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與此同時，要更加重視法治環境和制度在經濟執行中的基石作用，努力讓經濟迴歸良性狀態。出現問題不可怕，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就是針對市場帶來的週期性變化。”他表示。
另一方面，從內部環境來看，吳曉求認為，國內經濟環境也更趨複雜、嚴峻。對此，他提出，要讓市場主體有更大的迴旋空間。
“改革的標誌是讓市場主體的空間越來越大，有巨大的迴旋餘地，舞臺多大夢想有多大，舞臺小是沒有夢想的，舞臺就是空間。我希望建立一個更加有包容性的容錯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吳曉求認為，完善的法治和穩定的制度，是信心和預期的根源和來源。
從社會財富分配角度，他認為，社會財富是由企業創造出來的，尊重和保護企業就是尊重財富的創造。只有財富的創造機制得到不斷的保護，財富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才可以很好地分配。分配之後，還要有後續保護財富積累的機制，涉及到財產權的安全保護。
“現在很多人總是背離這些常識，特別注重分配。分配固然很重要，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機制，但財富的創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分配是第二位的，財富積累是為了未來更有信心的存量，這個關係很重要。”吳曉求談到。
從資本市場生態建設角度，他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生態環境在變化，正在為耐心資本提供更好的市場化基礎。
“近期證監會加大對併購重組的政策支援。過去，我們很重視IPO的橫向發展，現在也重視縱向發展，也就是併購。從資料來看，目前私募股權基金的退出，併購佔據了主體地位，其次是轉讓，這將為一級市場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包括S基金的發展都奠定良好基礎、提供良好環境。”吳曉求說。
（演講者吳曉求系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金融學一級教授，本文轉自12月12日第一財經，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博:@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