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來,海外的執政黨在選舉的時候經常會遭遇“滑鐵盧”。
作為資源中心的拉美,巴西經歷左轉,阿根廷迎來右轉。
2022年10月,巴西召開選舉,由於選民對通脹不滿,右翼的自由黨遭遇失敗,失去執政地位。左翼的勞工黨贏得選舉,盧拉取代博索納羅成為巴西新總統。
一年後,阿根廷迎來選舉,奉行“庇隆主義”的極左翼政黨遭遇失敗,極右翼的米萊成為新總統。面對三位數的通脹,阿根廷人選擇死馬當活馬醫,賭米萊的休克療法能挽救阿根廷經濟。
作為消費中心的歐洲,法國經歷右轉,英國迎來左轉。
2024年7月,法國解散議會重新選舉,在第一輪選舉中,極右翼的國民聯盟得票率遙遙領先。最終,為了平衡選民矛盾,馬克龍只能任用右翼的共和黨人擔任總理,馬克龍所在的中間派失去對政府的控制。
幾乎是同一時間,英國提前召開選舉,執政14年的右翼保守黨遭遇慘敗,創下近百年來最差紀錄,前首相特拉斯甚至輸掉了自己的選區。左翼的工黨贏得選舉。英法政黨輪換的背後是選民對財政赤字的不滿。
作為生產中心的東亞,臺灣省經歷左翼退潮,日本迎來右翼退潮。
2024年1月,臺灣省召開選舉,左翼的民進黨雖然保住了行政權,但丟掉了對立法權的控制。雖然在半導體產業帶動下,臺灣股市節節攀升;但由於房價過快上漲,民進黨失去很多年輕人支援。
同年,日本迎來議會選舉,長期獨大的自民黨不僅失去絕對多數的地位,其執政聯盟在眾議院的席位也未能過半,剛上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面臨辭職壓力。這是近十年來日本中右翼政黨遭遇的最大失敗。
2022年底以來全球選舉形勢:
執政黨
所屬勢力
選舉結果
巴西
自由黨
右翼
下臺
土耳其
正發黨
右翼
二輪苦戰
波蘭
法公黨
極右翼
下臺
阿根廷
自前黨
極左翼
下臺
臺灣省
民進黨
左翼
丟掉立法權
印度
印人黨
右翼
國會不過半
歐盟
藍紅綠
中間派
受到削弱
法國
復興黨
中間派
丟掉行政權
英國
保守黨
右翼
慘敗
伊朗
保守派
右翼
行政權削弱
日本
自民黨
中右翼
國會不過半
美國
民主黨
左翼
可以發現,這幾年海外凡是遇到選舉,執政黨的選舉結果往往都很差勁。不管是極右翼、右翼、中間派、左翼、極左翼,基本無一例外。與其說全球左轉,亦或是全球右轉,不如說選民對經濟現狀普遍不滿,政黨輪換可以說是家常便飯。
上一次這麼劇烈的政治波動,得追溯到2008年—2012年。那會全球處於金融危機,除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外,大部分國家都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在歐洲,受歐債危機影響,歐盟很多成員國出現脫歐傾向,歐豬五國面臨政府破產風險。在中東,由於經濟陷入蕭條,多國爆發“阿拉伯之春”,以穆巴拉克為代表的政治強人黯然下臺。日本則迎來政黨更替,首相出現“走馬觀花”式的輪換。
在很大程度上,2022年以來全球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劇烈的政治波動,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動盪。受俄烏戰爭和新冠疫情影響,資源國呈現“漲”的特徵;生產國呈現“滯”的特徵,消費國則同時面臨“滯漲”。以歐洲為例,在能源脫鉤的背景下,歐盟各國經濟陷入滯漲,無論是左翼、右翼、中間派,在選舉的時候很容易遭遇“滑鐵盧”。德國和法國極右翼崛起,英國則是左翼上臺,其背後的原因主要是財政和通脹。所謂“非法移民”和“LGBT”問題,更多是為經濟下行背鍋。
可以發現,無論是迎來人工智慧革命的美國、走出通縮陷阱的日本、承接東亞製造業轉移的印度,儘管其股市蒸蒸日上,但大部分民眾並沒有從中獲益,對現狀普遍不滿,其執政黨的支援率也呈下跌趨勢。包括人工智慧、機器人、自動化在內的科技革命,雖然能創造更多財富,但也會導致很多工作崗位被取代,造成失業問題。印度和越南等新興國家,儘管經濟快速發展,但貧富差距也劇烈上升,很多農民因為徵地問題產生不滿。美國、日本、印度的案例表明:經濟資料好,不代表民眾的生活質量得到提升,因為財富蛋糕的大部分可能被極少數財閥分走了。
近三年來,印尼是為數不多經濟執行平穩的大型經濟體。印尼屬於資源國+生產國,一方面大量生產煤炭、石油和橡膠等,另一方面積極承接從珠三角轉移出去的紡織業。在通脹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失業率也維持在較低水平。受益於良好的經濟環境,印尼在選舉後實現平穩的路線交接。
包括美國在內,全球大部分國家的民眾對2022—2024年的經濟體感,要明顯差於對2017—2019年的經濟體感。2017—2019年,雖面臨關稅壁壘問題,但在朱格拉週期的驅動下,全球經濟依然處於擴張狀態,發達國家物價維持在2%以內,中國則同時迎來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科技股和消費股暴漲,地產的繁榮則對沖了加關稅的負面影響。反觀2022—2024年,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久久不能消退,在“脫鉤斷鏈”的背景下發達國家通脹逼近兩位數。儘管美國經濟資料看似一片大好,但很多老百姓卻抱怨自己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客觀來看,川普的經濟政策並不比拜登的經濟政策高明。減稅對經濟的提振作用不像產業政策那樣立竿見影,加關稅則會損害消費者利益。但川普幸運地趕上了2017—2019年全球經濟擴張的β,以至於他執政前三年的市場繁榮被誤以為是政策創造的α。相比之下拜登運氣比較差,他趕上了2022—2024年全球后疫情時代的大滯漲-β,以至於美國經濟的不景氣被認為是拜登經濟學帶來的-α。
類似的遭遇也發生在卡特和里根身上。卡特任內美國遭遇石油危機,經濟出現嚴重滯漲,導致卡特在美國大選中慘敗。里根任內則趕上資訊科技革命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創造的全球化紅利,美國經濟一片繁榮,里根受到好評,被認為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最偉大的總統。所以說作為政治家,個人努力的α很重要,但時代機遇的β才是決定性的。
不管怎麼說,當下美國選民對川普有很強的濾鏡,誤把2017—2019年全球經濟繁榮的β當成川普減稅法案的α。但這次註定不一樣,假如川普再次上臺,他接手的將是幾十年一遇的爛攤子。美國同時面臨財政危機和通脹壓力,如果堅持不降息,那光是國債利息支付成本就足以壓垮財政部,更不用說那些負債經營的中小企業了。然而如果大幅降息,在當前水平下美國必然會迎來二次通脹,通脹預期就像牛皮癬一樣難以去除。
不僅如此,川普信誓旦旦宣稱要驅趕非法移民,殊不知美國低端產業的成本都是靠非法移民壓下來的。假如趕走上千萬非法移民,美國服務業通脹將一飛沖天,工資—價格螺旋上升。與歐洲能源型通脹不同,美國主要是服務業通脹,後者更難解決。另一方面,川普如果真的對中國加徵60%關稅,按需求彈性來計算大部分成本都會落在美國消費者頭上,屆時美國商品端漲價也會失控。
所以如果川普上臺,並真的推行“大幅降息、驅趕非法移民、加徵關稅”等政策,美國可能會經歷兩位數的通脹。但他未必會在乎這些,畢竟川普2.0沒有連任壓力,他不需要透過搞好經濟來迎合選民,經濟在他決策的權重很低。他可以放開手去幹,把美國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作為抗通脹的產品,黃金和比特幣有很強的配置價值。
當下來看,川普和哈里斯的選情陷入焦灼。10月上旬,美國選情從民主黨略佔上風變成川普更佔優勢,這一方面是因為墨西哥灣颶風的問題,佐治亞和北卡這兩個搖擺州受災嚴重,民主黨作為執政黨必然要背鍋。另一方面,黎以戰爭升級後,鐵鏽帶的穆斯林團體威脅不給民主黨投票,施壓白宮削減對以色列的援助。但10月下旬以來,形勢出現變化。颶風的政治影響逐漸消停,北卡農村地區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這反而不利於共和黨選民線下投票。另一方面,以色列降低對伊朗的報復等級,僅對其軍事設施發動有限打擊,此舉避免了中東局勢進一步發酵。
“薩德”防空系統具備攔截彈道導彈的能力:
作為對以色列的“獎勵”,白宮在以色列部署“薩德”防空系統,併為以色列提供更多情報支援。在此之前,以色列的“鐵穹”防空系統只能攔截火箭彈,僅具備“點防禦”功能;相比之下“薩德”能攔截大氣層外的彈道導彈,具有“面防禦”功能。“薩德”進駐以色列後,能覆蓋其全部國土,並可以偵測大半個中東的導彈軌跡。
也就是說,在美國大選前的最後兩週,曾拖累民主黨選情的颶風和中東問題暫時得到緩解。然而民調具有滯後性,未能第一時間反饋這兩個邊際變化。另一個要考慮的情況是共和黨建制派對川普的背刺,包括麥康奈爾等共和黨元老在大選前公開譴責MAGA,可能會影響一部分共和黨選民的投票傾向。
與四年前和八年前相比,最近兩年來美國民調機構吸取之前的教訓,大幅提高了鄉村和郊縣選民的權重。如果說2016年和2020年民主黨的優勢被高估,那這次可能會不一樣。參考2022年中期選舉,當時民調機構認為共和黨將橫掃國會兩院,但最終僅拿下眾議院,共和黨的優勢反而被高估。這次美國大選民調資料僅能提供有限參考,因為誰也不知道統計口徑具體變化,無法確定兩黨哪邊會被高估。
還有一個情況值得重視,在提前投票的人群中,女性比男性高出10%。由於墮胎權遭到限制,女性選民的投票率大幅提升。為了捍衛生育自由,一部分共和黨女選民投票支援哈里斯。事實上,女性對時政的關注度遠不如男性,在政治輿論中女性較少發表自己的看法,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如果根據輿論來分析選情,會低估女性投票意願對選舉的影響。
民主黨在城市更佔優勢、共和黨在鄉村和郊縣更佔優勢:
根據當前的情況,川普在南部搖擺州佔據較大優勢,不出意外地話能贏下佐治亞州。然在鐵鏽三州,共和黨與民主黨選情陷入焦灼,鹿死誰手猶未可知。綜合來看,川普和哈里斯勝負可謂五五開。兩黨在眾議院選情勢均力敵,參議院被共和黨控制的機率超過70%。在四捨五入後,美國總統+國會選舉有四種組合:
1、川普當選+國會橫掃(機率30%左右)
2、川普當選+分裂國會(機率20%左右)
3、哈里斯當選+分裂國會(機率40%左右)
4、哈里斯當選+國會橫掃(機率10%左右)
從機率來看,最有可能出現的組合是哈里斯當選+分裂國會,其次是川普當選+國會橫掃。
假如哈里斯當選,民主黨控制眾議院,共和黨控制參議院。由於眾議院控制財政,參議院控制人事和外交,哈里斯在組閣方面會面臨更多掣肘,她可能不得不保留一部分拜登時期的官員。不過對烏克蘭來說,這可能是好訊息,因為一半的共和黨參議員支援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只要民主黨能拿下眾議院,未來兩年美國就能繼續推動更多援烏法案出臺。
另一方面,如果川普當選,共和黨掌控國會兩院。在已經對共和黨實現全面控盤的情況下,川普將成為有史以來美國最有權力的總統。如果說川普1.0時期的核心內政是減稅,那川普2.0時期的核心內政可能是“排幹沼澤”計劃。MAGA打算徹底修改美國公務員制度,將終身制改為聘用制,並廢除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屆時川普可以趕走鮑威爾並推動美聯儲大幅降息。
美國的政客的經濟和文化路線:
20世紀下半葉,美國兩黨的分歧主要在經濟路線上,民主黨奉行“羅斯福主義”,主張動用政府的手段來調節貧富差距,保障工人利益;共和黨以里根為代表,提出“新自由主義”,主張壓縮政府開支,透過為企業減稅來做大蛋糕。然而2008年以來,奧巴馬和佩洛西等人掀起“身份政治”,推行文化左翼運動,使民主黨朝極左的方向演變。此舉導致美國保守勢力反撲,於是就有了2016年川普上臺,作為極右翼代表,川普掀起“MAGA”運動,試圖重建以白人為核心的社會秩序。
在很大程度上,川普真正的政治對手是奧巴馬和佩洛西,操縱司法手段追殺川普的正是奧巴馬。相比之下,拜登屬於傳統民主黨人,在經濟上提倡大政府主義,但在文化上並不認可極左那一套,在巴以問題上更偏袒以色列。由於路線分歧,奧巴馬在2016年和2024年大選前兩次逼退拜登,兩人存在很深的矛盾。假如川普上臺,他優先報復物件是奧巴馬和佩洛西。為了爭取民主黨溫和派,川普可能會赦免拜登的兒子亨特。
考慮到民主黨垂簾聽政的傳統,奧巴馬在哈里斯的組閣過程中預計會發揮很強影響力。本次美國大選,本質上是川普2.0和奧巴馬3.0的PK,也是極右和極左路線的抉擇。共和黨建制派不喜歡川普,但傳統民主黨人也不喜歡奧巴馬那一套,中間選民的投票傾向,取決於其更厭惡川普還是更反感政治正確。
美國政客的路線光譜:
對兩黨來說,這次選舉亦會造成內部洗牌。對共和黨來說,如果川普輸掉選舉,未來MAGA可能會走下坡路,德桑蒂斯和黑利等實力派會取代萬斯成為共和黨接班人。民主黨這邊則分為以奧巴馬、哈里斯、紐森為代表的極左派,和以克林頓、拜登、夏皮羅為代表的溫和派。如果這次哈里斯輸掉選舉,說明大部分美國選民並不認可“身份政治”,奧巴馬和佩洛西主導的極左路線可能會被修正。
美國各族裔對兩黨的支援率:
在華人世界,挺川派和反川派圍繞美國大選爭得頭破血流。由於資訊繭房的原因,很多人認為大部分美國華人是支援川普的,實則不然。從資料可以看出,美國華裔對民主黨的支援率遠高於共和黨。但華裔內部的分化很大。
這裡劃分老華裔和新華裔,老華裔主要指在晚清或民國時期移民到美國的華裔後代,以及在美國本土出身、已經融入英語世界的華裔二代。這些人以及他們的長輩多少經歷過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的種族歧視,且長期接受進步主義教育,對民主黨平權的價值觀較為認可。
新華裔主要指1978年之後從大陸移民到美國的華人一代,這些人雖然能用英語交流,但很難真正融入白人社會,其社交圈子更多集中在華人內部,更喜歡使用中文社交軟體,國內媒體上傳播的主要是新華裔的觀點。與老華裔不同,新華裔移民到美國後,感受到的是經歷平權運動洗禮後的社會氛圍,從來沒有捱過極右翼的鐵拳。哪怕是共和黨也一度被改造成中右翼政黨,對少數族裔非常溫和。至於川普1.0時期,那會是建制派說了算,MAGA尚有所收斂。
由於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種族歧視,新華裔對極右翼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自己比黑人和拉丁裔更勤奮、更遵紀守法,會被白人區別對待。再加上華裔普遍現實主義,更看重金錢,所以傾向於支援主張減稅的共和黨。然而論選票影響力和統戰價值,華裔在美國的政治地位遠不如黑人和拉丁裔,排華並不會對搖擺州選情造成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真正接觸過極右翼才能打破濾鏡。要知道川普和萬斯極端反華,特別是萬斯,作為鐵鏽帶出身的愛爾蘭裔,他對搶飯碗的華裔有刻骨的仇恨,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就是底層愛爾蘭裔推動的。在中美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川普上臺後可能會透過排華來轉嫁社會矛盾,富裕的華裔可能會成為像當初猶太人那樣被仇視的物件。對華裔來說,民主黨要錢,MAGA要命。
歐洲的華人亦如此,過去幾十年歐洲很少出現極右翼上臺的情況,哪怕是默克爾這種中右翼對移民也非常友好。所以歐洲華人像是處於溫室裡的花朵一樣,對極右翼的危害缺乏深刻認知。誤以為極右翼只會驅趕黑人和穆斯林,不會針對黃種人。只要自己安分守己,就能受到白人歡迎。這種觀點可能會被證偽。
A股的長期走勢與社融密切相關:
對A股來說,在國慶前後經歷持續一週多的反彈後,進入橫盤階段。之後的走勢主要取決於財政發力情況。縱觀這幾年的情況,A股只有流動性牛市,沒有所謂的估值牛。寬貨幣、金融政策、地產刺激往往只能帶來短期行情,要想持續上漲只能靠寬財政。因為寬財政既能提升企業盈利水平,又能促使本幣升值,還能盤活社會流動性。
最近5年來,真正意義上的牛市當屬2020年3月—2021年初這段時期。在疫情的背景下,美聯儲開啟無限量QE,國內兩會大舉提升財政赤字率並增發特別國債,形成了海內外共振的流動性牛市。2020年底經濟會議又提出“流動性不急轉彎”,為A股創造了最後一波反彈(跨年行情)。
其它時候的行情基本都是短期反彈,並不能讓大部分散戶賺錢。比如2020年春節後,由於央行降息+再貸款/再貼現,科技股出現一波上攻,但隨著海外疫情發酵,這波行情很快就戛然而止。
2022年4月底,由於上海疫情迎來拐點,再加上政治局會議定調要用好各類貨幣政策工具,A股觸底反彈,包括儲能在內的新能源板塊漲勢最猛。但由於下半年地產走弱預期和中美關係緊張,A股反彈僅持續了兩個多月。
2022年11月初,由於防疫放鬆+地產“三支箭”,經濟復甦預期升溫,A股開啟反彈之路,消費板塊領跑市場。2023年春節後,由於經濟資料不及預期,疫後“疤痕效應”被市場認知,A股進入回撥階段。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7月底A股曾出現一波“金融改革牛”,但持續時間僅一週。
2024年春節前,A股再次迎來“改革牛”,以銀行、煤炭、石油為代表的紅利板塊領跑市場。在無風險收益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疊加地緣形勢升溫,高股息資產受到追捧。然而進入5月之後,隨著海外衰退預期升溫,紅利板塊的價效比逐漸降低。
可以發現,2021年以來,在缺乏寬財政助力的背景下,A股很難出現持續兩個季度以上的牛市,往往都是短期反彈,或者結構性行情。後市來看,A股能否走牛取決於11月財政發力情況。
從統籌發展和安全的角度,財政政策可能會根據美國大選結果進行靈活調整。假如哈里斯上臺,短期內民主黨傾向於跟中國管控分歧,2025年美國主動挑起戰爭的機率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寬財政落地的機率更大,政策重心可能更傾向於經濟發展。
然而如果是川普上臺,那情況會變得非常特殊。當前市場預期川普上臺會倒逼更積極的財政出臺,並對後市行情持樂觀態度,但這裡可能存在一些預期差。按照MAGA的觀點,川普上臺後並不會立即對中國加關稅,而是以加關稅為籌碼,在《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基礎上進行談判,爭取將4000億對華貿易逆差壓縮至0。雖然這個目標很難實現,但雙方至少會先經歷談判的過程,而不是一上來就掀桌子。
從博弈的角度,為了應對關稅風險,財政後置或是更理性的策略。假如中美開啟貿易談判,美國的籌碼是關稅武器,那我國的籌碼則是財政武器,在非常時期可以用寬財政去對沖加關稅風險。也就是說,留著財政刺激作為底牌,在與川普進行貿易談判的時候會更有底氣。
因此如果川普上臺,財政依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但落地的時間點可能會發生變化。一種情況是年內出臺寬財政,但量不及預期。另一種情況是財政後置,作為與美國貿易談判的籌碼。假如未來談判破裂,再透過大規模財政刺激來對沖美國加關稅影響。
從投資的角度來說,如果川普上臺,黃金、比特幣這種具有抗通脹+地緣避險的資產更受益。由於川普可能會調整反壟斷政策,並延續減稅政策,美股也會獲得支撐。
如果是哈里斯上臺,一方面是寬財政落地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美國加關稅風險下降。A股裡面,受益於寬財政的消費、基建、非銀等板塊或能取得超額收益,以家電為代表的出口鏈有望獲得估值修復機會。然而對美股來說,假如川普以極小差距輸掉選舉,在遭到刑事定罪、沒有退路的情況下,不排除川普掀起比“國會山騷亂”更惡劣的事件,短期內美股可能會承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