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創頭條
芒格去世一年後，當地時間 11 月 25 日，巴菲特公開了一封不同尋常的致股東信。
該股東信不同以往，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相關業務資訊一筆帶過，更多則是喃喃自語般的陳述，像是一封提前準備好的“遺書”。
他說，時間之神“不久後它也會找上我”。
芒格於去年 11 月 28 日離開。這以後，感覺巴菲特被抽離了某些精神，能直覺到他知音遠去的孤獨感。
信件裡，巴菲特公佈了其迄今為止最詳細的遺產分配計劃，表示將繼續捐贈自己的鉅額財富；他還宣佈，將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1600股A類股票轉換為240萬B類股票，將其贈予由其子女管理的四個家族慈善基金會，併為此設計了“一致性投票”方案。
作為信件主體，巴菲特詳細闡述了他對財富與人生的理解。
他說，“如果父母足夠富有，那麼不妨留給子女足夠的錢財，讓他們去做追求夢想，但又不能多到讓他們足以躺平”。
他說，“我從沒想過要建立一個世襲財富的家族”。
他說，“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並不值得效仿，“我們的快樂從未建立在他人的羨慕之上”。
巴菲特還在信裡回顧了他“幸運的”一生，這主要來自時代的饋贈、兩任妻子的理解、價值觀一致的事業夥伴，及對下一代“享受經濟上的舒適，卻不只在意金錢”的欣慰。
巴菲特在最後說，他從母親那裡繼承了同樣的品質，他認為，母親會為他“感到自豪和榮耀”。
在這位 94 歲的老人看來，來自母親的肯定，是他人生得到的最好的獎賞。
情真意切。
全文如下：
今天捐贈之後，我的伯克希爾·哈撒韋A類股票持有量將減少至206,363股，自2006年的捐贈承諾以來，我的持股已經減少了56.6%。2004年，在我的前妻蘇茜去世前，我們共同擁有508,998股A類股票。幾十年來，我們本來都覺得她會比我活得更久，所以希望由她來分配這些巨大的財富。然而，事與願違。
蘇茜去世時，她的遺產價值30億美元，其中96%捐贈給了我們的基金會。此外，她還留給我們三個孩子每人1000萬美元，這是我們第一次給孩子如此大額的贈予。這個分量的贈予體現了蘇茜和我的共識：如果父母足夠富有，那麼不妨留給子女足夠的錢財，讓他們去做追求夢想，但又不能多到讓他們足以躺平。
蘇茜和我一直鼓勵孩子們參與小規模的慈善活動，併為他們的付出心生欣慰。但在她去世時，孩子們還沒有能力管理由伯克希爾股票所帶來的財富規模。不過，隨著我在2006年做出的終生捐贈承諾以及後來的擴大趨勢，孩子們的慈善投入也明顯增加。
現在，孩子們已經不負期望，並將在我去世後全權逐步分配我所持有的伯克希爾股票。這些股票如今佔我財富總額的99.5%。
時間之神總是贏家。但它也是善變的——甚至是不公和殘酷的。有時它會在生命開始之初就按下停止鍵，有時卻會等上足足一個世紀才敲響門鈴。目前來看，我一直非常幸運，但顯然，不久後它也會找上我。
幸運歸幸運，但不被時間之神注意到也有壞處。比如，我的孩子們也都是老人了，他們現在的年齡依次是71歲、69歲、66歲。
我從沒想過要建立一個世襲財富的家族。這並不是因為我不信任我的三個孩子，但後代的後代，就很難說了。我不確定他們在全新的環境裡會用怎樣的優先順序、智慧和忠誠度去處理這筆鉅額財富。不過，就眼前而言，我希望分配財富的決定，是由三個思維清晰的頭腦做出的，而不是已故之人。
所以，我指定了三個候選的繼承受託人。他們和我的孩子們關係親密，符合我的要求，而且要年輕一些。
但繼承受託人暫時只在名單上生效，我還是希望蘇珊、霍華德、彼特能親自處理我的資產。
他們都會尊重我的意願，也就是：對伯克希爾股份的處置計劃絕不能辜負股東們對查理·芒格和我的絕對信任。在過去二十年裡，我仔細考察了我的孩子們，他們的慈善行為也在此期間有了長足進步。每個孩子都管理著二十到三十人的團隊，進入到了慈善事業的最深處。
我的一些富人朋友很好奇我為什麼如此信任我的孩子，尤其驚訝於我要求慈善基金會的所有決策都要透過一致性投票。這怎麼能行得通呢？
我的解釋是，我的孩子們身邊將永遠被各種要錢的真誠請求包圍著。現實就是如此，當尋求捐贈的請求被拒絕之後，求助者將會另闢蹊徑——找另一個朋友來說情，或是替換一個新的專案。手握巨大慈善資金的人永遠會被視為一塊肥肉，這是富有的必然代價。
於是，我設立了一項一致性投票的條款。這個條款將讓我的孩子們可以在拒絕撥款時乾淨利落的回答「這是我的哥哥/姐姐不會同意的事情。」這種設計可以讓他們生活更輕鬆一點。
當然，一致性投票並不是萬能的——如果你有十幾個孩子，它就會變得非常複雜，也不能解決合理分配數十億美元這個艱鉅的工程。
對於所有的父母，無論是否富有，我都還有一個建議：在你的子女成年後，在簽字之前，先讓他們讀一遍你的遺囑。
確保每個孩子都能理解你分配遺產的背後邏輯，以及在你去世後他們將要擔起的責任。如果他們有任何質疑，請仔細傾聽，並即使採納其中有用的建議。你肯定不希望子女在你已經無法對這個世界做出任何回應的時候，才對遺囑裡的某些內容追問「為什麼」。
多年來，我的三個孩子都對遺囑提出過他們的疑慮，我們經常討論，很多時候我也在為自己的決定辯護，這並沒有錯，我的父親也是這麼對我的。
偶爾我會修改遺囑——大多數都是小改動——並儘量保持簡潔。這些年裡，查理和我見到很多家庭分崩離析，只是因為遺囑寫得不夠妥當。嫉妒、憤恨、委屈，這些情緒都會得到放大，尤其是在遺囑裡偏愛兒子而非女兒時。
查理和我也見過另一種情況，父母在生前充分和子女們討論遺囑後，反而讓家庭變得更加團結了。還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放心呢？
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的幸運仍在延續。這段幸運始於我在1930年出生在美國，恰好是個白人男性。我有兩個姐姐，她們早在1920年的「第十九修正案」裡就被承諾，將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待遇，這同時也是1776年我們十三個殖民地傳遞出來的訊號。
但是，在我出生的1930年，這個國家並沒實現早期的理想。在比莉·簡·金、桑德拉·戴·奧康納、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以及無數人的努力下，局面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有了改善。
因為男性身份帶來的優勢，我很早就對自己將來會變得富有充滿信心。但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未曾想見過去幾十年間在美國可以實現如此的財富規模。這一切令人震驚——甚至超出了福特、卡內基、摩根甚至洛克菲勒的想象。百萬富翁不見怪了，新的丈量單位是億萬富翁。
我出生時正值大蕭條之初，形勢看似不妙。但複利真正的作用是在在生命最後二十年才兌現的。我真的很幸運，沒踩到「香蕉皮」，這讓我以94歲的高齡依然活躍在資本市場裡，還得到了一大筆財富——我把它稱之為延遲消費——可以用於幫助那些出生時抽到了下下籤的人。
我的另一個幸運是，我對慈善的決定，得到了兩任妻子的理解和支援。我，蘇茜和阿斯特麗德都對財富的世襲沒有任何興趣。
我們一致相信，平等的機會應從出生開始，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雖然並不違法，但它並不值得效仿。是的，我們很富有，可以擁有幾乎一切喜歡的東西，但我們的快樂從未建立在他人的羨慕之上。
讓我特別高興的是，許多跟著我們一路走來的伯克希爾股東都有相似的價值觀。他們存錢——讓自己生活得很好——充分照顧家人——然後藉助複利將大筆資金重新回饋社會。他們的「支票」被廣為分發給很多不那麼幸運的人。
憑藉這樣的理念，我從20歲起就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也看著我的孩子們成長為優秀的公民。他們並不同意對方的每一句話，但全都擁有我們這個家的價值觀。
蘇珊、霍華德和彼得直接幫助他人的時間比我多得多。他們享受經濟上的舒適，卻不只在意金錢，他們從母親那裡繼承了這樣的品質，而她一定會為他們感到自豪和榮耀。
我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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