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
作者： 艾公子
來源：最愛歷史（ID：solovehistory）
1363年，中世紀世界規模最大的一場水戰，發生在江西的鄱陽湖，史稱“鄱陽湖大戰”。
對陣的雙方，朱元璋以20萬兵力，迎戰陳友諒的60萬大軍，最終以少勝多，創造了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蹟。
此戰，朱元璋的勝利對中國歷史走向意義重大：不但為接下來統一江南奠定了基礎，而且為以後的北伐南征和攻滅元朝、統一全國，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而鄱陽湖大戰的發生地——江西，從此納入朱元璋集團，併成為其核心勢力範圍，是朱元璋南征北戰的戰略大後方。按照軍師劉基的建議，朱元璋在打敗陳友諒之後，採取了“一心兩線”的作戰策略，“一心”即以江西、湖廣等地為根據地和中心，“兩線”則是兵分兩路，一路向北沿江蘇、山東而上，一路向南順福建、兩廣而下。
從1351年紅巾軍起義開始，長江以北地區受頻繁的戰亂影響，人口銳減，經濟凋敝。江西雖然經過鄱陽湖大戰，但一戰而定，經濟條件尚好，為朱元璋南征北戰奠定了堅實的後勤保障。後來，北伐雖然從南京出發，但軍需卻仰仗於江西。明朝進軍河南、山西和西南，都以江西為基地。
江西，也是明朝設定的第一個行省。
隨著明朝軍隊的出戰和進推，江西開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對外移民。江西人一方面隨軍供應軍需物資，跟著朱元璋打天下，另一方面為飽受戰亂的地區帶去了生活必需品，發展成遍佈各地的商人。
史學家說，江西商幫應該是明清以來中國的第一個商幫。
▲清代 江西地圖 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01
江西商幫（贛商），在歷史上被稱為“江右商幫”。儘管關於“中國十大商幫”仍有不同說法，但江右商幫必定榜上有名，最輝煌的時期，江右商幫與晉商、徽商鼎足而立，是帝國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商幫之一。
如今的江西，論經濟實力，在中國的版圖內沒有什麼存在感。歷史上，尤其是唐宋以下，江西卻一直是中國人文最發達、經濟最繁榮的區域之一，是江南地區的核心組成部分。
安史之亂後，中國的文化和經濟重心一併開始南移。最先承接並實現崛起的南方區域，就包括江西。北人南渡，江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而且由於歷史上江西戰亂較少，人口存量和經濟成果得到較好的儲存，歷史的機遇層層疊加，造就了江西的繁華興盛。
我們今天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有三個是江西人。江西的人文成就，一直延續到近代。特別是在明朝開國後的前100年間，江西是全國出進士最多的省份。整個明朝276年，江西籍進士總數則位列全國第二。
而文化與經濟總是相互成就，類似一枚硬幣的兩面。在江西人才輩出、文化璀璨的背面，是其經濟的高度發展。
今天的景德鎮，在唐宋隸屬於浮樑縣，當時那裡出產的瓷器和茶葉已經非常有名。手工業發展，刺激了商業興起。南宋人汪肩吾說，浮樑之民，“富則為商，巧則為工……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貨之大者，摘葉為茗，伐楮為紙，坯土為器，自行就荊湖吳越間，為國家利。其餘紡織布帛，負販往來，蓋其小者耳”。
到朱元璋建都南京，戰後百廢待興，江西人利用本土豐富的物產和手工業製品，開始了以利益為驅動的促進國家經濟復興的行動，俗稱“經商”“做生意”。當時，社會上就有“無江（西）不成市”的說法。連一向富饒的江蘇，自產的糧食都曾不夠本地食用，要從江西調運糧食，“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
在明朝四處征戰、統一中國的日子裡，江西人隨著軍隊遍佈全國，並開啟了向外移民的新徵程。
根據歷史學者方誌遠的研究，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江西人口1370萬；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江西人口剩下810萬。在100年裡，銳減500多萬人，相當於減少了40%的人口。但從全國範圍看，這100年間的人口基本持平，獨獨江西人口銳減，為什麼？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外流，大量的江西人流向了湖廣、河南、四川和雲貴等地。
歷史上的“江西填湖廣”，主要就發生在明初。據估算，明初江西對湖南的移民，佔湖南總人口的1/4左右。在湖北，明初擁入近百萬移民，江西籍移民就佔了約70萬人。
中國歷史上的內部移民潮，雖然存在政策引導和強制性問題，背後有無數的苦難和離合，但人地比始終是第一誘因。哪裡人多地少，哪裡就是人口流出地；哪裡地廣人稀，哪裡就是人口輸入地。“江西填湖廣”就是一次典型的移民潮，人口從經濟發達區域，流向經濟落後區域。
這些江西籍移民中，大部分人都是窮苦出身，其中不少人選擇了從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的民間俗語，說的就是江西商人。
所以，方誌遠說，江西商幫的興起，是流民運動的產物。
02
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興起歷程都與政治密切相關：要麼像晉商、徽商一樣貼近政治，官商聯合，獲取壟斷利益；要麼像粵商、閩商一樣對抗政治，鋌而走險，以走私貿易起家。
江西商幫的經營之道，卻另有不同。
儘管是伴隨明朝立國的整個過程而興起，但江西商幫在政治上從未與“紅頂商幫”沾邊。而且，明朝官場上，江西人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有“朝士半江西”的說法，然而，江西商幫也絕少傳出政商勾兌的傳聞。
江西商幫的人數之多、經營領域之多、分佈範圍之廣，在所有傳統商幫中首屈一指。對江西人來說，經商如同種地，是脫貧的一種手段。萬曆《南昌府志》說，南昌“商賈工技之流，視他邑之多，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浮海居夷，流落忘歸者十常四五”。崇禎《清江縣誌》也說，清江縣（今樟樹市）“俗多商賈，或棄妻子徙步數千裡，甚有家於外者，粵吳滇黔，無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窮家子自十歲以上即驅之出，雖老不休”。整個晚明，江西人的經商意識，相當濃厚，有些地方的風氣已經接近今天的全民創業氛圍。
由於是窮苦人家打拼的一種方式，江西商幫推崇草根創業，小富即安，很少出大富商。他們對政治始終保持距離，雖然善於利用政策，但絕少涉足勾結政治的特權領域，或者對抗政治的灰色領域。總體來說，江西商人是傳統中國最安分守法的商人群體——只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做買賣。
明清兩朝，有很長的時間實行海禁政策。針對海禁政策，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應對方法：閩、粵等沿海商人以對抗的姿態，崛起為走私海商集團；而江西商人以守法的姿態，利用本省的交通優勢，發展到贛商的歷史巔峰狀態。
明朝朝貢貿易的市舶司僅有寧波、泉州、廣州3處，而且3個市舶司分別對應固定的外貿國家。由於所謂的“倭寇之亂”，實際上最為通暢的通商口岸僅有廣州。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實行獨口通商政策，以廣州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
江西省內以鄱陽湖—贛江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路，在海運和鐵路崛起之前的五六百年間，始終處於交通核心大省的位置。在北京—大運河—長江—贛江—大庾嶺（北江）—廣州，這條長達3000公里的南北黃金水道上，流經江西境內有1000公里左右，佔到了總貿易通道的1/3。
透過水路運輸，江西商人一方面將本省景德鎮的瓷器、長江三角洲的絲綢、閩浙的茶葉等“外貿三大宗”運往廣州供出口；另一方面在帝國內部從事大規模的貿易往來，將本省的大米、木材、紙張、藥材、夏布等南調北運。
如今看起來交通相對閉塞的江西，在明清時代的人眼裡，全省都是“水上高速公路”。以木材為例，江西撫州、贛南出大木，砍伐後運入贛江，溯流而下，就能一路漂浮到鄱陽湖，經九江，入長江，一路東下轉銷江南，或入大運河運往華北。
明朝中後期至清代前期，江西商業繁榮，沿著水路形成樟樹、景德、吳城、河口四大著名商鎮。樟樹藥商與京幫、川幫，並稱全國三大藥幫。
江西商幫的影響力持續擴大。除了堪稱半個江西主場的湖廣，西南也是江西商人活動的主要地區，當時的雲貴，人稱“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東南沿海的閩、粵兩省，江西商人是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福建武夷茶的加工貿易，幾乎清一色的江西人。在北方，河南官員曾經由於江西商幫勢力太大，出於地方保護主義，要求朝廷驅逐江西商人。帝都北京，按照明嘉靖時人張瀚的說法，“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浙（江）、（南）直次之，閩粵又次之”。可見，江西商幫是人數最多的。
重讀江西商幫的發展史，對比中國十大商幫的其他商幫，很容易發現江西商人獨特的氣質。在其他商幫透過壟斷貿易、特權貿易、違法貿易造就鉅商富賈的時候，只有江西人依靠合法合規的小生意，打下了一片天地。
19世紀末，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到中國遊歷，他後來在書中寫到他對江西人的觀感：
江西人與鄰省的湖南人明顯不同，幾乎沒有軍事傾向，在小商業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愛，掌握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大部分小商業。湖南人沒有商人，而軍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則缺乏軍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對計算的興趣和追求利益的念頭發達……
這個觀感是準確的，透過與湖南人的對比，更加彰顯了江西人的商業頭腦和商業模式。有人用“螞蟻精神”形容江西商人，也很貼切。
因為都是非壟斷行業的小本生意，江西商幫幾乎沒有出過具備全國性影響力的商業領袖。偶爾有一兩個商業巨頭，也不是在江西人最擅長的商業領域冒出頭。比如清初的李宜民、清末民初的周扶九，其實都是大鹽商，在徽商擅長的領域馳騁。
明萬曆時人謝肇淛說，天下商幫，新安（徽州）與江右（江西）是兩大幫，“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意思是，徽商資本雄厚，多富商大賈，而江西商人都是小本買賣，以貧困起家，資本微薄。
可以說，在前現代，江西商幫已把小商業做到了極致，但也為後來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03
傳統的皇權體制，是自由商業活動的敵人，這決定了所有商幫的宿命都是走向衰亡，只是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
缺乏大資本支撐和壟斷特權加持的江西商幫，在時代的碾壓下，最早走上了下坡路。
明朝中後期，晉商、徽商等特權商幫強勢崛起後，就開始了對江西商幫商業地盤的爭奪。後者很快在一些商業領域“繳械投降”，比如在茶葉市場。
江西本地產茶，明代主要由江西商人經銷，而到了清初，江西傳統產茶區的浮樑茶已由徽商壟斷。福建武夷茶最早都是江西商人在主導加工和貿易，到清朝後期，武夷茶已操縱在晉商手裡。茶葉這一大宗買賣，此後幾乎不見江西商幫的身影。
但最致命的，不是國內商幫的競爭，而是時運的流逝。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千年未有的鉅變。對江西商幫最直接的影響，是國內外貿易商道的轉換。
原來的一口通商，變成五口通商，對外開放城市口岸此後還陸續增加。江西商幫賴以崛起的南北黃金水道，變成了以長江流域為主體的東西水道。上海則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口岸，南北貨運必須取道江西的歷史，一去不復返。緊接著贛江水土流失嚴重，京杭大運河部分河段淤塞，大庾嶺商道陷入沉寂，種種不利因素疊加，使江西從全國性的交通樞紐，淪為平平無奇的內陸腹地。
水路優勢盡失之後，江西又錯失了鐵路時代。
清朝最後35年，中國修了近1萬公里鐵路，奠定了中國鐵路交通網路的基本框架。然而，江西在這波鐵路興建潮中，被徹底甩掉了。特別是京漢、粵漢鐵路開通後，南北運輸主幹線“完美”繞開江西，改走兩湖，江西在近代的交通格局中徹底被邊緣化。儘管後來修建了浙贛線，但僅從贛北穿境而過，整個贛中、贛南遠離交通線，過境貿易稀少。
至此，江西成了中國陸運（鐵路）和水運（海運）的雙重盲區。
近代以來150年，江西從全國前列的經濟發達省份，徹底衰落了。與省份的衰落同步進行的，正是江西商幫的消亡。
有時候，你不得不相信區域發展存在一定的氣運。氣運來了，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崛起要素疊加，但氣運一消失，也不是一兩種利好消失的問題，而是所有的利好都被抽走，所有的厄運都接踵而來。江西就是氣運盛衰十分明顯的一個省份，唐宋以來氣運上升，連戰爭都極少在江西打，但近代之後，氣運衰微，就遭遇了一場致命戰爭。
持續了十幾年的太平天國戰爭，給了江西，也給了江西商幫重重的一擊。
自1853年2月，太平軍從武漢沿江東下，佔領九江、湖口、彭澤開始，到1865年10月，其餘部最後退入廣東為止，在接近13年的時間裡，太平軍多次進出江西。江西成為主要戰區之一。
戰爭雙方，輪番對江西進行破壞。清軍方面，江忠源為了抵抗太平軍，曾在南昌城外實施焦土作戰策略，把城外民居燒個精光，連滕王閣都未能倖免。
根據歷史學家曹樹基的測算，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剛爆發，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達到2400多萬；1865年，太平天國戰爭結束，江西人口銳減為1200多萬。十餘年間，江西人口損失了一半。
在這場戰爭中，江西不幸從商家必爭之地，變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整個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江西商人成為湘軍的提款機。湘軍在江西的軍費募款（實際上是攤派），高達1.3億兩，排在全國前列。
不僅如此，沒有特權庇護的江西商人此後屢屢被當成肥豬“宰掉”。國內哪個省有戰事，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點錢，最高峰時甚至出現了幾省同時在江西設局勸捐的局面。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實在看不過眼，多次向朝廷上書，說江西曆經太平天國戰爭，已經全省糜爛，民力難支，浙江、安徽剛來刮過一輪了，陝甘雲貴四省又來，“凡屬殷實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戶，殊覺無多”。再這樣捐下去，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
大約在清末，遭受重重打擊的江西商幫，從此寂寂無聞。
1920年，以鹽商起家的非典型江西商人、民國初年江南首富周扶九，90歲高齡在上海逝世。出殯的隊伍，在南京路上足足走了三個小時，上海人爭相擁到現場，以觀看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葬禮為榮。
而這，在江西人看來，更像是明清江西商幫的一個隱喻，一曲輓歌，或者一節意味悠長的尾聲罷了。
快刀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