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泓/文 2006年，筆者應邀參加在日本東京舉辦的一場日中經濟交流會。當時，有位日本專家談到，日本實施《日本中小企業現代化促進法》是在1963年，中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是在2003年，兩部涉及中小企業發展法律出臺的時間距離，也反映了兩個國家經濟差距的時間距離。筆者當時並不明白這其中的邏輯是什麼，如今卻深有感悟。
企業，家
最近，一篇關於江西贛州人為什麼要到廣東潮州打工的文章提到，2022年江西贛州市的GDP是4500億元左右,而廣東潮州的GDP僅有1300億元左右，贛州GDP是潮州的3倍多，完全超過了汕頭經濟特區。為什麼江西人寧願去潮汕地區打工呢？
文章分析，贛州城區遍地高架橋，開發了一棟又一棟的樓盤，城市基礎設施投入很大，房價也很高，這應該是贛州GDP高的原因。但這些產業都是以國企為主，哪怕贛州GDP再高，也沒有給社會提供多少就業崗位。
相反，潮汕地區雖然GDP不高，但中小企業產業叢集眾多，普通老百姓如果希望有非農收入，還必須離開家鄉，到經濟看起來不是特別“發達”的廣東打工，且粵東還是廣東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
筆者跟一位潮汕企業老闆聊天，他說江西員工的素養都挺高，有很強的組織紀律性。他們企業給到員工的工資都有五六千元以上，有一定技術或管理能力人的工資能超過一萬元。公司還提供免費住房，一天十塊錢就可以吃三餐。很多員工都把家安在潮汕，在當地買房買車，企業老闆也會協助員工子女在當地入學。
據筆者走訪企業發現，廣東很多製造業企業，基本都在公司蓋有員工宿舍樓，免費或以低價提供給員工住宿。有些企業的宿舍還配有健身、娛樂設施，有夫妻房，低價或免費的飯堂。有些企業則配有圖書館，還有各種興趣和愛好的學習小組與社團，甚至有傳統文化的學習，有各種樂施好善的義務組織。
筆者問一些企業負責人，是不是企業有外單，需要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需要透過社會責任的審查？他們表示，外企對企業確實有社會責任稽核，包括勞動安全、工作強度、薪酬水平、環保排放等。但他們認為，中國人有家族文化傳承，一旦企業將員工視為家人，給予家人般的關懷，員工還是有知恩圖報、士為知己者用的文化。他們說，對於優秀的企業而言，社會責任認證僅是基礎，真正的員工關懷不是應對驗廠稽核，而是要滿足員工真實的生活需求。
深圳有家企業的負責人講，員工離鄉背井出外打工，就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收入，如果企業給他們一個月一兩萬元的工資，員工在外面租房、坐車、吃飯，每月就要萬把塊錢的支出，實際收入就很少。這位負責人說，企業和員工是命運共同體，員工的能力關係到企業競爭力，所以不僅僅要關心普通員工的生活，還要關注他們的工作，關注他們個人能力的提升，比如制定企業職工的技能培訓及考核。
江蘇蘇州的固鎝公司把傳統文化應用到企業管理上，著力打造幸福企業，不僅大大提高員工的幸福感，而且創造了企業經營的高業績。固鎝公司的文化系統包括人文教育、人文關懷、綠色環保、健康促進、慈善公益、職工拓展、人文記錄和敦倫盡分，其基礎是人文關懷，目標是止於至善。
給固鎝公司做精益管理諮詢的一位諮詢師講，他們給固鎝做精益改善周，非常震撼：普通公司做得好的，一年也就做幾十個改善周；而固鎝公司的企業文化非標棒，員工自主自覺，一年下來改善周能夠做200多周。其中，一個改善專案透過對流程的最佳化，工序由41項減少為21項，人數由68人減少到未來的45人，生產效率大大提升。
河南省許昌市的胖東來公司，企業文化主張公平、自由、快樂、博愛。公司除了建立非常好的分享機制，還幫助員工進行職業規劃和生活規劃。
中國的這些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如此善待企業員工，甚至比國企還講福利、講人性、講公平，它們不是隻會偷稅漏稅、假冒偽劣、行賄受賄、低買高賣、囤積居奇嗎？現在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
農，家
企業作為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細胞，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過去農業社會鄉村宗族作為社會最基層組織的功能。
中國已經有連續20年以中央一號檔案的形式，出臺了關於中央對於中國農業與農村問題發展的相關政策。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便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業與農村的政策設定問題是根基之策。
三農專家溫鐵軍認為，中國農村承載了中國人生態、生活、生產“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由此決定著一種文化傳承的方式。傳統上，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儘管王朝更迭，但只要中國的農村存在著宗族延續，中國的文化就能得到延續。中國農村就是中國人生產、生活、教育與文化傳承的最重要載體。
溫鐵軍還有一個觀點，就是解放以後，都是透過農業與農村，化解了新中國的多次經濟危機，包括建國初期的城市供給危機、工業化原始積累問題、城市青年就業問題等等。
但隨著改革開放與工業化的開始，工廠開始從農村吸引大量勞動力。而今的農村，又變成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地方。現在的農村，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僅有的資源，被城市與資本侵蝕，留下的是殘敗、蕭條與環境堪憂的村落。
與此同時，溫鐵軍也提出了很多鄉村振興的建議與觀點，包括對於農村生態化的發展方向，認為生態化是比工業化更高的生產、生活與文明方式。
今天，反觀農業現代化發展良好的國家，無一不是工業化、現代科技發達的國家。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重要的基礎，這應該也是中國農村與農業發展的新生態。
農，技，工
最近，筆者考察了位於廣州白雲區的康御智慧農業園。它們探索開創了一套立體種養、生態迴圈、低碳環保、優質高效的種養一體化模式：利用山坡地，用鋼構搭成四層樓高的農舍，一層養魚，二層養豬、養雞，三層種植蔬菜或者名貴中草藥，外牆還種著一種名為憂遁草的抗癌草藥。
魚塘的水含有矽藻、螺旋藻養分，透過智慧的滴灌裝置灌溉植物，植物無需農藥化肥就能健康生長。魚塘中的養分，則是來源於投餵雞的飼料。在雞飼料中添加了菌草料，雞吸收後排出糞便直接掉進魚塘，進而裂變成很多矽藻、螺旋藻，成為魚的養分。如此養殖出來的羅非魚味道非常鮮美。
該農業園創始人陳進輝博士解釋，架空魚塘養雞的設計可以降低雞糞清理成本，也消除了傳統養雞的臭味。這一模式不但節省空間，還具有提高魚氧、改善池內生態系統營養環境、減少鴨寄生蟲病等優點。據介紹，康御園區畝產可超百萬元產值。
陳進輝博士今年已經67歲，他說自己是農村出身，有機會出來讀大學改變命運，後來下海創辦企業和工業園區。有了原始積累後，他一直希望能夠力所能及地用自己的智慧、知識與實踐反哺農業農村。於是乎，他在家閉關一年，構思自己的農業3.0、4.0模式，而今已經迭代到6.0模式。
在陳進輝博士的農業園區裡，動植物都可以聽音樂，雞舍、豬舍沒有異味，雞舍的負離子可以達到50000萬個，我焉知雞比人幸福？
陳博士的研究團隊，有種子種苗研究的、有水分子研究的、有植物研究的。他認為，中國農業的發展不是單靠國家政策，一定要按照市場規律來發揮作用。農業也要靠資本，資本要講投入產出。中國農業的發展，最終還是要看產出。農業產出，一定要藉助現代的科學技術、工業成果與商業模式。
現代的農業文明也好，生態文明也好，一定要藉助人類工業文明的成果。荷蘭國土面積狹小，氣候偏寒冷，每年農產品的出口達到1000億美元，僅次於自然資源良好、耕地面積超大的美國。這正是藉助了工業技術的成果，智慧大棚、晶片發光、育苗育種。荷蘭的大棚光照時間，能夠達到一年5500個小時。
跟筆者同去陳博士農業園的，還有幾位中小製造業的企業家，大家也暢想了將康御農業園的模式推廣及商業化可能。一是透過結構化、標準化、智慧化、綠色化的總體設計，進一步降低投入成本。二是透過提升光能效率與增加負離子等等現代技術，促進動植物的健康成長。三是透過現代生物技術總體提升農業園的科技水平，從而打通農業發展的技術、商業模式與客戶的所有驗證。
企業，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最偉大的成就，無非是讓中國發展工業化，徹底改變了中國幾千年文明生態，讓中國徹底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因為製造業的快速發展，中小規模的製造企業大量吸收中國農村的勞動力成為中國的產業工人。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量、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國人的收入結構，也從過去幾千年依附農業到依附工業轉變，讓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佔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2022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城鎮化率）達到65.22%。
政府官員、專家學者談及中小企業時，喜歡用“56789”來形容中小企業的作用，即“貢獻了50%以上的國家稅收，60%以上的國家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佔企業數量超90%”。
從這個視角看，中小企業的存在，不是簡單的經濟發展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問題。從經濟規模與稅收收入、就業結構與城鎮化水平角度，中國的中小企業，就是中國成為工業化國家的重要基礎。
筆者認為，工業化國家不僅僅是工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還必須涉及就業結構中產業工人的比例，產業工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城市化或城鎮化的水平等，工業技術成為社會的生產力支撐，工業文化與價值觀念在社會逐步形成。
如今，中國企業的管理形態與四十餘年前改革開放初期已完全不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三來一補”與農民工組合的業態，到大產業與產業工人的業態，中國企業也從單一的製造業態到企業組織業態，並開始擁有自己的管理文化與經營邏輯。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族關係，也在中國現代企業中找到一些痕跡。企業是原來外來務工人員、現代產業工人的家。它提供了產業工人參與生產的機會，提供了新的生活業態，提供了人生新的發展方向與目標。每家企業都成為中國社會的細胞，承載了現代中國人生產、生活、生態的新“三生合一”。
德魯克認為，企業作為經濟主體，其存在的目的是創造經濟績效。但這種經濟績效並不是企業的目的，而是企業作為經濟主體所履行的經濟責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邏輯起點。他還講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是社會的一種器官。企業依託社會而存在，社會為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空間。這意味著企業不僅受到社會的影響，同時也對社會產生影響。
德魯克強調企業管理者必須承擔起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並採取符合道德標準的行動。這是因為企業的目的是在企業本身之外，必須維護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基本權益。這既是對社會的一種責任，也是企業作為社會細胞的倫理底線和道德要求。
當中國企業擁有了屬於中國文化的社會倫理時，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中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支撐。
直至今日，筆者還是要追問：中國究竟是農業國家，還是工業國家？為何中央每年出臺的一號檔案還是以農業及農村為主？是歷史的慣性，是中國人口組成還是以農民為主，還是中國社會組織的基層就在農村？
為什麼我們的中央一號檔案，不能關注中小企業的發展？筆者曾跟一家海外智庫交流，專家講，美國2023財年國防開支預算8130億美元，刷新歷史最好水平。如果要透過國會預算，就會有議員質疑是不是向軍工集團輸送利益。為了爭取法案透過，約定其中的一半預算向中小企業採購，就容易得到代表中小企業利益的議員支援。
我們很多企業出海到歐美投資，人家不關心GDP，不關心企業稅收，就關心兩項：一是就業人數，二是工資最低水平，即就業與收入。
既然中國中小企業提供了中國80%城鎮人口就業，那麼中小企業才是國之大者。日本在疫情三年就補貼中小企業，只要企業不關張，國民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費，有消費經濟才能夠持續發展。
疫情三年，全世界央行都在放水，美國、德國、日本透過軍工企業發展，增加中小企業訂單，美國公民都有補貼，日本中小企業有補貼。中國將貨幣擴張落在哪裡？高科技企業、城投公司還是基礎設施建設？如果這些投入都沒有轉化為中小企業的訂單，就落不到老百姓的口袋，老百姓沒錢就沒消費。在出口拉動、投資拉動失靈的情況下，消費拉動就是出路。
把多印的錢轉化為中小企業的訂單，轉化為老百姓的收入，才是真正王道。因為中小企業，不僅是56789，它就是1，它就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基礎與重要組成。
就此，筆者或多或少明白了文章開頭提到的日本專家所講的經濟差距，不是經濟規模，不是經濟發展水平，不是科技水平，而是觀念。
在一個國家政府、社會、人民的認知觀念中，什麼東西最為重要，什麼是經濟發展的起點與目的，什麼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性原理？
它必須認真思考一些新的維度：中小企業之於就業與創新的意義，中小企業存在之於中國就業結構與城鎮化、社會結構的意義，工業化之於中國式現代化（包含農業現代化）的意義。這包括就業、創新、收入、社會、現代化、文化、社會組織、社會生態、新的商業文明等等。
一旦我們解決了認知上的問題，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問題、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訂單問題，都成為我們國家解決現階段主要矛盾的抓手了，成為國策，那都還是問題嗎？
假如我們沒有努力解決中小企業發展存在的問題，中小企業都跟著國外訂單走，中小企業都想著出海，那哪怕有再多的高樓大廈，再多的高鐵，再便捷的高速公路，筆者都有理由擔心，中國人要背井離鄉，下南洋或去全世界找尋新的出路。
相比GDP亦或是高樓大廈，一份跟上GDP增長的收入更有現實意義。而平民百姓的工作崗位，最多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
當前，國家對中小企業愈發重視，出臺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檔案解決的是“術”的問題，還需從根本上解決“道”的問題。中國已是工業化國家，必須建立新的觀念、新的認知，確立中小企業“1”的定位，其它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作者系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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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泓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
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