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方重要的超級城市，低調的天津有時會被低估。但不可否認的是天津的工業優勢和綜合實力依然突出。
更何況，天津還有一張王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天津經開區又名泰達，一直以來都是國家級經開區的領頭羊。建區之初，天津經開區以“模擬的國際投資環境”著稱，曾一度與深圳蛇口齊名，並稱為“南蛇口、北泰達”。1986年，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這裡提筆寫下“開發區大有希望”。
40年過去了，這一偉大的預言成為現實，天津經開區沒有讓中國失望，僅30萬人就創造出接近2500億元的地區生產總值，撐起天津1/7的GDP。
令人驚歎的是，它吸引了摩托羅拉、、諾和諾德、PPG、施耐德、霍尼韋爾、可口可樂、雀巢、通用半導體、羅姆電子等一大批全球巨頭企業前來投資，被稱作企業的福地。
在233家國家級經開區中，天津經開區為何能獨佔鰲頭？
11月中旬，我們走訪了一些企業，並與當地政府交流，揭開天津經開區高質量發展的奧秘。
作 者：星辰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一、昔日鹽鹼地，躍變為千億級新城
1984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在借鑑特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經國務院批准，我國在沿海12個城市設立了首批14家國家級經開區。
天津擁有很好的區位優勢，是北方的一大經濟中心，也是整個京津冀的出海港，同年12月，天津經開區作為首批14個沿海經開區之一，獲批成立。
回顧歷史，國家級經開區的定位是相當明確的，從批覆的內容看，希望國家級經開區的主要功能是發展工業、吸引外資，所給予的扶持政策也主要是對工業而言，要求國家級經開區成為探索中國工業現代化的試驗園區。
天津經開局的開局算不上好，可以說是一窮二白：
在建區初期，經開區只有33平方公里，相當於1/13個北京海淀，且一片鹽鹼荒灘，寸草不生，根本不具備基本的生產條件，現在的人是很難想象的。
一位“老開發”回憶，有些土地剛打地基，就能看見鹽水外冒，蓋樓都是問題，更艱難的是鹽灘底下是淤泥，冬天鋪的石頭路，到了春天一看，整條路都沉下去了。
惡劣的自然環境只是困難的一小部分，由於電力緊張，“拉閘限電”“停三開四”在全國各經開區均是普遍現象。
時任天津經開區管委會副主任的葉迪生與電力局協調解決，才讓這裡成為全國唯一不停電的經開區。
搞開發，總得有錢。但天津經開區沒跟國家和地方財政要一分錢，也成為全國首個沒有依靠財政撥款建設的經開區，資金成為經開區亟需解決的頭號難題。
時任市長李瑞環說得很明白，建區初期，“要錢，政府沒有，但政府也不要你錢。要權，我審批專案有多大權力，你們就有多大權力。天津市政府任何一個單位都不能去幹擾你們。”
沒有財政撥款，沒有自然資源，沒有現成的模式和經驗，天津經開區卻創造出諸多奇蹟，以33平方公里的鹽鹼地為原點，僅僅開啟門、放開人的手腳，讓資本和土地流動起來，迎來大爆發。
40年過去了，一座國際一流產業新城拔地而起，總規劃面積擴大至403平方公里，呈現出“一區十園”發展格局，成為中國經濟規模最大、外向型程度最高、綜合投資環境最優的國家級經開區之一。
除了龐大的經濟總量，天津經開區在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上也卓有成就，在全國率先打造“模擬的國際投資環境”，建立第一個經濟審判庭。
天津經開區是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生動縮影，也成為天津乃至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視窗。其四十年間所積攢的經驗，足以成為中國其他城市效仿的典範。
本文將從產業升級、營商環境、泰達文化三個角度總結泰達樣本和經驗。
天津經開區的發展史，也是一部中國產業的轉型史。
80年代，天津經開區為改革開放擔當了“破堅冰”的角色，成為中國過去40年傳統制造業崛起的領軍者，以創新驅動和先進製造業構建了現代化產業體系，引領當下的中國經濟轉型。
在發展早期，全國經開區面臨同樣的境遇，由於產業轉移有自然的週期，經開區被動接受外部產業轉移。
可是，在國際分工中有一個微笑曲線理論，即在產業鏈中，前端的技術、後端的品牌市場服務的附加值高，而處於中間環節的製造附加值最低。說白了，如果沒有研發能力和市場能力，中國就只能淪為代工廠，在未來失去競爭優勢。
因此，天津經開區自建區伊始就定位，“三為主一致力”方針（即以吸引外資為主、以發展工業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致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確立了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上世紀90年代初升級提出“與巨人同行”的策略，為中國現代工業體系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
摩托羅拉是天津經開區深刻思考和理解“經濟”“技術”“開發區”使命和責任的一個典型。
作為天津經開區引進的第一家世界資訊產業巨頭，摩托羅拉入華的首選地並非天津，他們對當地的環境有所顧慮，一是鹽鹼地的空氣中氯離子太高，是否會影響生產；二是地基較軟，能否建廠房。
天津經開區管委會請來專業機構，開具了一份詳盡的地質勘探報告，用事實打消了摩托羅拉的顧慮。
摩托羅拉落戶後，吸引了三星等一大批電子資訊行業投資，伴隨鉅額資本而來的，還有一流的技術、管理和人才。2008年全球每10部手機中就有1部產自天津經開區，天津經開區成為中國最大的移動通訊生產基地。
引入摩托羅拉專案的葉迪生介紹，泰達認為經濟技術開發區不應該僅僅是吸引投資，更應該引入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拿來為我所用，與“巨人”同行，培育自己的“巨人”。
作為土生土長的醫藥企業，康希諾董事長兼執行長宇學峰的眼中，天津經開區是最好的創業之地。在政府的支援下，康希諾成功融資，建立了第一個中試車間，於2019年和2020年在香港和科創板上市。
康希諾生物疫苗生產線天津經開區，從一片鹽鹼地變成如今的科創之城，政府懂投資、敢投資，並能夠在一條線路持續追投，讓一個產業迅速成長壯大，是發展密碼。
例如，2000年，天津經開區引進一汽豐田，接著豐田系的配套商如豐田模具、豐田發動機、艾達變速器、松下和富士通天等70餘家企業相繼在此建廠，圍繞一汽豐田形成了非常完備的配套產業體系。此後，長城汽車、一汽-大眾華北基地相繼投產。從獨木到成林。現如今，天津經開區整車企業4家、各類零部件企業200餘家，具備完整的產業鏈，汽車及高階裝備產業規模已超2000億元。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的增長邏輯已經從增量市場紅利轉變為存量市場博弈，企業也陷入增長瓶頸，拿著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都在尋求變革。
奧的斯是天津經開區傳統產業升級的縮影。
今年7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天津調研了多家企業，其中包括奧的斯電梯（中國）有限公司。
改革開放之後，奧的斯成為了最早進駐中國的外企之一，於1984年與當時的天津市電梯廠成立合資公司。
技術力和創新力是企業持續發展的動力。當我走進奧的斯泰達基地，科技之風撲面而來，生產現場機械臂忙碌非常，在這裡，生產線上的近20個工序全部實現了自動化，平均5分鐘就可以完成1臺電梯所需的板材加工。
商業世界的殘酷之處在於跟不上時代就會被淘汰。紮根天津40年後，奧的斯沒有絲毫放鬆，持續加大在津乃至在華投資，建立北方研發中心和人才合作基地，為轉型升級注入新動能。
曾經，天津經開區下注未來，先後押寶摩托羅拉等企業，一系列大膽的決策為其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壯大了當地產業鏈。
在新質生產力概念的引領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成為“國之大者”，追逐者眾，而天津經開區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推動，持續加大投入。2007年，天津新一代運載火箭產業化基地揭牌成立，勇於打破外國技術封鎖，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
成立於2015年的一飛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是天津低空經濟領域的“明星企業”，在全球200多個城市完成了15萬架次無人機編隊表演，實現營收過億元，“泰達智造”的名頭越來越響。
40年，泰達靠實體經濟起家，實業始終是主業，從“一隻機”（摩托羅拉傳呼機）、“一碗麵”（康師傅泡麵）開始，構建了汽車及高階裝備、新一代資訊科技、化工新材料、醫藥健康以及現代服務業的“4+1”產業發展格局，撐起了經開區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盤。
三、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
地方債是我國近年來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2023年以來，部分省份開始實施化債方案，財政收支更加困難，出現了亂罰款、亂收稅，甚至出現了一個新名詞——“遠洋捕撈”（指的是地方政府跨地抓企業家，要交錢才能放人）。
這種做法嚴重惡化了市場環境，很多企業不敢投資，不願意做長遠的規劃和投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裡不踏實，正常、平和、穩定、明確、彈性，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
讓企業家放心投資專心創業安心經營。在926政治局會議中，國家曾經專門講到了這個問題，提出要最佳化營商環境。
怎樣才能最佳化營商環境呢？又如何接軌國際？這是擺在大多數地方主政者面前的棘手問題。
天津經開區在營商環境方面，創造出諸多第一，打造出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一流營商環境。
對天津經開區而言，一流營商環境就是被逼出來的。
建區之初，天津經開區沒有財政撥款，只能依靠市場，窮則思變，第一批開拓者大膽革新，探索出“滾動開發”的全新發展模式，靠著3.7億元的開發貸款，吸引一批專案，建成投產後形成稅收，再用於下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徵用開發，從而實現“滾動開發、良性迴圈”。
儘管形勢逼人，但天津經開區堅持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可複製的改革經驗。
為了吸引更多企業投資，特別是外資企業投資，天津經開區喊出“投資者是帝王，專案是生命線”“讓投資者安心發展 為投資者贏得利潤”等口號，創造性提出“模擬的國際投資環境”，營商環境要對接國際最先進水平，讓外商樂意來。
70年土地使用權出讓期限、企業職工上社會保險……這些放在今天大家習以為常的制度政策，竟然全部是由天津經開區推動產生的，這在三十多年前的中國，乃是為探索市場經濟體制而取得的極大的制度性突破。
重點說一下營商環境的法治化。
在建區之初，管委會就清醒地意識到，依法治區的重要性，短短几年中，天津經開區先後頒佈實施了近40項行政管理規定，為經開區“依法治區”奠定了基礎。
當時，天津經開區官員中還流行著這樣一句話，“不管就是最好的服務”。所謂“不管”，指的是依法治區，減少行政干預。
我在查閱資料時發現，天津經開區一直是：一邊大講創新，一邊用“一流的紀律來加以約束”。
很早就設定了“高壓線”：凡是企業反映政府官員無理干預企業生產，侵犯法人權利，一經查實，當事人一律解聘，決不重新錄用；任何專案都要在律師的參與下洽談，凡重大檔案起草，沒有律師過目，領導不批。
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說過：“法治的含義不是政府以法律來治理社會，首先是政府的行為在法律的約束之下。”
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市場環境越是公平透明，企業越能健康發展，提高經濟效益。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國經開區中，泰達建立了第一個經濟審判庭。當日企與當地一家知名的鄉鎮企業發生經濟糾紛時，管委會明令，任何部門、任何人不得干擾、影響法院的調查和判決。有感於人人平等的法治環境，日企隨後增資400多萬美元。
這些年，在天津經開區陸續設立了泰達金融法庭、智慧財產權法庭（網際網路法庭）、金融仲裁中心商業保理仲裁庭等，從不同的專業領域，保障來之不易的法治營商環境。客戶總有新的需求，服務創新永無止境。
2024年，泰達迎商中心掛牌成立。“營商”與“迎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政府主動轉變服務姿態，這意味著天津經開區服務理念的再一次變革，營商環境更新迭代，進化到5.0階段。
這裡彙集了80多家產業協會、知名高校、頭部企業、優質中介等優質機構資源，法律、國際貿易、金融、科技創新、智慧財產權、人才等6類190項增值服務事項“觸手可及”。除了審批辦事已達到“流程減無可減”的極度便利之外，企業可享受全生命週期的服務。
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說，外資進入中國多年，如今最看重的已不是優惠的政策獎補、便捷的政務服務，而是區域整體產業環境和能否提供先行先試的對外開放環境。
例如，天津經開區近年來透過利用“自貿+綜保”的政策優勢積極尋求突破，支援諾和諾德最佳化跨境業務模式，促進該企業在天津追加了40億元建設無菌製劑擴建專案。大廳內有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政府的服務從“有什麼給什麼”到企業“要什麼給什麼”，天津經開區真正地將企業家放在C位，俯下身子、傾聽企業訴求、為企業做好服務。
今年，企業迎來了出海潮，迎商中心順勢而為，成立了中國北方（泰達）出海一站服務基地，30餘家機構組成了首批“出海服務團隊”，為企業提供法律、金融、人才、物流、合規、智慧財產權保護等跨領域的解決方案，吸引了很多優質企業透過基地和聯盟開拓國際市場。
有好環境，自然會湧現出一批批企業家，開發區內四上企業2500多家，累計滬深港上市企業數量達16家，僅世界500強企業投資的專案就高達573個。值得欣慰的是，天津經開區稅收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佔比在95%以上，財政收入結構很好、質量很高。
四、泰達文化，才是最寶貴的財富
天津經開區之所以能成事，靠的是天時、地利和人和，既是靠改革開放的時代機遇，也是經開區的區位優勢，更是泰達人敢闖敢拼敢幹的一股子氣、一股子勁。而這其中，泰達文化最為人所稱道。
有人說，精神看不見、摸不著，有點虛。實際上，精神力量是思想、文化、信念、志向、氣魄等要素的組合。人和一種精神形成的背後，都凝結著經驗、智慧、信心和優勢。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法國學者佩雷斯特就指出，“精神氣質”在一個地區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浙江的“四千精神”、湖州湖商精神都是企業發展的精神圖騰。
而泰達在90年代逐漸形成了自己清晰的“開放、開拓、勵精圖大業，求新、求實、眾志建新城”的文化。
建區伊始，第一批經開區拓荒者就發出“變萬古荒灘為永久稅源”的宏願，為了中國現代化程序的宏圖大業，泰達人勇擔使命，堅持實事求是，尊重經濟和產業規律，敢闖敢拼，開出一條新路，團結一心，共同建設新城。
精神的主體是人，天津經開區無中生有、超越常規路徑獲得成功，正是最大限度將人的主動性、創造性發揮到極致。
張其德是天津經開區早期招商引資的重要開拓者之一，1988-1997年擔任天津經開區總公司副總經理，他親歷了嘉秦陶瓷，摩托羅拉，諾和諾德等大企業落戶天津的艱苦談判，也見證了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從起步到壯大的風雲歷史。
他曾說，泰達招商成功的秘訣就是坦誠、務實、高效、服務。為了招到專案，只要有一個線索、一種可能，他們就會聞風而動，聽說北京有一外商想對某專案投資，就馬上電話聯絡，坐火車到北京找人。
諾和諾德生物工程技術公司是區內第二大投資企業，僅次於摩托羅拉。管委會非常重視，集中了精兵強將，組成一個談判小組，海關、稅務、外貿、能源供應、土地開發等主管部門都組織進來了，並對參加的人員提出了三條要求：政策通、外語好、有一定的專業知識。
每天的談判結束都很晚，雙方都精疲力盡，但談判小組的成員會加班加點，整理內容並翻譯成英文，確保第二天早上，資料能如期擺在雙方的談判桌上，這一細節進一步堅定了對方在開發區投資的信心。
由於諾和諾德的產品酶製劑比較特殊，想要在中國銷售，必須經過輕工部門、衛生部門和醫藥部門審查批准。談判小組開誠佈公地介紹政策哪行可行、哪行不可行，對於不可行的地方，雙方一起尋找解決方案。
真誠是永遠的必殺技，管委會打動了諾和諾德人，落戶天津經開區的30年時間裡，諾和諾德先後8次增資，足以看到他們對經開區的信任。
除了求實，天津經開區積極求新，前瞻性地設立了中國首個政府公共關係部，率先引入CIS系統，從區域發展的理念願景，到統一的對外視覺形象，再到每一位員工的行為標準，都做到了高標準統一，現如今，“泰達”早已成為天津經開區的無形資產，誕生了泰達足球、泰達建設、泰達啤酒等一系列泰達系品牌。
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走過40個年頭，全國經開區發展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少：一方面，管委會的“小政府”角色不斷被強化，另一方面稅收等早期優惠政策不再，讓園區內外的產業招商政策幾乎沒有差別。
在新的開放發展形勢下，開發區如何破局？這是全國經開區都要思考的共同命題。天津經開區因時而動，打造靈活高效的管理體制和用人機制。2019年7月，天津經開區啟動了法定機構改革，經開區管委會由政府轉變成法定機構，實現企業化管理。改革後，天津經開區的行政事業單位減少了17個，招商和企業服務人員比重達到85%。所有人員重新競聘，統一簽訂合同，如果不擔當不作為，很難坐穩位子。
泰達人才是最不可替代的財富。每一次改革都需要極大的魄力，泰達人以刮骨療毒的決心和勇氣，衝破思想觀念束縛，將刀刃向內、自我變革，才從困頓中蹚出一條路。
五、結語：泰達啟示錄
1986年，天津經開區成立不到兩年，在沒有成熟的模式可循的情況下，就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21個內外資專案成功落地，總投資額達到4700萬美元，在全國引起轟動。
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經濟學博士黎成信給美國政府呈送的一份報告中，認為中國最好的兩個投資區域一個是蛇口工業區，一個是天津經開區，認為天津經開區的領導班子很開明。經開區模式引起了高度重視。
鄧小平來到天津經開區，堅定地說：“對外開放還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問題。你們在港口和城市之間有這麼多荒地，這是個很大的優勢，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
臨走前，鄧小平欣然給天津經開區題詞。天津經開區那時沒有專門的接待室，只能臨時使用丹華自行車廠（第一家入區的中丹合資廠）的食堂，擺幾個沙發，一張桌子，還有經開區人員從家裡拿過來的筆墨紙硯。
鄧小平提筆寫下幾個大字：“開發區大有希望。”這句話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建設者。
天津經開區獨佔鰲頭，我有幾點感受：
1. 時勢造英雄
天津經開區的發展源於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政策環境，具有強烈的市場化意識。但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主題，其所需要的產業形態、投資模式、技術資本都會發生變化。今時今日，有一定產業基礎的地方，需要用創造性思維，開闢新賽道，實現新突破，才能先行一步，參與未來的國際競爭。
高質量創新發展才是顛撲不破的硬道理，從引進外資開始到培育自主創新的企業，天津經開區，以前瞻性思維和戰略眼光，透過政策引導、科研投入和人才培養來提前佈局，搶佔產業制高點。
2. 開放、開放、再開放
今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小院高牆”。但是，全球化是必然趨勢也是商業自發秩序，在國家戰略層面，中國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貿易的全球化。
有別於其他北方城市，天津的開放基因刻在骨子裡。追溯到天津的建城史，以及工業與商業文明的洗禮後，都催生了天津開放、包容、多元的品格。
當今天津自貿試驗區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高地，在制度創新上先行先試，僅天津自貿區商務片區就探索形成了110項改革創新經驗在全國和天津市複製推廣。在高質量引進來的同時，堅持高水平“走出去”，泰達建設“泰達-蘇伊士”合作區，讓中國模式“走出去”。
在和當地外資和本土企業交流時，他們談到最多的就是營商環境，而服務型政府應當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所為就是要尊重規律、順勢而動、主動作為，創造條件讓一切生產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泰達以企業家為中心，不遺餘力服務創新，持續迭代營商環境，才能始終走在全國經開區的前列。
而有所不為，就是要做到不擾民、不與企業爭利，堅決地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無故折騰，依法治區，最終贏得企業家的信任。
4. 敢於創新和變革
改革開放並非一蹴而就，面對各種困難，泰達人沒有抱怨，不是在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透過自身努力，創造條件，讓條件具備。這種一定要爭口氣、堅韌不拔開拓新局的力量，才是震撼人心的。
當下，世界不盡如人意，內外部環境複雜多變，站在時代的浪頭上，沒有哪一代人是容易的，但大變局中有大機遇。
40年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新起點，泰達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堅定向前看，相信泰達必將再上新臺階。祝福泰達。
參考資料：[1]. 口述：“對外”的故事，韓淑芳
[2]. 大國之城：中國城市經濟與治理現代化，秦朔
排版| 七雨| 米禾主編| 孫允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