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經濟增長放緩的北方城市、經濟實力較弱的中小城市，往往更依賴“體制內經濟”。尤其近年，“回縣城考公”已經成了不少小鎮青年的“最優選項”。
但實際上，許多頂尖經濟強市也對“體制”有著較強的依賴。從各地公積金實繳職工中，來自公有制單位的職工佔比，可以看出這一情況。
26座萬億GDP城市中，煙臺、鄭州、泉州、西安、福州等5城這一佔比超過50%。其中煙臺不僅佔比奇高，過去5年還不降反升，是“體制內強度”最高的萬億城市。
煙臺實繳職工不足百萬
近七成來自公有制單位
所謂“體制內強度”，是某知名財經團隊此前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是指一個地方體制內人員繳存公積金人數佔當地全部繳存人數的比重。比重越高，經濟活躍度、社會活躍度和市場化程度越低，越不適合創新創業、投資買房。這一指數低於33%，是比較合理的。
在各地公積金年報中，其實也有這一資料的體現。根據2023年上海公積金年報，當地944.26萬公積金實繳職工中，非公有制單位佔比77.05%，公有制單位佔比22.95%。其統計的公有制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
本文以此口徑為準，看看26座萬億城市“體制內強度”究竟如何。
北方萬億城市，“體制內強度”確實相對更高。2023年，6座萬億城市“體制內強度”指數高於46.5%的全國均值，分別是煙臺（67.6%）、鄭州（57.4%）、泉州（54.2%）、西安（52.8%）、福州（52.4%）和濟南（49.3%），其中4座都是北方城市。
煙臺90.6萬公積金繳存職工中，67.6%都來自公有制單位。“一騎絕塵”的資料背後，主要是煙臺金礦、石油等資源豐富，公有制單位佔據更大比重，這是資源型城市的共同特徵。一個可供參考的資料是，近年經濟狂飆的“煤城”榆林，這一資料甚至高達74%。
可以說，“體制內強度”的高低，與民營經濟的強弱大體是成反比的。民營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市場化程度越高，“體制內強度”越低。但其中也有例外。
以民營經濟發達著稱的泉州和福州，卻是“體制內強度”最高的南方萬億城市，尤其是泉州。泉州888.3萬的常住人口，公積金實繳職工僅有65.8萬，在萬億城市中墊底；其中來自公有制單位的職工佔比過半，外資、城鎮私營等體制外企業參與比例較低。
“體制內強度”相對較低的，基本都是民營經濟活躍的長三角、珠三角城市。其中，蘇州、常州、杭州分別僅有11.9%、13.2%和14.3%，市場發達程度可見一斑。東莞、深圳、佛山分別為15.5%、17.3%和17.7%，在萬億城市中也是高居前列。
有“中國民營經濟第一城”之稱的深圳，“體制內強度”略高於部分蘇南城市，主要是其擁有更多的國有企業，體制內整體實力更高、繳費職工更多。與深圳同屬一線城市的北京、上海、廣州，“體制內強度”都低於30%，市場化程度也都較高。
煙臺“體制內強度”攀升
泉州青島降幅最為明顯
近年來，隨著公積金制度的完善和執行程度的提高，大部分城市體制外企業繳納公積金的職工佔比在提升，“體制內強度”在減弱。只有煙臺等少部分城市，不降反升。
煙臺是提升幅度最誇張的萬億城市。2018年，煙臺“體制內強度”還剛剛超過50%，低於泉州、西安、鄭州、福州、濟南、武漢等一眾城市。2023年，這一資料提升至67.6%，高居萬億城市之首。
變化源於2022年。這一年，山東首個央企總部——國家電投核能總部遷入煙臺，為煙臺核電產業帶來了雄厚資金、技術實力、優質專案和科研平臺，比如相繼揭牌成立的“一院三中心”（上海核工院北方分院、核能大修中心、運營標準化中心、備件中心）等等。因此，煙臺“體制內強度”從2022年起有了大幅提升。
深圳、廣州的“體制內強度”在2018-2023年間分別小幅提升了0.48%和2.96%。從歷年資料來看，深圳是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職工繳存佔比有所提升，廣州則是國有企業佔比有所提升。這與深圳近年瘋狂建設和引進學校、醫院、科研院所，廣州上市國企數量翻倍狀況吻合。
泉州和青島是過去幾年“體制內強度”明顯下降的城市，2018-2023年間分別下降了13.6%和14.0%。
一向以民營經濟發達著稱的泉州，“體制內強度”卻一直高居萬億城市前列，令人頗為意外。其中原因，恐怕就是高度活躍的民間資本對公積金制度的參與度比較低。在當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網站上，時有關於企業未按規定繳納公積金的投訴。
2024年3月，泉州一離職員工在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投訴。
2018年至今，泉州先後釋出了20項住房公積金相關政策通知，比如加大購房支援力度、擴大繳納人群等等。近年泉州“體制內強度”明顯下降，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的職工佔比大幅提升，說明這些努力還是有效果的。
青島是“體制內強度”較低的北方城市，且近年還有明顯下降。青島民營經濟活躍度、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早年間就創造過製造業“五朵金花”的奇蹟，與上海、天津並肩稱王。
近年青島不斷最佳化營商環境，民營經濟持續壯大，貢獻著全市60%以上的稅收、近70%的進出口、80%以上的城鎮新增就業、90%以上的經營主體和企業數量，在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方面作用顯著。城鎮私企職工繳納公積金佔比穩步提高，助力青島“體制內強度”持續下降。
長珠三角城市“體制內強度”低
蘇州外企實繳職工佔比下降1/3
上文提到，“體制內強度”相對較低的，基本都是長三角、珠三角城市。以2023年資料為例，蘇州、常州、杭州分別僅有11.9%、13.2%和14.3%，東莞、深圳、佛山分別為15.5%、17.3%和17.7%，市場化程度遙遙領先。
這些城市實繳職工的單位構成不盡相同，尤其工業巨頭深圳和蘇州，差異明顯。蘇州外資企業佔比極高，甚至一度高於私企。2016年，蘇州公積金繳存單位中，外企、城鎮私企佔比分別為12.98%和66.83%，但實繳職工中，外企、城鎮私企佔比分別為38.26%和37.03%，外企的參與度明顯更高。
近年隨著全球產業鏈轉移、沿海企業外遷，以及民營經濟發展、公積金制度完善，蘇州公積金實繳職工中，外資企業佔比持續下滑，五年降幅超1/3；城鎮私企及其他城鎮企業佔比則不斷提升，五年升幅超1/3，完成了地位的轉換。
深圳的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一直佔據公積金實繳職工的半壁江山。外企實繳職工佔比也相對穩定，一直在20%-25%之間。深圳“體制內強度”之所以高於蘇州，主要在於其擁有更多的國有企業，體制內整體實力更高、繳費職工更多。
透過資料可以發現，“體制內強度”較低的長珠三角地區，一向也是人口吸引力最強的地區。這與當地更高的經濟活躍度、社會活躍度和市場化程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人們用腳投票的結果，早已暗示一切。
參考資料：
各地公積金年報
主要省市， “ 體制內強度 ” 指數 .劉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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