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美國當代中產父母，差不多都是千禧一代（1981~1996年生）。他們年少時，就在學業這條路上“血拼”，希望透過在學業上的成功來開啟人生的大門。然而，如今的他們卻發現，自己面臨著一種截然不同的現實：怎麼越努力，越躺不平？透過大量調查和訪談，美國一位“千禧舊人”為我們揭開了當下80後和90後陷入的系統性困境......
文丨Linda 編丨Chelsea
很多人總能在刷手機時刷出這樣一條內容：“你是不是好像什麼也沒做，卻覺得很累？”AI透過大資料，精密地計算出這一代人的生活狀態。
這個標題的完整版是：明明已經精疲力竭了，累得短暫躺平都仍然感到倦怠，卻不得不強迫自己繼續前進。
無獨有偶，美國的千禧一代，也在經歷著這樣精疲力竭的“卷翻天”的生活。
出生於1981年-1996年的千禧一代，拼命地咬牙堅持，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已成為父母。他們希望透過努力工作，讓孩子過得更輕鬆些。有趣的是，他們的父母在培養他們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可惜事實剛好相反。
美國作家和記者安妮•海倫•彼得森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一書中，透過3000餘份線上問卷、上百次訪談，用千禧一代的訪談原聲及作者的個人經驗，真實記錄了美國千禧一代的中產家庭中，內卷與倦怠如何在代際間傳遞。
面對這樣的世界，不僅父母們需重新審視當下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該怎樣為孩子們創造及尋找更好的機會。
嬰兒潮一代：
在經濟衰退下焦慮育兒
千禧一代的父母大多出於生二戰後不久的1946年-1964年，因這段時間是美國生育的高峰期，他們也被稱為嬰兒潮一代。幾乎是被放養長大的他們，在青年時代，又遇上了經濟日趨繁榮的好時候。
不想讀大學，可以早早在職場上謀到工作，薪水足夠養活一家人；
不想工作，可以花好幾年在不同的大學修好幾份文憑……
這一代的人生，主打一個隨性而活，以致於讓他們有一種錯覺——後輩們能夠“世襲”他們的中產生活，過得越來越鬆弛。
人口眾多的嬰兒潮一代，給美國經濟帶來不小的刺激作用，但同樣，當他們退休時也會給政府的養老保險帶來巨大的壓力。在他們養育子女時，經濟危機到來了。
80年代和90年代的兩次經濟危機，正趕上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日子，這讓上一代人感到了危機，育兒上也顯露出明顯的焦慮感。有些家庭還從大房子搬進了小房子，手裡能用的錢減少了不少。
為了讓自己的孩子也能夠保持中產，孩子便不再被“放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嚴密監控和安排，甚至即便得償所願、孩子們接受了常規的大學教育，也帶不給這一輩父母足夠的安全感。
為什麼呢？
隨著知識慢慢變成職場中的第一生產力，大學作為一種篩選機制被升級，普通大學文憑的含金量日益貶值，名校的聲望卻愈發提高。這讓文憑的“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二戰以前，大學還是一種稀有資源。
1940年以前擁有學士學位的女性為4%，男性為5.9%。僅有14%的人完成了高中學業。
但到了2018年，上過大學的人高達45.4%，擁有高中學位的比例達到了90.2%，幾乎覆蓋所有人。
想要提高被求職市場接納的可能性，不僅需要名校文憑加持，甚至還需要“研究生”或更高等級的學歷來提高競爭力。
那時，這一屆父母都還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高等教育的日益普及非但沒有緩解壓力，反而讓他們的焦慮感大大提升了。
因為在上一代的觀念裡，只要年輕人足夠努力，就可以換來一切，仍能有份非常體面的工作。所以，年輕人只要肯努力，總會有機會。
為了能提高一點上名校的機率，上一代想方設法在學習、生活的各維度培養孩子的能力，以期待這些技能點能在未來的競爭中為孩子們贏下關鍵的一分。
孩子被要求積累大量詞彙，相信自己有能力質疑權威，並維護自身利益。幼年時就要針對自己的行程進行談判，做好計劃。他們還應該被訓練成優秀的社交家，出色的僱員，且擅長同時處理多項任務。
教育可以滲透於每時每刻。作者安妮•彼得森還記得兒時母親帶自己去正式餐廳吃飯的情境：
孩子吃飯的時候，並不是單純吃頓飯，而是為了接觸到不同型別的食物增長見識，也在吃飯的過程中學會各種禮儀。這些被迫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全部是為未來的“精英社交”打下基礎。
有句俗話叫“技多不壓身”。美國千禧一代也是在類似的理念下被父母全面監管，拼盡全力變成“別人家”的優秀孩子。
那麼在他們的視角里，面臨的是怎樣的成長經歷呢？我們也要從經濟的衰退開始講起：
八零、九零年代出生的孩子們只趕上了二戰後經濟繁榮期的尾巴，但他們在經濟衰退期成長，親眼見證了父母失去工作、失去老宅、失去退休儲蓄……他們幾乎喪失了“啃老”的可能性，沒有退路，安全感缺失，更不敢像父母年輕時那樣隨心所欲地生活。
嚴格來說，這一屆父母們上學時的經歷，遠遠沒到被雞娃的程度，但他們從小被填鴨式灌輸了很多，加之成長中感受到種種焦慮，這讓他們對上名校和變得優秀執念很深。
朋友成為成功路上的絆腳石，就與他一刀兩斷；不能化作簡歷上添彩專案的活動，就會消失；一切有風險的活動如喝酒、夜不歸宿等就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
面對不得不完成的既定升學目標，他們早在學生時期就已經自律到沒有進步空間了。有人失眠，甚至患上拔毛癖這樣的罕見病症。這些伴隨升學問題產生的階段性症狀，並不會很快消失。
實際上，很多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就整晚整晚的瞪著天花板，一直到太陽出來。這樣的日子只需要持續一到兩週，就足以擊潰他們的身心，讓他們煩躁和崩潰。
即便有一天，升學的壓力不再出現，嚴重的失眠問題仍然會時不時重卷而來，像夢魘一樣縈繞不散。
然而，這些焦慮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還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
他們很快就會發現——“努力學習，建立好學生簡歷進入大學；再次建立優秀簡歷，就能獲取完美、穩定、充實、高收入的工作。”——好像和事實有很大出入。
千禧一代：
職場“好學生”的倦怠與茫然
嬰兒潮一代，趕上美國經濟繁榮之最，企業擴張之盛——崗位供不應求，求職幾乎是唾手可得，普通本科就已經意味著不錯的飯碗。
如此順風順水，讓他們以為下一代可再走老路子，成功複製成功。可這究竟是時代帶來的錯覺。千禧一代的確把老一輩的上進內化於心，卻不慎猛撞上“小冰河期”的輪替：
上代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算高，兼職、零工可負擔學費，甚至還能有結餘。走向社會更是輕裝上陣，收入穩定、晉升有望，這種成就感是千禧一代，亦即80後、90後想也不敢想的。
且看千禧一代的大學學費，動輒幾萬美元，絕大部分人畢業十年八年還沒還清貸款。有時候為了找份體面工作，甚至實習和校外實習費用也由自己承擔。
上代人培養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期待他們快速進入中產階層，從事律師、醫生、教授、企業管理者等體面的工作。
但千禧一代的“好學生”顯然沒能讓他們的父母滿意。
比起上一輩人所經歷的“努力就有收穫”，如今名企大廠晉升的“績點”演算法和規則要隱秘得多。
當代中產很難像升學時期那樣，在努力之外尋找一些“捷徑”，譬如持續地把戲劇一類愛好變成可加分的特長。
或者，他們已經無暇思考這麼多了。很多滿腔熱忱追求職業理想的人，不但要面臨求職和晉升上的種種困難，也要平衡低薪酬所帶來的生存問題。
當種種不確定的因素撲面而來時，父母的成功經驗和從小就被培養的諸多能力，幾乎一點也用不上。
等到80後、90後開始進入大學、職場，他們面對的是高昂的學費貸款和房價，2007年開始的次貸危機，又讓職場收入水平下跌不少。實用主義成為美國的主流，節源增效是企業永恆的追求。勞務合作、外包合作，代替了一大部分僱傭關係。父輩們用來賺取零花錢的兼職收入，卻成了很多千禧一代的全部薪資。
儘管千禧一代已經疲於奔命，他們的表現在社會上評卻價並不高。這讓他們感到深深的委屈。
被規訓過的人總希望自己能夠變得再優秀一點，但沒有人是全能的超人。當年輕人的求職理想從“很多錢、做自己熱愛的事情、做善事”變成了“需要一份開價最高、且允許我在五點以後與它切斷聯絡的工作”時，他們早已患上空心病，陷入倦怠的深淵無法自拔。
這與斯坦福大學教育學教授威廉戴蒙的觀點不謀而和——在監管教育體系下成長的孩子最可能面臨的問題：“不是壓力太大，而是無意義，他們的人生沒有方向。”
無法躺平的千禧一代，在成長過程中飽受內卷之苦。當他們自己也升級為父母的時候，一定會任性地暗暗發誓：要讓自己的下一代在童年時無憂無慮的玩耍，長大後絕不走自己“996”的老路。
但改變，往往很難。我們不能低估社會評價體系帶來的巨大慣性。
倦怠與焦慮，在代際間傳遞
為人父母的千禧一代，終於活成了他們最討厭的樣子。育兒之路和他們的最初設想不能說一模一樣，簡直是毫無關係。“向下流動”的焦慮迫使他們選擇了與自己父母相同的監管式育兒方式，不過是“PLUS版”。
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就是精細化養育。這套養育理念，規劃的不僅是學業，甚至還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
比如，為了保證孩子們營養均衡，有些家庭只選擇綠色無公害的蔬菜；
為了避免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父母們千方百計地擠出時間，希望給孩子足夠的陪伴；
獨自出行也是危險的，有些父母連一秒鐘都不會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
與此同時，育兒活動正360度無死角的被社會嚴格監管，哪怕僅僅離開孩子一小會，也可能被路人拍照、舉報一條龍……
2014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過度保護的孩子》一文中，漢娜·羅辛的丈夫意識到，自己當時只有十歲的女兒，有生以來僅僅經歷過不到十分鐘的無監管時間。
但是，如此面面俱到的養育，最終都會變成畫地為牢，總會有父母無法完成自己制定的過度要求，或者是要為此做出巨大犧牲。
就單說托育這件事。事實上，學校全年只有四分之三時間運轉，僅能覆蓋三分之二的工作日。孩子的作息節奏，與大部分雙職工父母不一致。
而托育費用還在飆升，大多數州的托育費用竟然超過州立大學一年的學費，有時甚至超過住房費用。有些家庭選擇咬咬牙，把孩子託付給托育機構，那些負擔不起的家庭，不得不選擇留一個人做全職媽媽/爸爸。
而這還只是千禧一代育兒任務中的冰山一角。
在這個PLUS版的精細化養育道路上，孩子幾乎無法選擇自己的玩伴兒，就連慶祝生日的聚會都要與同階層的孩子們搞好社交。
如何讓孩子找到同一層級的玩伴，如何體面的應付多如牛毛的親子聚會，簡直讓爸爸媽媽們寢食難安。
為人父母，便無法與憂慮、相互比較或壓力絕緣。
他們不得不時時刻刻維護住自己所在的育兒圈子，避免因為被排擠而讓孩子錯失任何機會。
也不是沒有人想過反抗。
《躺不平的千禧一代》作者訪問過一位叫朱莉的女性，她講述了一次非常典型的“媽媽購物”經歷：他們為孩子的遊戲室購置了幾套Yogibo牌巨型枕頭，單價高達100美元。
這樣的事情發生太多次，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就是個不大不小的經濟負擔，且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於是，朱莉決定不再追隨這樣的潮流。但後來，她的兒子想在那種有蹦蹦床的地方舉行生日派對——這是中產階層的孩子們都有的待遇。
他們不能讓孩子被排除在這類社交之外，最終只好花了700美元為12個孩子舉辦了一場聚會。
朱莉的故事不是一個個例，它的成因是系統性的，需要一整套的解決方案。
內卷是個社會問題，
但總有辦法慢慢停下來
在《躺不平的千禧一代》這本書的前身，Buzz上的觀點文章《千禧一代如何成為倦怠一代》(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中，作者安妮就觀察到，千禧一代面臨的困境是系統性的。
這些並不是個人的失敗案例，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僅靠自我最佳化解決不了“內卷”與“倦怠”問題，只能讓人們越陷越深。
但，這不意味著完全無計可施。
安妮建議，我們可以把自己定位在一個位置，把成功限制在一定的程度，精簡你的賽道。已有不少專家、學者給出獨到的見解和建議，都為已成為父母的千禧一代提供了可靠的參考。
也有一些名校畢業的家長們願意嘗試放下“精英人士”的包袱，覺得孩子們也不一定非要比自己更優秀。給孩子一個合適的目標，會讓家長和孩子們從容很多。
社會層面上，下一代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也會面對大環境不斷改變。
比如美國斷崖式下降的出生率可能帶來社會資源分配的變化。我們不能保證事情一定向著最好的方向發展，但是以身作則地教會孩子判斷和選擇才是最有用的。
我們可以為工作爭取更多應得的權利，也可以讓孩子少參加一兩次無聊的露營……矽谷經濟學家和資料科學家Nate Hilger也公開呼籲過，要在社會層面，提供更多更專業的公共服務。
在短期內要改變整個現狀，當然無比困難，但安妮相信，只要千禧一代能把握住手中的選擇權，至少過好自己的日子，那麼依舊未來可期。
參考資料：
1. How Millennials Became The Burnout Generation
2. The Boomers Ruined Everything
3. The Myth of the Broke Millennial
4. Millennials Are New Lost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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