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自建黨以來，撥款制就成為黨報業資金來源的主流，即由黨或政府的財政來提供資金支援。這種將黨報刊與黨或政府財政捆綁在一起的制度，在財政發生較大的波動時常常令黨報刊陷入難以維持的處境。一旦這種狀況發生，黨報業的資金來源如何因應？本文以黨歷史上的三次財政入不敷出為考察背景，黨報刊為減輕黨或政府的財政負擔，所做的資金來源的因應為考察物件。研究發現，百年來黨報業的資金來源猶如鐘擺一般，在撥款制與市場化之間震盪，形成多種組合，並在某種情形下發生轉化。一旦發生財政困局，黨報業便透過調整報價、刊登廣告、健全發行網路、多元化經營等方式來緩解黨報業資金短缺的難題。
作者簡介
商建輝，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董子堯，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穩定的資金來源是維繫報業良性運轉的先決條件。回望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黨”）的百年報業史，資金來源既有來自共產國際的資金，也有來自黨成為區域和全國執政黨後的財政資金，還有來自廣告、受眾和產業的收益。我們把依賴共產國際和黨或政府財政資金所形成的運作方式稱之為“撥款制”，把依賴廣告、受眾和產業的資金支援所形成的運作方式稱之為“市場化”。百年來黨報業的資金來源猶如鐘擺一般，在撥款制與市場化之間震盪，形成以“輸血”為主的型別——撥款制主導、市場化補充，以“造血”為主的型別——市場化為主、撥款製為補充，撥款制與市場化並重的型別等3種組合，並在某種情形下發生轉向。
近年來，新聞媒體的資金來源成為學界關注的研究領域。一是探討資金來源本身的研究，陳國權（2018）認為1949年以來資金來源歷經第一次“市場化嘗試”、重回“供給制”、廣告與產業成為重要經濟支柱以及財政支援重啟四個階段。寧啟文（2001）提出新中國初創之時，由於財力有限、物資匱乏、物價上漲、百姓購買力和讀者範圍有限等因素使依賴財政撥款的黨報難以為繼，推動了1949年10月至1956年底大陸報紙的企業化經營。二是對資金來源影響的研究。陳龍（2014）認為《嚮導》等黨報黨刊開創的強調政治屬性、忽視經濟屬性的“傳統黨報型”經營管理體制是使黨報黨刊“旋起旋滅”、易陷入經濟困境的原因。上述研究成果忽略了對財政困境與報業資金來源市場化二者間關係的探討，且缺乏對皖南事變後抗日根據地出現的財政困境與黨報業資金來源市場化探索這一歷史現象的考察。本文以黨歷史上的三次財政困境，撥款制難以為繼時——即1941-1943年、1949-1950年、1979-1982年為考察物件，研究黨報業在面對財政困境時實施的報業資金來源市場化舉措，試圖發現長期存在於二者間的深層動力與運轉邏輯，即那些在此過程中長期起作用、會重複出現的因素及其間的歷史細節。
一
黨報業撥款制的形成
黨報業撥款制的形成與黨對報刊的功能與使命的認識有關。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重視宣傳的黨，宣傳政策、動員群眾是黨報的責任與使命。隨著辦報實踐的展開，黨將報刊視為黨的“機關”。1923年10月公佈的《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就對7份黨報刊的機關性質作出規定，如《新青年》是“學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機關”，《嚮導》是“國內外時事的批評宣傳機關”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7）。在1925年1月透過的《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中，再次明確《嚮導》是“黨政策之指導機關”，《中國工人》應成為“黨在職工運動中簡單明瞭地解釋理論策略描寫各地工農狀況的唯一機關”（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20）。
一旦定位於“機關”，根據建黨初期黨報的運作實踐以及黨在黨章中對經費的使用規定，即“本黨一切經費收支，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支配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11：168）。另據中共中央歷次報告統計：國際資助黨的款項，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為16655元，其中用於整頓印刷所、出版報刊、傳單、小冊子等共4600元；1925年增為4.3萬元（每月為3650元），其中用於《嚮導》的約有5000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1997：304）。再聯絡報刊發行的規定，“此種內部發行辦法首先當有各地方組織之確定人數，按此人數發出後即向兩中央收回書價（由中央再於津貼地方費中扣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9）。此外，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嚮導》，其資金來源一是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二是經營收入，前者供給相對穩定且是主要部分，後者數量有限且極不穩定（徐方平，2006：50-53）。如1922年12月27日《嚮導》在《敬告本報讀者》中提到，“本報出版才15期，支出不下一千三百元，收入卻只一百五十元”（《嚮導》，1922年12月27日）。可見，來自“市場”的收入屬實有限，主要依靠黨的撥款。在黨報黨刊經濟屬性被輕視的年代裡，報紙透過“市場”獲取的經費無法成為資金來源的主流。至此作為黨的機關的黨報業的主要資金來源——撥款制初步形成。
二
1941-1943年：皖南事變後抗日根據地的財政困境與黨報刊資金來源市場化的探索
（一）抗日根據地1941-1943年財政困境的發展態勢
從1937年到1940年，黨的財政政策為“爭取外援，休養民力”，外援收入主要有三項，一是國民政府的抗日軍餉，二是海內外進步人士的捐款，三是共產國際的援助。此時黨的財政來源相對充足，負擔不大。以陝甘寧邊區為例，其財政在1937到1940年間實現了收支平衡且略有結餘，年度結餘分別約為2.8萬元、9.3萬元、10.2萬元、4.9萬元（劉秉揚，1986），其他根據地亦是如此。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公糧收入是其重要收入來源，若以1938年公糧收入為100來計算，1940年則增長到195.07（魏宏運，2015：154）。但是隱憂也是深重的，即外援佔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以陝甘寧邊區為例，外援收入所佔的比重，1937年為77.2%，1938年為51.69%，1939年為85.79%，1940年為70.50%（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編寫組，1987：59）。一旦外援斷絕，各根據地無疑會陷入財政異常困難的局面。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國民政府開始拖延應發給八路軍、新四軍的經費。“皖南事變”後，形勢進一步惡化，首先是佔財政收入大部分的外援斷絕。不但國民政府停發了抗日軍餉，而且海內外進步人士的捐款基本斷絕。其次是國民黨對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不允許根據地的產品向外銷售。再次是日偽軍也不斷對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再加上華北各地的自然災害嚴重，導致根據地生產受到極大的破壞。1941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虧空達到567.2萬元（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1981：48），晉綏抗日根據地1941和1942年的財政虧空分別為13.5萬元、37.6萬元（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1986：7）。“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毛澤東，1991：892）。可見彼時各根據地經濟的窘迫狀態。
1941到1943年，不僅是19個抗日根據地的艱難歲月，也是根據地報刊的困難時期。由於根據地財政收入的大幅縮減，實行撥款制的黨報刊獲得的撥款非常有限，根據地的報刊如《解放日報》《大眾日報》《抗戰日報》《太嶽日報》等都陷入了經濟窘迫、物資短缺的困難境地。“報社人員生活十分簡樸，以小米飯為基本主食，平時一菜一飯；服裝統一發放，夏天的單衣變冬天的襯衣；報社辦公裝置極其簡單，一桌一凳一燈一筆，深夜工作也無夜餐供應；交通工具方面僅通訊員配有一匹馬向中央傳遞稿件和檔案，其他同志都是靠兩條腿，天南海北走四方”（新聞研究所中國報刊史研究室，1983）。
（二）財政困境下抗日根據地黨報業資金來源市場化的探索
面對財政困境，在大生產運動的推動下，“自己動手，發展生產”成為各根據地的指導方針，不僅公營工商業得到快速發展，帶有作坊性質的私營商業也發展了起來，報社資金來源市場化具備了可行性。以晉綏抗日根據地為例，在“發展商業，繁榮市場”以及“公私兼顧”的經濟政策推動下，至1941年12月，晉西北（河曲城關、巡鎮、保德東關、興縣城關、臨縣城關、磧口鎮、靜樂、婁煩）等8個比較繁榮的市鎮，商店總數達到1051家（劉欣，景佔魁，1993：135）。在這種背景下，依賴財政撥款的黨報刊在根據地財政入不敷出時，順勢就選擇了透過資金來源市場化來培育自我造血能力。例如《解放日報》成立了生產委員會，提出“既能辦好報紙，又可開展大生產運動”（王敬，嶽頌東，王鳳超，1998：80），具體的策略如下。
1. 提高報紙定價
1941至1943年是根據地經濟極端困難時期，物資奇缺，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上漲。以陝甘寧邊區為例，以1937年全年物價總指數為參考，1941年、1942年、1943年和1944年分別上漲約21倍、94倍、1181倍和5871倍（萬立明，2015），其他根據地亦如此。隨著日偽軍對晉綏抗日根據地實行嚴酷的經濟封鎖和經濟掠奪，尤其在1941年11月到1942年3月日軍推行的第三期“治安強化”運動中，成立了“經濟封鎖委員會”，嚴禁軍需日用和生產建設物資進入根據地（劉欣，景佔魁，1993：77-78），這是導致辦報的物資（如紙張、油墨）短缺，價格飛漲的重要原因。各根據地的報社不得不對報價進行調整。《抗戰日報》在1940年創刊時定價為“每份五分，每月四角，半年二元二角，全年四元”（抗戰日報，1940年9月18日）。隨著物價的上漲，《抗戰日報》不得不提高報價，到1943年3月，報價已從初創時的每份五分上漲到了每份五角（抗戰日報，1943年3月25日），上漲幅度十分明顯。無獨有偶，《晉察冀日報》也提高了報價。以1938年為基數，1942年辦報所需的紙張、油墨、煤油、德國膠等原材料價格上漲猛烈。其中紙張最高上漲了60倍，油墨上漲了50倍以上，煤油上漲了30倍以上，德國膠上漲了11倍。從1940年第324期到1945年1月5日第1659期，《晉察冀日報》的零售價從3分上漲到2元（邊幣），增長幅度約為66倍（李徐陽，2017：28）。通貨膨脹造成物價上漲，物價上漲推動辦報成本增加，根據地的這一舉措能夠避免虧損擴大。
2. 推動報紙發行
發行量不僅是報紙影響力的標誌，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黨報刊的收入。《解放日報》在委託新華書店進行外埠郵購的同時也在延安新市場口和文化溝兩處特設“賣報員”進行零售（李文，2017：187）。日偽軍“掃蕩”、國民黨查禁導致《晉察冀日報》發行量迅速減少，從1940年11月的21000份降到1942年11月的3250份。發行收入是報紙的一項重要收入。以1942年為例，《晉察冀日報》共發行約1750250份，以該年變動的報價進行計算，1942年全年發行收入約113425元，約佔到當年收入總額255335.20元的44.4%。為提升報紙的發行量，1941年5月5日，以報社發行科為基礎，在靈壽陳莊正式成立了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並設營業部、發行部，重點推銷《晉察冀日報》，至1945年，每期發行量由1942年11月的3250份增長為50000份（李金錚，2018）。《抗戰日報》為擴大發行量，曾於1941年下半年開展“徵求三千個基本訂戶”的活動，並給予訂戶打折優惠，規定“凡基本訂戶，一律以原定報價之九折優待，並保證按期將報送達”（《晉綏日報簡史》編委會，1992：129）。
3. 開展多元化經營
根據地眾多報社積極響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大力開展多元化經營以彌補報社的虧空，實現自給自足。如《解放日報》成立生產委員會興辦合作社，生產“清涼山牌”香菸；組織文化供應社，印製農業技術掛圖（胡太春，1999：142）。1943年12月20日，博古在《解放日報》編委會會議上指出，1943年報社的生產產值達到1900萬元，私人生產產值達300多萬元（嶽頌東，王鳳超，1984）。《抗戰日報》則抽調專職人員開辦合作社、運輸、紡織等專案，報社的多元化經營收入佔全年經費開支的31%，不僅改善了報社工作人員的生活條件，還減少了政府對報社經費的補助（《晉綏日報簡史》編委會，1992：22）。彼時西北各省菸葉供不應求，利潤極高。如中央直屬機關的菸草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僅佔種植總面積的2.57%，但收入卻佔種植總收入的39%（陝西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2006：527-530）。《晉察冀日報》先後創辦岳飛菸廠、澤東菸廠和雙劍菸廠（後併入裕中菸草公司），利用當地優質菸葉生產香菸，改善了報社的經濟狀況。根據地大部分報社都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多元化經營探索，尋求從多方面、多渠道拓展報社的資金來源。
4. 開展廣告經營
作為報社盈利的重要來源，廣告經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撥款的不足。因此，在財政困難時期創辦的《解放日報》在創刊之初就重視報紙的廣告創收，設定了廣告科，專門負責廣告業務。1941年5月17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本報廣告科啟示》，“本報為應各界需要，決定報頭兩旁及第二版最後半欄刊登廣告，並將廣告價目附後”（解放日報，1941年5月17日）。到1947年3月停刊前，《解放日報》對廣告價格進行了8次調整，共刊登了大小廣告5559條（王玉蓉，白貴，2003）。如1941年6月8日刊登的“光華商店邊區工業產品推銷部：提倡邊區土產，抵制敵偽仇貨，鼓勵向外輸出，發展工業經濟，爭取貿易平衡，穩定邊區物價。六月十五日正式開幕，價格特別低廉”（解放日報，1941年6月8日）。1942年《解放日報》全年廣告收入為18520元，但是面對《解放日報》高昂的成本，“每天平均需要花費六千元以上，一年花費約兩百多萬元”（解放日報，1943年1月26日），這點廣告收入還是顯得捉襟見肘。
1941年，《晉察冀日報》確立事業化營業方針，將報紙作為生產事業來經營，旨在減少對根據地財政的過度依賴。1941年《晉察冀日報》的辦報經費，包括印刷費、電料文稿費、日用費、公需費、津貼費、特費、雜損、折扣損失等共支出293626.04元。《晉察冀日報》努力拓展廣告空間，如在報紙的中縫登載商業以及新書廣告，每期廣告最高可收入2.7元（李徐陽，2017：47），如果全年都按照此收入計算的話，該年的廣告收入為756元。與高昂的辦報成本相比，這點收入顯得微不足道。因為《解放日報》《晉察冀日報》都在農村辦報，廣告資源有限，所以這些廣告收入只能為緩解辦報經費的不足作有限的貢獻。
除了透過擴大發行、提高報價、多元化運作、廣告經營來增加收入，報社還透過系列措施壓縮成本。以1942年的《晉察冀日報》為例，一是藉助嚴格的經濟制度壓縮開支。開年伊始報社即提出節約的種種規定、壓縮非生產開支的口號、限制開支範圍的要求。二是在精兵簡政下降低人員成本。7月，《晉察冀日報》開始精簡工作人員、合併機構。工作人員在半年內由530人縮減為270人，材料供給部併入出版發行部，三個印刷廠合併成一個廠（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1993：590）。在上述措施加持下，報社日用開支由每月7000元降為每月2000餘元。總而言之，透過資金來源市場化的探索，大部分報社逐步改善了窘迫的經濟狀況，在《抗戰日報》的經費來源中，來自黨和政府的撥款佔到了69%，來自自力更生組織生產所籌得的經費佔到了31%，其中機關從事生產的盈餘能夠彌補報社的虧空（胡太春，1999：145）。
三
1949-1950年：
新中國成立初期財政困境與
依靠黨報刊企業化經營拓展資金來源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財政困境的發展態勢
新中國成立伊始，財政困境主要源於兩個方面，一是連年戰爭使生產萎縮，物資匱乏，造成財政資源枯竭。二是國家財政支出急速增長，但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有限。從財政支出看，第一，戰爭仍在繼續，軍費約佔開支的80%（劉詩古，2020）；第二，保障軍政公教人員供給。到1950年，人民解放軍將達到500餘萬人，原有的行政公教人員加上收編的國民黨行政公教人員將達到300餘萬人，吃公家飯的人預計有900萬人（新華社，1950年1月11日）；第三，1949年遭遇1931年以來最嚴重的水災，受災面積廣，數以百萬計的災民需要救濟（劉詩古，2020）；第四，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和交通的建設費用數量龐大。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各解放區在工業上的投資約合細糧350萬公噸，交通事業的投資約合細糧150萬公噸，兩項合計約為500萬公噸（劉詩古，2020）。從財政收入看，老解放區公糧負擔已然十分沉重，新解放區政權在逐步建立中，公糧制度尚無法實行。財政收支缺口較大，赤字嚴重。1949年全國財政收入303億斤糧，財政支出567億斤糧，財政赤字264億斤糧，赤字佔支出的46.4%（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1999：6-7）。1950年國家財政支出為68.08億元，但財政收入僅有65.19億元，收支逆差達到2.89億元（財政辦公廳，1983：419）。
雪上加霜的是，隨著解放地區的不斷擴大，需要財政撥款的公、私營報社數量也在急速增加，但受彼時老百姓收入、消費意識的限制，自費訂閱報紙極少，大多是公費訂閱，這也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財政無力承擔時必然導致報社虧空，據彼時“《人民日報》等16家報紙的不完全統計，每年賠耗約5000萬斤小米”（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294）。除公營報紙外，公私合營和私營報紙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賠耗。據統計，1950年3月，全國私營報紙共58家，其中14家位於上海，由於報社“僧多粥少”，公營報紙、公私合營和私營報紙惡性競爭，雙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虧損，私營報紙如《大公報》和《文匯報》1950年的全年虧損額分別達到26.2億和39.1億。黨報的生存也受到來自私營報紙的威脅，如彼時經濟上尚屬於公私合營的黨報上海《解放日報》“賠累數字達到55億之巨”（鄭宇丹，2021：59）。
（二）財政困境下的報刊企業化經營
面對財政赤字，報業陷入困境，1949年12月，新聞總署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報紙經理會議。會議的任務是解決全國公、私營報紙的紙張與賠耗問題。該會議提出貫徹實行“企業化經營”方針的八大具體措施：1.全國一切公、私營報紙必須貫徹執行“企業化方針”。2.優先使用國產紙、減少紙張消耗。3.報紙價格稍高於紙張成本。4.郵（遞）發（行）合一。5.城市報紙應適當刊登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廣告，以增加收入。6.以企業化方針調整報社編制。7.做好會計工作，建立報表制度。8.報社內部實行民主化管理（杜慶雲，1987：7）。這八大措施要求條件好的公營報紙爭取自給，明確要求“廢除現在許多地方予求予取的單純報銷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a：294-295），實現自給自足。為貫徹執行報業“企業化經營”的方針，降低報社經費壓力，減少政府財政補貼，這一時期的全國報業開源節流，在廣告、報價、多元化經營與降低成本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
1. 開源的舉措
新中國成立初期，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的貫徹為報紙節約成本、拓展多渠道收入來源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和政策環境。
首先，重視招徠廣告。在“企業化經營”政策的推動下，許多報社著力開展廣告業務，廣告成為收入的重要來源。1950年9月《人民日報》刊登的《怎樣貫徹報紙經營企業化方針》指出廣告業務在報社增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廣告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例從1949年12月的9.24%上漲到1950年6月的19.28%，1950年上半年的廣告營收可彌補報社同期的印刷、編輯、管理、經營費用的64%，抵消了經營管理的大部分成本（馬健民，1950年9月27日）。如1950年5月1日第7版刊登了“胃可必舒”“五星啤酒”“八一通粉”“強生光感紙”“南京電照廠電工版整流管、日月牌燈泡”等廣告（人民日報，1950年5月1日）。《新華日報》的廣告營收在報社總收入中的佔比也從28%上升到42%（梁家祿，鍾紫，韓松，趙玉明，1984：514）。《皖南日報》1950年前6個月廣告收入就達到7180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約7180元），佔同期報社總營收的20.8%，相較於1949年後4個月的廣告營收增加了5倍（安徽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1998：369-382）。
其次，適當調整報價。報紙定價的升降是報社依據經濟形勢以及報社實際所進行的市場化調整。《河南日報》為緩解報社的經濟壓力，應對經費來源不足等問題，在1949到1951年三年間進行過6次漲價，從1949年7月的每份50元漲到1951年7月的每份650元（河南日報報業集團，2009：1-49）。《人民日報》對報紙價格也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從1949年6月的每份50元上漲到1950年4月的每份900元。漲價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報社的經濟壓力。
再次，開展多元化經營。為增加報社收入，許多報社自辦或與其他單位合作開展了多元化經營。如《河北日報》創辦了織染廠、豬鬃廠、公益機米廠、承印所、門市部等，以廠養報，開展副業以實現創收。《四川日報》印刷廠也面向社會拓展印刷業務，大力招攬客戶，使得收入結構多元化，在實現報社自給自足之外，還有盈餘（陳國權，2018）。山東大眾日報社以副養報，透過開辦生產、消費合作社以及向剛剛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販運糧食、煤炭、棉花等緊俏物資的方式，積極探索增加經濟收入的門路（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1993：385）。
2. 節流的做法
首先，實行“郵（遞）發（行）合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報社的發行工作有全部交由郵局負責、郵局和私營派報業共同發行、郵局、私營派報業和報社共同發行、報社個體分散發行4種方式，但由於彼時條件的限制，報社的發行渠道並不暢通，表現為發行速度慢、發行面不廣、發行量低。為解決報紙發行難、負擔重的問題，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新聞總署釋出了《關於郵電局發行報紙暫行辦法》，規定全國各地郵電局應與報社密切聯絡，將報紙發行作為其主要業務之一，同時郵電局要將預收報費預繳到報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b：32-36）。這些舉措一方面能夠降低報紙發行成本，緩解報業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在提升報紙發行量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報社的收入。例如《人民日報》在1950年3月30日移交郵發前，發行量共有92832份，且地區分佈極不均勻；實行“郵發合一”後，由於郵局點多面廣，報紙發行量迅速攀升，到1950年底達到了19萬份（王曉嵐，2009：265）。
其次，試行獨立的經濟核算，緊縮編制來壓縮成本。一是試行獨立經濟核算制度。該制度不僅可以使報社獲得更大的經營空間，激發報社員工的積極主動性，增加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夠推動新技術的應用，提升勞動生產率，節約辦報物資，從而實現盈利的目的。《黑龍江日報》在1949年6月至11月的半年間虧損了518.3萬元（東北流通券），全部由省政府撥款補貼。1950年試行經濟核算後，報社經營收入逐年增加，1954年至1965年營收達到100萬至200萬元之間，除1957年僅盈利4.9萬元，其餘年總盈利在14萬至41萬元之間（黑龍江日報報業集團，2005：262）。山東大眾日報社在建立了獨立的經濟核算制後，成為自負盈虧的獨立經濟企業。其到1950年底實現自給有餘，成為華東和全國所有報紙中第一家實現經濟自給，不要政府財政補貼的報紙（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1993：385）。二是對報社人員實行了緊縮編制的辦法，以節省報社的執行成本。1950年4月25日，新聞總署釋出《關於省市區新聞機關員額暫行編制的決定》，詳細規定了各省市公營報紙的編制員額：對開四版的報紙，人員限制為83-115人；四開六版的限制為61-85人；四開四版的限制為44-65人；如報社須收譯新華社電訊，可增加12-14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b：72）。這個決定要求各新聞機構按照規定對工作人員進行整編，厲行精簡節約，逐步改變對政府定額補貼的依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b：70-72）。上海《解放日報》1950年3月底，全社職工777人（龍偉，2022：36），如果能壓縮到129人，根據這一時期該報平均每人每月的薪資約為185折實單位，每月則可節省119880折實單位。又如《天津日報》1950年6月的工作人員數量比1949年10月減少了24.8%，報社的工資支出也減少了18.6%（寧啟文，2001）。
在政策的推動下，全國各地報紙的經濟狀況開始出現好轉，到1950年8月，已有33家公私營報紙能夠做到自給自足。“北京的《人民日報》，華北的《天津日報》、《河北日報》、《山西日報》、《察哈爾日報》、《石家莊日報》、《進步日報》（私營）、《新民報》（私營），華東的《大眾日報》和《福建日報》，中南的《河南日報》《新湖南報》等已經做到全部自給而有盈餘。其他各地報紙也已逐步縮小賠耗數字，開始大部分自給”（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b：20）。1950年9月，中宣部發布《關於報紙實行企業化經營情況的通報》，認為“企業化經營報紙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可以實現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b：20-21）。
四
1979-1982年：
改革開放初期的財政困境與
黨報刊藉助產業化擴大資金來源
（一）改革開放初期財政困境的發展態勢
自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我國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企業生產出的產品由國營企業包銷，企業自主權逐步消失，企業間的競爭也在逐步消減，於是廣告的存在價值不斷下降，報業廣告市場自然急速萎縮。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財政撥款成為報社賴以生存的主要資金來源，報業執行了20餘年“辦報靠黨委，花錢找財政，物資憑計劃，價格有指令”的運作機制。即使少數大報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能夠透過發行收入實現日常收支的基本平衡，員工工資、技術裝置等，仍需國家撥款（張志安，2003）。
改革之初，中央財政困境持續時間長且財政赤字數額大，“1979年170.67億元，1980年127.5億元，1981年25.51億元，1982年29.34億元，四年共353億元赤字”（項懷誠，1983）。造成財政赤字的原因有二：一是1978年下半年，簽訂了22個大型專案，裝置陸續到貨，需要大量外匯，財政還本付息的壓力陡然增大。二是政府為解決文革遺留問題，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係，福利和補貼增長過快，諸如提高部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減輕農村部分稅收負擔、安排城鎮就業等改善人民生活的支出，1979到1981年共1400多億元（金鑫，1983）。
在財政入不敷出之下，報紙的數量卻劇增且辦報成本不斷增加。第一，報紙數量劇增。1978年後一系列推動新聞事業發展的政策給了報業更大的生存空間，允許創辦新的意識形態色彩淡薄而生活性、娛樂、服務色彩濃厚的報紙（黃升民，丁俊傑，1997：29）。尤其在始自1980年的財政“分灶”體制的推動下，地方政府與廳局創辦報紙的積極性得到調動，都試圖到廣告市場上分一杯羹，於是各種黨報、物件性報紙、專業性報紙得以大量創辦。據1986年《全國報紙基本情況調查》，自1980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1日，我國共創辦了1008家報紙，平均不到兩天就有一家報紙問世（周文華，1986）。1978年我國有報紙186種，1980年為361種，1981年為476種，到1982年則升至659種（劉家林，2010：1）。第二，新聞生產的物質成本上升。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紙張、油墨、技術裝置等不再由國家統一調撥，而是進入市場配置，造成報社運營成本飆升。以一般佔報社成本60-70%的新聞紙為例，其價格在1980年每噸為730元，隨後進入上升通道，1985年上升至1100元（邵培仁，劉強，1998：57）。第三，“郵發合一”制度下穩定的發行費率不復存在，報紙的發行費率也走向市場化，逐年提高。第四，其他開支也在攀升，編輯記者的工資、獎金、津貼以及差旅費、稿費等均急速上升。由於報紙數量及辦報成本飆升，使得本來就少的財政撥款顯得更加“杯水車薪”。因為資金不足，“職工生活困難，人才流失嚴重”（耿堃，朱霖，2018：174）。
（二）財政困境下藉助報業產業化探索資金來源市場化
在財政困境格局下，黨和政府不得不批准和推出一系列放松管制的政策。首先是1978年底財政部批准的《人民日報》同其他8家首都新聞媒體提出的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報告，允許報社透過適度的自主經營獲得經濟收入以彌補財政補貼的不足。1979年4月，財政部發布《關於報社試行企業基金的實施辦法》，在明確報社屬於宣傳事業單位的基礎上，在全國推廣企業化管理。5月14日，中宣部發文肯定了上海新聞媒體恢復廣告的做法。11月，中宣部頒佈了《關於報刊、廣播、電視臺刊登和播放外國商品廣告的通知》提出：“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更好地開展外商廣告業務”（許俊基，2005：235）。有了政策支援與報業內在驅動力，報業產業化程序也由此拉開了序幕。所謂“媒介產業化，從宏觀活動的空間角度來看，是‘市場化’，媒介作為社會的一員，參與社會分工和交換；從微觀活動的角度來看，是‘企業化’，以利益最大化作為追求目標與行為指標”（黃升民，丁俊傑，1997：代序）。簡單而言，就是外部的市場化與內部的企業化。報業的“外部市場化”主要表現為廣告與挖掘資源進行相關多元化經營探索等方面；“內部企業化”則表現為執行體制與執行機制的變革。據一項對1985年3月1日之前全國報業的調查顯示，報業產業化已使“約114家報紙達到收支平衡或略有盈餘”（文水，1986）。
1. 報業外部市場化的探索
首先，商業廣告得以恢復。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紅利加持下的中國經濟快速發展，1979年到1982年GDP的年度增長率分別為7.6%、7.8%、5.1%和9.0%，廣告市場逐步復甦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天津日報》於1979年1月4日率先刊登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則商業廣告，題為《天津牙膏主要產品介紹》；1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也刊登了兩條通欄廣告；3月15日，《文匯報》刊登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例外商廣告“瑞士雷達表”；《解放日報》在恢復廣告業務的第一年廣告收入達到20多萬元，1982年躍升到256萬元（馬光仁，2001：539）。廣告經營讓《天津日報》“迅速擺脫了貧困，短短兩三年，修舊房1萬平方米，建新房6000平方米，在全市率先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條件”（李雅民，2009）。到1983年全國各級報紙均不同程度地恢復了廣告經營，全年累積的報紙營業額為0.73億元（高春景，2007：34），1984年的增長率為61.9%，達到1.19億元，1985年的增長率為85.5%，達到2.20億元（唐緒軍，1999：114）。
其次，利用自身資源或整合資源進行相關多元化經營。面對財政補貼的不足，報業不得不啟用自身的人才、資訊、印刷等資源，進行多元化經營的探索。一是利用印刷廠，在保證本報按時出版的基礎上，積極承攬出版業務，“以廠養報”，即使用印刷廠的利潤來彌補財政補貼的不足。1980年起，人民日報社印刷廠在完成本社4張報紙和1個刊物的印刷任務後，還承印社外30多種大型報刊（胡太春，1999：176）。二是出版附屬報紙或雜誌。據1985年初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有“125家報社辦有下屬報，83家報社辦有雜誌”（文水，1986）。最典型的是利用報社作為資訊樞紐的優勢創辦文摘類報紙，比如1980年1月《解放日報》創辦了《報刊文摘》（方漢奇，2018：1007），1982年10月《福建日報》的《每週文摘》創刊（方漢奇，2018：1045）。還有整合相關資源，共同開發市場的探索，如廣州日報與廣州體委聯合創辦了《足球報》（方漢奇，2018：1009），1980年河北日報與河北供銷社聯合創辦了《農家樂》（方漢奇，2018：1038）。三是輸出智力資源，進行新聞培訓。1980年9月，山西日報社、太原日報社和太原市廣播事業局聯合主辦的山西業餘新聞學院開班授課。1988年，新聞出版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臺《關於報社、期刊社、出版社開展有償服務和經營活動的暫行辦法》，報業的多元化經營獲得政策保障。據新聞出版署1988年對北京等地175家報社的調查統計顯示，已經開展多種經營的有95家，佔54.3%；正在籌備開展各種經營活動的報社有6家，佔3.4%。開展多種經營活動的報社，大部分都扭虧為盈，甚至有較好的盈利（徐寶成，1989）。報業多元化經營的探索雖然也埋下了報社主業與多元化本末倒置、盲目擴張缺乏整合能力等隱患，但在當時一方面緩解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也使部分報社扭虧為盈甚至略有盈餘。
再次，提高發行量獲得更多的發行收入。在1992年報紙掀起以增加廣告收入為目標的擴版熱潮之前，發行量的上升可以為報社帶來更多的收入。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郵發合一”制度，發行費率固定為報紙定價的25%，向商品經濟轉型的80年代，郵電部門以信函業務的收入來彌補報刊發行虧損的模式難以為繼，“據統計，僅1980年全國郵政淨賠報刊發行虧損的金額，達6920萬元”（徐平，1986）。在郵電部門調高發行費率使報紙經營成本劇增的背景下，1985年，《洛陽日報》敢為人先，成為自辦發行的探索者。“郵局發行時的最高發行量為6萬份，改為自辦發行後當年發行量上升到8萬份，1986年已超10萬份”（徐平，1986）。不僅如此，與郵局發行相比，自辦發行“每份節約費用8至9釐，按平均發行量6萬份計算，全年可節約發行費14.4萬多”（王天林，1985），發行量越大，節約的發行費越多，發行的收益越高。1988年，《天津日報》成為全國第一個“吃螃蟹”的省委機關報。到1991年，全國計劃單列市和寧、藏、滇以外的所有省會城市的黨委機關報實行了自辦發行（吳廷俊，2011：176）。
2. 報社內部企業化的推進
經營上的突破要求一定的執行體制與機制的跟進來鞏固經營的成果。首先為自負盈虧的報社出現。從1980年到1985年有16個省市創辦了40家獨立核算、集體自負盈虧的知識性、服務性報紙。其次為財政體制的探索。1980年5月，中央批准了人民日報社實行“財政包乾”（胡太春，1999：175）。1983年初，經陝西省財政部門同意，陝西日報社對國家承包，全年國家給紙張差價補貼80萬元，超虧不補，減虧全留。報社內部也實施經濟承包責任制，印刷廠包利潤；編輯、行政部門包支出。經濟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報社經濟效益比上年增加17%，減虧50多萬元；1984年，在國家紙張補貼降低到60萬元的情況下，比1983年又增加23.3%，實現扭虧為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5：95）。最後為執行機制的再造。1980年12月，吉林日報實行編採分家，把一、二、三版編輯集中於總編室，全面負責編輯、出版工作。透過執行機制的改革提升編輯部門的效率（方漢奇，2018：1025）。1981年，中國青年報透過分配製度改革激發報社職工提升報紙的發行數量，取得了顯著成效（陳崇山，1981）。透過執行體制與機制的改革，提升報社的運轉效率，間接推動報社的創收。
五
結語
本文梳理了黨報業在財政困境下的資金來源市場化的因應，認為財政困境要求黨或政府壓縮黨報業的財政撥款，一旦令黨報刊的資金來源難以為繼時，會逼迫報業在資金困境中尋求資金來源市場化的破解之道。縱覽這一歷史程序，有四點發現：
一是黨報業的三次市場化資金探索始終遵循著“政府補貼不足，探索新的資金來源”的邏輯，資金的鐘擺從撥款制向市場化移動以擺脫報業的經濟困境，改善報社的生存狀況。二是報業資金來源市場化的延續與否與其生存環境緊密相連。文中前兩次資金來源市場化的探索都是緩解財政困難的權宜性手段，是黨或政府面對財政困境的“自上而下”應激性反應，並未建立在對報業經濟屬性深度認知的基礎上，其市場化資金探索的空間也是逼仄的，所以前兩次報業資金來源市場化的探索在黨或政府財政狀況好轉後就再次回到撥款制。第三次財政困境中，《人民日報》等首都八家報社申請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是黨和政府與報業“上下合作”共同推動的市場化改革，與時代的改革方向一致，所以其資金來源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延續至今。三是在黨報業資金來源演變過程中，黨或政府自始至終扮演著發動者、決策者、組織調控者的角色，主導著黨報業資金來源的整體方向，是影響黨報業資金來源變遷的動力之源。四是這三次市場化因應雖然發生的時間與影響的範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資金來源的內部結構亦不相同，但前一次市場化探索為之後的實踐提供了有價值的歷史經驗。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7期。
本期執編/任卓倫
訂閱資訊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也可透過下方二維碼或網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進入國際新聞界微店，購買當期雜誌和過刊。
您還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進入官網下載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