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本文章為薩沙原創，謝絕任何媒體轉載
葡澳政府軍警開槍射殺抗議群眾8人：1966年12月3日：澳門群眾與警方爆發嚴重警民衝突，隨後演變為反對澳葡政府的大規模動亂，造成至少8人死亡，200餘人受傷。
澳門同香港一樣都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情況卻有很大區別。
澳門經濟無法同香港相比，香港人多認為澳門只是一個大縣城。
為什麼會這樣？
同葡萄牙人的管理有關係。
葡萄牙帝國的強大輝煌，是15世紀大航海時代的事情了。
到16世紀，葡萄牙就衰敗為歐洲二三流國家。
到了18世紀法國大革命以後，葡萄牙更是淪落為歐洲三四流的小國，國土曾被法國完全佔領，王室倉皇逃到巴西。
葡萄牙一蹶不振，尤其巴西獨立以後該國更是衰敗。
葡萄牙混的這麼慘，主要還是本土面積太小，僅有9萬平方公里，還沒有江蘇省大。
該國僅有西部沿海地區為平原，其他地區都是山地和丘陵，自然環境不佳。
葡萄牙人也沒有好好建設殖民地，除了巴西以外，他只在非洲控制了幾個較大的國家，其餘在美洲和亞洲殖民地都非常小，大多是一些商貿港口城市。
隨著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崛起，葡萄牙這些殖民地都丟掉了，尤其在巴西獨立後更是一塌糊塗。
到了1910年，葡萄牙封建王朝被推翻，葡萄牙共和國建立。
然而，葡萄牙共和國被認為是西歐最混亂、最低效的國家之一。
從1910年到1926年，葡萄牙政局動盪，連續更換了45屆政府，平均一年三次。
這段時期葡萄牙幾乎是無政府狀態，亂到無以復加的局面：“持續的無政府狀態、政府腐敗、暴動和搶劫、暗殺、任意監禁和宗教迫害”“ 在1920年至1925年間，有325枚炸彈在里斯本街頭爆炸。英國外交官喬治·倫德爾爵士表示，他無法用“政治圖景”來形容這件事，只能說它是可悲的……”
在這一時期，歐洲人提到葡萄牙，就意味著“一個被殘暴，破產，骯髒，疾病和貧窮所充斥的地方。”
從1926年開始，葡萄牙建立軍政府，從1928年開始進入安東尼奧·薩拉查獨裁時期，長達40年，直到此人中風癱瘓為止。
財政部長出身的薩拉查雖然結束了葡萄牙混亂局面，也沒有涉足二戰，然而卻維持低效的專制統治。
1960年，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僅為歐洲共同體（EC-12）平均水平的38%。
薩拉查下臺後的10多年，葡萄牙又陷入混亂期。
直到1986年，葡萄牙才建立民主化的文官政府，穩定了政局。葡萄牙也是西歐國家中建立民主制度最遲的國家。
可惜，葡萄牙的發展很落後。該國雖被認定為發達國家，卻是發達國家中收入最低的一個。
該國農業水平一般，工業水平則很低，基本沒有高科技工業，國內依靠旅遊業維持大約20%的GDP。
所以時至今日，歐盟成員國僅有東歐的窮國保加利亞、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希臘五國人均收入低於葡萄牙。
自己國家尚且建設成這樣，澳門的衰敗就可想而知。
相比英國人全力建設香港，葡萄牙人在澳門則是得過且過。
澳門歷史上最賺錢的生意，就是黃賭博。
葡萄牙在1851和1864年分別佔領氹仔和路環兩島，正式確立了澳門的地盤。
然而，早在1851年澳門就開始大搞色情業，還是政府出面公開的搞。
1851年，澳門政府制定了第一個娼妓管理行政法規，要求妓女必須到政府登記，限定賣淫的區域，妓女必須進行定期醫療檢查等。
澳門政府從此公開允許色情業的存在，還將妓女分為三個等級，妓院妓女、獨自賣淫妓女、船上妓女。
公開管理目的自然是為了錢，澳門政府從此公開向妓女收稅，成為政府主要財政來源之一。
早在1851年時期，除了妓院必須大量納稅以外，即便是獨自賣淫的妓女，每年要交單20到30元，這個數字在當年算很多了。
在這之前的清政府統治澳門時期，一再禁止當地的中國婦女賣淫，違者會被嚴懲。
在政府縱容下，澳門色情業異常發達。在抗戰前的上世紀三十年代，澳門紅燈區被譽為東亞一流色情區。
作為另一個有名賣淫區的香港石塘嘴，也不能同澳門相比。
小小的澳門，就有大小妓院就有一百多家，妓女至少有千人之多，“濠江風月”赫赫有名。
黃賭毒是不分家的。
澳門的賭博業也有很多年的歷史。
早在1847年，澳門就開始了合法的賭博行業。到了1851年，澳門政府幹脆直接頒佈賭博牌照，允許合法開辦賭場。
一水之隔的香港，港英政府雖在1867年允許合法賭博，卻在各界強烈抗議下在1871年就禁止公開賭博。香港有識之士認為，公開的賭博雖可以獲得很多稅收，卻嚴重影響社會風氣、降低社會治安、造成大量賭客家破人亡，是地地道道的撈偏門。
所以，香港雖有很多黑社會控制的地下賭場，始終沒有公開的大型賭場存在。
澳門的賭博業則火紅了200年，全盛時期竟然有200多家賭場。
賭場日進斗金，各大巨頭都試圖分一筆。
1930年，豪興公司以每年八十萬澳門元賭稅投得經營權，開設中國式賭博專案。到1937年高可寧、傅老榕組成泰興娛樂總公司以每年一百八十萬元賭稅投得賭權，並於新馬路的中央酒店（現新中央酒店）六樓開設賭場。至港資背景為主的霍英東、何鴻燊、葉漢、葉德利合組的財團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於1961年10月投得賭權並由此壟斷控制逾四十年。
澳門政府透過賭博撈錢很多，然而慘劇也是不斷。
且不談其他方面，每年都有不少賭客在澳門自殺。
遠的也不說，2024年8月，就有一個香港中年男人在澳門路氹一家賭場酒店上吊而死。
類似的新聞，每年都有不少，要多慘就有多慘。
比如2016年，32歲北京富二代拿著菜刀要殺死父親，結果殺人未遂被捕。
殺人原因不復雜，這個富二代在4年內在澳門賭博輸了2000萬鉅款，父母被迫將生意和房產全部變賣還債。由於兒子不能戒賭，母親覺得未來沒有希望，服毒自盡。母親死後，父親斷絕和兒子關係，不再為他償還新的賭債。這個富二代藉口母親是被父親逼死，竟然拿著菜刀去弒父，萬幸是沒有成功。
說實在的，賭場造成別人家破人亡，賺這種錢屬於地地道道的傷天害理，是一種斷子絕孫的錢。
至於澳門的毒品問題，同樣很嚴重。
早在鴉片戰爭時期，澳門就是對中國大陸走私鴉片的一個重要據點。澳門政府意識到販毒是一個大生意，很快也將鴉片生意當作自主貿易。
除了走私鴉片以外，澳門到處都是鴉片館。在澳門吸食鴉片不違法，當地民眾抽大煙者相當多。
在1892年，澳門吸毒居民接近1萬人。要知道，當時澳門人口只有六七萬人，婦女的人數高於男性（很多是葡萄牙或者華商的家眷）。這麼算起來，澳門成年男性抽大煙的比率非常驚人。
那麼，澳門的黃賭毒又讓當地居民富裕起來嗎？
答案是否定的。
這些撈偏門的錢轉化為財政收入，被澳門政府、葡萄牙大商人和當地的華人豪強家族瓜分。
澳門老百姓仍然貧窮，還深受其害。
以吸毒為例，他們每天平均要吸食2到3錢鴉片，毒癮大的則要每天6到8錢甚至更多。
這麼算下來，澳門的吸毒者每月要吸食鴉片6到9兩之多。對澳門的普通家庭來說，全家人一年收入還不夠男主人吸毒。家中只要有人吸毒，基本也是家破人亡，一貧如洗。。
而澳門正式禁止鴉片，還是二戰後1946年的事情。
然而，澳門民間仍然有很多地下煙館，當時不少香港的老年癮君子都去澳門抽大煙。
一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澳門的地下鴉片煙館才絕跡，這是因為新型毒品海洛因佔據了市場。
上面也說了，自古黃賭毒是不分家的。
澳門的賭場、色情業，必然會同毒品掛鉤。
在2024年10月，澳門抓獲一名入境的臺灣男子，搜出重達11公斤的病毒，價值人民幣3000多萬元。這個男子承認，自己得到1萬元負責運輸毒品。
時間到了60年代，相比香港經濟飛速發展，澳門經濟則死氣沉沉。
受到香港自由貿易港的衝擊，澳門的對外貿易完全衰落，以往依靠鴉片貿易賺錢也不可能。至於澳門傳統的漁業和三大手工業（神香、火柴和爆竹）都是低收入行業，澳門老百姓連基本溫飽也難以維持。
其中，搞爆竹生意還經常引起災難。
這種爆竹家庭作坊是非常危險的，經常一次爆炸就殺光全家的人。
讓人無語的是，此時澳門的經濟支柱都是偏門。
除了汙穢的色情業以外，澳門政府財政主要依靠賭博業。澳門賭博業為政府，提供了百分之二十幾的財政收入！
這些賭博業基本都是各種黑社會控制，互相之間使用暴力手段爭權奪利。而大量賭客來到澳門後狂嫖濫賭吸毒，期間有眾多犯法犯罪的案件，自殺自殘更是家常便飯，已經變成了一座藏汙納垢的城市。
整個五六十年代，澳門經濟發展停滯，官僚系統高度腐敗且等級分明。
澳門政府被認為是亞洲最腐敗的政府之一，政府各級官員同奸商、黑幫勾結，包庇各種違法生意。
辦任何事情都要向官員行賄，尚且辦事緩慢混亂。警察和司法系統是腐敗重災區，很多警察不是黑警那麼簡單，直接就是各種黑幫成員。司法系統更是毫無公證可言，根據原告被告行賄數量多少宣判。
葡萄牙國家安全警備總署在事件發生後撰寫的報告中，形容澳葡政府“道德極為淪喪，警察和公共部門腐敗，軍隊得過且過，無所事事”。
除了政府腐敗低效以外，澳門的階級壓迫比其他地方還要厲害。
掌握澳門大權的是本土葡萄牙官員，而在世代居住在澳門的土生葡萄牙人則只能從事中低階公務員，永遠無法爬到高層，受到鄙視。這些本都葡萄牙人則以十倍態度鄙視和粗暴對待當地華人。
為啥？無論土洋葡萄牙人在澳門都掌握著一定特權，這是華人做不到的。
最倒黴的是澳門底層華人，他們被高層華人歧視，處於鄙視鏈的最低端。這些華人生活非常艱難，還在任何地方遭到歧視，普遍存在很大的不滿情緒。
這四個不同的澳門階層，互相基本沒有任何交集，也不來往，導致澳門出現非常嚴重的族群割裂。
以澳門底層華人來說，他們根本不瞭解母國葡萄牙是什麼樣子，絲毫不瞭解葡萄牙人的文化和傳統。
這種情況下，族群的衝突無法避免。
在1966年11月，澳門離島氹仔的教育配套極差，學校規模太小，不能容納全部的學生。
很多工人家庭發現孩子無法上學，就向澳門政府請求擴大小學規模。
澳門政府對此熟視無睹，試圖藉此榨取工人們的行賄款。
工人們本來就是底層老百姓，哪裡有什麼錢去行賄，導致工程遲遲不能進行。在連續24次申請和交涉無果後，工人們忍無可忍決定先斬後奏，也就是先擴建學校，同時進行申請。
海島市行政局代局長晏德地，發現工人們自行擴建學校，立即派遣警察去鎮壓。
這是涉及到工人們切身利益的事情，他們當然不願意退讓。
澳門警察就強行拆除和抓人，引起了公憤。到了這個地步，工人們還是願意和平解決的，因此派出5個代表同晏德地談判。
沒想到，這竟然是一場誘捕。
工人代表之一的阮子榮回憶：我們五人踏進市政廳後，被知會由代局長與各人單獨見面。我是第一個與他見面的。當時代局長坐在大班椅上，雙腿放到桌子上，一副傲慢瀟灑的樣子，我一進去便立即與他理論，突然有兩名警察從房門兩側走出來，把我挾持住並帶我到房門外。我的其餘四名工友亦不知所蹤。
在我步出市政廳的時候，發現氹仔已實行戒嚴，那條告利雅施利華街的兩旁排滿了警察。那次戒嚴，有十多名氹仔居民被打傷送到醫院。
不久後工聯會發現我們五位代表失蹤，便派人四處找尋我們，並在商會里商討及尋求協助。
我被警察押到海島市政廳對面的碼頭，才發現其他四名工友早就被押到船上。我們齊集後，便被押送到澳門，於一號碼頭上岸。那時天色已黑，他們上岸後便帶我們換乘“豬籠車”來到監獄。到達囚室後，見到其中一位囚犯，我們是認識的，那位囚犯非常關心我們，說：“需要吃一點食物嗎？”然而我們沒有心情吃東西，只要了一點水。
到了當晚九時左右，突然又有人把我們押上車，送到司法處，於那兒讓我們辦了一點手續，如拍照、打指紋等。
現在想起也好笑，我們每辦一項手續的時候，都會吵鬧一番，因為當時我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所犯何罪。辦完手續後，我們又被押回監獄中。
翌日早上，於司法處的小法庭開審。法官的名字我已忘記了，只記得當時見到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坐在一旁。開始時檢察官以葡語宣讀檔案，法官決定判處我們五位代表兩個月的有期徒刑，以緩刑執行。我們感到憤怒的是，當時司法處並沒有把那份檔案翻譯成中文給我們看。當法官宣讀完判詞後，司法處的人員便離開小法庭，而我們五位代表當然立即舉手提出反對，崔德祺便對我們說：“不用再說，沒事了！”
我們當時被司法處罰了六十元作為堂費（審判時所需費用）。我們當然不甘心，崔德祺替我們交款後，便帶領我們回到工聯。
在工人代表們被誘捕的同時，警察使用武力強行拆除，同工人們發生了打鬥。一場群毆導致24人受傷，其中2名工人被打成重傷，不治而亡。
此事引起了包括《澳門日報》在內多家媒體的報道，引起了澳門底層華人群體的普遍憤怒。
澳門政府藉口煽動罪，逮捕了《澳門日報》記者。
這些種種火上澆油的行為，引起了澳門底層華人群體強烈不滿，多年的怒火被點燃了。
此時，澳門華人界精英發現了暴亂的苗頭，試圖緩解矛盾。澳門華人社群領袖的何賢曾拜會護理總督施維納，請求他謹慎處理事件，施維納以強硬的態度回絕對方的勸導。
1966年11月18日，氹仔居民提出“懲兇、不要阻撓辦學、傷者獲得賠償、撤銷入獄20天之判案並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共五項要求。
11月25日，新任總督嘉樂庇到達澳門，在29日下午接見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一事上動用警察屬於處理失當。他承諾將成立一個由官方和民間中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事件。
搞笑的是，這個所謂的調查委員會遲遲沒有組建。
於是，民眾還是每天在澳門總督府門口抗議。
到了12月3日，雙方終於再次發生衝突。一些民眾衝入澳門總督府抗議，推翻了警車。
警察們用警棍對抗議群眾進行毆打，唯恐再搞出人命轉而用防暴水車驅散。
聽說警察又打人，無數群眾開始在總督府門口集中。
下午3點後，群眾摧毀位於議事亭前地、在關閘事件中帶領葡萄牙士兵佔領關閘的美士基打的紀念雕像，又破壞葡萄牙早期航海探險家歐維士的石像，市政廳和位於仁慈堂大樓地下的公證署也遭衝擊。
此時的群眾行為，已經逐步演化為暴力衝突！
下午4點多，群眾衝擊澳門警廳，警廳立刻關上鐵門。群眾們隨後衝撞大門，警察立即釋放催淚彈，發現效果不佳後直接開槍掃射。
群眾們做夢也沒想到警察會開槍，頓時有很多人中彈，有2人當場被打死，倖存者迅速逃散！
總督在傍晚6時頒令戒嚴、實行宵禁，違者格殺勿論。
很多群眾沒有及時收到宵禁令，當晚仍在街上示威。
此時的澳門軍警毫不手軟，對準群眾胡亂開槍，晚上和第二天白天又打死多人。
這幾天內共有8名群眾中彈而死，另有212人受傷，還有62人被抓捕。
當地媒體報道，一些警察以開槍射殺為樂趣，甚至對準在樓上伸頭看熱鬧的群眾開槍，導致出現傷亡。
此時葡萄牙還是獨裁專制統治時期，澳葡政府立即進行實施新聞封鎖，澳門葡文報刊被禁，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的報章也被下令禁止報道事件。
澳門的葡萄牙人唯恐繼續暴亂，一部分逃到香港，一部分逃入當地葡萄牙軍營。
中國大陸唯恐暴亂殃及自己，在邊境增加了軍隊。
此次澳門的群眾事件，被中國大陸認定為工人群眾運動，被帝國主義殖民政府殘忍鎮壓，必須進行支援：1966年12月10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與澳門親北京社團向澳督嘉樂庇提出包括“立即向澳門同胞當面認罪和籤具認罪書”在內的六項要求，親北京社團也向嘉樂庇致抗議書提出類似要求。會面後翌日，嘉樂庇向葡萄牙殖民地部發出電報，“他（何賢）還告訴我已經有一萬個紅衛兵集結在澳門附近，而陸軍總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軍集結在關閘附近。海軍方面則通知，有4艘中國軍艦進入了澳門水域。”
澳門群眾更是憤怒，要求展開全面罷工、罷市：執行“三不”政策，“不向澳門政府繳納一切稅項”、“不售賣物品給澳門政府及其官員”、“一律不為葡萄牙官兵提供服務”。
澳門出現的嚴重暴亂，民眾的聚眾反抗，以及中國大陸的強硬態度，引起了葡萄牙政府的恐慌。
葡萄牙政府拒絕讓澳門總督公開道歉，還是在12月12日表示完全接受澳門民眾以及中國大陸提出的要求。
1月27日，澳門政府發表宣告：“此次事件的死難者遺屬、受傷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種損失的受害者，以及全體澳門中國居民認罪、賠禮，並表示深切的歉意”，又全部接受澳門中國居民代表所提的6項要求，以及承擔死難者的全部喪葬費和撫卹費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損失，合共澳門幣2,058,424元。
1月28日，澳葡政府簽署《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由澳葡政府代表送到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在梁培、何賢、馬萬祺與譚立明等13個當中斡旋的華人代表見證下，一二·三事件方告一段落。涉及氹仔事件的護督、行政官員及鎮壓民眾的官員，先後離開澳門。
此次事件後，澳門華人地位有所提高，葡萄牙人的勢力大為削弱。
到了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歸還澳門的要求。
中國還在文革的混亂時期，自顧不暇，沒有接受這個提議。
此後澳門政府更是得過且過，澳門逐步轉變為幾大家族管理，局面依舊混亂。
以黑社會問題為例，澳門黑社會在隨後幾十年坐大，完全成為澳門第二政府。80年代，黑社會幾乎是公開在澳門活動，到了90年代更是成為燎原之勢。
90年代澳門出現了幾十起街頭仇殺案件，沒有一起被偵破。
澳門14K的頭目尹國駒，在助手石永祥被敵對黑幫亂槍打死後，竟然派小弟用AK47掃射澳門著名的新世紀酒店。
此次暴行，造成多名保安及外國遊客受傷。這件事可以說是震驚全球。當年，有不少國家將澳門列為危險區，併發出旅遊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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