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些西方媒體和撰稿人而言，遇到什麼壞事，不管是啥原因造成的，套個公式，說是中國造成的就可以了！簡直荒唐至極！
近日，韓國版“權力的遊戲”成為全球熱點。12月3日，韓國總統宣佈實施“緊急戒嚴”，並動用軍方力量企圖徹底控制國會，將李在明領導的反對派陣營徹底解散。殊不知，由於各方行動不力，這場鬧劇僅持續6個小時就告終結，還令韓國陷入巨大政治動盪之中。雖然說這是韓國的內政，和中國一點關係沒有，但偏偏有不懷好心的西方媒體，透過刻意歪曲解讀，試圖將此次事件和中國扯上關係。
12月4日，英國《金融時報》東京分社負責人利奧·劉易斯就專門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就韓國戒嚴事件進行分析解讀。在他看來，中國的崛起和特朗普的迴歸導致這種不可預測性變得常態化。這篇文章通篇沒有實事求是地解釋事件的原委，也沒有揭露韓國本身存在的問題，而是無端指責中國是導致許多問題的最棘手原因。
簡而言之，韓國之所以內亂，就是因為中國近年來的崛起。劉易斯還煞有其事地從經濟層面、地緣政治、安全形度等多個維度展開分析，揚言就是因為中國企業和國家實力不斷增強，進而讓韓國企業和產業面臨危機，進而導致韓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於是乎，韓國民眾對本國政治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日益絕望，才導致此次事件發生。
回首此次事件，再結合韓國政壇的歷史和現狀，我們不難發現，政治分裂已經成為韓國政壇的常態現象。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曾公佈過一項民調：在17個發達國家的政治衝突指數中，韓國和美國並列第一。在很多韓國人的觀念裡，政治立場是社會衝突最嚴重的根源，高於階級、性別、民族和財富等其他維度。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年來，包括尹錫悅在內，很多韓國政客習慣於將問題定性為孤注一擲的權力鬥爭，而不是尋求妥協、調解或說服，這才是導致此次戒嚴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
或許，在尹錫悅的計劃裡，此次戒嚴事件完全可以複製當年的“首爾之春”，重現全斗煥“黃袍加身”的局面，自此大權在握。然而，時代背景已不同往昔的軍事政權，在社會抗議頻發、政治局勢動盪的當下，韓國已經歷經從軍事統治到民主化的曲折歷程，對於韓國民眾來說，凡事透過政府、國會層面來談，一切皆可談，要是任何一方訴諸武力，等待他們的將是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這也是李在明領導的反對派陣營深受韓國民眾支援的重要原因。
因此，韓國社會的內外裂痕，以及韓國政治體制深受黨派對立與政治分裂之困，都讓尹錫悅無法輕易動用政府和軍事力量擺平麻煩。韓國是多黨制國家，要平衡各方利益，也要處理各種矛盾，本來就應該促進意見交融與妥協。然而，當下的韓國政壇，卻因極端黨派對立和意識形態鴻溝，導致政治氛圍對抗性強、排他性重，偏離了理性與和解的政治中道。特別是尹錫悅上臺以來，韓國黨派矛盾進一步加劇。
隨著尹錫悅政府在對日、對美、對華政策的種種表現引發韓國民眾的強烈反對，其所在執政黨與最大反對黨共同民主黨之間的較量，也逐步延伸到了立法、司法及日常治理中。在國會，兩黨更是陣營分明，幾乎對所有議案展開明爭暗鬥。在這樣的局面下，尹錫悅鋌而走險，反而讓自己掉進了深淵。
從根本來說， 韓國政黨政治的核心特徵是高度不穩定且變動性強，面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尹錫悅的當務之急應當是修復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裂痕。然而，在政治角力的高壓下，尹錫悅的非理性選擇不但沒有加強總統尹錫悅的權力，反而為他帶來了更大的麻煩。還是那句話，韓國之禍，源自自身，英國媒體想要將髒水潑在中國身上，這個鍋我們絕不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