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上下滑動可瀏覽）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張天祁
發表第一篇論文五年後，接近三分之一的科學家不再發表論文。十年後，接近一半的科學家離開了學術界。
這是一項針對38個OECD國家的STEM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和醫學）科學家的最新追蹤研究的結論。利用Scopus中的發表資料：2000至2019年，兩位研究者對不同年代的兩組科學家退出學術界的情況進行了分析，一組是在2000年首次發表論文的142,776名科學家，另一組是2010年首次發表論文的232,843名科學家。
在這項研究裡，用來界定離開學術界的標準是不再發表論文。結果是，2000年首次發表的這組科學家，大約三分之一在五年後離開學術界，大約一半在十年後離開科學界。到2019年，已經有三分之二的人離開[1]。
流失的速率並不是始終一致的。對於2000年這一批科學家而言，前3到6年的離開科學界的比例最高；而對於2010年這一批科學家來說，關鍵年份是前2到5年。在這兩批科學家中，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在職業生涯的早期離開學術界的機率都高於後期。一旦度過了最初的10年，他們離開科學界的機率就會顯著降低，但相當一部分人沒有順利度過這一關。
在發表第一篇論文後的最初四年，男女流失的速度幾乎沒有差別。但從第四年後，男女之間的差異開始顯現，往後的每一年女性科學家流失的比例都比男性更高。
對於女性來說，五年後繼續從事科學工作的機率為67.7%，十年後為48.7%，在研究期結束時（2019年）為29.4%。相比之下，男性的相應百分比分別為 71.3%、54.0% 和 33.6%，留在學術界的比例始終更高。
01
早早退出的女性學者
女性科學家的職業生涯更短，退出比例相比男性科學家更高，越是高階的職位女性的比例越少。這類現象被稱為“洩漏的管道”（leaky pipeline），用來形容女性科學人才的流失，已經有很多研究對這一點進行了分析。
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博士後助理研究員黃俊銘和合作者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的論文指出，男性科研工作者的平均職業生涯為11.0年，而女性的平均職業生涯只有9.3年，每年因各種原因退出學術界的女性科研人員比男性多2%。女性額外的退出風險，可以單獨解釋總髮文量和總引用數上約2/3的性別差異[2]。
生育，是女性科學家流失的重要推手。一項研究跟蹤了2003年至2010年間STEM領域新手父母的職業軌跡，發現2003年至2006年間生育的父母中，有42%的母親在這不到三年的時間裡離開了STEM領域的全職工作，其中23.9%轉行到其他行業，13.6%選擇了兼職工作，甚至有部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相比之下，父親放棄STEM全職工作的比例僅為15%，而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只有3%。即使到了2010年，隨著孩子逐漸達到入學年齡，許多女性仍未返回STEM領域的全職工作崗位[3]。
女性科學家在生育後迅速退出職業領域，可能與生育後生產力下降，沒法趕上同事論文發表的進度有關。一項針對美國和加拿大3064名獲得終身教職學者的研究顯示，在獲得助理教授職位後的十年間，計算機科學、商科和歷史領域的女性學者平均比男性學者少發表5.2篇、0.8篇和1.5篇論文。而在有子女的學者中，這三個領域的女性學者平均比男性學者少發表13.1篇、3.5篇和3.1篇論文，差距進一步擴大。
在計算機科學領域，生下第一個孩子後，有孩子的女性學者的論文產量平均減少了17.3%；在商科領域，這一數字更是達到了23.5%。相比之下，男性學者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其論文產量並未受到負面影響；實際上，在計算機科學和商科兩個領域，他們的論文產量甚至有所增加[4]。
這種差距很大程度上源於照顧孩子責任分配的不平等。在新冠大流行期間，由於托育機構放假或關閉，父母不得不承擔更多的育兒責任，這一差距變得更加明顯。一項基於美國人口調查面板資料的研究發現，2020年2月到4月，有年幼子女的母親比父親減少了四到五倍的工作時間。因此，工作時間上的性別差距擴大了20%到50%[5]。
生育是女科學家職業生涯的一大關卡，但不是唯一的障礙。不那麼顯而易見的工作氛圍問題，也在持續把女性科學家推離學術界。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計算機系的研究者，向2011年至2020年活躍的73,049名終身教授和終身教職軌研究人員傳送了郵件問卷，調查研究人員們離開學術界的情況以及理由，得到了超過一萬份有效回覆。作者們發現，在博士畢業後，職業生涯中的每一年，各領域女教職員工的平均流失率都高於男性。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入職時男女比例相當，隨著每年的流失，到晉升為教授或副教授的年齡時，男性的比例自然會高於女性。更何況，在許多領域，女性科學家在入職時的比例就很難與男性持平。
作者們還對離開學術界的原因進行了調查。調查問卷中把離開的原因分為三大類，工作環境因素，工作與生活平衡因素，以及職業因素。
工作環境因素涉及所在機構/領域的社會氛圍相關的壓力，包括覺得自己不適合現在的部門/機構/領域、競爭（缺乏合作，過多批評和比較）、騷擾、歧視等；工作與生活平衡因素包括考慮對家人的照料責任、伴侶的職業和生活規劃、育兒壓力、個人時間不足等；職業因素涉及發表壓力、經費支援、工資、同事認可以及能否獲得特定課題等情況。
在通常的印象裡，生育一直是女性事業的最主要障礙之一。但這項研究發現，只有在職業生涯初期（博士畢業前三年左右），工作與生活平衡因素女性科學家離開學術界的最主要理由。而從整個職業生涯看，工作環境因素才是女性離開學術界的主要原因（佔43%）之一，尤其是那些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
相比之下，男性科學家離開學術界更多是因為職業因素（佔40%）的考慮，工作環境因素次之。具體來看，在工作環境因素中，男性和女性離開的原因也有所不同。29%的女性認為歧視是她們離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只有10%的男性科學家提到這一點[6]。
可以說，生育是女性科學家職業發展中明面上的障礙，但更隱蔽的是不友好的工作氛圍，它在無形中將女性排擠出科學界。並不是只要選擇不生育，女性科學家就能安心在學術界生存下去。那些根植於組織文化和體制的問題，更難察覺和改變。
02
新生代的學者，
在加速離開學術界
具體到各個學科，男性和女性的離開學術界速率各不相同。
在生物化學、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等生物類學科的女性科學家（佔比47.8%）流失率遠高於男性，且這種差距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擴大。入行五年，女性離開科學界的機率為 37.2%，十年後為 58.3%，男性則分別為 30.8%、48.6%，流失率遠沒有女性高，而且差距還在拉大。
而在物理和天文這兩個學科，女性科學家（佔比15.6%）和男性的流失率幾乎完全相同。這兩個學科的新人科學家，五年後離開科學界的機率為 28.1%，10年後為 47.9%流失的比例遠遠沒有泛生物學科多。
不過，這並不能說明泛物理學科對女性科學家有多友好。作者認為，在這些領域女性流失率和男性沒有明顯差異，可能是因為一開始女性就很難進入，這點從學科中的女性佔比也可見一斑。在這些男性比例壓倒性高的學科的嚴格“篩選”下，能堅持下來女性往往都是一望而知的優秀，在院系中也是代表女性的標杆和模範人物，因此相對來說不容易離開學術界。
比學科和性別差異都更明顯的，是代際之間的差異。對2010年這代科學家的調查，帶來了一個好訊息和一個壞訊息。
好訊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男性和女性在科學領域的流失差異在逐漸縮小。和2000年一代科學家相比，對於2010年的那組科學家來說，所有學科合併計算時男性和女性的流失率差異變得並不明顯，只是從具體專業上看，醫學和生物類學科的女性流失仍然更快。
但壞訊息是，新人科學家離開學術界的腳步明顯更快了，他們在加速離開學術界。
在2010年開始發表論文的科學家中，有58.6%的女性和57.6%的男性在9年內就停止了論文發表。相比之下，在2000年開始發表論文的科學家中，男性科學家需要15年才會達到57.1%的流失率。
從另一個角度看，2000年的那組科學家在各學科中達到50%流失率的中位數時間是12年，而在2010年的那組科學家中，這一時間縮短到了8年。對於離開學術界的科學家群體，2000年入行的科學家中，選擇離開的平均花了7.77年離開學術界，但2010年這群科學家中離開學術界只用了不到4.66年，平均快了三年多。
[1]Kwiek, M., & Szymula, L. (2024). Quantifying attrition in science: A cohort-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of scientists in 38 OECD countries.Higher Education, 1-29.
[2]Huang, J., Gates, A. J., Sinatra, R., & Barabási, A. L. (2020).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scientific careers across countries and disciplin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9), 4609-4616.
[3]Cech, E. A., & Blair-Loy, M. (2019). The changing career trajectories of new parents in STEM.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6(10), 4182-4187.
[4]Morgan, A. C., Way, S. F., Hoefer, M. J., Larremore, D. B., Galesic, M., & Clauset, A. (2021). The unequal impact of parenthood in academia.Science Advances,7(9), eabd1996.
[5]Collins, C., Landivar, L. C., Ruppanner, L., & Scarborough, W. J. (2021). COVID‐19 and the gender gap in work hours.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28, 101-112.
[6]Spoon, K., LaBerge, N., Wapman, K. H., Zhang, S., Morgan, A. C., Galesic, M., ... & Clauset, A. (2023). Gender and retention patterns among US faculty.Science advances,9(42), eadi2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