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手機放進保險箱。
撰文 | 明雪菲 徐欣萌編輯 | 張恆《看天下》雜誌原創出品
在20萬年前的東非大草原上，我們的祖先主要以狩獵、採集為生，一輩子最多見到300個人。
那時候，人類大腦已基本成形，潛意識裡尋求新鮮事物，獎賞不確定性。由於環境風險太大，沉浸在某些事物中的人很容易被危險吞噬。每當他們東張西望、多工操作時，大腦就會分泌出令人心情愉悅的多巴胺進行獎賞。
20萬年後，一場對峙發生在上海一處建築的屋簷下。初中生張晨向母親發出最後通告：必須把手機還給自己，否則他要採取“行動”。他無法集中精力學習或做其他事情，總是想著要玩手機。他的大腦如祖先一樣，為遊戲裡設定的獎賞機制所吸引。
一場小規模家庭手機“戰爭”就此打響，而勝負很難評斷：張晨沒有拿到手機，他的母親則要面對眼前被破壞的房子。
歷經20萬年，人類大腦卻保留著原始的一面。根據原始獎賞機制而誕生的遊戲、社交媒體，成為人類生活中最主要的場景。因此，像張晨與父母的那場手機“爭奪戰”，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家庭中不斷上演。
張晨的班主任蕭曉彥記得，2021年，教育部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其中明確要求，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允許將手機帶入校園；禁止手機帶入課堂。從此，這成為各中學的共識：手機不入校。
不止中國，這種試圖物理遮蔽手機的做法，先後成了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家公立中學管理手機的關鍵詞，它跨越了不同文化，率先成為一種新的人類共識。
只是，問題解決了嗎？
“手機暗戰”
早上7點20分左右，上海一所中學的學生們開始陸續到校了。班幹部拿著花名冊在教室裡穿梭，目的只有一個：收起同學們攜帶的手機，放進每個班都標配的保險櫃，然後上鎖。
蕭曉彥說，自從教育部辦公廳的《通知》出臺後，學校配備了鎖手機的密碼保險櫃。擁有手機的學生還簽署了保證書，承諾到學校就上交，絕不在教室裡使用手機。
像“手機管理櫃”“保險箱”這樣物理遮蔽手機的方式，成為許多中學教室裡的“標配”。（IC photo 圖）
學校的“禁令”，誘發了一場關於手機的“貓鼠遊戲”。
蕭曉彥所在年級的一位學生，自己偷買了一部iPhone15，好言好語地與鄰居溝通，最終將手機藏在隔壁，躲過父母的搜尋翻找。這部手機自然也不在放進保險櫃的花名冊中，上課時他就趁老師不注意偷看B站，直到被老師逮住。另一位學生，則更為“周全”。他買了4部一模一樣的便宜智慧機，應對家長和學校的檢查。
羅聃是重慶一所公立中學的班主任，該校中考招錄標準高於統招線近60分，生源質量非常高。她一直以為，孩子們都算比較聽話，會按時、按要求把手機放入保險櫃中，直到有一天，她發現不止一個學生交的是模型機。
手機“禁令”系統需要補上這個Bug，於是新規出爐：學生上交手機時，必須讓螢幕亮起，以對抗“障眼法”。
伴隨著師生間的“手機暗戰”頻繁發生，“戰況”也逐步升級。張晨在挫敗中想要休學。蕭曉彥把張晨叫到辦公室勸說，後者則拿出暑假與母親對抗的決心，與老師僵持。“全辦公室四五個老師和年級組長，大概勸了兩節課”，蕭曉彥說，毫無效果。這場口舌之爭進行到最激烈處，物理老師情緒決堤，哭了。
師生關於手機的較量此消彼長，在湖南婁底的一所高中，校方則發起了更猛烈的“攻勢”。2024年3月11日，學校組織了一場全校大會，高臺上，一名男子擺出多部手機，揮錘砸下。隨後，他把已經損壞的手機扔進旁邊的冰桶裡，令其徹底“死亡”。
“我們是‘殺雞給猴看’，告訴大家不能玩手機，也不能將手機帶進校園，是為了起到警示作用。”該校一名負責人接受《華商報》採訪時說，為了禁止學生在學校玩手機，校方每天還會在校門口用安檢門檢查。
哪怕有了安檢門，規則永遠有縫隙可鑽。社交媒體上流傳著無數帶手機指南，有學生藏在金屬保溫杯中試圖透過安檢門矇混過關。在本文采訪階段，問及學校有沒有新的管理措施，另一位上海公立中學的老師回答，管理暫時沒什麼新鮮的，“但你可以瞭解一下孩子們為了買手機、藏手機有什麼新的舉措”。
學生們的“躲貓貓”遊戲，還未終結。
縮在牆角的女孩決定出擊
“我究竟是怎麼了？為什麼花這麼多精力在手機上？”
這個問題曾像一個攪得死死的毛線團，困住了高中生Anita。她不是一個人，很多困在手機裡的中學生，都有擺脫“控制”的意識。這是他們要與手機進行的另一場戰爭。Anita想要搞清楚自己為何會被困住，在學術專案導師、心理學老師支援下，她開始研究手機遊戲成癮的課題。
因為踩剎車的前額葉還未發育完全，孩子更容易“墜入”手機。（@視覺中國 圖）
十年級時（相當於公立中學的高一），她從公立學校轉入深圳愛文學校，這是一所國際化學校，對手機管理相對寬鬆。習慣了公立學校以及家中嚴格的“手機禁令”，突然迎來“手機自由”，她玩手機的頻率進入人生峰值。
與之交織的是，轉學後撲面而來的同學壓力。班上許多同學原來就在國際教育這個賽道上，“有的同學已經自學雅思拿了7”，這個成績，基本達到英國大部分學校研究生的語言門檻。
這一切讓Anita很不適應。全英文上課時，她和另一個同學總是縮在牆角。
她也痛苦地努力過，成績依舊不理想。手機，成為重壓之下的宣洩口。“一想到要重複痛苦，我就想逃避。”Anita說，如果沒有學校活動，下午4點放學，3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完成作業，“剩下的時間就是自己的”。手機遊戲成為她填補空白的最優選。
《蛋仔派對》這個遊戲是她初期最愛，這是一個競速、生存、跑地圖的遊戲，由同學領她進入。在轉校後的新環境裡，遊戲成為她與新同學間的“社交貨幣”。而後，她玩的遊戲朝著對戰類遊戲深入，《狂野飆車》《和平精英》等等。在學校，“一到課間，或者管得不嚴時，就開始‘蠢蠢欲動’。”
她與家人的矛盾也隨之產生，因學習、手機問題而釀出的情緒，像是湧動著的一團烏雲，夾雜著父母的失望、自我的失望，時常“電閃雷鳴”。
下墜，是她用以形容自己那個階段狀態的一個詞。她意識到，這不對，卻無法按下“剎車鍵”。她困在挫敗裡不斷迴圈。
在十一年級，Anita和導師探討後，結合眼前的手機困境，打算自己把手機成癮的機制搞清楚。
她畫過一張“像蜘蛛和蜈蚣一樣歪七扭八”的思維導圖，包含了許多關於手機成癮的關鍵問題：從大腦神經反應，到遊戲中多巴胺如何釋放，再到玩家研究，以及同樣有成癮機制的賭博和毒品相關研究等。
沿著這些關鍵詞，她閱讀了大量文獻，甚至還進行實驗，用儀器測量不同遊戲設定裡學生的大腦波動。
Anita發現，遊戲裡的隨機性，是誘導使用者成癮的一個原因。《和平精英》開局會隨機給玩家一些物資，這個懸念讓人有期待。如果符合預期，則“遊戲設計得好！再來一局！”不符合預期，那麼便是“這不是我的運氣，再來一局！”
“當我們把絕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遊戲上時，形成神經習慣後，再出現選擇，人就會優先選擇遊戲。”Anita說，另外，多巴胺的閾值也在不斷上漲，“同樣的快感，逐漸需要更多的時間玩遊戲才能達到”。
而且，遊戲給予的正向反饋很及時。“如果我（在遊戲裡）跑完一張技術含量很高的圖，它給我帶來的快感、成就感是現實生活中所不能比的。”更關鍵的是，“遊戲有重來的機會”。
拉開距離審視這一切，她發現，自己曾經離徹底上癮只有一步之遙。以這個課題作為支點，Anita終於釐清了自己的困境所在。手機開始以“淡去”的方式離開她的生活。隨著研究深入，“踏實地做一個東西時，整個環境都給你正反饋”。
她的學術專案導師葉秋怡記得，最開始和Anita溝通，她還不愛交流，說話“就像擠牙膏一樣”。到了十一年級，她開始侃侃而談。因為閱讀大量英文文獻，她的英語慢慢得到提升，上課時，也能用英文和老師同學互動。
Anita離開了牆角。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故事。在成癮的邊緣，她透過對手機遊戲的研究“知己知彼”，逐漸建立起一道心理遮蔽機制，實現了對手機使用的“內控”。
這種解決方案，可以在其他中學生身上覆制嗎？
不是一個人的戰鬥
當Anita在學校裡決定對手機“宣戰”時，她並非一個人。學校的學術專案導師、心理學老師、家裡的父母，甚至是同學都加入了“戰壕”。
“你永遠不要指望孩子一個人去努力，去對抗手機成癮系統。”這是劉勤學在科普講座上常向學生與家長提到的一句話。她是青少年網路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華中師範大學）的教授，從2008年就開始研究青少年網路成癮問題。
“許多產品設計，已經超出了（中學生）個體自控範疇。”劉勤學說，生理層面，青少年本就具有易感性。大腦皮層直到25歲才完成發育。“腦幹是從後往前長的，產生情緒部分先長了，但是踩剎車的（前額葉）區域還沒有發育”。
過去十幾年裡，伴隨著研究深入，劉勤學開始轉向贊同中學階段透過“手機禁令”，實現學生對手機的物理遮蔽，以此“外控”。
這和手機系統的進化也有關。手遊還未出現時，劉勤學認為手機不用完全隔絕，把握一個度即可。但隨著手機遊戲、短影片平臺利用人類尋求新鮮事物和不確定性獎賞等偏好，設計的誘導機制越來越複雜，她注意到，大腦發育還不成熟的青少年，“很容易被遊戲獎賞機制、短影片隨機跳出的（新鮮刺激），誘發生理上的多巴胺分泌帶來的愉悅感”。
手機成癮只是表象，背後有一個複雜的生成機制。而在目前階段，心理方面更專業、有效的支援，很難迅速在所有學校全面實現。像Anita那樣豐富的支援手段則更難落地。
劉勤學遇到過一個前來諮詢的案例。那是一個女孩，休學了一段時間。學校競爭很激烈，復學後她成績下滑，只好大量補課試圖追上進度。那段時間，她整個人身上的“發條”都擰得很緊。有一次，父母偶然間半夜上廁所，發現她正躲在裡面用手機聊天、看小說。激烈的爭吵隨之爆發。最終，父母帶女孩來找劉勤學進行家庭關係與手機成癮的諮詢。
手機成癮背後，女孩的真實需要是什麼？伴隨著諮詢深入，劉勤學發現，女孩看的都是穿越類小說或者爽文。她覺得，這會讓自己有一種“一切都可以重來”以及“一切盡在掌控”的感覺。
當時情況並不嚴重，劉勤學提出建議，讓父母與老師對孩子進行一些具體的積極反饋。很快，女孩生活回到了正軌。
但初二下學期，這位女生再次陷入手機困境裡。家庭“戰爭”再次爆發並且升級，女孩也再次休學。
在劉勤學看來，手機成癮行為本身就容易復發，來自外界的愉悅感如果沒有長期、穩定支援，很容易敗給手機系統。
這一次，諮詢效果不再如第一次迅速。劉勤學用了許多方法，像手機遊戲裡的打怪升級一樣，把重回學校、奪回成績等問題，細分成非常小且具體的環節。每個節點，都建議家長和老師給予正向反饋。最終，進行了20次左右的諮詢，女孩才粗略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這個女孩、Anita和張晨在手機中“下墜”的故事，是許多面臨挑戰的同齡人的縮影。
劉勤學所在的研究團隊持續數年跟蹤手機成癮相關資料，發現整體年齡正在走向低齡化，並且有“地域下沉化”的趨勢。也就是說，雖然農村孩子手機的普及率比城市孩子要低，但他們的成癮率更高。
他們，還未迎來自己的“回升”時刻。
在這場與手機的“戰爭”中，張晨似乎失敗了。作為班主任，蕭曉彥琢磨過許多辦法，比如“威逼利誘”，考試如果達不到一定成績，就讓家長把手機鎖起來，一點都不許用。或者，某個學科取得了進步，就答應他可以在暑假玩一定時間的手機。蕭曉彥也給他講過遊戲成癮的機制。但隨著挫敗的迴圈，張晨逐漸變得“油鹽不進”。到現在，聽到老師對他說手機問題，“就給你一個白眼”。
蕭曉彥也有些挫敗。他說，張晨甚至沒有一瞬間曾表示過要與手機“戰鬥”。
“其實孩子最不喜歡被操控。認識到成癮問題後，他們並不喜歡被（手機）控制的人生”。劉勤學說，除了物理遮蔽，還可以進一步去做的是在學校增設數字素養課，讓孩子意識到手機的操控性，但前提是學校有一定條件。
對學校與家庭來說，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攻防戰”，而它目前還在中場狀態。
● 參考資料：《手機大腦：讓人睡眠好、心情好、腦力好的戒手機指南》，作者：安德斯·漢森，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應受訪者要求，蕭曉彥、張晨、羅聃為化名。感謝劉瀚琳對本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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