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收官戰，“卷”這個字不僅體現在各行業之間，城市間也進入“卷”時代。
城市間的競爭遠比省域競爭更為激烈。
國際形勢動盪、國家戰略政策的轉移、新產業革命的爆發、不可確定意外的衝擊，都足以讓一座城市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不過，有的城市擁有強大的發展韌性，即使短期遭遇挫折，也有絕地反擊的實力；
而有的城市一旦陷入泥潭，經濟的發展則漸行漸遠漸，難以跟上時代的腳步。
與此同時，若能抓住新一輪產業革命發展和國家戰略發展機遇，都不乏後來居上，逆天改命的可能，如寧德等。
01/50強城市格局大洗牌
先看Top10強城市，2024年前三季度GDP總量整體格局基本保持不變，但內部爭奪激烈。
上海、北京、深圳穩居前三，而深圳憑藉強勁的出口和工業增長，先後躍居外貿第一市和工業第一市。
資料顯示，2024年前三季度深圳市進出口總額33720.85億元，同比增長20.9%。其中，出口21388.85億元，增長19.7%；進口12332.00億元，增長23.1%。深圳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
重慶與廣州之間的第四城之爭波瀾再起，重慶與廣州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重慶大有坐穩第四城的態勢。這背後是新能源汽車和傳統燃油車之間的博弈，新產業革命對城市經濟的提振日益突出。
南京第10城保衛戰，也將面臨後面追兵逼近的風險，最大的挑戰不是天津、而是寧波和青島。
再看萬億GDP城市，目前中國大陸有26座萬億GDP城市，2024年大機率沒有城市晉級。
在萬億GDP城市，掉隊最大的是佛山，2024年三季度GDP直接從2023年前三季度的第17名調到第21名，以不到19億元的差距被福州反超。
2024年前三季度佛山前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9335.48億元，同比增長1.6%，增量僅有64.92億元。在規工、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是房地產）、進出口、消費等領域均全部表現低迷。具體來看，前三季度，佛山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工業增加值4414.18億元，同比下降1.2%；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7.3%；1-9月，佛山外貿進出口總額3756.3億元，同比下降17.5%，其中出口2912.28億元，同比下降23.1%；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859.24億元，同比增長1.1%。但佛山在新動能投資提質增效顯著，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分別增長20.4%和18.5%，其中計算機及辦公裝置製造業投資增長184.4%，石油及化學投資增長49.2%，裝備製造業投資增長18.3%，醫療裝置及儀器儀表製造業投資增長13.0%。
在後排“四小省會”中，合肥、濟南、福州表現亮眼，而西安在享受了幾年的新能源汽車高增長帶來的紅利後，增長有後勁乏力的跡象。
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莞，一改此前幾年的頹勢，藉助工業和華為產業鏈的復甦，帶動GDP強勢反彈，一舉反超西安。
再看萬億之外的50強城市，地級市表現普遍強於省會，西北兩座資源型城市表現最為兩眼。
陝西的榆林、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兩大“煤城”可謂節節攀升，陝西榆林名義增速更是百強第一。
資料顯示，前三季度，陝西榆林市GDP總量為5743億元，增量862.28，名義增速高達17.7%，一舉超過石家莊、南昌、長春等省會城市，排名第36名，首次躋身40強城市。
榆林GDP的名義增速遠高於實際增速，主要是第五次經濟普查結果提前調增的結果。
第五次經濟普查結果將在年底揭曉，有的地方會調增，有的則自然會調減。一些。
一些城市或者省份名義增速與實際增速顯著背離就會出現調增或調減的情況。
依託產煤第二大市的優勢，近幾年經濟增長呈現穩步向上的態勢，逐漸坐穩了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這把交椅。經濟排名從2020年的57名上升到今年前三季度的第36名，5年時間上升21個名次。
值得一提的是，榆林把與其爭奪中西部非省會第一城的洛陽遠遠甩掉，前三季度更是領先洛陽13個名次。今年前三季度洛陽GDP4336.5億元，名義增長-0.17%，是唯一負增長50強城市。甚至現在的洛陽已經被鄂爾多斯超越，淪為非省會中西部第三城市。
另外一個與榆林有相同優勢的內蒙古鄂爾多斯的表現靚麗，同樣作為煤炭大市，不僅充分發揮煤炭資源的優勢，還打造形成以光伏、風電為主的新能源產業體系，推動經濟維持較高的增長水平。
打破對資源的依賴，謀求資源型城市的轉型，這正是當下中西部資源城市的突圍之道，更是迫在眉睫的發展之道。
令人遺憾的是，太原、南寧等省會仍在50強之外。不過令人欣慰的是，這次哈爾濱進入50強，東三省進入50強城市上升到4座。
不過，襄陽、漳州兩城跌出50強城市榜單。
這裡需要注意點是，漳州GDP的實際增速(6.3%)與名義增速(0.18%)相差甚遠，這裡存在的情況要麼GDP要上調，要麼就是下調。
02/深圳、重慶、蘇州3三城表現最為亮眼
資源型城市經濟能保持高增長難以複製，而經濟體量2-3萬億的經濟強市能保持較高的增長水平實屬不易。
深圳、重慶、蘇州經濟體量剛好處於2-3萬億檔中，無一例外都是工業大市，工業強市，全部位居工業十強城市之列，工業也是今年經濟增長的最大亮點。這3城前三季度GDP增量分別為1466.03億元、1000.43億元、828.60億元，增量位居前列。
經濟產業結構、發展階段的不同，工業發展的模式也不盡相同。
前三季度深圳、蘇州經濟保持強勁的增長，均得益於外貿驅動下製造業高增長，而深圳好多了新能源汽車等新賽道的加持。
深圳是中國外貿第一城，蘇州是外貿第三城，兩城的出口增速雙雙跑贏全國，特別是深圳更是近20%的增速位居20強外貿城市首位。
資料顯示，2024年前三季度深圳、蘇州外貿進出口總額分別為33720.85億元、19115.83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20.9%、7.9%；其中，出口21388.85億元、11792.63億元，增速分別為19.7%、9%。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蘇州等城市外貿高增的背後，既有歐美需求復甦的因素，也有在全球經貿鉅變預期的提前鎖定訂單。
在外貿高增長的同時，深圳、蘇州的工業也呈現大幅增長的態勢。
2024年前三季度，深圳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蘇州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
深圳、蘇州工業的高增長最大的支柱是。資料顯示，深圳規模以上計算機、通訊和其他電子裝置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3.7%。而蘇州在感測器、積體電路、智慧手機、醫療儀器裝置及器械等高技術產品產量較快增長，前三季度同比分別增長76.1%、24.0%、12.5%和37.0%。
深圳工業的高增長除了電子資訊產業的貢獻外，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高增長也功不可沒。
資料顯示，前三季度，深圳新能源汽車同比增長48.1%；民用無人機同比增長48.0%；智慧手機同比增長13.5%；充電樁同比增長120.5%；積體電路同比增長19.8%；工業機器人同比增長41.6%。
正是藉助新能源汽車換道超車，原本汽車產業基礎十分薄弱的深圳，一路趕超廣州、上海，晉級中國新能源汽車第一城。
資料顯示，根據2023年同期123.5萬輛的資料推算，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的新能源汽車產量已經達到182.9萬輛，超過2023全年的173萬輛，全年將產量超200萬。
同樣得益於新能源汽車產業突飛猛進的還有重慶。
重慶，搭上新能源汽車產業，重返中國汽車製造第一城。資料顯示，今年前三季度，重慶汽車和化工產業分別增長25.9%和16.8%，而新能源汽車產量59.43萬輛，同比增長1.3倍。
重慶依託長安等車企，此前就是傳統汽車製作大市，高峰時期全市汽車產量超過300萬輛，位列全國第一。後來由於市場、車輛款式以及消費者喜好等各種因素，汽車產量被廣州、上海等城市反超。
現今，重慶藉助新能源汽車這條賽道，奪回汽車製造第一城的位置。
此外，還有合肥，則是藉助新能源汽車崛起的典型。
合肥本身不是汽車製造大市，在新能源汽車之前，只有吉利、江淮等傳統車企，產量和銷量上並不是很靠前。
在抓住新能源汽車這條賽道後，合肥的汽車產業迎來飛速發展，蔚來總部落戶、比亞迪建廠，2025年產能有望達132萬輛/年。
截至今年10月，合肥新能源汽車產量突破100萬輛，預計全年突破130萬輛，同比增長74%。
在新能源汽車、平板顯示的雙重拉動之下，合肥規上工業同比增長15.2%，領跑於萬億城市。
新能源汽車的增速遙遙領先傳統燃油車，兩者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存懸念。當前新能源汽車已經從電動化向智慧化發展，內部競爭日益白熱化，進入了末位淘汰賽階段，誰能笑到最後，只能拭目以待。
03/省會城市增速普遍放緩
省會城市，作為一省是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交通、教育、醫療等中心，集聚了全省最優秀的資源。因此，省會往往是一省經濟產業中心，其GDP增速足以關乎全域性。
然而，近年來，省會城市GDP城市普遍跑輸工業大市，這既有傳統產業升級帶來挑戰，也有房地產下行，消費不足帶來的壓力。
在GDP50強城市中，2024年前三季度有17座省會城市進入，其中GDP增速跑贏全國增速(4.8%)的只有8城,分別是成都、武漢、鄭州、合肥、濟南、福州、瀋陽、石家莊。
而這8城市跑贏全國，主要還是在工業上貢獻力度大，這8城前三季度的工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均超30%，南昌更是佔到GDP的近一半，鄭州超40%，福州佔到近40%
而其他省會城市跑輸全國增速的，存在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過早去工業化，又未能迅速建立高階服務業，導致經濟增長受阻。
近近10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全國大多數城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工業節節敗退，乃至於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這就導致一旦出現突發性事情，經濟增長出現滯漲甚至衰退。
經過疫情3年後，主政清醒的認識到，製造業乃經濟的基石。因此，這幾年，幾乎所有超大特大城市，都會重回“製造強市”
另一方面，地產大進入下行週期、消費大低迷，對省會等高能級城市的影響更大。
2024年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一二線城市的消費增速普遍低於三四線城市。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隨著地產持續調整，對一二線及省會城市居民的收入預期帶來的影響比預期要大，這直接受影響就是消費。甚至向北上出現了負增長。
房子是我國居民家庭的主要財富，接近70%的財富都是房產，而超過70%的債務都與房地產相關。
而省會等城市的房價往往更高，前期幾年地產擴張，帶來經濟高增長顯而易見，但隨著地產進入下行週期後，地產對經濟的衝擊威力也開始顯現。
此外，強省會模式也正在迎來新的挑戰。
這些挑戰，一方面來自於政策層面，大城市擴張模式戛然而止，而省域副中心城市正在崛起，從而攤薄了省會的資源虹吸能力；另一方面則是受到整個經濟形勢的影響，多數省會城市出現人口外流的情況。
同時，隨著結婚人口減少，生育率下降，人口已人成為各大城市經濟發展的必然條件，各城都出臺各種吸引人口的政策，吸引人口的到來。但大多數城市人口的流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主要還是全國90%的城市的收入水平沒有提升，部分流向收入更高的城市，部分人則回到自己所在小縣城，未來小縣城的發展可能更適合絕大多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