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點當整個教育系統越來越強調“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之相關的升學政策也吸引了很多目光，甚至被一些家長視為可以低分進名校的捷徑。這些年來，以“強基計劃”為代表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在實際落地過程中，遭遇了什麼樣的挑戰？它對我們的基礎教育提出了什麼要求？
文、編丨Jennifer
前不久，一個標題為#強基不是你們製造名校抑鬱娃的工具#的短影片，引起了很多討論。
博主表示，自己接觸到不少985名校在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中學習困難的學生，他們可能從走進大學就開始聽不懂專業課和數學課，經過各種掙扎和努力後始終無效。
“有的學生乾脆放棄了，還有的學生在焦慮中陷入網癮無法自拔，還有的走向抑鬱和暴躁等心理疾病，只能休學治療。
其中有不少正是“北京強基娃”，他們可能從小到大都在補習、競賽，衝擊各大名校的強基計劃……
但上岸後，前期積累的問題開始大爆發。”
截圖自B站物理博主@有點兒夸克
這位博主口中被一些家庭當作“名校跳板”的“強基計劃”，是這些年“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戰略的一部分，以解決我國在尖端科技上被卡脖子的問題。
從早期的中科大“少年班”，到重點高校的“英才計劃”、“強基計劃”，再到如今由科學家牽頭的早培計劃，如 “丘成桐班”“薛其坤班”等等，都是在不同層面進行的探索。
路徑不同，目標一致，都是為了給那些在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上有天賦和潛能、未來有志於科研的孩子，更有針對性的培養。
可是，這樣一種“因材施教”的初衷，在實際落地時卻遭遇了一些阻礙。
強基計劃，變“強行雞娃”？
北師大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劉堅，關注創新人才培養這一問題，已有三十多年。
他表示，想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完全靠自上而下、高校主導、重心在大學階段的“強基計劃”“英才計劃”，未必行得通。
如果不改變前端的培養模式，恐怕孩子再有潛力，還沒冒出頭來，就已經被消耗和損傷。
畢竟，培養創新人才，基礎教育階段至關重要，等到了大學或研究生階段再去培養，某種程度上為時已晚。
北師大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劉堅
圖源北京師範大學
從2021年到2023年，北師大中國創新教育研究院牽頭調研了1.6萬名初中生，並將他們分為四個組別，分別是“沒有感受到專案化學習”“參與了低水平專案化學習”“參與了中等水平專案化學習”以及“參與了高水平專案化學習”。
調查結果發現，初中學生在文化理解、批判性思考、創新素養、溝通合作、社會責任感、問題解決等素養上，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其中，唯一呈現出正增長趨勢的學生群體，是那些感受到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真正參與了高水平專案化學習的學生。
而大部分學生，受制於資源和條件，並沒有機會參與專案化學習，而是將絕大多數精力都用在了刷題和應試上。
更何況，在家長眼裡，入選“強基”意味著可以低分進名校，顧不及想孩子是否真正有天賦和熱情。
以至於有學生高考分數，完全可以挑選頭部211高校自己感興趣專業的孩子，卻被強行送進了某985高校的強基班；
更有一些機構忙於蒐羅各大高校的強基面試題，教學生答題技巧，甚至直接背題，增加上岸機率...
最後受到傷害的，是原本可以探索自己的興趣和特長，有正常學習節奏的孩子，以及真正有天賦的孩子。
還有學生和家長，錯認為“強基計劃”一旦錄取就是本研貫通培養，入學後就算躺平也能保研。
事實情況卻是，那些被強行雞進了“強基班”的孩子，可能根本卷不動。
就拿常見的物理學專業來說，北大物理學院負責物理教學的穆良柱教授，曾寫過一篇關於物理學科學業困難孩子的研究論文。
在他的描述下，我們可以看到學業困難的學生經歷了什麼：
“這些學習困難的孩子，問題首先出現在聽課上，聽不懂課，跟不上節奏。
然後是自學學不懂，思考慢，效率低，不能系統理解知識，完成作業慢。
再之後是時間管理出現問題，沒時間複習，考試掛科...
慢慢對學習產生無力感，徹底失去自信，更嚴重的開始伴隨心理問題，最終發展出抑鬱症或者躁狂症。”
聽聽都感到痛苦。
更別談“強基班”通常採用定製化的課程，難度和強度也高於普通班級，對學生要求也更高。
有一位被某985學校強基計劃錄取的學生就表示，他所在的強基班課程要比普通班難度高，比如高數、大學物理等基礎課程要比普通班高兩個等級難度；
強基班實行小班化教學，課時安排要比普通班多，課堂交流、課後作業的要求也會比普通班高。
在課後拓展方面，他還需要在大一階段就進入由導師牽頭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與碩士生、博士生師兄師姐一起做實驗...
可見，如果對基礎學科和科研領域不感興趣，會感到壓力山大，難以堅持。再加上轉專業困難，基礎學科就業受限，感到更加絕望。
這也是為什麼，“強基計劃”，不僅需要孩子在基礎學科上有天分、有興趣，還要能對科研感興趣，能將興趣愛好與國家重大需求相結合。
“層層篩選、集中培養”，
會有什麼問題？
除了由高校主導的“強基計劃”，這些年，在基礎教育階段也陸續出現多種探索模式。
比如，由地方政府主導，可以被稱為加強版、現代版的“重點高中”“視窗校”；
由科學家主導，在一些優質高中落地的大中銜接貫通式人才培養，比如南方科技大學附屬中學的“薛其坤班”、以及全國已有46所中學授牌開辦的“丘成桐少年班”；
還有直接面向14歲以上孩子選拔的一貫式創新培養專案，比如由清華大學“錢學森班”聯合創辦、中科院院士鄭泉水擔任院長的深圳零一學院。
隨著教育系統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視，還有越來越多的高校，參照清華“邱班”“錢班”的方式，在高中甚至初中招收超前拔尖學生，集中舉辦少年班。
這是否會刺激家長的焦慮，增加學生的學業負擔，導致越來越嚴重的“教育內卷”？
上海科技館館長、上海教委會副主任倪閩景就曾表示，少量探索值得鼓勵，但如果面上形成規模，就十分令人擔憂。
上海科技館館長、上海教委會副主任倪閩景
圖源第六屆中國創新教育年會
他提醒，從1985年12所高校招收少年班以來，這種培養方法已經被證明很難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
另外，如果這種情況進一步擴大，對基礎教育階段教育教學將會造成較大沖擊，進一步引起學校和廣大家長的焦慮，給未來人才的培養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而造就拔尖創新人才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對拔尖創新人才的認識和培養方法需要避免兩個誤區。
1.誤認為拔尖創新人才是天選之人，只要有適當的方法把這些天才篩選出來並進行培養就可以了。
從1921年起，美國心理學家路易斯·特曼曾啟動一項長達35年的天才跟蹤研究計劃，招募了1500多名IQ超過135的學生作為研究物件，但這個“天才軍團”幾乎全軍覆沒，沒有對社會作出什麼創造性的貢獻，其中30%的男生和33%的女生甚至沒能大學畢業。
很多例項表明，只要智力正常，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拔尖創新人才。小的時候智商超群、考試成績出眾的人，長大後成為拔尖創新人才的並不多。
劉堅教授也有同樣的觀點。
在他看來，將智力超長、或者成績優異的學生，等同於創新人才，是一種典型的認識誤區。
有研究表明，智商和創造力之間的相關係數，僅有0.17，且當智商達到一定數值之後，智商和人的創造力就沒有關係了；學業成績和創新能力之間的相關係數也只有0.22，二者都呈現一種弱相關性。
而目前對學生的早期選拔和考試，往往以學科測試和競賽成績為主。用有標準答案的難題，挑選能夠面對人類未知領域的創新型人才，這本身就是一個難以成立的命題。
著名的“數學早熟青少年研究”專案（SMPY）聯合主任大衛·魯賓斯基也曾袒露，天才（genius）是一個被過度使用的詞。
“人們往往傾向於尋找簡單的解決方案，但人類並不簡單。要理解一個人，首先需要全面評估他們的個性化特質，在認知能力水平和模式上，人們存在顯著差異，他們的興趣、性格、機會也各不相同。”
在他看來，定量推理、語言推理和空間能力等智力能力，固然在科學、人文學科、創意藝術等領域至關重要。但能力只是其中一部分，還要考慮興趣。你對哪些學科充滿熱情？
此外，性格也很重要。即使兩個人的能力和興趣相似，但一個外向，一個內向，他們的職業生涯和生活路徑也會大不相同。
2.誤認為把超常兒童集中在一起做超前拔尖學習和訓練，就能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
實際上，多年來幾乎所有進行集中培養的少年班、創新班、英才班全都沒有成功，主要原因是集中培養反而減少了人才成長需要的多樣化環境。因為拔尖創新人才恰恰是在思維多樣化中湧現出來的。
而造就拔尖創新人才，更需要促進基礎教育的多樣化，比如，不斷提升課程的多樣化、教學的多樣化、學生的多樣化，對那些偏才、怪才多一點包容，開設一些特別的發展通道，自然會湧現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
至於“層層選拔、集中培養”這一模式，其弊端也很明顯。
劉堅教授表示，它不僅會造成大量學生在層層選拔中成為了陪跑的分母，那些極少數被選拔出來的天之驕子，在集中培養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傷害。
因為他們過早地脫離了和同齡人相處的正常成長環境，知識學習大大超前，社會性、情感發展卻受到限制。
而當一群天才學生聚集到一起，他們之間又形成新的“正態分佈”，那些排名靠後的學生產生自卑和失落，自我認同感和效能感降低。
這就是心理學家所說的“大塘小魚效應”。
“大塘小魚效應”，也被稱為“魚塘效應”，提出者是悉尼大學的教育心理學家赫伯特·W·馬什，用這個比喻幫助我們理解不同環境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這一效應也被用來解釋不同班級環境對學生自信心和學習動力的影響。比如在重點班或重點學校中，優秀的學生會因為周圍都是優秀的學生而感到壓力和缺乏自信；而在普通班中，同樣的學生可能會因為周圍學生的水平較低而顯得更加優秀。
偉大不可以被計劃，
更要鼓勵“自下而上”的創新
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想要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土壤？
在《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這本書中，Open AI的兩位人工智慧科學家肯尼斯·斯坦利和喬爾·雷曼告訴我們，所有的偉大創新都是不是被計劃出來的。一個產業在發展過程中，設立目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能夠推動我們向偉大前行的是好奇心和有趣。
創新的前提，始終離不開“興趣”二字。
可是，我們的基礎教育階段，卻因為學業負擔重、考核標準單一、功利化升學，極大消耗孩子的興趣。
1. 在基礎教育階段受到的“傷害”越大，成長為創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UIC）校長湯濤，一直強調興趣對於創新人才貫通培養的重要性。
他發現，而我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創新人才難以培養出來的原因之一，是訓練方法、選拔人才的方式相對“野蠻”。比如很多熱愛數學的人，容易被冗長的題海戰術消磨掉熱情。
“中學階段的數學知識點，實際上是很有限的，讓學生對數學保持一種興趣，形成一種思維方式，對它有熱情就夠了。但很多學生到大學後就會對它失去興趣，原來的熱情變成了壓力、恐懼或者厭倦，他們反而希望做輕鬆一點的事情。”
而過早、過量的超負荷認知和學習，極易消耗人才的終身成長。甚至，在基礎教育階段受到的“傷害”越大，成長為創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
“網紅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當代教育研究所所長唐江澎也曾感慨，當前高中教育最為突出的困境之一，是學生負擔過重，沒有給創新人才的發展留足時間和空間。
比如，與考試相關的課無限膨脹，把與高考不相關的課程大量弱化甚至徹底取消，提前結束新課、提前複習，把高中三年的課程兩年上完，留出一年專門複習應付高考，這樣的模式培養不出創新人才。
2. 教育軍備競賽篩選出來的，只是最熟悉規則的人
北大教授劉雲杉認為，現在的“拔尖人才”培養以結果和標準為導向，這和“創新人才”培養所蘊含的不確定性和不怕失敗的精神相違背。
當教育已經蛻變為選拔賽，篩選出的“拔尖者”常常是熟悉規則從而跑得最快的人，而非天賦最好者，也不是最有創新潛力者。
為此，科學的選拔模式也很重要。
唐江澎曾建議，“如果強基計劃還是採取單一的考察方式，中學只能刷題、增分。但如果選拔方式是綜合素質和全面考察，高中的培養方式自然就會發生變化。”
比如，可以在強基計劃的現有政策框架內，研究卓越工程師素養考核標準，突破單一的紙筆測試方式；
著重考察學生的製作、製造、創新、創意能力，引導高中學習方式走出單一刷題增分的誤區，重視培養學生動手實踐、創新創造的能力；
還可以啟動“工+醫”、“工+農"專門人才的選拔，引導學生增強對卓越工程師的職業嚮往......
這幾年，全國範圍內開設的 “丘成桐少年班”，也在不斷摸索，如何選拔出具有潛力，適合走這條路的孩子。
外灘君曾經採訪報道過的南京一中，首屆“丘班”選拔考試只考數學和物理，一段時間後發現，有些孩子偏科嚴重，語文和英語等人文學科落後明顯。
如果存在偏科和短板，未來也會影響在基礎學科領域的深入學習。畢竟那些在某個領域有突出貢獻的頂尖人才，往往都是文理兼修，具備一定的通識教育基礎。
就像丘成桐本人，不僅在數學領域有著卓越的成就，還在文學和歷史等領域有著廣泛涉獵。很多頂尖科學家的事例表明，文理兼修，能幫助提升一個人的整體素養和創新能力。
丘成桐在自傳中提及，對歷史和文學的詩歌的興趣，讓他一生受惠，也影響了他在數學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如何看問題。
南京一中汲取首屆招生經驗，在丘班的招生選拔上，不僅僅考數學、物理，而是全面考察學生數學、語文、外語、物理和化學等五門學科，同時還增加了數學的加試，知識的深度和廣度有所拔高，主要考察學生的學習能力，而非應試能力。
初試環節後，還會邀請學生和家長，進行面對面溝通。經過多方考察和多輪談話，“丘班”的名單才最終確定。且和以往純搞競賽的“理科班”不同，“丘班”學生可以自行選擇加入或是退出競賽學科的學習。
3.創新人才培養路上，還需要更多樣化的探索
難以避免的是，在現有的升學壓力下，各種各樣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專案，也被擔心引起新一輪的掐尖，以及教育內卷。
在這條路上，還需要有更多的探索。
如今，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向下干預，利用招生或者課程資源，提早選拔和培養在某個領域更有潛力的學生。
這也給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帶來更豐富的學習體驗。
比如，上海徐彙區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探索開通初中、高中、大學直通車，試點人工智慧領域創新拔尖人才早期培養的新模式；
復旦大學與復旦附中、上海民辦蘭生中學，也簽訂合作，探索大中貫通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始於2021年的復旦大學“週末學堂”先修計劃，則直接面向中學生開設“大學先修課程”，覆蓋國語言文學、哲學、經濟學、數學、物理學、基礎醫學等十大學科，課程設計偏重於培養創新精神和基礎學科學習興趣，難度和深度介於大學和高中教育水平之間。
這類“大中銜接培養專案”，就是大學主動下沉，由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師協作，調整對拔尖學生的教學內容和方法。
一般來說，這些貫通培養專案不會和高考掛鉤，而是讓學有餘力的學生，提前接觸到大學階段的科研環境、專業學習，有渠道早一點發展他們的專業愛好，找到自己的志趣。
劉堅教授提醒，比起層層選拔和集中培養，或是僅篩選出一小撮智商超群、有數理潛能的學生集中培養，我們更需要鼓勵一種“自下而上”的創新。
比如，由學校主導的選課走班、專案式學習、多樣化選擇的課程體系。
這方面，以北京十一學校為代表，從2011年開始，北京十一學校就開始實施高中階段的全員走班上課和“個性化課表”，400多名學生的課程表各不相同。
在劉堅教授看來，給到學生有選擇性的課程，關乎教育本質和成長基本規律。
“讓每位學生都能在達到課程標準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廣泛開展專案學習和鼓勵選課走班，引導學生在主動探索未知世界的過程中激發好奇，在跨班級跨年級的選課中發現潛能，在中學階段能夠找到讓自己著迷的領域甚至願意終身從事的事業。
就拿獲得首屆國家基礎教育成果特等獎的北京十一學校來說，其實全國不少地方已經有了一些成功案例，關鍵是我們有關部門要認真總結經驗、面上形成制度、持之以恆堅持下去。”
畢竟，極少數的天賦兒童需要適合的教育，廣闊的基礎教育，同樣應該是滋養“創新人才”的沃土。
備註：本文部分內容整合自北師大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劉堅在首屆“神仙湖教育論壇”上的演講；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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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和中學聯手培養拔尖人才，會變成掐尖嗎？》中國新聞週刊；
2.《丘成桐：訓練和提拔傑出人才的思考》知識分子；
3.《倪閩景：教育多樣化是培育拔尖創新人才的本質和方法》上海教育科研；4.《唐江澎建議高考調整：數學分層、語文分類、外語分級》第一教育；
5.《湯濤院士：在基礎教育受到的“傷害”越大，成長為創新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小》光明社教育家；
6.《高質量專案學習的力量 ——區域推進專案學習常態化實施兩年縱向追蹤資料的啟示》中國教育報
7.《一項持續53年的研究：成為天才需要什麼？》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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