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自2010年社交媒體興起的10年間，漢語新詞出現了一個重要特徵，即這些新詞發端於網路，並快速地從網路迴歸線下公共生活。與任何歷史時期的“新詞繁榮”類似，這些新詞大規模地參與了社會建構和文化闡釋。網路新詞在進入日常社交空間的同時強化了社會已有的階層刻板印象，其階層指涉並不僅意味著客觀的階層定位，而且在“階層自我定位”中不斷感染網民情緒，當情緒達到一定閾值之後，形成社會共識。在此之下，針對新詞意義的全民論辯已經出現，社會群體以此獲得共同體認同，從而建構抗爭主體，但這種抗爭意識是在承認“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民間將其演繹為退出機制。“退出”作為消極情緒策略，具有極強的感染力和動員能力，透過無需“講理”的方式獲得共情，實現概念“出圈”。
作者簡介
彭華新，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基金專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涉外文化爭議中的網民情感引導與民族自信建構研究”（專案編號：23YJA860012）的階段性成果。
隨著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的“語言學轉向”，語言不再是傳統哲學的工具性問題，而是社會反思的起點，在這個基礎上，詞彙成為諸多學科的研究物件。中國的現代詞彙在近百年來經歷了三次發展高潮：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時期（曹煒，2004：77）。每一次的詞彙生產與社會概念形成均伴隨著強烈的社會運動、知識流動和技術進步，並進而反促社會結構調整和社會階層重構。“理解概念進化是理解歷史、政治變遷的重要部分，反之亦然”（Farr，1989：24-25）。根據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每年釋出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統計，自2010年至今每年有數百計的漢語新詞產生。本文僅在“網路”視野中討論新詞變遷，以此為依據遴選研究物件，並將這類詞彙定義為“網路新詞”。在遴選過程中，可先驗性地觀察到社交媒體時代的網路新詞與2000年開始的網路新詞有一定區別，而2010年開始，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網民”逐漸全民化，新詞突破小眾圈子。
一
文獻梳理
100年前，語言學界就有研究者認為語言是有生命的自然物體，擁有生命的發展規則，直至死亡（Jespersen，1922：7）。這些觀點促成了“語言進化論”（linguistic evolution）（Crystal，2002：29）的發展。本文將社交媒體中的漢語詞彙生產視作語言進化的一部分。從國外文獻看，新詞的研究視角一般有“結構主義、社會—語用、認知”（Schmid，2008）三種。有學者認為新詞命名的隱喻機制不僅僅是科學規律，而且是一種民間語義，並從“房奴”“握手樓”“蟻族”等概念來解釋（方清明，彭小川，2013）。網路新詞“佛系”藉助隱喻機制，直觀反映當今時代的社會風貌，實現生動形象和委婉含蓄的表達功用（代宗豔，2018）。身份類網路新詞近年來也得到語言學重視，如“剩女”“裸婚族”等，這些詞彙涉及到社會結構與階層的特殊性（杜海紫，竇衛霖，2020）。身份作為社會結構的最基本單位，其劃分方式標誌著社會的基本形制和格局（胡範鑄，胡亦名，2018）。
新聞傳播學科中關於網路新詞的研究經常在媒介文化的領域中展開。其中一部分從動漫遊戲等消費文化的相關詞切入，比如從“御宅”到“二次元”的概念重構現象剖析本土話語實踐的過程（何威，2018）。很多學者從非主流和亞文化的濾鏡中看到了網路新詞的抗爭意義，比如透過“反雞湯”文字解釋“屌絲”一詞的階層流動（汪凱，2017）。這些研究注重詞彙的意義解構、反諷、集體狂歡的抗爭策略。網路新詞的出現表面上打破現有的語言規則，但是在身份理論中，這種系統性的語言“突破”正在潛在地完成社會建構，繼而形成不同的“圈”。“圈”相當於米歇爾·馬弗索利（1996：72）提出的“部族主義”（tribalism），部落是個體透過獨特的儀式及消費習慣來表達集體認同的方式，其形成不是依據階級、性別等結構性因素，而是依據消費方式（陶東風，胡疆鋒，2011：341）。
無論是社會語義學的隱喻研究，還是網路新詞的亞文化研究，均可發現網路新詞在社會階層關係中的工具性價值。部分詞彙本身並不直接指涉具體的階層關係，但網路解讀賦予詞彙以階層想象。這也是本文之所以在“社會階層”視角下研究網路新詞的初衷。涂爾幹（Emile Durkheim）認為“分工不僅變成了社會團結的主要源泉，同時也變成了道德秩序的基礎”（涂爾幹，1893/2000：358-359），進而認為現代社會孕育了各種職業倫理。韋伯（Max Weber）提出以參與者情緒與共同屬性為基礎的“共同體化”，即以理性為目的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卻促成了感情上的認同，從而在社會結構上呈現出“權力、財產、名望”三重標準（周怡，朱靜， 2016：50-51）。
本文在結構主義的分層理論基礎上，對社會階層關係進行具體分解：權力的分層除了職業賦權，還應包括男權社會中的性別賦權、年齡賦權，以及隨之而來的女權抗爭、青年亞文化抗爭等諸多形式。財富的分層除了生產資源的佔有，還包括文化資本與教育資源的掌握，也即布林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文化再生產理論中所提及的語詞能力、符號能力、修辭能力（capability of symbolizing the possession of material and culture）。在傳統社會，年齡的增長不僅僅意味著財富積累，還意味著經驗所賦予的修辭能力的提高，也即獲取財富的手段更加“嫻熟”，男性由於身體條件而具有更大的財富潛力。但從社交媒體的時代特徵來看，有一些非常明顯的變化，例如，網路粉絲量即文化資本的佔有，個體可以透過這一資本打破傳統的結構主義財富分配方案，形成新的財富格局，也即財富“流動”的方向發生改變。在此意義之下，“網紅”這一詞彙被賦予階層想象，甚至將這一職業當成社會底層改變命運的“捷徑”；名望相當於韋伯所言的“一個人擁有多少‘觀眾’的社會聲望”（楊繼繩，2011：7）。在傳統社會，名望來源於知識（文化資本）或年齡（經驗、道德），這些都面臨著知識碎片化與數字鴻溝帶來的挑戰。
本文試圖借鑑已有的社會階層理論，結合網路新詞在中國的生產與演進實踐，建立特定的分析框架。戴維·格倫斯基（David Grusky）透過對社會地位的漸進測量、階層流動分析、結構模型建立、性別和民族理論，建立了社會分層的“後賦性標準”與“先賦性標準”（格倫斯基，2000/2005：13-27），前者包括社會資源、經濟收入、知識技術、職業等，後者主要指種族與性別等不可更改的標準。受上述理論體系的影響，再結合本文前期所蒐集的10年內社會階層領域的新詞，筆者試圖在“資源-財富-職業-年齡-性別”框架下討論網路新詞的修辭變遷。
儘管如此，本文並不研究新詞本身指涉的階層意義，而是透過“階層”框架研究新詞。上述框架除了可在具體語境中客觀地描述、劃定、鑑別“階層”，更多是提供“階層自我定位”（class identification）、“階層認同”（class identity）或“主觀社會階層”（subjective social class）（陳雲松，2016）。一部分網路新詞是在群嘲文化中生成，但並不意味這些新詞指涉真實的、客觀的階層定位，而是在“階層自我定位”中不斷感染網民情緒，當達到一定閾值之後，形成社會共識。因為當一個詞彙反覆出現，不僅可以折射群體的核心意圖，而且可以展示大眾態度的趨勢導向，或者說該詞具有較高的“文化影響力”，已取得社會的主流共識（柳建坤，2018）。
二
研究物件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物件
網際網路時代，網民置身於特殊的政治社會空間，會透過各種手段進行策略化表達，而典型的表達即民粹主義的“貼標籤”，完成簡單的強、弱標籤化處理（陳龍，2018）。這就意味著，網路空間的修辭過程具有天然的“主觀社會階層”價值標準。在此過程中，網民給社會現象、社會群體、社會事物賦以階層想象，這本身有較大的話語空間，但並非對詞彙所指進行客觀的階層界定。部分詞彙的自然屬性並不具備階層想象，但網民建構的社會屬性則在闡釋中引匯出階層意義。
本文針對2010-2021年間的網路新詞建立語料庫。語料來源包括：1.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釋出“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2.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年度報告》；3.《咬文嚼字》期刊年度“十大流行語”評選結果；4.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中頻繁出現，各種社會階層均參與闡釋的詞彙；5.研究網路語言的語言學、新聞傳播學、社會學的學術論文和著作。本文蒐集的2010-2021年間出現的新詞共4000多個，其中大部分新詞發端於網路。
由於詞彙量大，無法以辭典形式展開，本文建立了遴選標準：1.時間標準：本文研究的是社交媒體出現後的網路新詞，因而以代表性社交媒體（微博）在中國的流行為時間界限，即2010年；2.內容標準：產生並活躍於網路是遴選詞彙素材的首要標準，此過程篩除無價值指向的中性詞彙，包括（1）指代新事物的新名詞，如網約車；（2）純娛樂的新名詞，如騎馬舞；（3）宏觀政策新詞，如雙減。在此基礎上根據詞彙的爭議性和唯一性原則再次篩選，確認詞彙到概念完成“共同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共識達成（shared agreement），再到理念共享（shared belief）的過程”（楊雪冬，寄智璇，2021）；3.生命力標準：一個詞的生命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使用時間長，二是使用於重要的話題域。本文的研究物件篩除了短時間內被替代或被遺忘的新詞，篩除了不能在具有實際社會意義的話題中使用的新詞（一般為口頭詞），保留了在網路語言中沉澱下來的概念化詞彙。由此可見，本文的研究物件與網路流行詞、網路熱詞有較大區別。
表1即本研究遵照以上標準遴選的代表性詞彙，表中的“出處”表示該詞作為年度新詞的資料來源，其中A代表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釋出“年度中國媒體十大新詞語”，B代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年度報告》，C代表《咬文嚼字》期刊年度“十大流行語”，D代表社交媒體內容的提煉。表中的“來源”並非指詞源，而是詞彙概念化過程的源頭。這是概念史研究的傳統，即“不再進行詞源學（onomasiology）研究，而是更多地把語義學（semasiology）作為重要的工具來研究一個特定概念的不同含義”（李宏圖，2012）。另外，表1對詞彙的範疇化均根據其網路釋義進行界定。該表之所以採取“正負義”的表述，而非“褒貶義”，是因為本研究需要衡量詞彙在系統中的價值指向及其衍生的情緒，而褒貶義則是對感情色彩的劃分。“負面義”表描述、性狀、動作皆可，而“貶義”則受到判定標準的限制（黃紅娟，2014：1）。例如，“死”“敵人”帶有負面的心理情緒，但並非感情色彩意義上的貶義。
表1無法囊括所有符合遴選標準的詞，本文進一步根據時間、出處、分層範疇等指標，選擇代表詞作為示例，即不同年份中被網民廣泛使用，或被官方列入年度新詞報告，且能夠分別代表不同分層範疇的詞彙。在材料分析中發現，這些詞基本能覆蓋“資源-財富-職業-年齡-性別”的框架。還有大量新詞未被納入表格，公知（精英的“巫化”）、屌絲（資源性弱者）、小鮮肉（年齡的優越性）、舔狗（性別的弱勢群體）、青銅-白銀-黃金（“鄙視鏈”的主觀階層）、肥宅（社交資源的弱勢群體）、帶貨（隱喻快速致富且剝削底層）等詞具有強烈的階層特性，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物件。這些詞彙均具有很強的畫面感和生動性，符合網路傳播特徵。隋巖（2020）認為，網路語言的傳播環境決定了其必須以最為直接、生動的表徵符號形式，傳達最為豐富的意蘊，從“矮窮矬”“高富帥”到“表哥”“房姐”等，網路語言透過各種修辭手法，以極具概括性、生動性的語言特點，在進入日常生活交往空間的同時強化了社會上已有的階層刻板印象。
可以看出，部分詞語並不具備客觀上的階層指向，在此有必要根據文獻綜述中的“階層自我定位”和“主觀社會階層”，對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詞彙進行分析：Dama源於海外媒體，原文是指排隊購買奢侈品（且缺乏公共素養）的中老年婦女，逐漸成為富有且強悍的形象代稱；“綠茶婊”是一種辱稱，一般用來貶低他人。曹晉（2015）將“綠茶婊”一詞紅遍網路的原因歸結於：“屌絲”們作為都市的經濟弱勢群體，在婚戀市場中處於劣勢，跌出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的社會性別秩序之外，進而將此衝突的怒火引向對“綠茶婊”透過性交易獲得資源行為的辱罵與譴責。這種歸因本身是將“綠茶婊”一詞置於階層關係之中進行解讀；“網紅”的依據是這一群體對“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陸學藝，2002：23）的佔有。粉絲管理等行為屬於組織資源，打賞、帶貨帶來的效益屬於經濟資源，數字技術運用屬於文化資源。有學者（繆曉雷，2023）認為網路資源的佔有打破了現實中的階層關係，因為性別、年齡、教育、職業、財富等結構性制約都不再成為“線上”人際交流的必然障礙。農村“網紅”中的階層“逆襲”現象，正是對這一理論的回應；“後浪”一詞出現後，從年齡層面出現了階層話語衝突，年輕人進行了“階層越級”隱喻。
（二）研究問題
對經驗材料的歸納可發現，絕大部分隱含價值指向的網路新詞為名詞，動詞次之，形容詞最少。這也符合語言學中名詞“強開放性”，動詞與形容詞“弱開放性”（湯志祥，2001：312-315）的規律，即指代新事物、新現象的名詞詞義的變異是最活躍的。所謂價值指向即在不同社會結構中主體對客體進行讚譽或批判的互動行為，並在這種互動行為中固化社會結構。在指稱的層面上，新詞成為階層之間互相定義、修辭、隱喻的一種工具，從微觀層面對受眾的認知和情感進行說服，進而推動既定群體的公共行動。無論正面義或負面義的價值指向，均在潛移默化地引導社會價值走向。而中性詞則無明確的價值指向，在社會交往中缺乏論辯，在社會關係建構與文化塑形中缺乏活力。本文詞彙素材的選擇能更清晰地發現社會關係的互動與變化。
社交媒體的主體關係是對線下關係的模擬，是在利益最大化基礎上的雙向互動，但由於網路的虛擬性等特徵，社交媒體的階層關係比線下關係更為複雜。網路對抗階層是大部分有著相似經濟、政治以及文化資源和心理感受基礎的虛擬組織，但同時也是一個寬泛意義上的意見同盟（賈彥峰，2016）。基於“資源-財富-職業-年齡-性別”框架，可發現一部分指稱階層身份的詞彙研究，比如“農民工”的弱勢歧視話語表徵（唐青葉，2012），“小姐”稱謂與社會地位變化（揣月，2017），對於這些具體詞彙的“新意”，社會基本達成共識，但這些研究缺乏階層分析的系統性，同時也未考慮詞彙傳播的“基礎設施”——社交媒體。基於以上分析，本文將討論四個層面的問題：1.近10年來的網路新詞是否存在語義分歧？分歧在詞彙生產者、言者、聽者之間是何種關係？2.這些語義分歧能否並如何達成共識？3.在歷史上新詞如何打破話語壁壘延續其生命力？網路新詞在不同的階層文化部落之間流動的動力何在？4.較大部分網路新詞從小眾到大眾擴散，並逐漸獲得生命力，這將對當代社會與日常文化產生怎樣的後果？
三
網路新詞的語義分歧與意義共識
（一）網路新詞的語義類別及其語義分歧邏輯
根據詞彙語義學理論，心理空間是人們在交談和思考過程中為了達到區域性理解與行動的目的而臨時儲存的概念集，需要借用各種語義要素（elements）、角色（roles）、策略（strategies）及關係（relations）來建立空間域（王文斌，鄔菊豔，2020：79）。表1中每個詞實際上都根據分層範疇開展了角色扮演，在“他指”與“自指”時形成不同的策略，但無論是自嘲還是攻擊，其對所指的心理情緒卻始終固定。傑弗裡·利奇（Geoffrey Leech）（1981：9）將詞義分為概念意義（conceptual meaning）、內涵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情感意義（affective meaning）、映照意義（reflected meaning）、搭配意義（collocative meaning）等。這套詞義理論基本歸納了詞彙中意義分歧的幾個門類，“分歧”實質上是詞彙產生出新的意義的“分水嶺”，如同細胞“分裂”產生新的個體，詞義也“分裂”出新的意義，並在網路使用中快速獲得認同。
可依據利奇的詞義理論發現詞義分歧的部分邏輯：1.概念意義注重詞義的上下文，概括所指物件的本質，是詞的核心，這種非開放性的詞彙導致了詞義最難發現修辭變遷；2.內涵意義容易產生聯想，比如由“程式猿”概念可以聯想到“996”概念；3.情感意義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完全是正面義與負面義的簡單劃分，比如我們從“巨嬰”感受到鄙視或同情，從“社畜”感受到哀傷或不屑，從“躺平”感受到無奈或安心，從“韭菜”感受到憤怒或沮喪，從“後浪”感受到愛撫或牴觸，詞彙在情感上引申出的分歧；4.映照意義是一個詞透過另一個詞來傳遞意義，表1中的很多詞彙正是在相互映照中產生更深層次意義，如“躺平的韭菜不好割”，句中“躺平”與“韭菜”兩詞相互映照，為“躺平”提供合理性；5.搭配意義是指不同的詞搭配產生新的意義，比如“網紅”單獨使用時傾向中性，甚至帶有正面情緒，但是當“網紅”與“臉”搭配時，心理情緒則轉向負面，暗指經過整容或美顏的模式化五官。
（二）網路新詞語義分歧之後的意義共識
在語義分析中，有一個問題值得反思，即一個新詞出現後，聽者為什麼能夠普遍聽懂？這是從分歧出現到共識達成的重要環節，這一問題涉及“概念先決條件”（conceptual prerequisite）（王文斌，鄔菊豔，2020：79），即該詞語概念化過程的背景知識框架。比如對於“韭菜”一詞，無論是在遊戲場景、股市場景，還是消費場景，該詞的生產者、言者、聽者都具備強者對弱者進行壓榨的知識框架，因此該詞在日常生活使用中，無需透過詞與詞的相互關聯而生產意義，而能獨立地形成認知模型，實現隱喻功能。與此類似，利奇（1981：21-22）討論了意圖（intended）與闡釋（interpreted）的關係，即言者建構意義和聽者闡釋意義的相通性，有些意義是生產者和言者刻意形成的，有些是聽者在理解過程中有意闡釋的，但無論如何，意義是中立性的。當生產者、言者、聽者處於不同階層時，很容易出現意圖與闡釋的分歧，但這種分歧並非詞彙的歧義，而是階層的語義分歧。此外，具有共同生活體驗的群體在同一“概念先決條件”的影響下，自覺地對某些詞彙產生代入感，從而完成詞彙的概念化。
語義分歧的共識實現離不開“概念化”過程。孫江（2020）根據中國實踐修正了科塞雷克（Rienhart Koselleck）的概念範疇，即“標準化”“大眾化”“政治化”和“衍生化”。“標準化”是指漢語新詞經歷翻譯、轉位、曲解的過程，“大眾化”是概念由精英層面轉向大眾層面、由專業化轉向日常化的過程，“政治化”與現代社會的發展程度同步，“衍生化”是從“大概念”或“上位概念”派生出“小概念”或“下位概念”，而後者後來居上併成為主導性概念。孫江的“標準化”主要指近代中國與西方的“互譯”，一些詞彙在多種翻譯中最後固定下來。而在本文的研究中，雖然也存在一些外語的翻譯問題，如佛系（仏系）、社畜（しゃちく）、程式猿（code monkey），但是這些顯然不是本質問題。在再定義過程中，這些詞彙被論辯、被爭奪，詞彙獲得釋義、轉位和曲解，其意義最終達成共識，這才是詞義的本質。一些詞彙在翻譯過程中，意義發生的改變，是對本土社會結構的適應。“大眾化”是詞義共識擴散的結果，孫江（2020）認為“概念如果沒有在大眾中流通，就不能說是一個具有社會性的概念”，但是從本文的網路新詞來看，“大眾化”過程並不僅是精英層、專業層的“小圈”向大眾層“大圈”的轉化，更多的新詞是從娛樂（動漫、遊戲、明星、八卦、綜藝節目）的“小圈”向日常生活“大圈”的轉化。在不同階層對新詞進行論辯和意義爭奪之時，新詞即披上了“政治化”的外衣，如“Dama”在外媒報道後可能對國家形象產生影響，“逆襲”可能打破階層固化的政治想象，“佛系”“社畜”“內卷”“躺平”的普遍性消極情緒可能對國家未來發展產生隱患。
四
階層話語中網路新詞的修辭變遷
（一）“民間化”：修辭主體變遷與定義權爭奪
詞義生產離不開話語主體有意識的意義建構，同時也需在社互動動中展開修辭，以此延續詞義的生命。歷史上不同階段出現的新詞與其歷史背景具有一致性，社會概念的形成與社會思潮是互為因果的，以至於科塞雷克認為“一些譯自西方的概念，既是東亞‘近代’出現的標誌，又是影響其程序的‘要素’”（孫江，2018）。五四時期，以“西學東漸”的方式引進大量新詞，這些新詞相當一部分是在科學與民主大概念下衍生的政治概念或社會概念。這當然與“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社會運動息息相關。1980年後湧現的新詞又與改革開放成果保持一致，如“包工頭”“萬元戶”。這些概念在階層上均隱性地指向知識精英、權力精英或財富成功人士，相比而言，2010年後出現的階層詞彙則更為細化，突破“精英-大眾”的粗放型分類，這也符合“資源-財富-職業-年齡-性別”的分析框架，網路賦權使修辭主體多元化，並可從不同維度發現具有階層意義的修辭策略。
五四時期主流新詞引自西方的精英社會，並由當時國內的知識分子進行再定義，改革開放初期的主流新詞來自官方檔案和官方媒體，透過以政治成果和經濟成果再定義的方式來激發社會活力。但從蒐集的原始材料發現，2010年以後出現的階層網路新詞僅有少量來自馮唐、武志紅等知識分子，大量源自民間。廣義修辭學不僅將表達者和接收者都視作修辭主體，而且還關注二者之間的共生互動關係（鹿曉燕，高萬雲，2016）。網路新詞的修辭主體無論是表達者還是接收者都具有民間化特徵。從新詞的表達者來看，大部分都誕生於網路圍觀，網民也較多關注新詞的意義與使用，而隱去新詞的創作者。從修辭主體的層面來看，這些網路新詞正是網路社會去權威化、去社會階層化（陳昌鳳，2013）、走向民間的表現。
非精英階層在網路社交中獲得知識生產與消費的話語權，這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賦能。新詞生產屬於一種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定義權。社交媒體出現後，官方的新詞生產能力集中於中性詞，缺乏社會論辯空間，在技術淘汰或政策終止後即隨之消失。與之對應，具備價值指向的網路新詞其修辭主體則出現“民間化”傾向，與上述“官方新詞”特徵截然不同。從本文的研究來看，階層修辭的詞彙生產與意義闡釋在很大程度上匯聚了民意，甚至某些具體領域形成了相應的“闡釋共同體”，在資源、財富、職業、年齡、性別等維度的詞彙分別建構新的意義，從而在不同領域中互為修辭物件。從階層博弈的角度來看，修辭主體“民間化”是網路賦權之後民眾與精英之間對“定義霸權”（definitional hegemony）（陳龍，2018）的拉鋸。
（二）“以退為進”：網路新詞的修辭策略變遷與情緒動員
從表1中可發現，自2015年以來，帶有直接進攻性的詞彙越來越少。這一點相對於當今盛行的“網路戾氣”（劉可文，蔣曉麗，2015），是修辭的進步。網路中不乏帶有戾氣的新詞，如“噴子”“鍵盤俠”，但這些不在階層話語的範疇內，因此不是本文研究物件。在階層話語新詞中，“退出”成為一種新的行為趨勢。2016年以來，“廢柴”“葛優躺”“螻蟻”描寫的悲觀色彩開始呈現在網路中，“喪文化”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但2018年以後，這類詞彙的全民論辯才正式出現，“佛系”“躺平”隱含意義在於“我不爭了還不行嗎”，而“社畜”“打工人”“韭菜”可能存在修辭學中“同情同一”的身份修辭，以此獲得共同體認同，從而建構抗爭主體，但是這種微弱的抗爭意識也是在承認“我弱”的背景下完成的，僅僅表達了弱者被欺負的不滿情緒，在對這些詞的社會爭議中，民間將其闡釋為“我不玩了”的退出機制。
詞彙使用者在很多時候以“弱者”甚至“受害者”的身份來解構意義，並試圖透過意義擴散來實現全民狂歡。此時的“退出”機制已具備社會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論爭意味。退出機制也體現在新詞的社會情緒上，表1中的負面義詞佔據三分之二，這一點與五四時期對科學與民主的求索、改革開放初期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嚮往等積極情緒完全不同，甚至與二十年前網際網路起步時網民對“第一次親密接觸”的興奮情緒也不一樣。表1中的“正/中/負”反映了不同程度“抗爭”與“退出”的情緒因素。“退出”作為一種消極情緒的策略，形成流行詞彙之後，具有極強的擴散力和感染力，“情緒關係網路以情緒反應為主要凝聚動力，因此其不僅能體現社會的橫向分層，同時可調動縱向上不同資源、地位、權力的參與……但網際網路的媒介環境增加了掌握較少社會資源人員的個體情緒被覺察的機會，情緒傳播在當今更容易實現‘破圈’”（劉珍，趙雲澤，2021）。情緒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並能在傳播過程中迅速形成一致的認同觀。此時，“弱”“退”皆為有效手段，透過一種無需“講理”的方式獲得共情。誠然，“以退為進”只是當代網路新詞中一種具有典型意義的修辭策略，在很大程度烘托了當下社會情緒，值得重點關注。這並非證明網路新詞全部符合“退出”機制，“綠茶婊”“聖母婊”就具有顯性的進攻性，“公知”也逐漸演化為具有明顯歧視和侮辱性質的標籤詞彙，“土豪”“富二代”則具有明顯的中性色彩。
五
概念“出圈”的歷史規律與階層動因
（一）網路新詞概念“出圈”的歷史規律
綜合表1中的分類可發現，階層話語不僅暗含詞義階層指標（表1中的“分層範疇”），還指修辭者的階層身份（表1中的“來源”）。這是詞彙轉化為概念的基礎條件。新詞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成為各個階層的修辭工具，同時也逐漸內化為他們的群體性價值觀。在語言學視角中，共同的話語方式和共有的詞彙使用就是社會圈子的凝聚力約束。
縱觀漢語新詞繁榮的不同時期，修辭者均存在於一定的社會圈層。五四時期主流新詞引自西方的精英階層，並由當時國內的知識精英再定義，在漫長的知識普及過程中逐漸由精英階層擴散至社會底層。如社會、知識界、文藝界、戀愛、“她”等詞，當時主流新詞的語用限制了它們在日常口語中使用，而大部分出現於日常書面語。孫江（2018）以國族、學科、社會-文化、主義（-ism）四個角度來建構中國近代概念的輪廓，很明顯這個輪廓下的概念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學術性、思想性，這也是對時代特徵的概括，說明這一時期新詞的修辭者仍然侷限於知識分子“小眾”。隨著“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出現”與“現代知識階層的形成”（張灝，1999），這些概念也完成了“標準化”與“大眾化”，逐漸成為中國近代以來社會階層話語的主流詞彙。改革開放後，股民、股份制、公關等新詞在報紙、電視的傳播過程中擴散，很多新詞一開始僅侷限於精英階層。從精英擴散至大眾，是歷史上新詞走出“知識圈”的基本規律。2000-2010年之間出現的新詞則以網路為主，修辭者侷限於“網蟲”群體。2010年之後，概念流動呈現出新的特點，從表1可知，很多新詞具有異常高效的場景適應力與修辭者容忍力，由網路詞彙到日常概念的轉化效率極高，這使新詞迅速成為任何修辭環境下無需臨時定義的詞彙。
以上是不同時期概念在知識圈層流動的基本路線，可以發現，五四時期的概念流動較慢，很多詞經歷了半個世紀才從專業術語轉為日常生活的主流詞彙，而2010年後出現的網路新詞則“光速”地穿越不同階層的認知範疇，形成“全民修辭”景觀。本文藉助“出圈”來概括網路新詞從狹小的“專有名詞”轉向普遍的日常用詞的現象。從前期的文獻梳理可知，“圈”類似於一群人形成的“部落”，隱喻“去個性化”過程和不穩定狀態，因為人們可以自由從一個“部落”到另一個“部落”（Maffesoli，1996：6），不同的圈層間不僅有差異與區隔，更有“高低落差”，不同層級間有時也存在著對抗、競爭等關係（彭蘭，2020）。本文認為專有概念的使用是某一個“圈子”的話語特權和共同體標籤，最開始時類似於一個圈子的“行話”或“暗語”，當修辭者範圍越來越大，詞義衝破“圈子”邊界之時，概念“出圈”便得以實現。例如，青銅、白銀、黃金等詞出現之初僅為遊戲用語，此後以比擬修辭從遊戲圈擴散，成為“鄙視鏈”（一種主觀社會階層關係）話語中的日常用語，實現“出圈”。
總結以上規律，可以發現概念“出圈”的一般特點：1.從虛擬空間到現實生活。概念發端於網路，網路生活的常態化導致“新詞”的普適度蔓延；2.從小眾到公眾。小眾並非精英，而是專門圈子（如遊戲圈、金融圈），甚至封閉圈子的外洩導致“梗”的出現；3.從青年到全民。青年在網民中佔比較大，且是活躍度較高的群體，可以發現很大部分的“新詞”與青年相關，如“佛系”最初源於“佛系青年”的表達，但青年的“專屬性”逐漸被剝離；4.從娛樂代號到公共關懷。無可否認，很多詞彙最初帶有群嘲、反諷的全民娛樂情緒，特別在自嘲的情境中更為明顯。但隨著新詞擴散，對其的全民闡釋產生反思性效果，公共關懷出現。
（二）網路新詞概念“出圈”的階層動因
從上述四個特點來看，概念“出圈”的動因與身份同一導致的意義擴散有關。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969：20-21）在研究修辭動機時指出，當A與B的利益一致時，或被說服認為一致時，他們具有身份同一性，鄧志勇（2011：41-43）在伯克修辭理論的基礎上歸納出“同情同一、對立同一、無意識同一”三種修辭策略：“同情同一”是指在思想、情感、價值、觀點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對立同一”是因為存在共同的敵人而同一，“無意識同一”是指潛移默化地使受眾無意識地認同修辭者。採用這一理論來分析表1中的詞彙，可發現很多詞彙透過身份同一來建構階層關係，並透過“俗氣”的非專業表達來實現身份認同，由此可以洞察新詞流動機制：在負面義的詞彙中，“自指”時一般為同情同一，以此來獲得更多人的認可，並在廣泛的調侃中聚集心理上的同一身份，在此過程中，言者與聽者存在一種默契，詞彙內容即使不表達相同情感也能被理解。比如“打工人”“佛系”等詞，在“自指”時能產生反身性效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這一自我修辭行為，從而使參與者的行為與認知相互作用，產生身份同一，概念“出圈”從而實現。相反，負面義中“他指”的詞彙一般為對立同一，“他指”的物件即言者與聽者的“共同敵人”，比如“Dama”在外媒的產生之初即讓讀者產生了不友好的感覺，充滿著對傲慢與粗俗的鄙視，同樣還有“綠茶婊”“巨嬰”，“婊”是傳統道德所不容忍的公敵，“嬰”代表對公共社會造成隱患的低智低能者，使用這些極端詞彙將物件進行“符號化”。
透過身份同一理論，至少可歸納2010年以後網路新詞“出圈”的兩個階層動因：第一，話語“去精英化”。2010年以後的網路新詞與五四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是截然不同的，不會出現曲高和寡的局面，相反，這一時期出現的新詞十分“親民”，極力迎合民間價值與底層情緒，使得新詞如“病毒”快速獲得認知母體；第二，知識“去壁壘化”。社交媒體的傳播特性不同於五四時期報刊的“科普”、改革開放時期官媒的“普法”，也不同於2000年以來網路技術帶來的知識壁壘和物質壁壘，社交媒體的數字鴻溝可能僅存在於嬰兒與老年人，隨時隨地對時代的群體性心理進行修辭與釋義，而當具有概括功能的詞彙讓多數人產生共鳴時，其使用率迅速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與新詞生產不同，概念“出圈”並非意味著公眾對概念的內涵達成共識，新詞生產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共識的，這也是新詞出現的最初階段為何會聚集闡釋共同體的原因，而概念“出圈”是新詞在擴散過程中的意義旅行，是不同階層出於不同目的共同使用詞彙做出的不同釋義。周葆華（2021）認為“摺疊”是與“出圈”相互交織的兩個維度：一方面，“摺疊”指向話題層面上網路事件的階層差異性，即不同社會階層因其社會經濟文化形態的差異可能生成不同的輿論事件，另一方面，指向觀點層面上不同價值觀群體的差異。在本文看來，概念“出圈”之後，不同階層的闡釋即一種“摺疊”狀態，科塞雷克認為“一個概念的重要性或關鍵發展，常常不在於頻繁使用，而是取決於被論辯的強度，或在某個歷史時期和關鍵時刻的多義性和爭議性，或在觀察和解釋社會、政治狀況時的不可或缺”（方維規，2020）。可見，“摺疊”越密集，概念的論辯程度就越高，概念對社會也就越具有重要性和關鍵意義。當今網路社會爭辯較多的詞彙包括“佛系”“996”“後浪”“社畜”“躺平”“內卷”等，建構了不同型別的社會結構，而不同的結構方均站在各自立場進行闡釋。
表2中A與B是根據社會階層建立的對應結構，所選詞彙衍生的觀點差異性是財富、資源、年齡、職業等階層差異性所決定的，即在階層關係下形成了詞義論辯和價值爭奪，不同階層對同一個詞的不同闡釋視角，不僅是詞彙概念化的必要程式，更是概念從“小圈”到“大圈”完成修辭者擴張和詞義擴散的歷程。概念的多元意義“摺疊”是概念“出圈”的必然後果，避免單一的社會觀點統帥社會思潮，這也是近10年來新詞浪潮的走向。
六
網路新詞的社會反饋力：消極動員、階層撕裂與情緒溝通
網路新詞“去精英化”不僅僅針對詞彙使用者，同時也針對詞彙的所指物件，也即網路新詞能更有效地定義民眾生活，其文化視線是向下傾斜的。“去壁壘化”也能激發普通民眾參與社會闡釋、論辯的興趣與慾望。然而，作為一項批判性研究，本文更傾向於提出網路新詞為當下社會可能帶來的危機、隱藏的風險或潛在的破壞力。
（一）消極動員的價值指向
現代社會分層理論興起於工業時代，結構性的工業生產模式註定了人的“職業”具有天然的權力和財富生產力，提高工業生產率的知識技術也成為知識精英的權威來源。正是在這種情境下，新詞的生產權（命名權）由知識精英控制，中國作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也順應這一潮流，如五四時期出現了民主、科學、市場、企業、細胞、神經等與現代政治、經濟、科技相關的新詞，這些詞彙普及了現代知識，塑造了國民的政治意識、商業素養和文化精神，具有“精神動員”效果，當然這種動員能力也是附著於當時的大眾媒體（報紙）而展開的。同理，改革開放初期的詞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市場動員效果，“萬元戶”“家電”等詞彙為人們樹立了參與市場競爭的目標。命名使原本是動物式生存的勞累操作同時從指稱與願望兩方面獲得了一種含義，這既是一種價值性解釋，又是一種客觀物件化，命名使主體獲得了對行為最起碼的反思性自我意識，從而上升到了將規律與目的相統一的人類性勞動水平（尤西林，2017：84）。從本文所蒐集到的資料看，除了官方的技術中立詞與政策陳述詞，有較大數量的詞彙具有消極動員效果，這種效果來自於網路空間的共同闡釋，例如，“富二代”在闡釋中的階層想象並非“努力”獲得，而是“繼承”獲得，隱含有階層固化的價值指向，進而勸說非“富二代”們放棄努力。這種消極動員是“以退為進”修辭策略的直接後果。2018年以後，具有生命力（根據研究物件的遴選標準）的新詞均有消極動員功能，其背後的價值指向在於“放棄努力”“無需掙扎”“接受現實”，對傳統勵志語言表示不屑，並對其貼上“雞湯”標籤。消極動員的特點在於，並非鼓動人們主動抗爭，也並非建構“反智、反精英、反權貴的話語體系”（賈彥峰，2016），而是以“勸退”開展動員。
（二）消極動員之後的“全民抑鬱”症候
實際上，消極動員的觀念並非最近幾年才產生，而是一直存在，如被稱為20世紀精神困境先知的卡夫卡（Franz Kafka）在其文學作品中所言，“我最擅長的事，就是一蹶不振”，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所說的“我沒有錢用，但又懶得去掙錢”，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所說的“我沒有喜歡過工作，我的目標永遠是得過且過”等。這些文學作品中的隻言片語雖然被摘抄甚至流傳下來，但並未形成流行性觀念，也即並未獲得社會各階層的共同闡釋或論辯。是否形成流行性觀念的判斷依據為：第一，媒體（包括自媒體）是否廣泛使用和深度闡釋；第二，學術論文是否開展理論性探討；第三，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精英階層）是否在公共發言中採用。近年來，當這些消極觀念濃縮為詞彙，並提煉概念之後，以上三個判斷依據均符合現實情況，正因此，這些詞彙的社會反饋力也開始湧現。作為一種社會後果，網路新詞所呈現並進而引導和動員的社會消極心理是值得關注的，勸說全民“放棄”和鼓勵全民“退出”是一種“集體抑鬱”症候，正如有學者在研究網路詞彙時所言：“他們以習慣性的自我否定將短板放大或把責任歸咎於社會，隨之而來的就是消極暗示的增強、自卑情緒的放大和仇視心態的生成。久而久之，個體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在‘喪聲’中消解。有了‘喪’的心理基礎，‘佛系’的流行似乎順理成章”（蔣建國，2021）。
（三）階層撕裂的“常態化”風險
普遍性的社會焦慮需要一個排洩口。由於生產主體（命名者）的去精英化，網路新詞的價值取向並非如同五四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的宏觀指導性和抽象教育性，而是微觀針對性和具體指向性。新詞的概念化不僅意味著客體的物件化，更意味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消極動員效果的詞彙中，客體與自我形成一種對立關係。例如：“富二代”是對客體的物件化，窮二代則是在自嘲中形成自我意識；“綠茶婊”是對利用外表“走捷徑”的青年女性的客體物件化，與傳統道德形成對立。對立性的概念便於生產身份性標籤，因而有助於“身份政治”的生長，即在網路社交中，快速將對方歸納於哪一類人，並貼上概念進行傳播。福山（2018/2021：81）在研究“身份政治”時否定了經濟學對物質資源或利益行為驅動力的認可，因為經濟學家“忘了激情，也就是靈魂裡渴望得到他人承認的那個部分，可以是平等激情——被承認與他人在尊嚴上平等，也可以是優越激情——被承認高人一等”。由於對濃縮概念的承認，人們認定某一類人即為自我的對立面，因此祛除經濟學上的理性層面，而表現出與另一類人的敵對情緒，甚至狂熱狀態。“唯身份”正在形成一種“新部落主義”（福山，2018/2021：i-x iv）。在男女互厭、老少互嫌的狀態中，網路新詞均起到了“催化劑”的效果，“普信女”“娘炮”都是站在男性視角凝視女性而生產的詞彙，是以性別為基礎的一種階層想象，強調男性的優越感。相比於五四時期，“她”（黃興濤，2009：1）是在男性尊重女性的基礎上出現的詞語。當然，本文並不敢武斷地聲稱網路新詞引發了社會階層撕裂，但透過對網路新詞的語義、語用、語境分析，可發現網路新詞在階層互動關係中產生了消極動員效應，“摺疊”和“出圈”引發的共同闡釋，導致階層撕裂。
（四）“非審美性”詞彙的社會情緒溝通
研究至此，網路新詞的出現也並非一無是處，以上所述是一種文化反思與批評。實際上，“以退為進”的修辭策略讓新詞在生產過程中弱化了“進攻性”。含蓄地引導價值觀，這已是一種理性。詞彙的概念化範疇之一就是詞義的“大眾化”，放棄精英語言，而採用民間建構的非主流語言，這是語言意識的覺醒。
但是，語言倫理本質上是“社會價值編碼的規範化”，而大眾本位語言倫理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它的“非審美性”（李萌羽，2021）。語言附著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美感是語言倫理的來源。產生於民間的詞彙或概念不僅僅是“民意的反映”，而且是以通俗且便於價值流通的文化介質來擴散民間思想。這種“民間”不一定意味著社會底層，而是指向多元的非官方身份，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現代語言的美學依據，而且簡化了社會交往的意義提煉，增加了情緒表達的渠道。
本文研究的詞彙是帶有價值指向的。很明顯，無論正面義或負面義，這種價值指向附著了情緒傾向，它在成為網路辯論工具的同時，也讓話語參與者在網路中以理性的方式“解壓”或“洩憤”。這是概念“大眾化”的基本功能，非官方造詞雖然不具備官方造詞的學理意識和審美意識，但是粗俗的風格是情緒表達的重要途徑。結合上文提及的階層理論以及詞彙素材，情緒侵蝕到由權力、財富、名望決定的階層關係，並可從資源、職業、地位、性別、年齡的結構進行分解。在當下社會中，由於數字鴻溝等不言而喻的原因，老年人並不掌握“造詞”能力，但從詞彙素材來看，具有網路話語優勢的年輕人除了對“大媽”“大爺”等普通詞彙進行重新釋義，並未生產明確指向老年人的詞彙，相反，年輕人透過“佛系青年”等詞彙進行“自嘲”，修補資源、資訊不對等造成的階層裂痕。從這一點來看，網路新詞的積極意義在於大眾化的“非審美性”所帶來情緒溝通功能。
七
思考與討論
本文並不敢斷言2010-2021年這一階段是我國近代以來概念史的一次重大轉折，但可以發現，隨著社交媒體普遍性介入日常生活，大部分新詞在事實上實現了從線上到線下的公共性迴歸。這一時期的新詞帶有強烈的網路氣息和習性。網路最主要的習性在於平民主體與多元意義，帶有隱晦的抗爭性，形成“內容極化”但“表面平和”的意見氣候。透過社會階層關係下網路新詞這一微觀“切口”，筆者覺察到了社會思潮宏大序幕下的些許光斑。既定階層框架之下的新詞意義生產是一個全民參與的過程，具備迅速傳染的思潮特徵，介乎於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之間，併兼有啟蒙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諸多要素。部分詞彙依據“主觀社會階層”在網路話語中建構了想象的社會結構，在此背景之下，網路新詞的“退出”意識具有保守主義“溫和而穩定”“放棄對終級價值、目標信仰的追求”（郭德宏，2004）等特點，但並未放棄激進主義的批判精神和公共關懷，因而才出現以“退”為形、以“進”為神的矛盾狀態。同時，網路新詞並未沿襲傳統啟蒙主義思路，動員民眾透過積極抗爭以奪取權利（包括民族權利），而是反其道行之，讓民眾在資本遊戲中“恍然大悟”，審視自身在制度機器面前的渺小與無力，這是一種“止損式”啟蒙。此外，網路新詞修辭主體“民間化”必然帶來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但是這種“對內”的網路新詞與“對外”新詞完全不同，後者具有極強的排他性，例如“國際綽號”將“愛國”行為簡化為對想象敵的侮辱性身份標籤，將啟蒙理性和經濟利益的現實需求拋擲於身後（彭華新，2022），本文研究的網路新詞以國內階層關係為語境，相比而言，雖然這種“民粹”具有“陣發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著危機旗號的變色龍”（Taggart，2000：5-8）的反精英特徵，但在形式上隱蔽了民粹主義的“攻擊性”修辭。作為一種文化反思，本文特別注意到網路新詞在缺乏爭辯情況下的民粹主義傾向，即易於形成“弱者”自辯的武器。對個體而言，一些概念潛在地證明了“懶漢”的正當性，支援“懶漢”獲得平等的社會權力，但忽略其義務和社會責任；對整體而言，一些概念在倡導消極的人生觀，制定“幸福”與“成功”的多樣化標準，在“反雞湯”與“反成功學”的面紗下向父輩、精英、權力宣戰。在社會階層關係下研究網路新詞，可以理性地梳理這種“弱者”自辯的邏輯、動因，防止民粹氾濫。
在社會結構上，一些新出現的詞並不一定就是“非主流”社會用語，部分網路新詞在社交媒體中可以迅速獲得廣泛認同而成為“主流”社會用語。“主流”與“非主流”的爭辯實質是話語權的爭奪，一些人希望製造“梗”，也是在試圖生產概念，佔領話語權高地，誰獲得概念的製造權，誰就有擁有闡釋社會意義和傳播社會心理的話語權，誰就具備了調控意見氣候的能力。這也說明了新詞生產、概念化在當下社會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不足在於，雖然本文將最近10年間的網路新詞置於歷史長河中，對照不同新詞繁榮階段進行歷時性分析，但囿於史料所限和篇幅所限，本文並沒有將最近10年的網路新詞與其他歷史階段的新詞進行直接的比較研究，而是將歷史的不同階段作為研究網路新詞的背景，突出網路新詞的現實社會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網路新詞的歷史價值。
本文系簡寫版，註釋與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8期。
本期執編/王檬
訂閱資訊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也可透過下方二維碼或網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進入國際新聞界微店，購買當期雜誌和過刊。
您還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進入官網下載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