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
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晚號劬堂，江蘇鎮江人。曾中秀才、舉優貢，後任江楚編譯局分纂，旋即東遊日本。歸國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北大學、中央大學等校任教，並任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館長。博洽多識，尤邃於史學，著有《歷代史略》《中國商業史》《中國教育史》《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等。民國間，身兼教育部部聘教授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歷史學者，僅他和陳寅恪兩人，足見地位、影響。
《柳詒徵史學論文集》收有《史學概論》（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97-117頁），文末括注“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函授社國文科講義”。對勘可知，底本應即《史學概論講義》（下文簡稱“《講義》”），然誤脫衍倒甚多。如第一章首段末尾，將小注“地質調查所出版之《中國古生物志》”云云誤排為正文；第六章末段小注、第七章多數小注脫漏；第六章將“地望”誤為“地理”、“治”誤為“沾”、“北圻”誤為“比圻”、“正史地誌”妄補為“正史地理志”、“最珍”妄補為“最珍貴”、“亦可以”妄刪為“亦可”、“四夷諸傳”妄改為“四夷列傳”、“疏舛”妄改為“疏漏”、“異域錄”妄改為“異域瑣談”、“綦多”妄改為“較多”等。《柳詒徵文集》第十二卷又據《柳詒徵史學論文集》輯錄《史學概論》（楊共樂、張昭軍主編：《柳詒徵文集》第十二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209-222頁），未參校《講義》原本，疏誤一仍其舊。至於撰著時間，亦可商榷。《講義》所引時著，可考最晚出版者為第一章首段末尾小注提及的《中國古生物志》甲種第二號，此號僅出第一冊，刊瑞典赫勒著《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化石》，由地質調查所印行，封面所署日期為“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又《講義》為商務函授學社國文科高階教材，考慮到使用需求，撰著不應在1925年4月開班後太晚，估計應在1927年底或1928年。此時柳詒徵任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館長，所著《中國文化史》在《學衡》雜誌連載，已是與北大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新史家對壘的“學衡派”（或曰“南高學派”）領袖。
柳詒徵《史學概論講義》書影，商務印書館民國間版。
《講義》凡七章。第一章《史學之範圍》首先界定歷史及史學之範圍，認為不止人類演化，即地質構造、生物進化亦在歷史範圍之內；研究史學所當究心者，除了“人類過去之思想、言論、事實”等文字記載外，還包括“錢幣、金石、甲骨、符牌、印押、器具以及畫像、圖繪”等。接著，概述歷代史官建制及史籍分類沿革，末及新興之專史，用“格義”眼光指出其“多采用紀事本末體”，“皆正史諸志匯傳之遺”。最後指出：“學者欲講史學，宜先究心古今書籍類別，而後可言讀史之法。”隨後諸章即概述中國史籍，以古代為主，兼及當世；除介紹內容、價值外，也提點閱讀、研究的方法、題目。如第三章《正史》提到：“若專攻史學，則須用東坡讀史之法，每讀一次，以一意求之，或隨時分類札記，不妨注意數項之事。如漢代盛用黃金，學者多通經致用；元代盛用生銀，色目人、漢人、南人之別甚嚴，則讀《漢書》《元史》時，可立一小冊，分為數項，遇紀傳中所載頒賜使用金銀之數，及某人治某經、某人為某地人之類，依類列之。自可歸納而得其特點。”這亦是柳詒徵教學的特點（吳孟復：《略談柳詒徵先生的治學與教學》，《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87年第三期），能“授人以漁”，提升學生能力。在中國近百年史課上，他教學生“參考《東華錄》分類做好筆記，來同古代史實比較”（張世祿：《回憶柳翼謀師二三事》，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22頁）。“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經常“出許多研究題目”，要學生“蒐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並擇優選出在《史地學報》或《學衡》上發表”（鄭鶴聲：《記柳翼謀老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鎮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鎮江文史資料》第十一輯《柳翼謀先生紀念文集》，1986年8月，241頁）。
柳詒徵此前撰著的《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皆將中國歷史分為三期，《講義》亦分上古、中古、近古三期，時段略同。第二章《古史》介紹漢以前史事及相關書籍，分為“周秦人所著書”“漢以來之人所著書”“近世人及外國人所著書”三類，逐一提點內容、研讀法及長短得失等。如述漢以來之書，提到《史記》、《說文》、諸經註疏、《水經注》、《資治通鑑》及“類書之徵引秘緯之說”如《太平御覽》之類，認為“皆宜博考，以證經、子”。
第三章《正史》論述正史的性質、書目的增衍、例目的沿革等，涉及時段主要是漢至明代（中古），注意切合當時讀者的“學情”提示閱讀及研究的方法、要點等。比如，新式教科書興起後，人們“每苦正史繁重難讀”，柳詒徵指出，“讀史最重者，在能得其事之曲折。如楚、漢之戰，須從《高祖本紀》，逐年觀之”，參以陳涉、項羽、韓信、蕭何諸人世家、列傳，“方能知其進退成敗種種關鍵，及在事諸人智名勇功、乘時競進之跡。若徒讀教科書中寥寥數十百言，但能知一二重要人物及其初起與最後之結果，中間事理全不了然，既不足以引起興趣，復不足以增長閱歷。故讀教科書者，每事必須參閱正史（或《通鑑》及《紀事本末》），方能得益”。
第四章《近世史》概論與“自清興至民國之事蹟”相關的史籍。以此期未有正史，而稻葉君山之《清朝全史》、蕭一山之《清代史》等採用新體例的課本、講義，“紀述政教大事，仍多取材於官書及通行之名著”，故倡導多讀原書。柳詒徵扼要介紹了實錄館實錄、史館列傳、典志、外交條約、軍志、奏議、書牘、掌故等型別的原始史料名著，如《東華錄》《滿漢名臣傳》《皇朝續文獻通考》《漢學師承記》《湘軍志》《中日國際史》《辛壬春秋》等，並對研治態度與方法作了提點，強調全面審視、平心考究。
第五章《編年、紀事、分類之史》論述古今這三類史書之要籍，重在闡發其“事實之展轉傳鈔，與作者之用心所在”等採擇、編次之“義法”及特點，並以是否有補於正史評判其史學價值。比如，柳詒徵指出，“編年之書，有一事而分見數年、數十年者，同時又雜以他事，固易使讀者顧此失彼。紀事之書，各分首尾，似愈於編年，然一事之連帶關係，必牽及於多方。權衡輕重，分隸某篇，則視編書者之裁製。學者取《通鑑》及《紀事本末》比而觀之，自知史事之縱斷、橫斷二法，互有短長，不可偏廢。而正史之兼縱、橫二法，所為可貴也”；分類之書，“以成於某朝正史之先，或多采正史之外之書者為貴。如《通典》多采六朝人議禮之文”，“若採自正史者，第取其前後貫串，可以知典制之源流沿革，他無足取。如《通志》之列傳，幾於無人讀之，以其與正史重複，不足以見採撰之義法也”。
柳詒徵治史頗重地理，曾指導學生創辦《史地學報》，《講義》亦特設《地理》一章（第六章），既介紹“考求區域之分合、地名之沿革，略記風俗、物產、山川、名勝”之傳統歷史地理學著作，也受晚清以來為了籌邊制夷而研治邊疆史地之學風氣的影響，擇要概述了與邊疆地理相關的歷史要籍及近代以來撰制的論著、地圖等。除了評述這些書的歷史地理學價值外，還不時從其他角度提點其功用。比如，柳詒徵提到，宋以來記載外國之事的《諸蕃志》《海國聞見錄》等書，“東西學者，且多據之以考十三四世紀以來之東方商業及交通之狀況”；省府、州縣、鎮市之“舊志舊圖，時有最珍之史料。如研究也裡可溫教之流行，可據《鎮江志》以證之之類。他如食貨、賦役、戶口，可據以訂正史志者至多”。
第七章《史學書》兼論新、舊講史學之書。舊者分四類：一曰目錄，如正史經籍、藝文志及《郡齋讀書志》等史部目錄；二曰校訂，包括校勘文字與考訂事實之書，如《晉書校勘記》《廿二史札記》等；三曰義法，如《春秋釋例》《明史例案》等；四曰評論，如《讀通鑑論》《日知錄》之類。新者簡述論新史學原理、觀念、方法等的著作，如梁啟超《歷史研究法》、何炳松《新史學》等。
《講義》是柳詒徵唯一一篇全面系統地評述中國史籍、提點相關閱讀及研究方法的文獻，濃縮了其治史之心得、見解，與他此前所撰《歷代史略》《史學研究法》《中國文化史》以及此後出版的《國史要義》《談治史方法——河南大學演講集》等論著，具有一定互文關係。比如，第一章應取材於柳詒徵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時所編講義《史學研究法》之第一章《歷史之種類》和第三章《史學之材料》。參看這些論著，會對《講義》所貫穿的柳詒徵“根核六藝”“運以新法”（前者見柳詒徵：《〈國史要義〉題辭》，《劬堂序跋集》，《柳詒徵文集》第八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242頁；後者引自柳詒徵給門人鄭鶴聲《漢隋間之史學》一書的題詞，參見鄭鶴聲：《記柳翼謀老師》，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04頁）的治史理念與方法獲得更為透徹的理解。
第二章《古史》指出，“治史學，莫先於讀經”，甚至認為讀子也須讀經、“知經、子相通之義”，簡直將經學視為統帥一切學術的靈魂。這種鮮明的“尊經”立場，是柳詒徵與非經疑古的新史家最大的分歧所在，也是他為後者塑造為保守落後形象的根本原因。身處列強入侵、“西學東漸”的近代危局，作為“學衡派”主將的柳詒徵，有著強烈的擔當精神，“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柳曾符、柳佳編：《劬堂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12頁）。他主張“由治經而治史”，因為一國之文化，習俗、制度、人事等隨時變遷，而明人倫、尚德化等文化根本則相承不變。柳詒徵說：“吾國之群經諸史，皆以道德觀念為主。杜預論《春秋》經傳五例，結之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實則《易》《書》《詩》《禮》亦無非以正倫紀，明禮義。後世史書，高下得失雖不齊，其根本亦不外是”（《講義》第二章）；中國文化的精華在“五倫”（柳翼謀：《什麼是中國的文化》，《時事新報·學燈》1924年2月9日）。在《國史要義》等論著中，柳詒徵更是從“史原”“史權”“史德”“史義”“史化”等方面“本經論史”。他認為：“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原》，商務印書館，2011年，11頁）上古之時，“禮由史掌，而史出於禮”（同前，第6頁），史官不僅職掌官書典則（即“禮”），還分理庶政、襄贊王治，負有約束、諍諫王的責任。而禮之精神，則是“道”，即經學上升到普遍高度的價值倫理：“倫理者，禮之本也”（同前，13頁），此即“史義”，“史權”“史例”等皆由此出。比如，正是因為史官代表著道義，而道尊於勢，所以史權在終極意義上高於君權。這種上古時期形成的經史合一的文化形態與制度，塑造了中國史學經世致用、以官修為主等學術品格：“史之專重鑑戒，遂垂為數千年定法。”（柳詒徵：《國史要義·史術》，商務印書館，2011年，269頁）而今天的史學研究，也應在探求“人類演進之通則”中發明“吾民獨造之真際”（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以前人之經驗，啟發後人之秉彝”（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德》，商務印書館，2011年，109頁），“準古鏡今，以為人世之法”（柳詒徵：《史學研究法》第二章《史學之定義》，李孝遷編校：《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1頁）。這些主張，顯然與強調“為學術而學術”，將史學與倫理分離，建設為求真之科學的新史家大相徑庭，故遭到後者“圍攻”。不過，今天站在建構中華自主學術體系的立場來看，會發現：柳詒徵的闡發更加吻合中國史學發生發展的語境，更能彰顯併發揚其主體性和個性，頗有借鑑價值。
在新史家的“選擇性”塑造與批判下，柳詒徵史學“趨新”的一面常為人忽視。其實，他非常注意借鑑時人著譯，在學理上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學衡雜誌簡章》，《學衡》第一期，1922年1月）“溝通中西之學說”（《講義》第七章），在體例、方法上更是對西賢多有借鑑，倡導“以域外賢哲治史之法，沉潛博洽以治吾國史”（柳詒徵：《〈中國史研究論文集〉序》，《劬堂序跋集》，《柳詒徵文集》第八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266頁），“仿歐美之例，著專門之史”（柳詒徵：《清史芻議》附《修史私議》，《歷史與文化論集（一）》，《柳詒徵文集》第九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63頁），《講義》和《史學研究法》《談治史方法——河南大學演講集》對此有集中體現。《講義》第七章《史學書》專門介紹了新史學之書，讚賞梁啟超《歷史研究法》“通貫新、舊，能以科學方法解剖國故”，認為威爾遜《歷史哲學》、浮田和民《史學通論》等“所言原理，多可運用於吾國史籍”，何炳松《新史學》等亦“言之有物”，其他章節對國內外時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多有評介，足見柳詒徵治史之“趨新”，下面略舉數端析之。
首先，柳詒徵對晚清民國的考古大發現頗為重視，主張全面蒐集各類史料。《史學研究法》第四章《史學之補助學科》專門介紹了考古學，倡導“今之學者，欲發明歷史之真相，尤宜建立考古學，舉有史以前有史以後之物，詳搜而博考之，不可徒囿於文字也”（李孝遷編校：《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73頁）；第三章《史學之材料》強調“蒐集歷史材料，不能僅以書籍為限，殘磚斷甓，折戟沉槍，無往非史家之珍品”（同前，67頁）。《講義》對新發現的傳世文獻之外的史料，亦很關注，如第五章雲：“至新出之龜甲、獸骨、竹簡、碑版、明器、逸書、古籍、殘畫、番書之類，則宜讀羅振玉、王國維諸家之書。”
其次，柳詒徵很注重考辨史料之真偽，但主張“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學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整理》專門論述了史料的“審判”，意識到古物、古書皆有真偽，即同為真，也“有彼此詆諆門戶異同之辨，非細心審判，不能得其真相也”（同前，75頁）。不過，柳詒徵和顧頡剛、胡適等疑古派懷疑、重估一切史料不同，他認為，中國史家自孔子起，“多學而識，則分別疑信”，“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穿鑿附會以求合，不向壁虛造以亂真”（柳詒徵：《談治史方法——河南大學演講集》，《柳詒徵文集》第十二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240、242頁）。“是故吾國史籍，自古相承，昭信核實，以示群德”，“不敢臆造私撰”。“至於刊落不盡，或有牴牾，則緣其事體大，獨撰眾修，皆不易於毫髮無憾”，“又或事屬當時，多非實錄，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宋書》自序語）。以至《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之，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北史》自序語）。則易代之後，史家多為改正。讀《宋史·週三臣傳序》，則知吾國史德，正由後先補益，而益進於忠實。治史者正不可以偏概全也”（柳詒徵：《國史要義·史德》，商務印書館，2011年，126頁）。今人“以晚近之詐欺，推想前人之假託”（同前，136頁），“以疑古為新創之風，不知孔門本兼信與疑兩種方法，非一切不信，亦非一切盡信，後之史家率用此法”，“故中國史書曾經若干洮汰，其類於各國古史之神話者，聖哲皆疑而闕之，非確知其不虛，不加採擇。而今人乃疑其偽造，轉若各國舊史之神話為真史，是則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耳”（柳詒徵：《談治史方法——河南大學演講集》，《柳詒徵文集》第十二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241-242頁），況且，“即偽可以求真”（《講義》第二章），偽書亦不可廢。柳詒徵針對的顯然是“古史辨”運動，他強調從中國史學衍生的內在理路和精神出發，“屏去一切褒譏之說”和成見，“平心考究”史著之真偽和史事之疑信（《講義》第四章）。因此，他很重視古書的體例、誼（義）例，有時也由此著眼批評新史家。比如，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中，他指斥顧頡剛“以《說文》釋禹為蟲，而不指為夏代先王，因疑禹為九鼎所圖之怪物”，乃不識《說文》之誼例（柳詒徵：《清史芻議》附《修史私議》，《歷史與文化論集（一）》，《柳詒徵文集》第九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307頁）。《講義》第三章批評梁啟超“斥諸史為帝王家譜，無當於民物、社會”，亦是不明正史體例，其實“社會風俗之散見傳志（如《史記·貨殖傳》《隋書·地理志》之類）”，“在善讀史者讀之，任何朝之帝王史，皆吾民之史也”。（其實，梁啟超在談到摘讀法時亦指出，“就事分類而摘讀志。例如欲研究經濟史、財政史，則讀《平準書》《食貨志》……每研究一門，則通各史此門之志而讀之，且與《文獻通考》之此門合讀。當其讀時，必往往發見許多資料散見於各傳者，隨即跟蹤調查其傳以讀之。如此引申觸類，漸漸便能成為經濟史、宗教史……等等之長編。將來薈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讀書指南》，中華書局，2010年，14-15頁]。梁氏“斥諸史為帝王家譜”，乃破舊立新的意氣之論。）當然，對古史、古書真偽、疑信的爭執，也與對其承載的價值倫理的評判分歧相關。柳詒徵意識到了他與新史家的此點差異，《講義》第二章提到，“吾國之群經諸史，皆以道德觀念為主”，“今人疑經疑古，推翻堯、舜、禹、湯、周、孔，而轉喜表章王莽。即由根本觀念不同，故於古史爭辯最烈也”。可見，不同學人、學派之間的分歧是系統性的，各有其自足的學理，我們考察雙方的交鋒論戰，不能只看到水面上相撞的一角，而看不到隱藏在水中的體積更大、支撐這一角的整個冰山。
再次，柳詒徵指出，“人類之動作，有共同之軌轍”（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頁），故可以取今時、異域之思想、事理髮明中國古史。《講義》第二章提到，“古代思想，有與近世相近者，如授田均產、大政詢民、鄉里選舉本於學校教育之類，往往有良法美意，遷流已久，湮晦莫宣，轉賴今之思想印證參稽而覺其可寶”；“近人及外國人之書，雖非紀述古事，而有可以證明古代社會狀況者”，例如“結繩而治之法，可以日人若林勝邦《涉史餘錄》（日本早稻田大學歷史講義之一種）所述秘魯及琉球結繩之法證之。侄娣從嫁之法，可以陳鼎《滇黔土司婚禮記》（諸叢書中多載之）證之。故講古史不限於專讀古書。最野蠻之社會，可以考證最古之史事。學者能觀其通，則古今一也”。當然，柳詒徵也明白，“各國家、各種族之歷史”，“亦有特殊之蛻變”（同前，第1頁）；“古制之合於今之思想者固多，亦有不合於今之思想，宜虛心研究其故者。如《喪禮》中之服制，分析精密，自今人觀之，殊覺其無謂。然欲知周代尚文之義及家族倫理組構之精細，不能不知其用心之所在。故某一時代之制度，有某一時代之思想，須一一求其所以然，不可出以武斷者，治史學之要義也”（《講義》第二章）。這是對時人常犯的“以今律古”“以西範中”通病之針砭，強調對於“不合於今之思想”的古制，不可武斷臧否，而應探求其背後的思想，“宜虛心研究其故”，“一一求其所以然”，“知其用心之所在”。這些主張，或對陳寅恪著名的“瞭解之同情”說有所啟發。（柳詒徵曾在1901年擔任過陳寅恪一年左右的家塾教師，教授國文與歷史方面的課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事年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13、18-20頁]。由這段師生因緣加上柳在當時的史學泰斗地位，可以推斷：柳的學說對陳有啟發。聞軒軒、戴建國《被忽視的首倡者：柳詒徵及其唐宋變革論》[《河北學刊》2023年第一期]即如此認為。）
最後，柳詒徵留意到了舶來之新學科、新方法對史學研究的補助作用，積極吸納、借鑑。《史學研究法》第四章《史學之補助學科》擇要介紹了言語學、古文書學、地理學、年代學、考古學。對時人趨新出現的問題，他也有所洞察、反思。比如，《講義》第三章末尾談到讀正史時可就某些論題分類札記“歸納而得其特點”時說：“近人講統計之法，亦善，然其性質不能一一均等。如史傳中之人物，有大有關係者，有無足重輕者。甲地所產生之人物雖少，其事大有關係；乙地之人名見於史傳者雖多，然其大有關係之人物亦不過等於甲地之數，則其優劣不能以多少而定，且此等事，雖不知史事者亦能為之。”這個提醒在“數字人文”方興未艾的今天，倍有意義。目前不少量化研究，諸如唐詩、宋詞排行榜之類，難逃此議。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柳詒徵對新理路、新方法的吸納帶有一定“格義”色彩，這做得好，則能會通古今中西。比如，《講義》第一章指出：“近世學者編歷史教科書，有通史，有斷代史，多采用紀事本末體。而以史事之性質，分著專史，如政治、法制、經濟……等史。其實皆正史諸志匯傳之遺，特博採群書，通貫古今，如馬端臨之《通考》，加以論斷，述其因果，每事析為一書耳。”再如他讀史、治史，頗重會通、條貫，這既可視為對西學系統性特點的借鑑，也可看作對傳統經史之學通觀思維及通變精神的發揚。比如《講義》第四章論戊戌變法事，兼顧到了“新、舊兩方之紀載”，且留意到二者之“性質亦不可謂均等。新者多躬與其役，舊者多局外之人，其當事者如榮祿、袁世凱之類，未嘗詳述其若何結合以傾新黨也”，因此慨嘆“史學至不易言”，“欲求多方面之真相，皆能曲折宣寫而無遺，乃不可能之事也”。再如，他將“疏通知遠而不誣”視為孔子治史之要義，雲：“通者，知類通達，心知其意，述往思來，視古如今也。疏而兼通，則能知遠，因革損益，百世可推，而要歸於不誣。”（柳詒徵：《談治史方法——河南大學演講集》，《柳詒徵文集》第十二卷，商務印書館，2018年，242頁）《講義》第二章亦曰：“由治經而治史，最易得一種明瞭之界說：即一國之文化，有隨時變遷者，亦有相承不變者，不可膠執一說也。”
（《史學概論講義》收入陳斐整理的《國文科名家函授講義》，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