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大學名譽教授氣賀澤保規先生是國際知名的唐史學家、碑刻專家，他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求學於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故而亦是陝西師範大學知名校友。值此陝西師範大學建校八十週年之際，今日請畢業於唐史研究所的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王坤先生翻譯這篇氣賀澤先生當年回國後撰寫的隨筆文字，並附上當年照片兩幀，以誌慶賀。原文刊登於日本神保町著名的中國學研究專門書店東方書店的店刊《東方》第76號（1987年）。
結束了長達二十二個小時的北京至西安的火車行程，我一個人站在了西安站的出口，時間是一年前的一月三十一日清晨八點多。
冬季西安的早晨來得晚，太陽還未露頭，空氣也很冷。映入眼簾的是站前的擁擠、飄落的樹葉、灰色籠罩著的街景、佈滿塵土的道路，以及弓著背來來往往的黑色人群，令人感覺是到了一個寒冷的鄉下城鎮。這是西安留給我的第一印象。離開北京之時，老師們曾提醒我，西安無論是在研究還是生活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差，長期逗留會很辛苦，建議我適時返回。此時此刻，我不由得想起那些囑咐的話語和生活了四個多月的北京大都市的情景。
就這樣，我在西安的生活在一種並非美好中開始了。但是，從不久的春節之後我就融入了人群，蹬著腳踏車出沒其間，變成了地道的西安人了，以至於七月末返京日期迫近之時，我竟然祈望能多呆些時日。究竟是什麼東西吸引了我呢？或許正是那些純樸善良、溫暖如春的人們，用他們最樸實的情感，觸動了我的內心。
我受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從1985年9月開始為期一年的中國訪學之旅，主要求學目的地是北京大學和陝西師範大學。前者暫且不說，而之所以選擇後者，一是緣於陝師大所在是筆者的專攻領域隋唐都城長安，二是我經常聯絡的一位尊敬的學者黃永年教授執鞭於此。陝師大坐落在西安南郊，從宿舍窗戶就能遠望大雁塔和終南山。其間，我經常往先生的研究室和府上拜訪，或者是在講座等時機聆聽到了先生懇切而富深意的教誨。
1986年2月春節時於陝西師範大學，左起為牛致功、史念海、黃永年三位先生。
先生出生於1925年，原籍江蘇省江陰縣北鄉，成長於武進縣（現常州市）。先生矢志史學研究的直接機緣是在1942年的中學時代。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先生幸遇當時為躲避日軍進駐上海而暫居常州的兩位著名歷史學家，其中一位就是隋唐史研究大家，光華大學的呂思勉。為了聆聽呂思勉先生在青雲中學（實際為蘇州中學分校）的講授，先生專意轉學於此，併為呂先生的“國史”課程所深深折服。另一位則是顧頡剛的高足，後來擔任山東大學教授的古文獻學權威童書業。與執教於常州惠林中學的童先生的相識，據說是經由呂先生介紹的。後來童黃兩位在學問上成為師徒傳承的同時，也結成翁婿關係。先生中學畢業之後，一度入學南京中央大學，後於1946年進入復旦大學史地系（後為歷史系），1950年畢業後開始在上海交通大學執教，後來又隨著交大部分西遷，先生也一同來到了西安。“文革”後，承蒙由顧頡剛先生所創立的禹貢學會資深會員史念海教授的引薦，而轉入現在的大學。先生自陝師大歷史系轉入唐史研究所，同時兼任古籍研究所教授，講授唐代政治史與碑刻學，並且擔任初創期的唐史學會秘書長。
黃先生還有一件趣事。某日在研究室，先生拿出一套開明書店版的正史說道：“這是我求學時期在上海霞飛路（現淮海路）的老書店上海修文堂買的，其中還有日本牧田諦亮的藏書印。按此說來，我與牧田先生也可算是學問上的兄弟了”。我聽說牧田先生曾就職東亞同文書院，戰後在接收戰爭財產時，其個人藏書也被沒收。在歸國後某次學會上，我告訴了牧田先生關於黃先生的這件趣事，牧田先生曾感慨那些藏書遭遇的不幸，未曾想幸歸著名學者之手而發揮作用，在驚喜之餘，又有幾分感激之情。
四月，我結束了歷時一個月的河南、湖北、四川三省之旅，回到西安開啟報紙一則新聞映入眼簾。秦公一號大墓發掘工作進入最後階段，已經著手槨室開啟。在離開北京時，任《朝日新聞》特派員的加藤千洋先生曾有所託，便立即給他打了電話，他回覆說可以的話想來西安。於是，對該項發掘一直很感興趣的我又進一步進行了細緻瞭解。首先當然是想去發掘現場看看，便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申請，但都未獲得批准。於是我直接拜訪了以研究農民戰爭史而聞名，曾任陝師大副教授，現為省文化方面負責人的孫達人副省長，但仍然被以對外國人尚未開放為由拒絕了。
1986年5月於陝西師範大學，從左往右為趙吉惠、何清谷、氣賀澤保規、趙文潤。
於是，我想到了平日對我多有關照的西北大學林劍鳴老師。林老師曾於1985年受關西大學邀請而赴日交流，去年被推舉為秦漢史學會會長，關於林會長想必大家都比較熟悉，在此就不必贅述了。林老師讓我見了西北大學研究生，並與秦公大墓發掘工作有關的馬振智先生。馬先生從古雍城全貌到墓室構造，一一給我做了詳細講解。當時他告訴我，《光明日報》駐西安辦事處的記者白建鋼所採寫的有關報道是可信的，因為其曾在西北大學研究生院專攻考古學。之後，我與白記者在宿舍謀面，瞭解到了很多實際情況。他們年齡在三十歲上下，都是年青的研究翹楚。順便說一下，在西北地區能夠開設考古學課程的只有西北大學，活躍在博物館以及研究所的許多學者都是出自該大學。
儘管我對於秦公大墓的實際情況已經有所瞭解，但是仍然無法進入現場。此前我對於陝西等地嚴格限制外國人活動範圍的情況有所經歷。於是在七月中旬，我決定假裝為中國人外出考察。途中經過了周朝興起的岐山和周原，直到中午時分才抵達鳳翔縣。我朝著古雍城遺址南側的田地望去，來到了發掘現場。幸運的是，那時正值午睡時間，只有幾名解放軍士兵在值守。由於前幾天的大雨，古墓的南側斜坡已經坍塌了很多，但其規模仍讓我感到震撼。出土的槨木露天堆放在墓坑外，站在寬廣的黃土高原上，近距離觀察宏偉的秦公大墓，讓我不禁聯想到當時秦朝的強大與文化的輝煌。
在西安逗留期間，聽聞報道說，對唐皇城含光門（朱雀門西側）的考古發掘已經結束了。於是我立刻前往現位於南城牆與甜水井街交叉口的含光門發掘現場。始於隋而擴於唐的磚砌基礎、門柱及車轍的痕跡清晰可見，緊鄰的東側還有宋代的通道。看來唐長安城的皇城與如今的城牆南側部分重合是顯然的事實。
名義上負責此次發掘的是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分所，但是大部分的發掘工作是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與省社會科學院不同系統）組織的考古隊實施的。例如秦兵馬俑坑和雍城的發掘便是如此。以上情況是陝西省考古所隋唐研究室的貟安志主任向筆者提供的。另外，在黃先生的指引下，我還得以一窺正在發掘中的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中的程知節墓及襄陽公主與竇誕合葬墓的一部分。儘管這些墓葬的破壞情況較為嚴重，但仍有壁畫儲存下來，期待日後的詳細報告。此外，據說長樂公主墓也將於近期開始發掘。
說起來，每個到西安旅遊的人或許都會感受到這裡的生活水平與沿海地區相比有著很大差距，社會各方面的問題也比較多。為了改善這種狀況，當前西安正在重新規劃觀光旅遊事業，其中之一就是全面修繕明代城牆，以及疏浚護城河。這些工作正在加快推進。未來遊客可以在城牆上騎腳踏車，在河上乘船遊覽，享受古都的美景。大雁塔周邊也將發展為文化旅遊區，東側將建成仿唐長安西市的設施——西安影城遊樂中心，而西側則計劃建設與故宮、南京博物院比肩的陝西曆史博物館。而且已經給陝西曆史博物館預留有五萬平方米的廣闊用地，並由陝西師範大學研究宋史的楊德泉教授擔任主任，組建了籌備工作室，已完成了藍圖繪製。楊教授表示，這座博物館將配備現代化的設施，展出省內一流的歷史文物，同時還將設有外國研究者的住宿設施，為國內外專家的研究活動提供方便。目前，該專案正朝著1989年秋季竣工的目標積極推進。
西安人經常提到本地的文化傳統。儘管實際情況有所出入，但我的確能感受到其他地方沒有的歷史趣味。西安在歷史研究方面也非常活躍。像在前文未曾提到大名的賀梓城、孫浮生兩位老先生都健在。尤其是賀先生，以臥病之身根據中央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的計劃，準備出版《陝西出土唐墓誌考釋》。陝師大的牛志平、賈憲寶，還有西北大學的胡戟等中堅力量都在堅實地開展研究。我想，今後要格外關注西安學界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