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浩然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首發騰訊新聞@新鄉土
一、不回老家，倒過了個好年
筆者的朋友老Y今年28歲，多年前從省城的大學畢業後便獨自一人在外打拼，擔任某快銷品牌在三線城市的地區經理。年前半個月左右，老Y喜得千金。考慮到一邊是剛剛做完剖腹產的妻子和寶貝閨女，一邊是在外務工一整年即將回鄉的父母，我本以為他這個春節會過得很操勞。沒想到他卻對我說：“這是這麼多年來最輕鬆的一個年！”之所以輕鬆，直接原因是沒回家過年——不僅沒回家鄉，甚至沒回自己的家。早在兩個月前，老Y就給妻子和即將降世的孩子訂好了月子中心，這個春節他們一家三口都在月子中心裡過。據我觀察，老Y這個年的輕鬆來自三個方面。
首先是經濟開支小。月子中心裡環境寬敞、服務周到：對嬰兒，有24小時照顧；對寶媽，一天配送6次營養餐，對家屬準備了專門的自助餐區，除夕還有特別的加餐。月子中心一個月的價格是兩萬，雖然差不多是老Y兩個月的工資，但對於他們這樣長輩不在身邊的新手父母來說，幾乎是一項剛性支出。恰逢春節期間，這剛性支出的價效比還奇妙地放大了。月子中心過年幫小夫妻節省了一大筆節日開支：不需要採購物資置辦年貨，不需要安排和親戚朋友的聚會應酬，不需要開車在雙方父母家來回奔波，不需要給各個親戚孩子發壓歲錢。因此，老Y今年真正花在“過年”上的物力精力非常少：臘月二十九那天，老Y在出租房裡清掃衛生、貼上春聯，過年的準備就算完成了——甚至春聯都是公司發的。
其次是人情往來少。在老Y的記憶裡，過去的每個大年初一都在忙碌的拜年中度過。那些他上門拜訪的人，許多和他並沒有很強的血緣關係，但是同處一個鄉村社會，便也都安排上了姑舅叔姨的稱呼。“去吧，怪折騰的；不去吧，說你不懂事。”老Y的老家在皖西山區，村鎮之間雖相距不遠，但山路難行。由於“時間緊、任務重”，老Y戲稱自己為“特種兵”式走親戚：“放下禮物說不了幾句就要走，根本來不及吃飯，一天開車要走二三十家。”今年不同，身體恢復中的妻子和剛剛出生的女兒，讓老Y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回鄉過年，也不必再和半熟不熟的親戚們碰面了。
第三是身心負擔輕。按老Y的回憶，過年期間每天像旅遊打卡一樣在路上奔波，身體越發疲憊不堪。下了車就是大魚大肉，過去人們捨不得吃的好東西，現在都成了高油高鹽高碳水的代名詞。過年還免不了要喝酒。“我這個工作平時都都在和客戶應酬，都快把胃喝傷了，過年還得跟老家人接著喝”。忙碌了一整年的身心在過年期間也沒得到修養，甚至還加劇了消耗。“在月子中心挺好，自助餐都不用去，就吃我媳婦兒剩下的營養餐，還不用喝酒，身體也舒服，心裡也輕鬆。”
二、為啥過年會很累
在月子中心過年，恐怕是一輩子也不會經歷幾次的特殊情況，但特殊性背後往往揭示著一般性。在月子中心很輕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回鄉過年太累。這種“累”，主要原因不是身體上的消耗，而是心理上的疲勞。
說來奇怪，春節原本就是讓人休息的。勞動人民根據自身的社會文化特點，約定俗成地劃分了時間的節律，並據此安排生產生活，那些特定的時間節點就演變成了節日。中國有漫長的農耕文化，我們的節日裡也保留著濃厚的鄉土社會傳統。從臘月開始，人們把平時捨不得吃的東西拿出來犒勞自己，用各種通俗甚至可能有些低俗的文藝活動愉悅身心，在你來我往的走親戚、串門子等活動中聯絡感情。如此持續到正月十五之後，這個年才算過完。正是這段不同於日常生活的“過年時間”以及從中享受到的身心放鬆和感官刺激，構成了人們對春節的美好記憶，也就是“年味兒”。
然而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現代社會的我們恐怕越來越難以體會到傳統的“年味兒”了。網上有種說法，“過年只有小孩才開心”。其實小孩一年裡大部分時間都是容易開心的，只有緊張生活的大人才不容易開心。在捲入了現代化的社會生產體系之後，各種物質文化產品在日常生活中愈發易得，但工作中的身心疲勞卻似乎越來越難以排解。打工人因為領導的一句“在嗎”而小心翼翼，生意人在酒桌上推杯換盞地應酬。臨近年關，甲方想方設法地找錢或搪塞，乙方則要千方百計地把錢要回來。同傳統社會一以貫之的是，在忙碌了一整年後，人們仍然渴望一段鬆弛的時空體驗。
對於從村莊里長大的父輩們來說，村莊是他們的“快樂老家”，他們的親朋故舊也居住在那裡，或定期返回那裡。總之，他們的人生價值錨定在那裡。當他們在和親戚熟人談天說地、喝酒划拳時，不管平時工作中的疲憊煩惱有多大，都可以拋之腦後，還體會到遊子歸鄉的幸福與意義。但對於早早開始城市化而遠離了鄉土社會，同時正在面對成長和情感等多重壓力的年輕人來說，回鄉過年的體驗可能和父輩大相徑庭。一個鮮明的案例就是，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走親戚”了。
除了和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情感往來的“核心親戚”外，那些曾經作為鄉村中社會支援網路重要組成部分的親戚熟人，其功能性和價值性在年輕人眼裡正在經受質疑。於是，“走親戚”逐漸成為節日規則下高度形式化的活動：“我不想來，但是我知道我該來，來了不知道說什麼，但反正我來了。”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人們的生活場域高度重疊，因而有著豐富的共同話題，長輩也有許多可以教授給晚輩的人生經驗。但在今天，生活場域高度分離、血緣關係較遠、日常互動有限的跨世代親戚之間，恐怕只剩下自上而下的禮節性寒暄和程式化問候：“在哪工作，一個月多少錢？找物件沒，啥時候辦事兒？”如果在這個過程中還有長輩對晚輩所謂的“人生經驗”指點，則可能進一步放大年輕人的反感。但礙於節慶時間和晚輩身份，即便有反感也不能表現出來。於是對年輕人來說，“走親戚”很容易成為一種獲得感極低的、高度自我消耗的社交活動。
可見，“累”是一種主觀又真實的個人體驗。正在經歷城市化的年輕人們，價值錨點相比於父代已經發生偏移。他們一邊承受著現代性的壓力，一邊無法擺脫鄉土社會的規則，卻又無法從中獲得意義反饋。高強度物力精力投入後意義反饋的缺失，構成了“累”的情緒表達。
三、過年，本質是鬆弛的時空體驗
年輕人對春節中某些形式和內容的反感，並不意味著他們否定了傳統節日本身。事實上，如果將過年的本質理解為一段鬆弛的時空體驗的話，那麼儘管時異事殊，對這種時空體驗的需要卻普遍存在。過去人們只要返回村莊，就能修養身心、獲得意義。而現在往返於故鄉與遠方、鄉村與城市的年輕人，又去哪裡尋找安放自我的場所呢？
筆者觀察了周圍的朋友們，有的隨爸媽返鄉，春節前後待了三天就單獨“請假”回城，“公司好不容易放假，不想都消耗在這裡”。有的大年初二開始和朋友在外玩耍，連續兩天不回家，“爸媽去走親戚了，我不想去”。有的相比於“走親戚”，更願意“走朋友”。有的由於年前武漢大雪耽誤出行，乾脆和女朋友留在外地過年，“兩個人過節可省事兒了。”而外出旅遊過年更是屢見不鮮。
相比於這些多樣化的方式選擇，更重要的則是，我們的社會環境越發允許了多樣化的個體選擇。或許這才實現了春節的本義：讓每個人都能利用一年一度的寶貴機會進行勞動力再生產，從日常的緊張生活中抽離出來，度過一段愉快而輕鬆的美好時光，為來年的工作生活做準備。由於文化和歷史的慣性，當個體被容許做出多樣化的選擇時，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那一個。
回到故事的開頭，老Y的父母原本想來照顧兒媳和孫女，卻被他勸退了。“月子中心都管了，父母來也幫不上啥，正好老家還有事要忙活”。當代際責任暫時被市場化的手段替代後，老Y的父母回到了厚重的鄉村社會之中。而透過婚姻和生育組成了新家庭的老Y，也正在熟悉自己的新角色。我反問他，“在月子中心很舒服？你不也得照顧老婆孩子嗎？”他的回答很果斷，“關鍵是，照顧她們我不累啊！”照料勞動指向愛人和家庭，有著豐厚的意義反饋。與過去嵌入鄉村社會的家庭所不同，今天的家庭仍然為個體提供情感支援和價值錨點，而家庭與鄉村社會的勾連卻正在變得稀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