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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I技術加持的早教與陪伴機器人逐步嵌入中國家庭的親職勞動，本研究將這一媒介現象概括為“人機合作育兒”。受“賢妻良母”傳統文化意識的影響，育兒勞動成為一種“高強度母職”。現有研究多聚焦智慧育兒機器人之於高強度母職的賦權與衝突，而對於女性與智慧化育兒代理人的契洽與抵抗、互動與區隔等複雜關係還缺乏深入細緻的討論。本研究以“劃界工作”這一社會學概念為基本分析框架，基於對正使用智慧育兒機器人的20位中國中產階層女性的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發現女性以人機合作育兒的意義、場景與風格作為劃界工作的三種取向，調節、確認與重構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互動關係。“人機合作育兒”充分展現了性別與技術的交叉如何在動態中強化又削弱女性的母職經驗，彰顯了技術干預下代間連結與社會性別互動的複雜性。
作者簡介
任韻靈，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專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專案“後疫時代鄰里空間媒介化研究”（專案編號：22AXW006）階段性成果。
一
引言
2021年底，工業和資訊化部等15個部門印發《“十四五”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明確了智慧機器人在人類生產生活中的重大意義，將中國智慧機器人產業再一次推向新高度。隨著語音識別、機器視覺、機器學習等多種智慧技術的不斷完善，智慧機器人在教育娛樂、清潔服務、醫療康復等領域成為話語焦點。其中，針對兒童陪護和早教的機器人位居中國消費者關注與購買意願的首位（中關村線上，2016），其銷售量更是以每年200%的增速呈方興未艾之勢（Wang，2018）。在智慧化社會與三孩生育政策實施的雙向程序中，加持了AI技術的育兒機器人走入中國千萬家庭，併成為一項關涉兒童福祉、數字做家與科技向善的議題。
在育兒智慧實體狂飆突進的時代，我們能看到一個有趣的悖論：一方面，由於家庭勞動分工的形式化，家庭及其中的育兒實踐往往具有反機器化（anti-robotics）的特徵（Fortunati，2018），另一方面，我們卻又發現中國家庭內的親職焦慮與“內卷”想象、父母對孩子陪伴的缺失、“隔代教育”質量粗劣等現實問題，使得當下的育兒實踐離不開數字化、智慧化協助。既有研究聚焦智慧機器人嵌入育兒等勞動過程所發揮的功能、影響或隱患（Lehdonvirta et al.，2023；Krenz & Strulik，2022），卻疏於考察育兒話語下人與機器之間細微、流動的契洽、衝突與協商過程。在機器人標記著中國家庭育兒結構正在進入智慧化之際，我們有必要審慎地質詢：智慧機器人將如何重塑中國家庭育兒勞動的性別關係、代間連結與技術格局？
在中國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中，智慧育兒機器人來到女性主導的勞動空間，併成為形塑當代中國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互動關係的張力所在。本研究關心的是，女性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智慧機器人——另一個育兒勞動主體——的入場？機器人是母職代理人還是代間關係的競爭對手？女性是否實現經典廣告語如是說“放下手中的娃，拾起心中的夢”，還是被智慧技術中新的不平等再次收編？本研究嘗試以“劃界工作”（boundary work）這一社會學概念解析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之間互動的關係，總結女性在與智慧機器人共同撫育的過程中如何劃分育兒邊界、調節育兒關係，並且藉由對人機合作育兒中不平等性別分工的反思，彰顯技術干預下代間連結與社會性別互動的複雜性。
二
文獻綜述
（一）育兒：一項技術化的性別勞動
家務勞動指維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勞動活動，在不同情境中由多元主體、多種形式來完成（Lan，2003），其性別分工與不平等一直是西方女性主義關注的焦點。家務勞動在父權體制下被定義為婦女“天職”，以及雙薪家庭中職場女性的“第二班工作”（the second shift）（Hochschild，1989）。70年代一項美國家庭社會學調查表明，育兒勞動典型地彰顯了家庭勞動秩序的性別偏見，具體表現為妻子照料小孩的時間（35小時/周）往往是丈夫的三倍（11.5小時/周）（Vanek，1974）。傳統性別秩序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範疇化想象，以及對女性氣質中親切溫柔、善於體諒與照料等特質的型別化，使得育兒勞動由一種“雙人職業”（two-person career）（Papanek，1973）弔詭地轉變為一項性別話語下的“母職”。
作為一項性別化勞動，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的育兒實踐經歷了三個技術干預的發展階段。在前資訊社會，伴隨全球經濟整合與勞動力的跨國流動，一部分有經濟實力的女性得以藉助市場外包的方式，購買僱工與吸塵器、洗衣機、洗碗機等各種現代化科技用品，來減輕生養的重擔，成為“母親經紀人”（mother manager）（Rothman，1989：198）。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公共領域，她們被要求在“奉獻家庭”與“理想工作者”的角色期待之間劃界（Blair-Loy，2003：181）。因此，家務育兒的外包意識持續成長，而資訊傳播技術驅動的媒介物日漸成為新型“代理人母親”（surrogate mother）。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小霸王（電腦）學習機以一句“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龍小霸王”的廣告語迎合了媽媽們的母職期待，走入中國尋常百姓家。因其具備拼音打字、基礎程式設計等的啟蒙與學習功能，被稱為兒童陪伴與寓教於樂的“娃娃機”。進入新千年，好記星、步步高、e百分等教育電子廠家，將“代理人母親”的含義拓展為具備可視功能、中英文語音功能的電子詞典和影片學習機。
近年來，學習機朝著智慧移動裝置轉型。智慧手機、平板電腦一來便於兒童攜帶，二來有助於媽媽們對生養過程的管理（賴立裡，戴媛媛，2022）、分工（安利利，李美儀，2023）與展示（孫信茹，王偲，2023）。綜合歷史分析與實物分析的視角，學習機、智慧手機等ICT技術有助於女性建構“理想母職”（good mothering）（Byrt & Dempsey，2022），也引導我們進一步思考：技術能否徹底鬆動育兒勞動的性別化困境？
在以資訊化為中介的技術重構中，育兒勞動的“母職”範疇與意涵有了新的布展——如今女性需要承擔更多技術化母職的附加工作，包括管理線上育兒健康資訊（Baker & Walsh，2023）、調節兒童的數字行為（Balleys，2022）等勞力且勞心的“持家工作”（home-making）（Hunt，1989）。當代社會的育兒實踐正朝著美國社會學者Hays（1996：8）所謂的“高強度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發展，即以孩子為中心、技術專家指導、高度情感投入與密集勞動貫注。作為資訊社會育兒實踐的重要特徵，高強度母職體現出性別規範形塑家庭的育兒勞動慣習，以及現代技術使用的烙印。那麼，智慧傳播時代的育兒實踐中，現實與文化經驗的傳統性別問題經由智慧實體的中介化又有何新的發展？
（二）智慧育兒機器人與高強度母職的“賦權－衝突”研究
人工智慧對資訊傳播技術的範疇與型別創新，有助於提升非物質性母職勞動的價值（Fortunati，2011）。如果說資訊科技與數字媒介有助於撬動性別化的勞動格局，那麼，智慧傳播時代機器人的入場，則帶來了育兒勞動圍繞性別、代間與技術的重塑與變革，並形塑了人機傳播生態中新的育兒模式。本研究對智慧育兒機器人的範疇有嚴格界定：第一，必須為實體，排除Siri、Replica等以虛擬形式存在的社交、陪伴機器人；第二，其運作由程式碼、程式決定，具備語音識別、視覺學習等AI功能，排除學習機、智慧手機等；第三，具備兒童導向的教育、學習與娛樂等功能，排除掃地機器人、智慧音箱等。本研究將女性的育兒實踐稱為“高強度母職”，智慧機器人的育兒實踐，即其提供的專業化、科學化育兒服務，概括為“智慧化教養”。目前，學界對於女性與智慧育兒機器人、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研究主要遵循“賦權－衝突”的正規化：
一是智慧育兒機器人對高強度母職勞動的賦權。育兒機器人實現家庭性別化勞動賦權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功能賦權。智慧機器人具備安全教育、習慣養成、趣味學習等科學功能（Zhang，2022），被視為高強度母職期待中科技“雞娃”的指導專家，幫助女性學習、流通與前技術時代育兒經驗相斷裂的教養指令碼。第二，可見性賦權。高強度母職往往被隱形的民生基礎設施收編，進而陷入“看不見，做不完”（hardly seen，never done）的困境（Strasser，1982）。技術女性主義認為，機器人介入家庭勞動可以視為一場促進性別平等議程化的技術革命（Nomura，2017），旨在將大眾習焉不察的、無償的、性別化“愛的勞動”（labor of love）推向“前臺”，甚至成為社會政策、政治主張中的一種關懷。第三，身體賦權。作為一種“社會黏合劑”，智慧傳播技術所營造的親密感能夠持續凝聚代間關係，維繫不同物理空間中家庭成員之間的責任與儀式感（錢進，李威，2024）。對於異地母親而言，智慧機器人以虛實體共在、多重感官的互動形式延伸了她們的“身體在場”，允許她們實時觀察兒童成長動態（Abe et al.，2018）、遠端陪孩子做遊戲（Arroyo et al.，2017）等。
二是智慧機器人給性別化育兒勞動結構與倫理關係帶來的衝突。智慧化教養往往隱匿著社會文化不平等與倫理的四大困境：第一是對社會結構性偏見的智慧承襲。部分機器人在設計過程中被嵌入男性氣質的性別偏向，其入場不只是改變了親職勞動的效率和方式，而且在原本性別化的家庭育兒空間中固化了刻板性別秩序的存在（袁豔，朱琳，2021）。第二是機器人依賴導致的“母親－子女”關係衝突。人機傳播研究專家Guzman（2019）預警：“當技術代替人作為溝通者，並自動化完成整個溝透過程時，它可能會抹殺和貶低曾經站在這一位置上的人的價值。”Lin（2020）等人認為出生即處在智慧環境中的“雲”世代兒童，容易對家庭結構邊界產生流動的認知，其情感依戀物件可能從父母轉移到“像媽媽”的機器人。第三是數字監視與隱私安全。智慧機器人“人性化”助手背後是純粹的大資料與演算法，母親在親職實踐中下達指令、與之交流的過程，也是為家庭“監控基礎設施”提供“養料”的過程（方格格，郭珂靜，2022）。第四是AI技術對“做家庭”（doing family）的解構。智慧機器人所提供的遠端養育模式會激發親子雙方的內疚、焦慮與孤獨感，並且成為女性長期身體缺席的藉口之一（Wang，2018），消解了建構遠端親密家庭關係的母職初衷。
已有文獻充分展現了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互動的光譜。然而，“賦權－衝突”視角的偏向性，容易忽視人與機器人合作育兒是一個動態調適的過程。具體而言，對高強度母職勞動中的機器人使用與技術賦權的研究，是從人本主義視角側寫智慧技術的靜態能動性；而立足批判正規化探討母親與育兒機器人互動的衝突，則讓人難以採取平衡視角看待人－機關係的微觀建構與共生。本研究將中國家庭內母親、智慧機器人共同參與育兒勞動並相互形塑、相互建構的媒介現象，概括為“人機合作育兒”（human-AI robots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智慧機器人介入家庭育兒生活，必然會帶來女性的認知與行為改變，以及對性別化勞動秩序的抵抗、重塑與反思。育兒實踐是建構母職意義的重要場域，其智慧化外包凸顯了性別界線、人機界線與其他社會文化規範的締連。
（三）理論基礎：劃界工作
“社會邊界”（social boundaries）指人們從制度或認知層面，用來分類物品、人群、實踐甚至時間與空間等的概念性劃分（Lamont，1993：9）。它具有物性（thingness），能在未經理性人干預的前提下對知識流通、社會交往與社會實踐產生影響（Abbott，1995）。透過日常生活實踐來連結社會文化分類與慣習範疇的行為，被稱為“劃界工作”（Nippert-Eng，1996：7）。劃界工作包含分界（boundary-making）、合界（boundary-blurring）與維界（boundarymaintenance）三種形式，分別指代分清邊界內外、對現存邊界的模糊、對維繫邊界的權力運作（劉思達，2015：7-8），這為探討邊界的整合、互動與流動，及其歧出的關係互動和情感經驗提供理論註腳。育兒實踐中的非物質性勞動即是性別“劃界工作”的一種表現形式，有助於剖析女性如何被錨定在情感勞動的傳統框架中，以及她們透過日常工作實踐所展開的多元身份協商與翻轉（孫萍，2019）。
差異化生理特質建構了不同的種群與身體界線，後者又常常與階級、公私等社會文化界線互相締結、強化。的確，“女性”與“智慧育兒機器人”是兩個內部充滿異質構成的群體，這導致既往研究習焉不察地接受人的能動性與機器的實踐之間僵化、類別化的二元想象，對二者的連線、協商與互構視而不見，從而疏忽了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角色之間可能存在的相互流通、徵用與重疊。邊界的建立涉及“排除”（exclusion）與“納入”（inclusion）的調節過程，其目的不僅在於區隔、分化，還包括樹立象徵秩序，同時，業已建立的群體邊界不排除滲透、跨越的可能（Ellemers，1993）。以購置育兒機器人為例，母親會面臨期望機器人像自己，又擔憂智慧體取代自己的兩難困境（Havens，2019）。本研究並不排除人機合作育兒中的智慧機器人作為家庭傳播生態中的一個參與主體，其勞動實踐與高強度母職之間存在流動的、情境化互構的可能。劃界工作提供了一種關係性視角，既有助於闡釋智慧社會性別化育兒勞動的主體經驗，也強調人-機互動實踐的能動性與動態的母職認同形構。
智慧育兒機器人導致既有性別化育兒勞動關係的變化與重塑，並且讓我們得以檢視智慧傳播環境下當代中國的家庭勞動中婚姻、教養與孝道的社會機制與文化意義。本研究採取社會建構的視角，以“劃界工作”這一社會學概念為基本分析框架，闡釋當代中國家庭女性如何認知、回應智慧育兒機器人介入高強度母職勞動過程，而這種家庭育兒領域的人機互動又如何影響她們的性別認同、理想母職建構與代間關係。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在人機合作育兒中，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之間存在哪些邊界取向？女性如何劃分二者的邊界，從而調節性別化勞動和智慧技術的關係？育兒勞動的劃界與調節對女性的親職處境具有何種影響？
三
研究物件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法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這兩種方法有助於捕捉處於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媒介環境的研究物件與智慧育兒機器人互動中的張力，並呈現研究物件的生命敘事中透露的對人機合作育兒的感知與理解。
以目前家中正在使用至少一款智慧育兒機器人為標準，本研究差異化選取了20位中產階層母親。將研究物件錨定為中產階層的原因有二：一是女性有一定程度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具備高強度母職所需的物質基礎，更容易成為理想母親身份所“詢喚”的物件（林昱瑄，2019），進而將育兒勞動的外包技術納入身份的認同與失調框架中；二是中國中產階層父母一直存在“從階級階梯上滑落”（falling off the class ladder）的撫育焦慮（藍佩嘉，2019：58），更傾向於採納先進的育兒技術或其他“科學教養”工具來作為階層化的“安保策略”（security strategy）。20位研究物件的年齡處於25-37歲之間，受教育水平覆蓋大專、本科及研究生學歷，一共使用（正在使用或曾經使用）22種不同品牌或型別的針對兒童陪護和早教的智慧機器人，使用時長6個月到3年不等。其中，A品牌兒童早教智慧機器人（6）、B品牌機器人（5）和C品牌智慧機器人（3）是最受歡迎的種類。
研究者對20位受訪者分別進行了平均時長為60分鐘的深度訪談。第一輪訪談自2023年5月開始，至2023年7月結束，一共招募到14位受訪者，包括研究者線上下接觸到的、處於同一城市的3位女性，以及經由面識關係與“滾雪球”的方式，在她們購置智慧育兒機器人的售後微信群內接觸到的另外11人。因人數不足，自2023年9月起，研究者在各社交平臺社群釋出公開招募資訊，包括母嬰或育兒社群，如豆瓣“育兒交流室”“母嬰大全”小組、小紅書“辣媽育兒經”社群等，以及在抖音、小紅書、微博等平臺以“育兒機器人”、各機器人品牌名等為關鍵詞檢索出的超話、社群（共計8個）。第二輪訪談選擇了共計6位符合條件的受訪者，至此全部訪談內容已足夠回答研究問題。訪談往往以日常聊天切入，將結構性問題穿插在對話中。除了提前設計的問題外，研究者也關注訪談物件的自我表述和問題闡釋。所有的半結構化訪談均透過微信語音的方式進行，在徵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全程錄音，她們表明不願公開的材料並未引用在本研究內。
第一輪訪談結束之際，研究者進一步與3位同城受訪者建立信任，最終得以進入她們的家庭生活空間，切身觀察和體驗家庭中不同成員與智慧育兒機器人的互動方式，包括育兒機器人在家庭中的擺放位置（常見於床頭、櫥櫃、玩具箱/區或隨意擺放等）、使用場景（哄小孩睡覺/吃飯、陪小孩玩/學習、雙向視訊通話等）等。對於其他等因地域限制或隱私考量，未能切身進入家庭觀察的研究物件，研究者在徵得同意後，依次要求她們詳細說明並拍攝智慧育兒機器人的外觀、功能、擺放位置等，以及孩子獨自使用、家長陪同使用機器人等場景。鑑於智慧育兒機器人的家庭存在方式具有被動性、隨意性，因此針對同一受訪者，研究者提出不少於3次拍攝最常見擺放位置與互動形式的要求。遵循“傳播”即“實踐”的原則，藉助觀察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之間的各種符號、象徵、文字及話語，研究者得以從表象中發現深層寓意和真實用意，並闡釋中國家庭內人機合作育兒的劃界取向與調節策略。
四
劃界：高強度母職與
智慧化教養的關係調節
在與智慧機器人的日常生活互動中，女性以人機合作育兒的意義、場景與風格作為劃界工作取向，以理解與建構彼此的重合與差異，調節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互動關係。
（一）育兒意義劃界：空間干預下教養等級的流動性區隔
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文化意識形態下，以育兒為典型的家庭勞動被女性視作自我承擔的社會責任，成為一項母職工作。育兒勞動的智慧化外包的確有助於淡化家庭中的性別落差，然而，女性仍面臨性別規範與高強度母職期待的壓力。她們重新界定育兒實踐的意義，並在確保性別認同與家庭地位的前提下，劃定自身與智慧化育兒代理人的等級與分工。
母親往往面對一種情緒上的兩難困境：一方面，她們希望智慧機器人能在人手不足時照顧小孩，並且用更豐富的百科知識、更生動的講故事技巧、更多元的歌舞曲目來彌補自己的教育缺陷；一方面，她們擔憂孩子對有應必達、百依百順的機器人形成深刻的情感連結，甚至對類人機器人的依賴超過媽媽。Linda（34歲，女兒4歲）在深圳某外企工作，通常只有晚上下班後才能陪女兒，2年前她給女兒購買了一個某品牌機器人。“有時我提出‘午休時媽媽回家看你好不好’，她耍起性子來說不要，讓我在（某品牌）大屏上給她打影片......有時她對螢幕叫‘媽媽’，我都不知道她是在叫機器人還是在叫（某品牌）裡的我”（Linda，2023年6月13日）。
Linda的擔憂折射出有限在場的母親與家庭智慧實體的矛盾，即兒童不僅難以切實感知到母親的情感連線，反倒認為這是智慧機器人生髮的母職實踐，形成了一個頗為有趣而又無奈的“人成為媒介的延伸”的倒置。因此，女性會積極思量與劃定哪部分育兒勞動適合外包給智慧機器人，同時又不至於威脅她們的家庭地位與角色期待。研究發現，女性並非按照特定工時或工作型別的規範來劃分自身與機器人的勞動範疇，而是基於自身的勞累程度或特定勞動的社會意義，來調節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關係。具體而言，當媽媽們被繁重的工作纏身或疲於講述重複的故事時，她們會主動提出讓孩子去找機器人玩。由於母職勞動的象徵價值對於女性之自我認同有著關鍵影響，因此，母親會區分出“有意義的工作”與“不重要的瑣事”，前者包括教育孩子禮儀、情商、社交能力等關乎“價值理性”的益品（merit goods），後者則指給小孩放動畫片、講故事等教養成本偏低的娛樂活動。對於有意義的工作，受訪者反覆強調“這是我的孩子”“機器人肯定替代不了”，表明自己會主導孩子的教養權。對育兒勞動意義的劃界本質是一種等級化的分工實踐：一來“精神層面的母職”有助於強化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情感紐帶，以及作為女主人的象徵秩序；二來將“沒有意義”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育兒工作轉包給智慧化育兒代理人，體現出女性將智慧機器人視為傳統女性底層價值的延伸，並且“他者化”為一項“非自主性”媒介。
以Linda為代表的分散式家庭（distributed family）尚能有居家時間區分育兒勞動的等級，並以勞動的意義劃界重新佔有母職主動性。然而，對留守家庭的母親來說，物理空間的限制使她們對育兒勞動意義的界定與劃分意識趨於淡化、流動。研究者在B品牌機器人售購微信群內認識了溫女士（35歲，女兒3歲）。她和丈夫長期在廣州從事銷售工作，把3歲的女兒寄養在東莞的父母家中，每隔一個月得空才能回老家看女兒。在女兒8個月時，溫女士就開始嘗試各種實踐“遠端養育”（remote parenting）的智慧裝置，如家用攝像頭、早教機器人、智慧機器人等，並終於在半年前買到了心儀的B品牌機器人——這款機器人有著可愛的卡通外形，攝像頭與手機APP繫結，具備遠端視訊通話功能。以下是研究者與她的部分對話：
研究者：“女兒從小就與這麼多機器人天天接觸，不怕她更喜歡機器人嗎？”
溫女士：“怎麼能不擔心呢？（苦笑）我們群裡有媽媽說只讓機器人給孩子講故事就行，睡覺餵飯還是自己來。但我們這種‘異地父母’連看一眼孩子都難，更別提講故事了。現在好不容易買到合適的機器人，哪還能管（孩子會不會更喜歡機器人）。所以我有時候跟同事開玩笑，用機器人會上癮。”（2023年5月29日）
研究者：“為什麼現在對這款機器人‘上癮’？”
溫女士：“一年前，我們發現卡爾聲音大、動作快，可能會嚇到孩子，便把孩子房間的機器人換成攝像頭，但她又特別懼怕這種‘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感覺。B品牌吧，連我們大人都覺得可愛，並且它的遠端攝像功能可以讓我知道孩子長了多少，在這邊（廣州）看到好看的小裙子才能給她買。”（2023年5月29日）
對小孩偏好機器人的擔憂與“用機器人上癮”，彰顯出異地母親對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圍繞育兒意義的關係調節是動態的、可塑的。“擔憂”折射出由於空間限制身體到場，女性不得不將全部育兒工作化約為無等級差異的“鐵板一塊”轉交給智慧機器人；“上癮”則體現女性心中被機器人取代之虞，在遭到智慧技術可供性的收編與規訓之後，所建構出的超越家庭生活空間的新母職認同。具體而言，智慧機器人被女性視作一種“勾連型基礎設施”：一方面，它以影像的方式將遠方的母親的“身體”挪移回家中，一方面，它將原本屬於私人領域的代間情感實踐，溢位至外出務工母親所在的新的公共空間，並改變了她們執行母職勞動的方式與厚度。
（二）育兒場景劃界：“購買-使用”過程的父職代理與代間表演
女主人在使用智慧機器人協助育兒時對勞動意義的劃界工作，可以視為一項建構自我認同的性別化實踐。然而，當有其他家庭成員介入人機合作育兒時，女性不僅面臨著“賢妻良母”的社會規範，還需要圍繞家庭成員關係，在智慧機器人的購買與使用過程中發展出劃分育兒場景的策略。
首先，為了迴避要求丈夫更加平等地參與育兒勞動，從而引發協商式衝突的場景，女性在購買智慧機器人時往往會受到影響。王姐（33歲，女兒9歲，兒子7歲）是山東一家教培機構的日語老師，3年前提議買一款機器人陪孩子讀英語，卻遭到丈夫認為“沒必要”“自己也能教”的反對。王姐當時只好作罷：“好啊，那你要親力親為我也沒異議。”直到有一天，在陪姐姐讀完英語後，丈夫又被弟弟吵著一起看繪本，“他自己實在受不了了，幽幽地對我說‘要不我們還是去買一臺某品牌（學習智慧機器人）吧’”（王姐，2023年6月26日）。王姐家的親職分工體現了現代雙薪家庭提倡平等的伴侶關係，然而，不少家庭仍然維持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即女性不僅身為“母親經紀人”，還代理了父職與智慧化教養場景的關係調節。很多受訪者口中的父親都是以“忙於工作”的身份出場。“養家者”的性別化角色定位，合理化了異地父親的親職縫隙，而他們的妻子還得藉助智慧育兒機器人來彌補丈夫的身體缺席。以超姐（35歲，兒子6歲）和巖巖（32歲，女兒5歲）為例，她們會提前用B品牌機器人採集和定製丈夫的聲音，讓丈夫即使不在家也能給孩子“講故事”，某種程度上為“父—子/女”的連帶做了“嫁衣”。
其次，女性為了調節祖輩們在智慧技術前的心理弱勢，會對育兒實踐的場景進行主觀分類，從而影響智慧機器人的使用策略。儘管核心家庭逐漸成為現代中國的主流家庭模式，但祖輩（尤其是婆婆或姥姥）往往也會參與到子代的育兒實踐中。訪談發現，祖輩對智慧機器人持有中立或消極的態度，具體表現為不贊成購買，購買了也不使用，以及媳婦/女兒使用時會擔憂、干涉或埋怨。除了對智慧技術的恐懼，這種對把育兒任務外包給機器人的負面認知，根植於祖輩的雙重劣勢。
一方面，祖輩被定位為現代媒介化生活與流動性家庭中的交叉弱者，他們擔憂數字技術——這項家庭網路中節外生出的行動者，會威脅自己從艱苦奮鬥年代積累起來的、經驗性的勞動本領。作為女主人的“影子勞動者”（shadow labors），智慧機器人以精確的程式語言和科學的知識設定為技術架構，彌補了祖輩在文化水平、溝通方式與教養科學性方面的不足，並將祖輩對智慧技術入侵專長領域的擔憂，轉化為一種數字化剝奪感。正如麗麗（25歲，兒子3歲）所說：“奶奶由於不識字，不能給小朋友讀繪本，說話的方式（方言）也讓小朋友覺得無趣、難懂，所以小朋友更喜歡機器人，想聽繪本了就去找機器人”（麗麗，2023年7月4日）。另一方面，高速流動的現代性逐漸消解了三代同堂的家庭結構，導致了傳統家庭觀念中“誰主內”“誰是外人”的身份發生翻轉。智慧機器人具備兩種勞動價值，意味著代間合作育兒發生了雙重轉換：一是血脈延伸轉換為功能延伸。如今，母親對育兒代理人的衡量標準是“詩詞庫是否豐富”“普通話是否標準”等量化指標，而非家庭連帶關係影響下對祖輩勞動權威的信任與依賴；二是有酬合作轉換為無償外包。出於對長輩“拉扯完兒子又顧孫子”的愧疚，女主人每個月會給長輩一定經濟補償或經常帶他們外出旅遊。然而，對於靠電池就能持續運作的智慧機器人，受訪者認為這是“一次花錢，長期受益，想用就用”的無償福利。
如上兩種弱勢是同一世代的祖輩共同面對的一個結構問題，深刻影響了女主人對智慧機器人使用場景邊界的劃分，即不同物件和不同情境指向了她們對機器人的“工具性”使用，以達成與長輩家庭關係的持續調節。本研究總結出代間合作育兒關係中，女主人採取的兩種人機合作育兒場景的劃界策略：
一是祖輩在場時的展演型策略。面對長輩對“機器育兒”的質疑，以及對人-AI關係切斷原本的人際連帶的擔憂，女性會頻繁向他們展示孩子與機器人玩耍時的開朗個性、行為，比如引導孩子模仿機器人的某個動作或讓孩子跟著機器人背詩，試圖淡化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社會界線，並透過強化機器人在與孩子互動、交流時的“無差異”特徵，來讓育兒的智慧化外包“合法化”。同時，她們還會反覆強調“血濃於水”的重要性，用機器人的工具屬性來淡化婆婆對類人技術的擔憂。二是迴避祖輩在場的迂迴型策略。很多受訪者提出傳統母親角色（親力親為育兒）與追求個人價值的衝突，並苦惱於自己購買機器人以適當減負的初衷，被長輩們解讀為“亂花錢”“不想帶娃，想偷懶”。因此，她們有意避免在祖輩面前使用機器人，而當與長輩共處一室時，會附帶一些具有“性別表演”性質的家庭勞動，如掃地、做飯，以此避免機器人對“賢妻良母”角色的收編與佔有。女性將部分育兒勞動轉包給智慧機器人的同時，也給自己增加了調節情境化代間衝突的情緒負擔。
（三）育兒風格劃界：人機合作育兒的型別化想象與理想母職認同
除了劃分人機合作育兒的意義與場景，女性還會積極調節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在風格上的差異關係，並投入“劃界工作”來維持二者區隔。研究發現，女主人對兩種育兒模式風格特質的主觀分類有三種。
一是疏離對比親密。基於中國核心家庭秩序的道德隱喻通常體現出一種家長主義（paternalism），即父母以“管教”孩子為主，在身體與情感上有意表現出疏離感（Wolf，1970）。陳女士是河北一家幼兒園的老師，兼6歲兒子所在班級的班主任。為了避免兒子放學後也極度依賴母親，陳女士讓兒子每晚向A品牌早教機器人交流當天學校的見聞，自己只是旁聽且不參與人機對話。“他把A品牌當成了同齡朋友，能說秘密的那種。他跟機器人吐槽哪個同學不好時是不用看（家長）眼神的......我不希望小孩太黏我”（陳女士，2023年7月1日）。兒童與智慧機器人的互動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技術馴化過程。機器人“去家長主義”與沒有說教意味的程式設計回答設定滿足了兒童的主體性，使得他們傾向於將之視作親密的“同齡朋友”。而疏離的“嚴母”形象並不會挑戰母親作為一家之主的地位，反而有助於她們執行對孩子的觀察與管教。
二是“道德化”的母親對比機器人“替罪羊”。在有些家庭中，“權威的母親”與“親密的機器人”育兒風格分工可能發生翻轉。當母親面對“不聽話的孩子”時，她們便會展現一個“道德化”母親的形象，比如會耐心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而將違背孩子意願的教養行為轉嫁到機器人上。在研究者所訪談的家庭裡，母親敘事中“禁止孩子看電視”“再不睡覺就抓走”的機器人“替罪羊”比比皆是。而孩子在遭遇“技術背叛”後對智慧機器人的態度轉變，某種程度也連結在母親的女性氣質與道德展演中，即母親透過建構兒童對智慧機器人的汙名化想象來達成母性中被需求的潛質。這種育兒風格的劃界工作不僅蘊含了一種他者化的刻板印象，即母親是溫柔的、道德化的，而機器人是冷血的、沒有感情的，而且體現了女性氣質藉助技術的使用與涉身過程而獲得意義。
三是個性化、經驗性對比程式化、科學性。大多數研究物件儘管不知道研發工程師所設計的演算法、程式與互動指令碼，但能明顯感知到智慧機器人育兒風格的模式化、程式性。李雪以A品牌早教機器人教育孩子如何吃飯為例，解釋了智慧化教養與自身高強度母職勞動的差異：“A品牌會告訴你拿筷子的手是右手，不僅示範孩子如何吃飯，而且教育孩子要多吃蔬菜水果......但其實我家小寶從小是個左撇子，他對特定的水果過敏，不能什麼都吃”（李雪，2023年9月4日）。智慧機器人的後臺——技術研發商的運營平臺，儘管標榜“量身定製”“科學規劃”，但其資訊採集與內容加工往往依賴對市場數字的識別與量化處理，導致“由兒童來適應機器”的悖論（袁豔，朱琳，2021）。不同於智慧化教養模式將兒童的成長階段分割為時間上斷裂的各個範疇，父母的教養實踐源自對孩子習慣、個性與體徵的情境化、經驗性觀察，並且更加關注連續的、邊界模糊的生命階段。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受訪者並不擔心頻繁的人機互動會削弱親子連帶，她們認為自己具備一種來自代間感知的母性洞察力與來自生活經驗的身體智慧，並且被個性化的教養指令碼所鞏固。
女性以育兒風格為標準，試圖在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之間編織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透過“客體化”“二元對立”的論述方式，她們將智慧機器人建構為更有利於自身施展母職能動性的形象，並且參與了人機差異的族群想象。而智慧機器人透過成為女主人自我意象的對立面，也參與了合作育兒風格的協商與分工。
五
超越“賦權—衝突”：
對人機合作育兒的再反思
智慧傳播時代，加持了AI技術的兒童早教與陪伴機器人走入中國中產階層千家萬戶，衍生了“人機合作育兒”這一新興媒介現象。相較於“賦權—衝突”正規化對不同育兒模式的偏向性側寫，本研究將育兒勞動放置在家庭智慧傳播生態的動態人機關係中，充分展現了性別與技術的交叉，如何在具體的育兒意義、場景與風格中強化又削弱了女性的母職經驗。
首先我們探討，除了功能、可見性與身體維度的賦權以外，智慧育兒機器人還給女性帶來了什麼？一是與父權“討價還價”（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Kandiyoti，1988）。將一部分育兒重擔轉交給智慧機器人，即是女性在性別化的家務勞動格局中，運用日常生活的技術策略以避免“誰來幹活”引發的“兩性戰爭”或“代間摩擦”。二是形塑育兒話語下的認同政治。在智慧社會與三孩政策的十字路口，針對早教與兒童陪伴的機器人成為一種先進科學育兒的象徵，對這種智慧服務的購買成為安撫母職焦慮、維繫中國中產階層女性教養分層的一種身份標記。三是為女性進退維谷的困境提供一條技術化的便利迴路。“向外”的時代姿態鼓勵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然而，“賢妻良母”的文化霸權意識形態也要求她們表現出理想的母職身份。實現這一成本高昂的動態平衡可以藉助智慧育兒機器人來完成，後者也折射出女性對性別身份在公私邊界與社會文化中的回應。
人機合作育兒的劃界工作與關係調節，是現代女性走出私人領域、建構主體性的自我技術賦權。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育兒實踐與性別的維度緊密相關，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同樣在智慧化過程中被收編。本研究認為人機合作育兒體現出一個“親職勞動的二度轉包”機制：母親將一部分實際照護工作轉移到育兒機器人的“技術外包”，是夫妻共擔的育兒責任向著妻子的“性別轉移”結果。育兒意義、場景與風格三種取向的劃界工作，本質是女性對社會加諸於自身的勞動期望的轉移、協商與重塑。不論是女性的自我認知失調，還是社會規範對女性將育兒實踐外包給智慧機器人的苛責，都預設了一個時間充裕且彈性的專職母親，印證了女性主義對家是“女性生活與勞動的車間”（Kuhn，1947：35）的批判。勞工研究學者Huws在論述新技術與家務勞動之間的時間關係時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節省勞動’的裝置沒有節省勞動？”（胡斯，2011：3）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我們對AI技術干預下高強度母職的反思。本研究發展了Huws的“使用成本”“私人勞動”“意識形態壓力”觀點，歸納出人機合作育兒彰顯新的性別不平等的三點原因：一是使用智慧育兒機器人增加了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在婚姻、教養與孝道的懲戒性凝視下的調節成本；二是調節圍繞智慧化教養歧出的各種複雜關係，仍然沒能逃離女性“建構家庭”（DeVault， 1991：77）的情感勞動範疇，某種程度會強化女性對性別氣質的型別化想象，以及對育兒等私人領域勞動的歸屬感知；三是這場標榜“她力量”的智慧技術革命，隱含著女性在家庭集體勞動中彌補父親缺席、迎合孝親文化與自洽“賢妻良母”身份的嘗試，皆體現出不平等的性別觀念施加給育兒勞動的重壓。
人機合作育兒中的家庭關係具有動態、持續互構的特徵，以及技術干預下代間連結與社會性別互動的複雜性。事實上，對兩種育兒模式的關係調節難以真正實現育兒勞動中的性別平等。因此，我們呼籲文化和制度層面對破解將“親職”（parenting）等同於“母職”（mothering）的反思，以及積極干預和治理智慧機器人介入家庭生活的倫理問題。
六
總結與討論
以“劃界工作”這一社會學概念為理論框架，本研究透過闡釋中國中產階層女性對人機合作育兒的意義、場景與風格中的認知、行為建構，試圖呈現“劃界工作”如何嵌入到智慧技術與社會性別的關係調節中，又如何與當下中國家庭內育兒勞動的資訊化、數字化程序相勾連。研究發現，人機合作育兒中，育兒意義、場景與風格邊界的建立，是一個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之間的多元、流動和持續互動的過程。女性透過不斷轉換特定育兒工作的象徵意義來建構身份認同，並且彰顯出時空干預下等級化母職的能動與示弱。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外界與傳統教養觀念對智慧技術的隔離與排斥，以及這種社會隔離所引發的技術與性別的協商是如何圍繞育兒場景展開的。女性建立了“疏離”“道德化”“個性化”等教養指令碼，用育兒風格的主觀區隔來模糊、跨越或挑戰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的界線。“劃界”與“調節”的視角是對數字語境中結構性不平等問題的再現，也是對當代中國性別化勞動與智慧技術互動關係研究的創新。
人機合作育兒是一個人與技術“彼此得兼”（both and also）的關係整合過程，有助於打破性別/技術、靈長人/機器人等二元論調。首先，人工智慧領域通常被視作“沒有女人的世界”（Noble，1992），導致女性常常被迫脫離“技術話語”存在或作為“家庭中被動接受技術劇本”的物件。女性主義認為，技術是有性別的。既往圍繞性別—技術的闡釋，大多遵循對技術加以“去性別化”的關懷路徑（Kittler，1985：184-188），鬆動特定技術與性別身份之間的強制繫結。本研究著眼於智慧技術的性別化徵用、再造。女性在育兒實踐中與智慧機器人的劃界研究，將性別化的、隱形的、看似“理所當然”的身體、物質與情感勞動推至“前臺”，豐富了對數字化、技術化的“母親領域”（mamasphere）（Wilson & Yochim，2017：103）的書寫。其次，本研究將智慧育兒機器人視作家庭育兒勞動的參與主體，由此衍生地對人機合作育兒的劃界與調節，更具過程視角與微觀層面的雙重理論張力：一來它捕捉到智慧化教養的意義、場景與風格，如何塑造了女性實踐高強度母職時的劃界過程與調節策略，二來它剖析了女性基於AI技術實踐建構的流動、複雜的身份認同內裡，以及技術賦能女性主體性的阻礙與衝破。
受篇幅所限，本研究對高強度母職與智慧化教養之間的調節分析主要側重女性的劃界工作，對機器人的“存在感”觀照不足。作為包含行動可能性的“準客體”，技術物具有以“其自身特性形塑互動方式”的能動性（Hjarvard，2004：44），那麼，嵌入了智慧演算法、大資料與深度學習程式的育兒機器人，能否根據人為的適應、干預、改造而自我調節（tuning），即根據人機互動中使用者的劃界實踐與調節策略，修正、重塑智慧化教養模式，這反映了怎樣的技術商品化思維，人機合作育兒如何走向“雙向馴化”。這或許能為未來的研究指明方向。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9期。
本期執編/許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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