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亞，很多女性發現，自己成為了母親的“丈夫”。
她們的父親作為伴侶缺位母親的生活。不知不覺間，女兒們被母親選中成為情感物件，需要代替父親照顧、陪伴母親，甚至承擔育兒責任，扮演家中“丈夫”和“父親”的的角色。
作為女兒，她們本該接受父母的關愛和照顧，但實際上卻成了家中照顧他人、承擔責任那位。她們中的一些人接手了母親的命運，卻使自己置身於重壓和痛苦之中。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
撰文｜白欣玥 編輯｜溫麗虹
吃著飯，母親又抱怨起來。就在剛才，她在廚房忙碌，洗衣機排水故障，水溢了一地，但沒有人去管，沒有人替她分擔這項家務。
宏欣母親在飯桌上對著丈夫和女兒抱怨著，在她的講述中，類似的事情，總是被上升視作她悲慘命運的一環。在宏欣的記憶裡，家裡的每頓飯都要就著這樣的訴苦聲一起下嚥，每盤菜都叫她嚐出了苦澀。
坐在主位上的宏欣父親明顯加快了吃飯的節奏。他飛快撥動著手頭的筷子，將碗裡剩餘的飯一掃而空，而後提前逃離了這張飯桌。
作為丈夫，面對妻子的怨氣，他總是像驅趕蒼蠅一樣不耐煩地擺擺手，假裝聽不見。偶爾開口，也只是隨意打發道“知道了，知道了”，隨即接著悶頭刷短影片。外放聲越調越大，為他的沉默和逃避開路，任憑空氣中瀰漫的不滿情緒蓋過頭頂。他知道，如果自己執意漠視，妻子對此無能為力。
感到飯桌上的氣壓驟降，宏欣趕緊和母親搭話，替父親補救：“你先吃飯，我查查洗衣機咋修。”作為女兒，她難以像父親那樣輕易離開飯桌，更無法做到對母親的情緒置之不理，雙腿像灌了鉛般被緊緊綁在了椅子上，她接過母親的煩悶，用有限的能力為對方提供無限的情緒價值。
接替父親的位置，是宏欣在家中處境的縮影。母親的抱怨，父親總是置之不理，所以，宏欣要時時接住母親的情緒。有時候她過分小心翼翼，時時擔心自己哪裡做得不好，母親不滿意。
在這個三口之家，有時候宏欣會想，她比自己的父親，更像一個丈夫。
大四這年的情人節，宏欣用攢下來的生活費買了套品牌護膚品送給母親，“因為她之前沒有過過這個節日”。作為家裡的女主人，母親從不捨得給自己花錢，梳妝檯上常年擺置著廉價的雜牌，在將禮物送給對方的同時，她偷偷扔掉了它們，想教母親學著去愛自己。而這一切，首先該是作為伴侶的父親負責的事。
自20多年前嫁給丈夫，宏欣母親把自己消耗在一家人的三餐一宿中。作為家中女主人，她總是極力縮減花在自己身上的開銷，為數不多的愛好也只是在廚房備菜時，開啟外放聽幾段相聲解悶。
窗外世界裡，很多和母親同齡的女性，都在邁步向前，為自己的人生努力，而母親還困在小小的兩室一廳之中，整日在狹小的廚房裡勞碌。在宏欣眼中，母親很可能會就此度過一生。
社會性別理論中，女性往往被期望承擔起家庭照料的責任。這種分工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性別文化將家庭分工模式固定下來，導致女性在家庭決策中往往會犧牲自身利益，始終將服務家庭視為自己的第一要務。據2017年的一次社會調查，在中國，有65%的女性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
但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每位母親都能像影片《出走的決心》裡的女主人公那樣，擁有駛離家庭的意識和勇氣。更多人在有意無意間，將肩扛在自己身上的重量轉移交付到了自己女兒手上。
像母親的“丈夫”一樣參與家庭生活，變成眾多東亞女兒的處境。
北京的冬夜裡，把張元元從工作中“撬走”的，是母親的一通電話。母親的後背又痛了，張元元掛了電話就放下手頭的活，驅車趕往母親的住處。
張元元自幼生長於單親家庭。三歲那年，父母離異後她再得不到生父的音訊。母親經歷了幾任伴侶，令她不知該喚對方為“父親”還是“叔叔”。而在三年前，61歲的母親重歸單身，每當情緒積鬱、病痛纏身時，就會向生活在城市另一端的女兒求助。
母親在電話裡說，後背可能是讓針灸扎壞了，莫名疼了起來。張元元一連帶母親跑了四、五家醫院，原因查了好幾天，先後嘗試了拔罐、紅外線治療儀，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也顯示一切正常，一些查不出問題的社群診所給開了幾盒止疼藥，讓回去靜養觀察。
幾天之後，母親的後背仍舊在隱隱作痛，且疼痛開始從脊椎向外持續擴散，張元元掛了一家三甲醫院門診科的號，再帶母親做了一次全身檢查。趁母親不在場時，門診大夫叫住了張元元。
從張元元母親描述的各項疼痛體徵看來，醫生懷疑是由植物性神經紊亂造成的“焦慮軀體化”症狀。這是一種集中發生在女性群體身上，因長期精神緊張、心理壓力過大、生氣或精神受刺激後引發的非器質性病變，通常伴有長期的抑鬱狀態。
醫生用略帶指責的語氣反問張元元：“你難道沒注意到你媽媽精神上的異常嗎？”
急診室裡，陪同看病的多為年齡相仿的老年夫妻，看著這些互相攙扶的身影，張元元感到一種發自心底的無力。
作為獨生女，在擁有自己家庭和事業後，照顧母親開始變得力不從心，面對大夫的質疑，她不禁開始反問自己，“我必須要每分每秒地關注著我媽嗎？”
她自認，無法像一位合格的丈夫那樣，陪在母親身邊事事體察，時刻扮演著無微不至的枕邊人角色，“更何況她先前的那些伴侶們都沒能做到這個程度”。
濟南女孩劉冉在家中扮演著類似母親“丈夫”的角色。與此同時，她也被迫像弟弟的“父親”一樣在家中生活。
劉冉的父親平時很少參與家中事務，包括育兒。他還有酗酒的習慣。劉冉母親曾無數次勸誡他不要再喝酒，但劉冉父親一次也沒有聽過，總是在深夜凌晨喝得伶仃大醉後突然闖進家門，等妻女替自己收拾殘局。雖然是家中的經濟支柱，但功過相抵，劉冉的父親不算家中稱職的男主人。
2024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在圖書館自習時，劉冉手機螢幕再次亮起。她極力抑制想把它遠遠扔到一邊的衝動。考研最後衝刺階段，她很少會收到訊息。只有母親會不挑時間地跑來傾訴弟弟學業上的憂慮。
比如這次，老家的母親微信上冷不丁地甩過來劉冉弟弟成績下滑的成績單。“那幾天直接沒學。”言外之意，希望劉冉管教。
在心理學界，此類“親職化”現象一度被認為是一種心理虐待。深陷“親職化”關係中的孩子，被迫過早地承擔了成年人的責任，包括提供情感支援、照顧家庭成員、管理家務等。他們成為了“父母化”的孩子，承擔了部分原屬於父親和母親的責任。
研究表明，這種現象集中出現在單親、經濟困難，和父母雙方有嚴重健康缺陷的家庭。在此類家庭內部，“親職化”現象發生在女性身上的頻率要高於男性。此外，長子、長女出現“親職化”的機率也更高，這多由東亞文化中常見的角色刻板印象造成。
在家裡，劉冉和母親一起教養弟弟。母親負責照顧弟弟起居，劉冉起先只是被要求輔導弟弟的作業，父母都是中專文化水平，看不懂弟弟很多作業題目。藉著“你會，你之前學過”的緣由，這個重任便理所應當地遞交到了劉冉手上。那時候她只需輔導弟弟看不懂的題目，花幾分鐘時間批改他習題冊上的作業。
這種責任指向愈演愈烈，父母認為她必須隨叫隨到。每當弟弟的成績開始下滑，母親的第一反應並非責怪兒子，而是去質問女兒：“最近你弟的學習哪裡出了問題？”
教育兒女本該是父母的天職，劉冉想不通自己何以履行起父母的義務，替他們看管這個正值叛逆期不服管教的弟弟。
父親不陪伴母親和管教孩子，這給家裡的其他家庭成員帶來麻煩。
劉冉嘗試過，像父親一樣管教弟弟，但收效甚微。她使用了作為父親的手段，但在這個家中，她沒有作為父親的權威。先前她帶弟弟寫作業，弟弟不服管，總會回懟她：“你也大不了我幾歲，憑什麼說我？”
母親也同樣無法管住弟弟。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人的自尊往往與其收入緊密相關。在劉冉家中，父親為家庭創造財富，有著不可撼動的權威，母親沒有收入，而是負責操持全部家務。加上多年來一味的隱忍屈就，讓她把自己在家中本應有的權力又交還了回去。母親自己難以感知，孩子卻能感受到其中的況味。
跟在不管家務事的父親身邊，耳濡目染之下，弟弟向來也不把母親的話當回事。
扮演母親的“丈夫”、家裡的“父親”，但並無父輩的權利——這種似是而非的尷尬地位，給很多東亞式女兒平添壓力。劉冉如此，宏欣也是如此。
宏欣發現，很多母親困擾的問題，她只能傾聽，但因為在家族中沒有話語權她無法解決。
有一次，因為宏欣姥姥的贍養問題，宏欣母親犯了難。原本，舅舅把姥姥從濰坊老家接到了蘇州的家中贍養。但姥姥因為難以改掉老一代人的生活習性，和兒媳關係破裂，被“趕回”了老家。宏欣母親在微信上質疑弟弟，卻只得到了對方隻字片語的冷漠回應。她對此憤懣不已。
當年因家中經濟困難，宏欣母親作為長姐被迫外出務工，弟弟得全家之力幫助，到南方念大學，後來在蘇州安家落戶。她在心疼母親的同時，也對自己和弟弟在家中責任及資源分配的結果感到不公。
宏欣想張口說些什麼，卻尷尬發現自己無法為母親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既不能替此刻在陽臺抽菸迴避的父親拍板決定把姥姥接到家中照料，作為小輩，她更不能要求舅舅一家做些什麼。
她意識到，作為女兒，自己失語又失勢，只得沉默作罷。這個家的氛圍又很快變得沉悶起來，徒留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
在東亞女性議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對母女關係的探討是其中一道永恆的命題。成為母親的“丈夫”，是東亞女兒們普遍面臨的一類母女關係。
日本作家宇佐見鈴的小說《車上的女兒》探討了這樣的母女關係。17歲的佳子，在家中，扮演了一種類似“丈夫”的角色。母親腦梗後遺留精神障礙，她需要照顧母親，接住母親失控的情緒。同時還要保護母親免於父親的暴力傷害。她渴求父母的關愛和照顧，自己卻成了要照顧家人、承擔責任的那位。
佳子式的女兒是悲劇的，她們接過了母親的命運，自己卻置身於無法掙脫的痛苦之中。
相繼成為了家中的“丈夫”和“父親”之後，擺在女兒們面前的難題，是重新做回女兒的角色，從畸形的家庭關係中實現自救。
思慮許久，劉冉決定再“自私”一把。她打開了手機的免打擾模式，決心在考研前儘量隔絕外界的干擾，包括母親發來求助她管教孩子的資訊。她把形勢看得明白：距考研還有不到兩個月，每錯過一次上岸的機會，就多一些回家繼續給弟弟當全職家教的風險。
劉冉清楚地意識到，家庭拖垮了自己的腳步。那些被父母奪走用來輔導弟弟學習、照顧弟弟的時間，她本可以和同齡人一樣充分花在自己身上。
關係錯位之後，她越過了作為“女兒”角色的邊界，始終都在被他人的命運圍堵。想到母親的被動和軟弱，她“不想成為像母親一樣的人”。
由於父輩的長期缺位，母親被迫從女兒身上不斷索取缺失的情感碎片，無論是“傾訴欲”還是“掌控欲”，都極易使女兒揹負起巨大的心理壓力。 很多曾拿起過母親命運、成為母親“丈夫”的女兒，也不約而同地萌發了一樣的想法——輕輕放下母親的命運。
長期以來，張元元的母親習慣晚上打電話。張元元說，母親喜歡流水賬傾倒家長裡短，由於上了年紀，剛說完的事，她又要在話尾重新講一遍。張元元看來，那都是些嚼舌根的瑣碎事，帶著上一代人深深的刻板成見，她很少會真切地聽入耳。
美國精神科醫師Jerome S. Blackman曾在心理學著作《101個心理治療難題》中指出，在母女之間，女兒有必要意識到與母親之間的界限，並學會建立和維護這些界限。
他以一位曾接觸過的女性Irma的經歷舉例。Irma年幼起，她的母親採取了心理控制、脅迫子女無底線順從的教育方式。這導致了Irma憎恨任何哪怕是最輕微的帶有侵入或批評性的言語，長久地迴避與自己親人間的正向溝通。
這段母女關係的影響在Irma的一生中延宕。長大之後，Irma時常對生活感到迷茫無助，需要長期服用抗抑鬱藥物。她處理不好婚姻和家庭關係，人到中年和丈夫長期分居，也無法和年僅十幾歲的兒女共同生活。
Jerome S. Blackman提示，為了避免經歷和Irma一樣的悲劇，作為家中的女兒，一定要明確自己的角色和責任。即使關心母親的命運、關懷母親，必要時也要對不合理要求說“不”，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逐步培養母親健全的獨立人格。
如今，張元元放棄和母親深度溝通的可能，採取敷衍策略。
為了不佔手，她通常開啟擴音邊聽邊忙著手頭的活，如果張元元沒有及時反饋，母親會不滿地抬高嗓門，“我說話你那邊聽不到麼？” “聽著呢，我也覺得就應該這樣。”張元元立刻回話道。
她習慣性地哄讓著母親，因疲於抗辯，學會順著對方的心意說話。
張元元知道母親並非在談事理，而是想聽到支援的聲音，這個聲音需要在她和親朋鄰里發生衝突時站出來解決問題，在經濟緊張時打去一筆不多不少的生活救濟，並在每一個情感生活的空缺中，一遍遍託舉起她無處安放的情緒。
出於私心，張元元希望母親能夠再找到歸宿，為自己分去一些負擔。
直到步入38歲的今天，張元元才意識到，有些並非是女兒應當去承擔的。她會關心母親的身體健康，但也會嘗試在每通電話裡打斷母親漫無遮攔的情感宣洩，告訴母親“我相信你完全可以自己處理這些”。
她明白了，過度同情母親的不幸、習慣性地討好對方，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母親的問題。學會在親密關係間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永遠是纏繞在代際間的恆久議題。
此外，她發現自己始終難以直面“成為母親”這個議題。她並未從母親身上領會正確解法，也覺得自己終究無法成為“一個理想中媽媽的樣子”。
有一次，張元元和母親在電話裡因催生吵了起來。
“別人都抱上外孫了。你再不生，等老了後沒人管你。” 母親催促道。
張元元反駁說：現在的孩子，很多人長大了會往外走，出國或在外地成家。即使生了小孩，自己老了也沒辦法指望孩子照顧。
聽她這麼說，母親脫口而出：“那就不讓出去啊！”
雖然知道沒有伴侶依賴而依靠自己不是母親的錯，但想到自己和母親的關係的，張元元忍不住質問母親：“（女兒的存在）到底是為了實現她自己，還是為了照顧你？”這句話言外之意，也觸及了張元元母親對兩人關係的認知。
張元元情緒激動，而電話那頭，母親不再作聲。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人物有化名
--------End---------
繼續閱讀：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
每天講述一個從生命裡拿出來的故事
121我二胎備孕生女兒的“成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