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的增長錦標賽，是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扇視窗。自今年初開始，投中資訊利用旗下的召募智慧招商系統和CVSource投中資料，對全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的全國遷入與遷出，進行了考察。但是一直未對城市之間的對比進行深入分析。
這一次，投中研究院將目光投向了16座城市，想從GDP排名、企業總數、科技型企業、總部企業、投融資、國資平臺投資、遷入企業、遷出企業等八個方面一覽它們的發展潛力，併發布了《新一線城市對比分析報告》。
這16座城市為：2024年前三季度GDP前10的省會城市成都、杭州、武漢、南京、長沙、鄭州、合肥、濟南、福州；直轄市重慶、天津；及特殊地級市蘇州；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以上16座城市，匯聚了中國2.74億常住人口，30%左右的GDP總量，和幾乎整個創投生態。
在陳列《報告》之前，我們對其中6座最具話題的城市（重慶、蘇州、合肥、成都、杭州和廣州）做了簡要解讀，便於讀者閱覽。
重慶，巴蜀壯漢正狂奔
重慶在去年超越廣州成為“第四城”之後，今年又保持著6%的增速，進一步拉開了與廣州的差距。
重慶是如何做大的？問題的答案恐怕是讀者最關心的話題。在投中網釋出的《“中國第四城”，重慶坐穩了嗎》《重慶VC快不夠用了》兩篇文章中，我們分析了產業與資本的互動，提供了部分解釋。
論產業，重慶的幾大支柱產業汽車、電子裝置製造、高階裝備製造等表現都挺亮眼的。尤其是汽車產業，繼2023年重慶汽車產量超越上海後，2024年上半年再次超越廣州，時隔8年再次成為“汽車第一城”，新能源汽車半年累計銷量超過20萬輛，同比增長348.55%。
論資本，重慶不僅動靜大，動作還特別迅速。去年上半年，重慶成立了規模高達2000億元的產業母基金，是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母基金之一。後續又陸續落地了，15億元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基金、30億的重慶渝北洪泰基金、300億的西部（重慶）科學城產業發展基金、30億元的併購基金、1000億元的空天資訊產業基金群等等。
總之產業基礎和資本，重慶都不缺。而在本篇報告中，資料再次印證我們之前的解讀。重慶在過去5年中，直接投資金額遙遙領先。資料顯示，2019-2024年三季度，重慶直接投資金額高達1037.8億元，投資本地企業金額474.8億元，位列新一線城市榜首。
以上投資當然是國資投資機構推動的。重慶國資的基金規模高達7813.4億元，在新一線城市中僅次於武漢，位列第二。
去年筆者調研重慶時，重慶的投資人和國資機構都反饋了相似的看法：“重慶市場習慣招引重大專案，產投色彩濃厚”。
這種重視大專案的產業投資邏輯自有其“歷史傳統”。早在2012年，重慶就與京東方聯手，投資了近200億元建設“第8.5代新型半導體顯示器件及系統專案”。
而現在重大產業投資從顯示器件專案，變成了新能源汽車，圍繞長安汽車、賽力斯兩大鏈主企業進行佈局。
與產業投資與招引相匹配的，是對地方執政者績效上的考核。據我所知，重慶從去年2月開始定期釋出招商引資的“賽馬榜”——41個區縣的招商成果從高到低依次排序。這給予了各區政府和國資機構不小的壓力。
一位頭部市場化機構的投資人，向我聊起過一個細節：她曾在晚上10點多，接到過重慶某單位的秘書電話，通知他們在第二天早上10點組織雙方領導開會。第二天對方召集了10多位職位不低的主管領導座談。“這個辦事效率在中西部還是罕見的。”她感慨地說。
可見，產業基礎、資本投入、組織效率等多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動了重慶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
當然，《報告》也展現了重慶的短板：做大但尚未做強。這反映在重慶本土企業獲得的投資上。
截止到2024年9月30日，重慶有937家企業獲得投資。這一資料不僅落後於一線城市，在新一線城市中也排在第9位。這說明重慶的創新生態尚未完全建立，重慶企業的創新力與成長性尚未得到專業投資機構普遍認可。
這不是重慶一地的難題，而是中西部城市面臨的普遍情況。比如武漢擁有超過8500億的城市基金規模，位列新一線城市第一，但是武漢企業獲得投資的數量和金額排在新一線城市第五。可見創新還需要時間。
當然，趨勢是明確的。隨著產業生態的完善和人才聚集，“創新”將在重慶、武漢等城市擁有更多場景與機會。
合肥與蘇州，城市風投炙手可熱
高歌猛進的當然不止重慶，合肥、蘇州兩座城市也保持著6%的經濟增速。而且合肥的城市排名相較於去年，一口氣上升了兩個名次，從16名上升至14名。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朱蘭等研究者，在一篇文章中，將合肥政府總結為“風投發展型”政府：既積極投資顛覆性技術創新，又採取與風投行業相似的風險管控措施，透過風險投資引入頭部企業，進而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的發展，最終形成推動城市升級的產業叢集。
可見風險投資不僅在改造合肥的企業，更重要的是改造了合肥的政府。
投中網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合肥的文章《我們去縣城募了40億》。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介紹了合肥下轄縣城長豐縣的故事。長豐縣在被外界熟知前，它用了10年時間（2001-2012）摘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之後，又用了4年時間（2012-2016）躋身全國百強縣。今年前三季度長豐縣的經濟增長率8.33%，GDP總量已經衝到了全省第二位，這個資料放在全國都屈指可數。
而就在去年，合肥的“風投發展型政府”模式也在長豐得到體現。這座小縣城一口氣出資了3家機構慕華創投、基石資本、諾延資本，共計40億元。從這三家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作為LP長豐縣顯得老練。既有知名PE，也有專投早期的清華系機構，還有半導體垂直化機構。
長豐縣的故事，是合肥的一個縮影。同時也證明了那一套風投發展型政府的模式具備可複製性，至少已經在安徽落地。
當然，在《新一線城市對比分析報告》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報告顯示，合肥的城市基金規模為2388.3億元，這個資料遠比武漢、重慶少，僅排在12座新一線城市的第9名，約是第一名武漢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另一組資料卻值得玩味了：合肥國資的直接投資事件數量、直接投資金額均排在新一線城市第5；直接投資企業數量排在第4。簡言之，錢雖少但投得多。這意味著合肥國有投資機構，保持著較高的投資效率，整一個花了“小錢”，辦了“大事”。
我們再看同樣GDP增速達到6%的蘇州。
蘇州一直炙手可熱。在本篇報告中，提供的新視角是，蘇州、南京兩座江蘇城市的科技型企業總數，位列新一線城市前兩名，而且已經超越了老牌一線城市廣州。
同時，蘇州和南京，不論是在直接投資還是間接投資上，都位列新一線城市前兩名。雖然投資金額不是最多的，但能夠直接說明江蘇企業的創新力和成長性得到一級市場的廣泛認可。
而且，投資的企業數量最多，但投資金額並非最多，解釋之一是，相比於其他城市熱衷於投資大專案和中後期企業，江蘇國資更樂意投資早期公司。
可見與其他新一線城市相比，江蘇的創新生態更為成熟，蘇州、南京兩地國資在推動早期科創型企業上也發揮了更大作用。
成都與杭州，網紅城市更具創新潛力
如果蘇州、合肥兩座新一線城市代表了創投圈的熱度。那麼成都與杭州，則代表了潛力。
成都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企業數量。
截至2024年11月，成都在新一線城市中企業總數最多，高達137.56萬家，總部企業數量在新一線城市中僅次於杭州，有12725萬家。而且，成都每年企業的增長數量也最多，新註冊企業總數在15萬-30萬家之間，而其餘新一線城市的資料均在15萬家以下。
企業數量多，且增長常年保持的較高速度，這或許有兩大原因：
其一，東部地區和一線城市的產業轉移，讓成都受益。根據此前“召募智慧招商系統”調研分析的2019年-2023年成都投融資和企業遷移資料。發現在過去5年中，成都企業獲得近1400筆融資，共計融資超1217億元，遷入3.2萬家企業，2023年成都遷入超過8000家企業。可謂是西南創業招投之一極。
其二，成都的營商環境在中西部地區位列前茅，吸引了更多的企業和人才來成都創業。
另外，作為中國戰略腹地，國家正在加大對四川的投資。四川發改委披露，未來2-3年，將有2.15萬億基建計劃的出臺及投入，330個重大專案開工。這意味著未來成都企業的增速還將繼續保持。
不過，雖然成都的企業數量最多的，但獲得投資的數量和金額相對不高。資料顯示，在新一線城市中，成都本土獲得直接投資的數量、金額，均排在第4。這說明成都企業的成長性與科創含量處於中上水平。
哪座城市的企業獲投最多？
答案是杭州。杭州有5380家企業獲得投資，融資金額7801.3億元。這兩個資料不僅排在新一線城市第一，而且大大超過了一線城市廣州的資料，緊隨北上深之後。所以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杭州依然是中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之一。誕生下一個阿里巴巴或只是時間問題。
那麼問題來了，杭州的活力與創新力來自於哪裡？答案是強大的民營經濟。
來看一組資料：去年9月，全國工商聯公佈“2023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杭州共有42家企業上榜，連續21年蟬聯全國城市第一。這個資料比排在第二位的深圳（27家）多15家，比第三位的蘇州（26家）多16家。毫無疑問，中國民營經濟第一城，非杭州莫屬。
而且民營經濟貢獻了杭州市51%的投資、61%的GDP、65%的稅收、72%的出口、95%的市場主體數量（2022年資料）。可以說，民營企業是杭州經濟最穩固的中堅力量，也是杭州發展最強勁的動力源泉。
杭州市級投資平臺杭州資本，就在一次交流中向投中網反饋，杭州國資的定位是去彌補市場信心不足的問題，而不是去取代市場的決策。這種甘心當“配角”的心態，反而厚植了杭州寬容的營商環境，為創新的樹苗提供更多養分。
廣州，失速的原因找到了嗎？
與上述城市的高歌猛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州。
去年廣州的GDP被重慶超過，滑落至全國第五。從今年前三季度的GDP來看，與重慶之間的距離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2023年前三季度，重慶GDP總量比廣州多500億左右，而今年同期重慶比廣州多1000億。再看GDP的增速，重慶GDP增速為6%，而廣州只有2%。
媒體關於廣州為何失速的討論不絕於耳。在這次的報告中，我們也找到了一些線索。
先說企業。一線城市中，廣州的科技型企業僅有24349家，不僅落後於北上深的3萬家以上，而且比蘇州2.94萬家和南京2.47萬家還要少。再看被投企業數量。北京有16558家，廣州僅有3216家。這一資料還低於新一線城市杭州的5380家和蘇州的3318家。
再說融資。北京的融資事件總數超過3萬件，但廣州卻僅有5772件。而且低於杭州的9838件、蘇州的6425件。融資金額廣州在一線城市中同樣墊底，僅為4779.41億元，為北京融資金額40280.35億元的12%。與新一線城市相比，也落後於杭州的7801.3億元。
廣州的國資機構呢？
在直接投資事件、直接投資金額和直接投資企業數量上，廣州國資都不到北京、上海的一半。間接投資的資料也與此類似。廣州的間接投資事件數、金額、企業數，都在一線城市中排在最末。而且已經被新一線城市中的蘇州超過。
舉一個例子，廣州間接投資企業數1740家（其中290家是廣州本地企業），但是上海的資料是4771家（1284家上海本地企業），蘇州是4265家（799家蘇州本地企業）。可見，廣州與其他活躍城市差距還是較為顯著的。
投資少並不是廣州沒有錢。恰恰相反，廣州是中國最有錢的城市之一。資料顯示，廣州城市基金規模手握重金2萬億，僅次於北京。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廣州國資的投資才剛剛起步，大筆資金尚未進入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意味著廣州未來的出資潛力，將遠超其他一線和新一線城市。
總之，廣州在新一輪的城市競爭中正處於下風。要維持住自身在全國範圍內的領導地位，趕上其他一線城市的增長速度，還需要再努一把力。
當然，除了重慶、蘇州、合肥、成都、杭州和廣州外，其他城市也各有所長。
比如，武漢也是新一線城市中頗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資料顯示，武漢的基金規模高達8593.8億元，位列新一線城市榜首。武漢的科技型企業位列新一線城市第三，特別是其中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的數量15048家，在新一線城市中僅次於杭州。武漢作為我國中部經濟規模最大、高校資源最多、科研實力最強的城市，在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競賽中，必將會有一席之地。
又比如福州，雖然目前在16座城市中排名殿後。但也是除合肥外，另一座GDP排名連升兩名的城市。而且福州在2019-2024年三季度間，直投投資電子資訊賽道的總金額比例高達81.45%，這個資料佔比是所有城市中最高的。這些資訊都顯示著福州奮起直追的決心，後續進展值得跟蹤觀察。
當然，更多城市在日拱一卒、徐徐圖之。未來中國城市格局將如何變化？哪些城市將在科創投資的產業大潮中激流勇進、脫胎換骨？這取決於城市生態中的每一位參與者。畢竟所有偉大的城市，歸根到底，都是人創新的結果。
以下是《新一線城市對比分析報告》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