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H·範德文（Andrew H. Van de Ven）
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學院名譽教授。美國管理學會2000—2001年主席，管理學會院士。曾任教於肯特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主要教授課程包括創新與變革管理、組織行為學、參與式研究方法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名義小組法、組織設計和評估、組織間關係、組織創新與變革以及參與式研究方法等。長期關注醫療保健組織和行業的變化，主導了“明尼蘇達創新研究計劃”（MIRP）。作為全球組織與創新領域的傑出學者之一，範德文教授出版了13本著作，論文被引數量超過90 000次。
文/井潤田
2022年5月3日晚收到百寅教授微信，告知Andy過世。剛開始我幾乎無法相信，但很快得到證實，後面也陸續收到一些朋友的詢問，一時深感世事無常。總覺得該為他寫點什麼，遂成此文。
幸得相識
與Andy相識緣於2009年我在成都舉辦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的研究方法工作坊（Research Method Workshop）。在那次會議上，他擔任講師和導師，講授他剛出版的Engaged Scholarship：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一書提出的研究方法，並且每天晚上參與學員小組討論。當時我雖忙於辦會，但經常會看到他在教室或走廊裡回答學生的提問。他總是非常耐心地聆聽，轉而在回答時展示出一股獨特的“Andy式”感染力：中氣十足且雄厚的聲音，熱情洋溢的表達，始終面帶微笑。
在瞭解到他的學術背景後，我不由得滿懷敬佩。Andy在博士學習期間就與導師Andre Delbecq教授合作提出名義小組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這個被寫進教材的群體決策理論。他1981年從沃頓商學院來到卡爾森管理學院工作，幫助學院建立起與企業界合作的高質量博士研究生培養專案，併發起明尼蘇達州創新研究計劃，這成為創新管理研究領域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專案《管理學季刊》2020年第1期 《從“入世治學”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一文詳細回顧了該專案的研究經歷。他在1997年獲得美國管理學會傑出學者生涯獎（Distinguished Scholar Career Award），2000—2001年擔任美國管理學會主席，2002年曾被提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
合作研究
2010年，我申請富布萊特訪問計劃並獲得透過，也打算趁此機會將自己的研究從微觀向宏觀方向做些調整。於是寫信給Andy，申請到他那裡訪問，他很爽快地就答應了。事實證明，這次訪問的確改變了我的研究興趣以及對研究意義的認識。
記得2011年1月當我剛走出明尼阿波利斯機場時，看到整座城市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Andy的博士生孫康勇（現在任教於日本一橋大學）接到我並很快安頓下來。Andy對於承諾的事情非常認真負責，提前幫我把辦公室、電腦、學院行政聯絡人等事情全部準備好，並確定好每週一次的研究討論時間。記得第一次到Andy的辦公室時，印象最深的是他滿屋的書櫃，放在高處的書需要踩著梯子去拿。
訪學期間，我修習了Andy開設的兩門博士生課程。一門是“Seminar in Macro-Organization Behavior”，主要研討十多個經典的宏觀組織理論。講授這門課很不容易，教師需要對宏觀領域、基於不同哲學正規化的組織理論都非常熟悉；學生也是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研究領域，線下和線上聽課的都有。但這門課程又是如此重要，經過一學期學習就可以使得學生對組織理論產生深刻的理解。在與Andy的學生Raghu Garud、Timothy J. Hargrave等交流時，大家都認為自己是在這門課程的帶領下進入了學術領域。另一門是“Engaged Scholarship”，主要圍繞他這本獲得美國管理學會頒發獎項的著作，講授管理學者如何採用入世治學的學術正規化彌補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如何開展基於過程的組織研究設計。這兩門課程成功地從理論和方法上支撐了我向組織理論研究領域的學術轉變，更重要的是，我由此認識到研究固有的意義。
訪問期間，我和Andy合作撰寫了兩篇論文，都發表在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他對中國本土研究充滿好奇，努力用他嚴謹的西方邏輯理解我給他講到的“陰陽辯證”以及“勢”等東方文化概念，這也迫使我必須學會用一位西方學者能理解的思維框架將這些本土概念蘊含的理論道理講清楚。我們也很高興，其中“A Yin-Yang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engdu Bus Group”這篇論文於2016年獲得IACMR頒發的MOR/PUP“管理的中國理論”最佳論文獎。此後，我們合作過5篇論文，直到他過世之前還有一篇在研的合作專案。
由於成名較早，Andy擔任的學術職責很多：教學、研究、期刊審稿、學會服務，還有很多企業和醫療機構的諮詢工作。他曾承擔一項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助的重大研究專案，經費達5 200萬美元。因此，他極高的工作效率也是需要我們特別學習的地方。通常，他早上7點多到辦公室，上午集中處理一些學術事務，下午2點之後會開啟辦公室門，做一些接待和交流工作。他個人一直聘用學術助理來協助他完成日常的行政工作，這也使得每次與他的會面都很有效率。當時，我正打算辭掉學院的一些行政管理工作，他特別鼓勵這點，並告訴我剛到學院時他也面臨這樣的要求，但他從來都是拒絕，不過也免不了經常有部門人員去找他商量事情。為了避免被幹擾，他告知我他當年的秘訣就是“在學校圖書館裡找到一張長桌，在那裡安靜地學習”。在明尼蘇達大學校園裡，學校圖書館離卡爾森管理學院大樓不遠，而且有地下走廊連線（冬季長而且天氣特別冷）。因此，我每次在學校圖書館看書時都會想起Andy的這句話。
每年暑假，他最大的樂趣就是到蒙大拿州的Big Sky去休假，那是他學術之外最愜意的事情。在那裡他有一個牧場，他特別的喜好就是養馬和騎馬，或者從事一些農活或維修工作。每年新年之際，我都會收到他的賀卡，2022年的賀卡是他與家人的一張合影，合影裡的Andy正在駕駛一輛大型拖拉機，他聲稱這是新年裡得到的最令他開心的玩具。
純粹的學者
無論是卡爾森管理學院的師生，還是熟悉Andy的國內同行，很多人對他的評價就是“A Pure Scholar”，這的確是他個人最簡單、最執著的追求。
2016年他從學院榮休，這對很多人而言或許意味著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但在Andy看來，他不願延聘而選擇榮休，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樣可以免去學院安排的很多事情，將更多時間投入所熱愛的學術研究。他在谷歌學術上有93 000多次引用，其中25 000次以上都是他退休後5年之間新增的。
Andy非常博學，喜歡閱讀從社會學、政治學到管理學等各領域的著作，他的學術貢獻就在於對創新、變革、理論等這些基本概念的本質內涵做出認識上的推進，這其中也少不了很多哲學上的思考。同時，他對中國、歐洲學者以及相關的本土化研究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和支援，每年都會到亞洲或歐洲訪問和交流，對於IACMR的發展也做出了很多貢獻。他在作為美國管理學會主席的致辭中講道：“對於我們全球管理研究界的未來而言，最大的機會之一在於洞悉並瞭解國家和地區之間不同的管理和組織實踐，深入學習其中的管理和制度力量。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和管理專業組織的未來就取決於此。”就他而言，他與Lawrence Mohr、Ann Langley、Haridimos Tsoukas、Robert Chia等學者倡導的過程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與中國關於變化的世界觀相關，他努力地理解這些東方文化哲學。在與Marshall Poole教授合作主編的經典著作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novation再版時，他毫不猶豫地決定將基於中國陰陽辯證哲學的變革思想納入進來。後期，他投入很多精力推廣“入世治學”（Engaged Scholarship）的研究正規化，呼籲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彌補當前管理研究與實踐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他從早年提出名義小組法、組織診斷理論，到後期的創新與變革研究，都是在與企業（如3M, Honeywell, Cargill）的合作中提出和發展的，很多學術論文也是在企業研究專案的實施情景中完成的。在“Seminar in Macro-Organization Behavior”課程裡講到新制度主義理論時，他感慨：“正是商學院學術正規化的制度化束縛了每位學者該有的能動性，最終導致我們的理論僅留下一點對現實的描述性作用。”就在2022年4月，Andy與家人決定給卡爾森管理學院——這所他任教四十多年的機構捐助一個講席教授崗位，並開設一個新的會議系列——“The Andrew Van de Ven Conference for Engaged Scholarship”，號召身邊年輕師生走進企業去做研究。4月30日，他在經歷與白血病的艱難抗爭後過世。卡爾森管理學院在他的追思文稿裡講道：“他的工作改變了學者和實踐者思考各種現象的方式——從如何頭腦風暴，到創新的性質和過程，到組織間的關係，再到理論本身的性質。”
每次聽到大家談及學者如何願意坐冷板凳、如何彌補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我就會想到Andy這位Pure Scholar。在2019年到訪問時，他看到我所從事的一些行政工作，就幽默地提醒我“在學校圖書館裡找到自己的長桌”。每每想到這位亦師亦友的摯言，都讓人黯然神傷。
或許這一刻，我們能做的就是記住那些曾從他的課堂或交流中得到的知識或認識，這是對他最好的緬懷。就像Andy自己欣然追求的：
One of the ways I judge the quality of my research or teaching is to talk with students 20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 If they say they still use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ed from my course, that’s the best compliment they can give me. That makes my day!（我判斷自己研究或教學質量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與他們交談。如果他們說仍然在使用從我的課程中學到的知識，那就是他們能給我的最好的讚美。這讓我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