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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陳直事件的媒體文字為分析物件，考察傳媒如何中介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距離，揭示其中的敘事、話語策略及其影響。研究發現，最初發布的非虛構寫作以及後續大多數評論文字在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創造了一種建立在“追求意義”之普遍人性基礎上的親近性設定，它將階層差異收編為平等主義視閾下的身份差異，掩蓋了不平等的物質面向。在親近性設定之外，少數文字透過重新書寫個體差異與階層差異展現了不同的距離構造方式，勾畫了媒體定位公眾及其道德座標的另類圖譜。借鑑西爾弗斯通“適當的距離”，本文認為上述三類文字實踐，即去差異化書寫、對個體差異與階層差異的重新書寫，充分體現了遠方他人的中介化作為一項政治、道德事業的複雜性。媒體文字道德力量和政治效能的發揮必須建立在對“附近的我們”與“遠方的他人”之親近性與差異性的不斷協商與開放討論中。
作者簡介
劉國強，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重慶國際傳播學院）教授。
周彩雲（通訊作者），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專案
本文為四川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語言文學學科重大團隊“社會認知與話語國際傳播團隊”研究成果。
一
引言
20世紀80年代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流動，農民工作為人口龐大的階層成為我國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的獨特現象。對農民工議題的關注構成了新聞傳播學關於傳媒與社會階層關係探討的重要部分（何晶，2014）。21世紀初期，“表徵”（representation，又譯為“再現”）概念進入我國新聞傳播學，成為剖析傳媒如何建構農民工群體與城市社會文化關係的經典路徑。匯聚在表徵正規化之下，這些研究雖然具有明顯的批判色彩且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是存在如下侷限：第一，分析和描述方式是靜態的，缺乏對動態過程的觀照。研究通常選取某一類媒體為樣本，總結它們對農民工形象的表徵方式。即使是歷時性分析，也是羅列不同階段媒介形象呈現出的特點，而非將研究物件當作一個事件性的過程來理解，展示一種處於不斷建構的過程之中的複雜互動關係（謝立中，2007）。第二，傳媒被視為由主導性的政治經濟權力支配的領域，新聞場域自身的規範和相對的實踐自主性被忽視。
近年來，政治經濟的轉型與數字技術的更迭變革了新聞業態實踐，依託一批職業寫作者和專業化的平臺組織，非虛構寫作在新聞業的沙上成功“圈地”（鄧力，2020），成為當下新聞話語的主導模式之一（黃典林，2018）。透過敘事編排和價值提煉，非虛構寫作能夠直接體現記者的思想感情，將傳媒的規範性話語實踐展露在前臺。對底層題材的特別關注（林秀琴，2013）、對“隱秘他者”的關照與對邊緣亞文化社群的理解（周逵，2018）使非虛構寫作成為構築當代社會群體間關係的文化力量之一。現有文獻對非虛構寫作的探討大多聚焦於一般性的文體和敘事特點（範以錦，匡駿，2017；周逵，顧小雨，2016）、業態實踐模式（蔡雯，李婧怡，2018；楊利娟，2019），在對特定文字的分析上囿於敘事技法（廖軒威，2019；許瑩，程賀，2019），對這些作品如何勾連特定的公共議題缺乏具體的案例分析。
2021年底，媒體對“思考海德格爾的農民工”陳直（化名）的報道文字提供了一個檢視上述規範性實踐的契機。11月7日，在豆瓣海德格爾小組，一篇名為《我是農民工，請問要如何才能入讀大學》的求助帖引起高度關注，發帖者自稱是一位農民工，想要出版自己的哲學譯作獲得同等學力證明。而後，“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公眾號以《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下文簡稱為《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祁佳妮，2021）為題釋出長篇非虛構寫作，以自述體的形式講述了求助者陳直一邊在工廠做勞工一邊閱讀、翻譯哲學作品的故事，當天即突破10萬閱讀量。其後，各大媒體陸續接力，諸如《農民工翻譯海德格爾，有何不可？》《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到底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農民工讀海德格爾，為什麼非得爭論“正不正常”？》等類似的評論標題接連向主流群體針對農民工的刻板印象發出質問。這篇非虛構寫作及其引發的後續報道和相關評論勾畫了一個動態的文字圖景，致力於彌合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距離。
與人文地理學家將“空間”視為與社會生活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建構一樣，“距離”在此也是一個有著諸多相互交織的維度、能夠被創造和重塑的社會範疇（Simandan，2016：249-252）。正如有學者將底層農民工群體所經受的苦難視為相對於城市公眾而言“遠處的苦難”（李豔紅，範英傑，2019），階層差距與媒體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讓農民工群體的故事成為於主流社會而言的“遠方”。當下，非虛構寫作透過一個又一個故事讓“附近的我們”與“遠方的他人”相遇，重新定義和詮釋著“我們”與“他們”的關係，轉換“附近”與“遠方”的距離（Silverstone，2002）。沿著這一理解，本研究將陳直事件視為一場由不同媒體機構共同參與的調適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距離的文字實踐，考察其中的敘事和話語策略，並對當中距離生產的道德和政治維度進行批判性審視。在具體分析中，本文擬從中介化（mediation）的過程視角（Couldry，2008）出發，著眼於文字間的互動過程，捕捉上述實踐的非線性、辯證的動態特徵。辯證的視角意味著在把握總體方向的基礎上對不同方向出現的微小擺動有所覺察，看到不同文字在調適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距離的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張力與豐富性。對這些問題的考量有助於在一般意義上理解“遠方他人”的中介化作為一項距離實踐的複雜性以及新聞媒體道德力量與政治效能的發揮在當前數字媒介生態下面臨的可能與侷限。
二
中介化與距離實踐
現代性的空間體驗是一種複合、矛盾的經驗，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間上的遠與近連線起來，消解了熟悉感與地域性的傳統聯絡（吉登斯，1990/2011：123-124）。媒介技術作為現代性的動力引擎，透過對時間-空間經驗形式的再組織，中介了人們對遠與近、陌生與熟悉的複雜體驗。經由電子媒體中介的經驗，在個人的生活世界中佔據了一個獨特的、專門的“空間”（Tomlinson，1999：156），來自遠方的陌生人和遠距離事件與本土生活相互交纏，織就了現代性境況下人們日常生活的紋理。如何理解這種被媒介重新組織的空間經驗及其在文化、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複雜意涵，構成了中介化（mediation）理論的核心議題。
中介化的概念包含了比較明確的空間想象（潘忠黨，2014），鮮明地體現在媒介與距離的動態糾纏中。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1999：154-155）從“媒介”（medium）一詞的雙重意涵出發將中介化解析為兩個層次：一是指涉“事物得以傳播的手段”。在媒介的這一層含義裡，中介化意味著“促進”（facilitating），顯示出現代媒體和傳播實踐能夠克服距離，快速、便捷、高效地傳送經驗的技術力量。二是“將印象傳遞給感官的介入性（intervening）物質”。不同於上一層含義中媒介的透明性，此處強調媒介介入傳播過程使傳播物件的經驗發生質變的能動性。媒介的干預似乎又在重新生產我們與傳播物件的距離。對於中介化既克服距離又再造距離這一論斷，其中的悖論帶出了距離在不同向度的闡釋空間。
距離不僅是物質的、地理的，還隸屬於社會文化與道德倫理的範疇（Silverstone，2003：469-490），後者是媒介與文化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發生道德倫理轉向以來關注的重要論題。在“一切都被中介化”（Livingstone，2009）的時代，日常生活與交往實踐逐步去地域化，媒介不斷將遠方的他人與事件帶入本地生活。中介化的第二層含義提示，它不只是克服地理距離，還建構了我們與遠方他人的文化和道德距離。體現在中介化實踐中的距離動力學揭開了媒體文字的操演性（performative），它不只是向觀眾再-現（re-present）世界，還嵌入瞭如何思考、感受這個世界的倡議。它並不是在面對一個預先就存在的等待參加社會行動的觀眾，而是在表徵的過程中有能力將他們建構成一個行動體（Chouliaraki，2008）。遠方他人的中介化促使研究者叩問媒體文字的道德力量：它如何拉近我們與遠方他者在文化和道德上的距離？如何讓我們對遠方的生活事件有一種強烈的參與感（Tomlinson，1999：172）？這些問題同樣是政治的（Chouliaraki，2006：22），因為遠方並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它還折射了底層、邊緣群體與主流社會之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
文化研究對差異人群表徵的批判性分析很好地揭示了遠方他人的中介化如何走在上述道德事業的反方向上。然而，它們並未展現其中更為複雜、微妙的距離圖景。雖然媒體處於由統治力量所結構的場域，但是它們在組織上不是僵化的，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是封閉的，來自周圍社會的爭議與衝突有時能夠開啟口子，使新聞報道打破刻板印象，恢復先前“他者”的人性，將他們重新定位為積極的主體（Cottle，2007）。這些從“疏遠”轉換為“拉近”的距離實踐很少得到學界的關注與批判性審視。值得注意的是，不可將表徵形象的正面與負面、建構距離的近與遠簡單地判斷為好與壞。一些研究顯示，媒體以正面形象表徵農民工是出於政治性的形象管理抑或意識形態合法化的需要，農民工自身的主體經驗沒有得到表達，他們作為個體所具有的多樣性和作為平等社會成員應有的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仍然沒有得到承認（黃典林，2013；李豔紅，2006）。因此，應將相關案例置於具體的社會情境下進行經驗性剖析。
在研究素材的收集上，本文藉助“慧科搜尋”新聞資料庫獲得媒體關於這一事件的報道文字。收集方式是：以“陳直＋海德格爾”為標題在慧科搜尋中進行檢索，時段限定在2021年11月18日至2022年1月18日這一報道較為集中的階段。在篩除重複、“標題黨”以及網路平臺上由個體使用者、非專業媒體組織釋出的言論後，最終確定了相關報道7篇、評論24篇。報道既來源於傳統媒體及其附屬網站，也出自騰訊新聞、搜狐新聞等網際網路公司旗下的非虛構寫作平臺；評論主要出自官方媒體，也包括少數市場化媒體。這些文字呈現出明顯的時間階段性特徵。穀雨實驗室率先發布的非虛構寫作增加了陳直事件的可見性，標題所展露的道德判斷也為後續的報道和討論奠定了基調。其後大約半個月內，圍繞陳直事件出現了集中的新聞評論。它們大部分接受了穀雨實驗室在主流群體與農民工之間設定的距離，訴諸多種歷史文化資源為這場距離實踐提供合理性支撐。本文將釐清上述非虛構作品與這些新聞評論所使用的敘事和話語策略。評論熱度逐漸停息後，圍繞陳直事件出現了第二波非虛構寫作，這些文字展現的立場與穀雨實驗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展示了不一樣的距離實踐模式。此外，少數評論也呈現了不同於主流方向的距離建構。故此，在對主導的距離立場進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審視這些與主導方向有所區別的媒體文字為公眾思考農民工與主流群體的關係提供了何種新的道德位置。
三
農民工個體經驗的“去他者化”書寫
“去他者化”是一個重新協調內群體和外群體之間異同的社會文化過程，透過對外群體進行另類表徵來沖洗以往加諸他們身上的刻板印象、偏見和汙名，重新調適其與主流群體之間的距離。在這一部分，本研究關心的是《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在書寫農民工個體私人經驗的過程中如何為其框定意義，藉此對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距離進行親近性建構。
（一）道德原點：“我們-他們”的主體位置參差
作為致力於支援中國非虛構作品創作與傳播的非營利專案，穀雨官網倡議：“我們鼓勵直面時代和生活內部的灰塵、紋理和質感，讓不能發聲者發聲，使不能抵達的人群和被忽視的故事，被看到和被聽到。”這段話包含著多維度的距離隱喻。“不能發聲者”“不能抵達的人群”以及“被忽視的故事”，是我們在空間、時間、文化等維度上難以觸及的“遠方”，它們經由記者的寫作、平臺的傳播等中介化過程抵達“我們”的附近。正是這樣一重“抵達”所帶有的道德色彩構築了非虛構寫作在當下的公共性實踐核心。穀雨工作室負責人王波如此闡釋非虛構作品的公共性：“我們在操作非虛構選題時，更多強調的是作品和內容怎樣更好地讓人與人建立連線，人群與人群消除邊界，從而相互瞭解、互相理解。”（騰訊新聞派，2019）
《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一文鮮明地展露了這樣一重距離動力學。在導語部分，記者寫道，農民工群體“依附於工廠裡的機器生存，構成了一個不同於我們的陌生世界。他們置身於城市，但卻自成一體。至於這種生活能有什麼意義，有什麼Ambition，往往會被我們忽略或者無視。”（祁佳妮，2021）這段文字從農民工與社會主流之間的距離出發，界定了兩者之間相對的道德位置。讀者被預設為佔據“我們”位置的主流群體，農民工則是不同於“我們”的“他們”。於“我們”而言，“他們”是陌生的、被動的、失語的，而“我們”忽略或者無視了“他們”生活的意義。這種負面判定的道德語詞實施著一種召喚，呼喚“我們”發揮自身的道德主體性重新看見、關注“他們”。“我們-他們”的主體位置參差構成了這場“去他者化”距離實踐的原點。
（二）框架設定：一個“追求意義”的故事陳直的故事
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在導語和正文中被敘述。導語並不只是正文的簡化版，它透過二次加工為整個故事重新框定了主題和基調。
正文中的故事圍繞著主人公陳直的“自我”延展開來，大量繁雜的私人情感經驗被一種帶有心理學療愈風格的“自我實現”敘事所組織。它由兩類不同的話語所構成：一是苦痛話語，體現為“無意義”的車間勞作、童年家庭暴力所導致的創傷、讀不懂哲學的挫敗感、生存的焦慮、自我否定的壓抑等等；二是為超越苦痛、實現自我而生髮的意義話語，例如“哲學是我的passion，是commitment”“人生充滿著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義”等。“療愈型”敘事模式在動力學上受到個體“未完成”（unmade）自我的牽引，對個體痛苦的回溯與自我實現是內在關聯的，只有指認了使個體心理失調的枷鎖及其與過去事件的關聯，最後的精神解放才是可能的，因而對苦痛與創傷有一種特殊的優待（Illouz，2007：43-62）。這種對苦痛的前置鮮明地體現在陳直對自己思考哲學的解釋中：“我經常感覺一切都無意義，好像沒有任何意義。前幾年，我會寫點英文日記，天天都是upset、desperate 、dismayed這些詞。今年開始，我對自己格外失望。可能就是一些無意義的時刻，讓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存在。”（祁佳妮，2021）
在導語中，被前置的元素由“苦痛”轉移給了“意義”。一開始，記者將陳直的故事定性為“關於他是如何尋找意義的”的故事，以類似沙漏型的敘事結構進行概述：開頭交代出主人公閱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一事實資訊，主角的焦慮及其所受的社會歧視以簡短的語句被安插在中間，結尾則以“人生充滿著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義”來昇華。在這一編排下，相比“苦痛”，“意義”元素在故事中被置於更為關鍵的位置。
（三）建構親近：“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為什麼是“意義”而非“苦痛”佔據了這場“去他者化”書寫的中心？這涉及非虛構寫作在更廣闊的新聞場域中所處的位置。相比調查性報道，貫穿在非虛構寫作中的公共性理念更為強調自身的文化整合功能而非民主政治效能，這是近十年來新聞生產技術和政治經濟語境劇烈變動的結果（黃典林，2018）。因此，非虛構作品更為看重那些能夠跨越階層邊界、人與人之間共通的東西。與“意義”元素具有的闡釋空間相比，“苦痛”要麼具有極強的私人性，要麼觸及社會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並不適合作為連線不同階層的文化主題。
對個體生活中“意義”元素的強調，一方面為農民工賦予了具有能動性和精神追求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以一種基於普遍人性的親近性（proximity）沖淡了農民工之於主流人群的陌生感，能夠成為連線農民工與社會主流的橋樑。選題編輯做過如此評說：
陳直故事的張力，還在於人存在的本質。……人生充滿勞績，多少人對生活感到麻木，而從來沒有思考過存在呢？但是總有一個時刻，一個人會思考點什麼。這是一個很海德格爾的主題。這不僅僅是陳直的故事，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深度訓練營，2022）
四
農民工文化身份的“去差異化”話語策略
陳直的故事引發了多家媒體對此事的評論，它們接續了前文為讀者預留的道德位置，徵用各種文化、歷史資源消解農民工與主流人群之間的“差異”，為穀雨實驗室的親近性距離建構提供合法性證成。
（一）列舉底層文化榜樣
這些文化榜樣既包括“從奴隸出身的古希臘斯多噶派哲學家埃皮克提圖斯，到被馬克思譽為‘我們的哲學家’的著名工人哲學家約瑟夫·狄慈根”（周程禕，2021），也包括在詩詞世界中遨遊的快遞員雷海、在東莞圖書館借閱12年的打工人吳桂春（夏小正，2021）、寫詩的餘秀華（七里，2021年12月1日）、寫小說的範雨素（楊朝清，2021年11月26日）等這些曾經經由媒體的正面報道而被“授予地位”（Lazarsfeld & Merton，1948）的草根個體。他們的出身與經歷使其具備了為底層代言的資格，而他們的榜樣地位則具備了為底層的文化潛能加冕的正當性，能夠成為接合“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與“再正常不過”的道德話語支柱。
（二）追憶“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是“一個想象中的風景，投入了所有（批評家）認為在現代世界缺失的東西”（Lowenthal，1985：25），它作為一種回溯過往的記憶實踐，由時代轉型過程中對昔日美好特質的緬懷與渴望所啟用，並伴隨著一種認為過去比現在更為優越的主張（Murphy，2009）。對20世紀80年代黃金時代的想象性建構一方面是為了確證過去工人群體文化實踐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另一方面則指向人們對蓬勃工人文化的道德寬容性在當下之失落的批評：
我們90後雖然沒有親歷過80年代的“文化熱”，但根據親歷者的回憶來看，蓬勃的工人文化也在中國存在過，各大城市的“工人文化宮”或許是那一時期的物質證明。……我們希望能重回人人明德知禮的盛世，卻對農民工讀海德格爾大驚小怪，豈不怪哉。（董子琪，2021）
（三）搭建進步框架
“進步”觀念和話語是啟蒙運動以來人們用以理解、擁護社會變化的主導性框架。在進步框架中，將“農民工讀海德格爾”視作“再正常不過”意味著以一種新的、進步的眼光來看待社會、認識農民工群體。公共話語中的“進步”由兩種不同的敘述指稱構成，其一指向社會和時代的進步，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楊朝清，2021年11月26日）、“相對平等的接受資訊的機會”（李一凡，2021）、“知識更大範圍的普及”（七里，2021年12月1日）等；其二指向新生代農民工，即農民工內部的代際更替，例如“‘農民工’也早已不是那種揹著編織袋擠綠皮車的形象了” （李一凡，2021） “新生代農民工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周程禕，2021）。經此鋪墊，“進步”觀念製造了一種強力的召喚，要求社會主流摒棄守舊的偏見，開啟眼界重新認識農民工。
（四）訴諸權利話語
在當代社會，權利話語所具有的高度規範性力量使其在政治、法律及道德領域中廣受歡迎，各種與社會、政治生活有關的立場、意見、主張、批評或抱負，幾乎都用“權利”一詞來加以表達和確認（Campbell，2006：3）。權利並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法律概念，它還帶有某種應然和善即道德的性質（金觀濤，劉青峰，2010：109）。在媒體對陳直事件的公共討論中，哲學被卸下了專業化的外殼，成為人人能及的智慧的代名詞，因為“對知識的學習和自我教育並無階層之分”（工人日報，2021） “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利進行精神探索”（和生，2021）。
上述利用各種文化和道德資源為農民工符號身份去差異化的過程奠定了此次話語實踐的基調，其主旨在於，透過重新闡釋農民工這一社會類別的符號意義、發掘階層之間的共性來彌合彼此之間的社會距離，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團結。細審之，這樣一種團結關係並不以建立在“階層”之上的社會分工合作體系為基礎，而是建立在對“精神追求”這一普遍人類共性的強調，是一種去階層化的、去差異化的抽象團結，它的實現更多依靠的是公共道德水平的提升。
五
作為不當距離的親近性：收編差異
上述親近性的距離建構存在著無法忽視的張力。同樣都是思考哲學，陳直的苦痛感受與“以學術為志業”的知識階層並不共通。階層差異之所以能夠被親近性邏輯接合，緣於媒體將其收編（incorporate）為平等主義視域下的身份差異，將政治經濟議題還原為與身份相關的文化承認倫理。這一過程充分體現在媒體對苦痛的私人化處理上。
首先來看苦痛的出場方式。在《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中，苦痛被療愈式的“自我實現”敘事所結構，內化為主人公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這帶來了兩方面的後果：一是苦痛與階層脫鉤。當苦痛被心理學框架吸納為受損自我（injured self）的症候時，便被一般化不再具有階級性，因為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有一個受損的自我等待被修復，諸如被忽視的童年、自尊的匱乏、憤怒、驚恐、焦慮等都是不再具有階級性的“民主”疾病（Illouz，2007：142）；二是道德個體主義（moral individualism）（Illouz，2007：55）。“自我實現”敘事背後預設的是能夠形塑自身命運的靈活的、開放的自我。它將掙脫苦痛、自我實現的責任劃歸給個體，遮蔽了對苦痛的社會學解釋。關於苦痛的私人話語沒有被記者加以追問，反而被後置用以凸顯意義元素。
其次是闡釋苦痛的方式。一是直接忽略。苦痛在這類評論中徹底隱匿，故事被剝離了具體的行動語境只留下“農民工的身份”與“海德格爾的符號屬性”的兩相對照，宣揚“沒有一種意義的實現，是以閱讀者的身份地位為前提的”（王鐘的，2021）“海德格爾不會拒絕一個農民工來思考他”（工人日報，2021）；二是將苦痛與意義的張力置入“夢想與現實”的經典框架。“夢想與現實孰輕孰重”（靜子，2021年11月23日）關乎私人價值取向，找到“生活和哲學的平衡點”（李勤餘，2021）是個體自身所應擔負的任務。三是從“學歷、背景、成長環境和性格等諸多因素”（和生，2021）對陳直的困境進行個體化歸因，解決方式則是訴諸“更好的輿論氛圍”（西蒙，2021）與外界的善意幫助；最後，苦痛還被用以昇華主人公的人格。陳直所面臨的生存焦慮與壓抑、為了翻譯不得不放棄加班費變成了“對知識的無功利熱愛”（李一凡，2021）、緊張的工作強度與無法抽出時間的絕望則成為他“突破自我、超越極限的勇毅人生”（夏小正，2021）的註腳。這樣一種純化了的精神符號已經脫離了人物本身的真實遭遇，被改造為對映主流群體內心渴望、撫平他們精神焦慮的理想映象。
對於接近“遠方的他人”這一道德事業來說，上述中介化過程呈現出一種不適當的距離，因為它以“追求意義”的普遍人性消弭了農民工與社會主流之間的階層差異，又以私人框架窄化了個體苦痛的公共闡釋空間。抽空物質現實的抽象親近感使得真實的遠方和立體的他人依然逃逸於公眾的理解之外。
六
再造距離：重構差異
雖然對差異的收編佔據了主流風向，但是它並沒有窮盡這場距離實踐的所有型別。在穀雨實驗室之後的第二波非虛構寫作與少數評論分別呈現了不同於主流方向的兩種距離建構方式，勾畫了媒體定位公眾及其道德座標的另類圖譜。
（一）個體差異的親密性書寫
與穀雨實驗室試圖以意義元素連線主人公陳直與讀者不同，由GQ報道、南風窗、極晝工作室釋出的三篇非虛構寫作透過強調個體的獨特性致力於拉開陳直與讀者之間的距離。這些記者發現“在陳直身上放置浪漫化的想象似乎不那麼準確”（李曉芳，2022），他們將外部的爭議視為“抽空個體生活的複雜性製造出來的觀念博弈”（張茜，2021），認為外界紛紜的評論“隔靴搔癢”“和他本人已經相去甚遠”（李純，2021）。在此，對主人公真實面貌的探求構成了這三篇文字的主題。雖然它們延續了穀雨實驗室貼近人物時所調動的情感邏輯，但敘事重點卻與後者相異。
其一，更側重於凸顯陳直的內心苦痛。GQ報道在《工廠裡的海德格爾》中以直接引語的形式披露了主人公大量剖白內心苦痛的言語，相比於哲學帶給他的意義，記者直言“他的生活因為哲學而搞得一團糟”（李純，2021）；南風窗的《陳直很害怕》將“壓抑作為生活的常態”作為其中的子標題，以佔據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來傳遞他內心的迷茫、焦慮、恨、愧疚、壓抑等“互相交織的苦痛”（張茜，2021）；極晝工作室在《海邊的「海德格爾」：哲學在左，工廠在右》中將“什麼狗屁哲學”設為子標題，與穀雨實驗室的子標題“哲學是我的passion”形成了鮮明對照，配合其他帶有負面情感設定的標題“失敗者簡歷”“無望的逃離”，一起展現主人公的“掙扎、搖擺和痛苦”（李曉芳，2022）。
其二，轉向女性視角更細緻地探問婚姻生活。在《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中，陳直對待妻子、兒子的冷淡態度以及因閱讀哲學讓妻子承受更大的經濟重擔等婚姻細節引發了眾多非議，性別批評話語作為一項明顯的話語分支出現在公共空間。第二波非虛構作品從女性視角出發，以“被低估的妻子”“失語的人”等標題設定專門的寫作板塊賦予妻子具體的品格形象，將女性聲音推向前臺，細緻描摹了她如何看待丈夫閱讀哲學與養家的問題以及對自身婚姻的感受。與外界對他們在家庭中的不平等關係的憤懣不同，作為妻子，她向記者列舉了許多生活例子為陳直作辯解，“自己的丈夫並不是網友想象的那樣”（張茜，2021），“她對這樁婚姻很滿意”（李純，2021）。這些作品介入充滿道德曖昧性的婚姻領地，將親密關係視為澄清、求證主人公真實自我的重要渠道。
其三，敘事人稱從主人公自述轉為記者親身講述。相比外圍的觀察與程式化的訪談，記者們直接走進陳直的生活場景，切近感知他的經驗，並將他們之間的互動稱為一種私人的“相處”，“試圖從這段交往中勾勒出他的面貌”（李純，2021）。與穀雨實驗室的電話採訪相比，記者的親身在場為這三篇文字增添了細節，不僅包括對陳直的外貌、衣著、步態的直觀刻畫，還有面對面交往中的感受，“他是個不善言談的人，但善良、柔軟，也比很多人誠實”（李純，2021），他“想要的其實只是一張能稍微脫離現實的，‘安靜的書桌’”（張茜，2021）。
這些圍繞內心苦痛、婚姻生活與記者感受鋪陳的細節被視為能夠揭示主人公“真正”特質的線索，其背後體現的是一種親密性的意識形態。在親密性社會中，“那些能夠揭露自我、有助於定義自我、發展自我或者改變自我的體驗會受到人們的極度關注”（桑內特，1992/2014: 282），“全部種類的社會關係越是接近每個人內在的心理需求，就越是真實的、可以信賴的和真誠的”（桑內特，1992/2014: 331），感受凌駕於推理和判斷之上成為通往真實的路徑。主人公的底層境況被轉化為心理符號，農民工這一型別化的階層身份在人格獨特性的宣稱中脫落，陳直“無法代表中國‘農民工’群體的精神面貌”（張茜，2021），“他的身份與其說是農民工，不如說是一個打工的大學輟學生”（李純，2021）。
雖然滲透在這些書寫中的親密性邏輯有著鮮明的道德宣稱，但是它們與消費主義的關聯不應被忽視。這些文字的生產緊密地嵌入平臺化新媒體的商品化運作之中，透過介入具體幽微的人格領域回應讀者市場中富有爭議的話題來吸引流量，滿足消費者的窺私慾。對他人自我的窺視被包裝成倫理在市場上售賣，主人公的苦痛與脆弱不是被用來揭示農民工群體的現實困境，而是被作為披露其真實自我的元素，文字消費成為一場心靈洗練，讀者透過感受他人的苦痛在意淫中完成了與他人自我的連線。
此外，雖然親密性意識形態發揮著主導作用，但是作為不同社會力量博弈的場所，一篇文字仍然會援用不同的、有時甚至互相矛盾的話語。一種將個體經驗上升到公共性領域的嘗試可以在GQ報道與極晝工作室的文字片段中被識別到。在陳直的故事中，記者看到“和所謂‘有閒階級’讀哲學相比，他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承受的痛苦更強烈”（李曉芳，2022），並試圖追問“哲學是否具有階級性？農民工讀哲學和知識分子讀哲學有什麼不同？”（李純，2021）。問題在於，從一種由親密性意識形態所統合的敘事框架中難以演繹出具有普遍階層經驗的“典型”。圍繞主人公“自我”而編排的事實經驗以一種向內探尋的手法展現出個體經驗的獨特性，它是從公共向私人的回縮，其中的現實處境與階層境況只是一種間接的背景。在親密性邏輯的敘事編排下，公共性話語只能以一種區域性的、不協調的方式插入，並未與其中的個體經驗接合。兩者之間的話語張力一方面體現了變動的新聞業仍然徘徊在商業主義與新聞職業傳統價值之間的不穩定關係中，另一方面，公共性話語的區域性性與親密性意識形態的統合性也反映了商業價值對當前新聞實踐的主導（李豔紅，陳鵬，2016）。
（二）階層差異的公共書寫
由澎湃思想市場和新京報書評週刊釋出的三篇評論文字展現了另外一種距離生產模式。它們反對穀雨實驗室將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視為“再正常不過”製造去階層化的親近性，選擇識別當中的“不正常”，反思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將農民工與“知識階層”“中產階層”之間的差異重新帶入公共討論。
澎湃思想市場在《為什麼不承認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太不正常的事？》中指出，陳直的個體生命經驗並不具有代表性，將其“正常化”為一種普遍之物“漠視了農民工不僅在文化位階上，而且在經濟地位上也受到更深重的制約的事實”（恰東風，2021）。這些事實包括：第一，缺失的話語權。新京報書評週刊在《“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的敘事，難道不是似曾相識嗎？》中指出，由穀雨實驗室釋出的非虛構文章在其有意編排的第一人稱自述中存在著強烈的第三人稱視角和想象，其背後體現的是社會階層與意識形態上的等級差異，受訪者本人並不真正擁有書寫和言說特權（重木，2021）。第二，資源的不平衡分配。澎湃在另一篇文章《是什麼製造了工人與知識階層間難以跨越的壁壘？》中，以陳直曾經就讀的大學並未開設哲學專業為例，認為“教育與學術資源在不同層級以及同一層級的不同機構間的不平衡分配”以及勞工階層在獲取網際網路資源上的能力欠缺製造了工人與知識階層之間的壁壘（蔣霄，2021）。第三，學術體制的排他性。專業化的知識生產機制將大部分人與哲學分隔開來，“未能進入專業學院接受專業訓練的陳直，其所研究的哲學與翻譯的著作，最終只能被置於邊緣”（重木，2021）。第四，勞動者在經濟生產領域的弱勢位置。澎湃認為，陳直為了留出更多時間進行哲學研究而承受的經濟壓力並不是透過教育與學術機構的某種調整改良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訴諸“減輕勞動階層生存壓力，增強勞動階層面對資本剝削與管理規訓的抵抗力，甚至動用公共資源支援其在就業外的業餘時間中實現個人發展”相關的更加深刻的社會變化（蔣霄，2021）。
與穀雨實驗室和大多數評論文字以基於普遍人性的親近性來彌合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符號差異不同，上述評論將主人公的脆弱和苦痛與其所在階層位置進行勾連，在結構性不平等的物質差異中對農民工與主流群體的距離進行闡釋。與第二波非虛構寫作為了反對普遍主義親近性去強調個體差異不同，階層差異的公共書寫是以承認某種程度的親近性為前提的，即認識到“對抽象理論與知識的興趣絕不是某種專業人士的趣味，而是各社會階層中都可能出現的普遍現象”（蔣霄，2021），承認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或是受過專業學院教育的個體一樣，具有意識、情感和心靈的深度”（重木，2021）。
這些不同型別的文字實踐對於思考我們與遠方他人的中介化關係意味著什麼？在此，羅格·西爾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提供了一個有所助益的視角。他提出“適當的距離”（proper distance）這一概念，為規範性地審視我們與遠方他人日益中介化的社會關係提供了工具與標尺。他列舉了不適當的距離的三種類型（Silverstone，2007：48），它們共同顯示出媒體在表徵遠方他人的過程中處理親近性與差異性之間關係的失衡：第一，太近：他者的形象被納入完全熟悉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敘事和框架中，相異被相同所收編；第二，太遠：將他性定義為無法觸及和理解的，抹殺了連線和認同（identification）的可能性；第三，不近不遠：將普通事物變得異常來誇大差異或是將異常變得普通使差異自然化（naturalization）。適當的距離則意味著既近又遠，既連線又分離，既透過差異又透過共享的同一性來保護他者，在遠與近的辯證法中培養我們對於遠方他人的感受力（sensibility）與責任感。
在這一視角的啟發下，本研究認為上述三類文字實踐，即去差異化書寫、對個體差異與階層差異的重新書寫，充分體現了遠方他人的中介化作為一項政治、道德事業的複雜性。中介化構造了一個矛盾的、相互競爭的話語空間，它是一個在親近性與差異性之間不斷進行協商的爭議地帶，而非具有明確的“最佳實踐”的規範性倡議的領域（Chouliaraki & Orgad，2011）。基於共同人性的親近性既喚起了共同歸屬，也抹殺了差異背後的制度性排斥；強調個體差異既喚起了對不可化約的他性的尊重與理解，也隱含了將其丟擲集體責任框架之外的風險。在親近性與差異性之間的辯證關係中協商“適當的距離”成為遠方他人的中介化的關鍵所在。需要強調的是，適當的距離不是被預先給定的固定準則，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Silverstone，2003：475）。具體到本案例，它涉及對差異的定位，即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差異到底是符號的還是物質的、主人公的困境到底是私人的還是普遍的？正是在對差異進行競爭性闡釋的過程中，媒體分別建構了公共生活和道德行動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空間。再者，適當的距離是複數，而非單數（Silverstone，2003：475-476）。它意味著對不同立場的吸納。雖然只有少數評論文字在收編差異的風向中嘗試重新解讀差異，但是這種區域性的動向依然揭示了適當的距離的生成條件，即它需要透過多元的解讀與開放性的爭論。本研究對上述三篇評論文字的分析並不意在指出它們建構了最為適當的距離，正確地分析了差異的結構性根源，事實上，階層分析只是解讀結構性差異的其中一種視角，重要的是將差異/距離放在多重維度下審視和協商。所謂“適當”是在不同立場的競爭性闡釋和對比中顯現的暫時結果，它始終向著新的解讀開放。
七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將中介化與距離實踐相互勾連，將媒體視為構築道德空間的能動力量，從關係的、辯證的視角出發對媒體如何參與形塑主流人群與農民工群體的中介化關係貢獻了更為豐富的理解。研究發現，由穀雨實驗室釋出的非虛構寫作透過凸顯陳直故事中的意義要素搭建起連線不同階層的通道，後續大多數評論訴諸歷史和文化資源為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邊界消除行動提供道德合法性支撐。本文對上述距離設定進行了批判性審視，認為這種建立在“追求意義”之普遍人性基礎上的親近性所創造出來的不過是去階層化的抽象團結，它將農民工與主流群體之間的階層差異收編為平等主義視閾下的身份差異掩蓋了不平等的物質面向。本研究還關注了不同於主導風向的距離生產型別。第二波非虛構寫作重新書寫個體差異，意在拉開陳直和讀者之間的距離，卻隱含了將個體的脆弱丟擲集體責任框架之外的風險；少數評論則將主人公的脆弱與苦痛與其所在階層位置進行勾連，將背後的結構性問題帶入了公共討論。這些不同型別的文字實踐充分體現了遠方他人的中介化的複雜性與道德曖昧性。受到西爾弗斯通“適當的距離”這一概念的啟發，本文認為，媒體文字道德力量和政治效能的發揮必須建立在對“附近的我們”與“遠方的他人”之親近性與差異性的不斷協商和開放討論中。
本研究不僅希望呈現“適當的距離”如何能夠為衡量遠方他人的中介化的政治和道德潛能提供一個規範性標尺，還希望藉助這一概念對當下數字媒介生態下新聞業的公共性圖景做一番延伸思考。在日常實踐中，媒體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建構著他們所認為的“適當的距離”的各個版本，而他們對距離“適當”與否的判定必須被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和政治現實中來理解。在本文的案例中，大多數媒體採用了穀雨實驗室在一開始設定的親近性距離。它的特點在於，在將個案上升到一般性的寓意時，朝向的是追求意義、精神探索、平等主義等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和道德價值，而非介入社會現實、協商公共利益的政治導向。這種距離設定的特點並不是由非虛構寫作的文體形式決定的。文學性與敘事性既可以表達軟性的價值關懷，建構不同群體之間的親近性，也可以承載嚴肅理性的社會問題，反思由階層分化與利益衝突帶來的群體差異性。距離設定的方向與話語實踐的空間取決於媒體在具體的歷史社會場景下置身其中的政治經濟架構，這一點從20世紀90年代報告文學與近十年來非虛構寫作的話語實踐特徵之對比上可見一斑。9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不再具有剛性，在回應不同社會階層多樣化的利益訴求上，媒體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間，這是當時報告文學能夠從公共利益出發直接介入社會問題的現實基礎（郭中實，陸曄，2008），而近十年來政治議程剛性邊界的強化收窄了媒體的話語空間，新傳播技術的衝擊以及由此導致的市場格局的變化重塑了新聞業的勞動過程與新聞生產文化，衡量新聞內容的標準與新聞話語模式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具體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在急劇變動的技術和政治經濟語境下，新聞從業者往往採用單一的商業主義框架來定義中國新聞業面臨的危機，並從中尋找解決措施，有關專業的、政治的和公共性的危機甚少被言說。商業主義邏輯將新聞內容的衡量標準從民主生活與公共參與轉變為對受眾和流量的爭奪，一些關於傳媒公共性的言說從專業主義所面向的政治生活轉向了媒體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皮卡德，2021；李豔紅，2016）。第二，主導新聞業的商業主義框架以及對傳媒公共性的去政治化言說影響著新聞從業者在具體實踐中對文字話語的操作。由本文案例所反映的媒體在中介化的距離建構上的主要特點，即偏重強調普遍文化價值的親近性，而非反思差異性的制度基礎，折射了當前新聞話語模式的消長趨勢：批評性報道話語正規化從新聞業的中心退場，以敘事審美性和文化日常性邏輯為特徵的文學取向由於具備較高的市場估值，成為當前新聞話語的主導模式（黃典林，2018）。在這一背景下，朝向普遍主義親近性的距離建構是傳統公共性理念在政治規訓與商業主義的雙重掣肘下被迫向文化一端改道的結果，媒體對其中距離的規範性言說，即對於適當與否的標準判斷，只能是在現實操作和規範理想之間進行妥協的產物。
本文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9期。
本期執編/趙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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