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3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撰文|嚴勝男 蘇惟楚陳曉雪
編輯|李珊珊
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卓越計劃”）二期的名單甫一公示，就引發了生命科學領域的一場輿論風暴。因為這個領域的明星期刊《Cell Research》落選“英文期刊領軍專案”。
這可能是中國期刊界最重要的評選活動，它把入選的463個專案分成了6大類，第一類的“英文領軍期刊”有50本期刊入選，將會在未來5年中獲得每年不超過150萬的資助，第二類的“英文梯隊期刊”有150本期刊入選，其中就包括《Cell Research》，同樣獲得5年穩定資助，但資助金額不超過50萬一年，只有“英文領軍期刊”的三分之一。
與此同時，一封名為“國際一流期刊《Cell Research》在國內只能評B檔?”的公開信立刻在科學圈開始流傳，多位生命科學領域的科學家都對此頗為微詞。
“這個結果讓我很驚訝，”一位任職於北京大學的生命科學學者告訴《知識分子》。在他看來，《Cell Research》已經是國內分子和細胞領域最Top的學術期刊。
“一個雜誌的靈魂肯定是他的編輯。他們整個互動是非常好的，既堅持原則，又知道你做到了什麼樣的程度，能夠提供非常專業的觀點，你能感覺到他是在不斷提高你的研究水平和高度，所以這是非常好的。”這位學者說。
一位生命科學領域的院士在朋友圈評論，“不能幹和科學背道而馳的事情”；神經科學家、清華大學教授魯白認為，“《Cell Research》這樣的大家公認的好雜誌被評上B類的雜誌，這裡面有一個公平問題。”
大家不解的點在於，入選英文期刊領軍專案的有50本國內英文期刊，但被認為是生命科學領域內學術水平最高的期刊卻不在其列。
魯白教授也認為《Cell Research》“堅持科學標準，不僅是國內最好的生命科學領域的期刊，也是國際上極具影響力的一流期刊。”
《Cell Research》雜誌創刊於1990年，從某種意義上創造了國產高水平期刊的一個奇蹟，其影響因子2020年突破20，是中國第一本影響因子超過20的科技期刊，由於新冠病毒相關研究備受矚目，影響因子在2021年一度達到46.297，由於疫情已結束2024年回落至28.1。
雖然此後有國內期刊的影響因子超過了《Cell Research》，但在結構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明傑看來，它還是中國生命科學綜合期刊中學術水平最高、國際影響力最大的學術期刊，是中國學術界的驕傲，也是我們自己的學術刊物走向世界的一個成功案例。
實際上，在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的第一期名單中，《Cell Research》曾入選“英文領軍期刊”，獲得了每年300萬的資助。
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的主辦方之一中國科協也在自己的官方網站上將《Cell Research》當成這個資助專案的樣本，並且盛讚它“已然成為中國科技期刊界的一個傳奇、一塊“金字招牌”。”
這本曾經創造過中國期刊歷史的期刊，為何今年會落選“英文領軍期刊”？這次引發爭議的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又凸顯了中國本土期刊的哪些困境？
01 中國最重要的期刊評審
這是迄今為止我國在科技期刊領域資助金額最多、範圍最廣的重大專項支援。
“大家都很重視這次評選，有很多院士親自上場去答辯”，單揚所在的期刊參與了此次評選，他介紹此次評審時說道。
“這個週期太長，5年一期，錯過一次，5年的支援就沒了，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自己所在期刊落選了的單揚遺憾地說道，“國內辦期刊基本上還是靠機構的支援，如果沒有額外的資助對於期刊來說是很難支撐下去的。期刊如果希望完全盈利，就要交大量的版面費，可能會損害期刊投稿量和投稿者的興趣”。
而對於科研人員來講，則面臨著長期以來國內缺少具有全球影響力名刊、大刊，不得不繳納高昂版面費赴外發表。“兩頭在外”是中國科技界的尷尬困境，即科研成果在國外期刊上發表，同時我國又花費大量資金購買國外期刊資料庫的使用權，這一進一出之間，耗費了大量的經費與資源。
2015年福建師範大學數學與計算機學學院林賢祖一篇《學術界每年向國外“進貢”數十億論文版面費，驚心觸目》的文章在學術界內廣泛流傳，儘管數十億版面費被指沒有明確統計依據，但反觀國外1000～5000美元浮動的版面費價格對於研究者也是不小的壓力。與此同時，今年11月釋出的《上海英文科技期刊發展報告(2024)》顯示，中國SCI期刊數量為514本，而美國為5923本，英國為4625本，我國高質量期刊與國際仍存在較大差距。
從學科發展和國際影響力來說，中國本土研究發在本土的期刊上更具深遠意義。“學科強期刊才能強”，喬力是一位具有35年辦刊經驗的期刊人，她這樣介紹卓越計劃的初心，“學術期刊一定要跟學科共同發展，要盯住學科，要盯住前沿，科學實力和期刊發展共贏共生”。
另一位資深學術期刊從業者則表示，區別於其他辦刊模式，我們國家辦刊還有一層“爭取學術話語權”的意味，擔心科研成果記錄在別處出版，智慧財產權屬於別人，擔心最後被“卡脖子”。事實上，俄烏戰爭爆發後，很多大型出版公司的科技期刊資料庫禁止了來自俄羅斯的訪問。國家本地化儲存和自主平臺出版也是科協“卓越計劃”中的一項評審要點。
兼具著多種使命，2019年《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出臺，中國科協、財政部等7部門聯合實施“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希望透過遴選一批有發展基礎和潛力的科技期刊作為提升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突破口，帶動我國期刊高質量發展。
最近開啟的“卓越計劃”二期設定英文單刊（英文領軍期刊和英文梯隊期刊）、中文單刊、高起點新刊、高水平辦刊人才培育、叢集（集團）化試點5個子專案，實施週期為5年。據介紹，領軍期刊和梯隊期刊區別僅在於評審分數排名先後。
按照中國科協自己的總結，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經過第一個5年週期的建設，一批關鍵領域科技期刊實現突破，高水平期刊數量顯著增長。目前，已有154種期刊國際學科排名進入前25%，《Cell Research》等4種期刊進入全球百強。
02評審變遷：從影響因子到發文數量，改變了什麼，又傷害了什麼？
一本有目共睹的優秀期刊落選最重要期刊評審的第一梯隊資助，問題出現在哪裡？
多位“卓越計劃”評審專家告訴《知識分子》，相比於一期，此次二期評審考核中特別增加了發文量、總被引的權重。更有資深學術期刊從業者認為，加入文章數量的考核是對於第一次評選的一次糾偏。
文麗是一位青年期刊編輯，也是本次“卓越計劃”的評審。她介紹這一轉變的緣由，“最近這幾年很多專家指出，有些SCI期刊為了提升影響因子，一味壓縮發文量。現在國家倡導科技期刊包括科協這次二期卓越計劃，主旨是要既強又大，強就是影響因子，大就是發文量，這跟一期的政策是不一樣的。如果期刊在 SCI所屬的學科發文量排在50%之後，發文量這項指標只有0分。之後再想要線下答辯時評審專家幫你把這些分數拉回來是非常困難的”。
從近年來影響因子的突飛猛進也能印證文麗所說的國產期刊“頑疾”。2020年，國產期刊影響因子超過20的僅一家期刊，而到了2022年以往難以突破的20分界線，增長至15家。
具有二十多年期刊工作經驗的程堅，親歷了2019年和2024年兩次評審。他表示，“原來影響因子是一個很重要甚至唯一的評價指標，這種評價導向很明顯就是要做強。但現在大量期刊影響因子很高，大多在Q1區，但是出版規模沒有上來。比如說我們280種SCI收錄期刊，總共發文量也就約4萬篇，國外一個大刊每年就能發數千甚至上萬篇，所以我們總體是強但是不夠大。這次評審把定量的指標從影響因子拓展到影響力，所謂影響力可能要兼顧到規模，包括總被引、出版量等等，像《Cell Research》這一類的期刊也許就吃虧在年載文量比較低這塊”。
另據知情人透露，《Cell Research》期刊的每年發文量在百篇以內，稿件接受率5%左右，和國際頂級期刊類似。
11月12日，中國科協的官方回覆中也提及了此次評選的標準，“（計劃）優先支援影響力大、數字化水平高、知識服務能力強的叢集（集團）”，“透過多項指標，綜合研判國家予以支援的必要性，不簡單按影響因子排序，鼓勵國內期刊多發、首發高水平科研成果。因專案管理工作需要，對擬資助期刊使用“領軍期刊”與“梯隊期刊”進行分類的表述不代表對期刊國際學術影響力的評價。科學資料未能實現國內本地化儲存、出版傳播未能完全自主可控的期刊，原則上不作為重點支援物件”。
在程堅看來，強調發文量還有一個好處是促進期刊的自我良性發展。他介紹道，“只有規模做起來了，才能夠透過版面費或者銷售渠道有一些收入，招聘到更多的人做大做強。如果一年只發數十篇文章，影響因子雖然很高，但很難有較多的收入，期刊的運營只能主要靠財政補貼，從長遠看，期刊很難做大，期刊的影響也很難擴大”。
看重發文量讓《Cell Research》這類的短小精悍的老刊失去優勢，同樣也誤傷了一批新進發展的刊物。喬力介紹，“科協這次評估做的還是很細，他們確實也盡力了，想找關係都不太可能，程式上還是比較嚴格公正的”，但新刊和老刊可能要區別對待。“《Science》一年的發文量是2000多，《Cell Research》一年的發文量不到100，他們辦了二三十年，應該向前者看齊。至於新刊如果也要看重發文量的話，那就等於注水”。
單揚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解釋道，“雜誌發文量是一個逐漸增加過程，不同階段發文量有所不同，把一個3年的雜誌，5年的雜誌和30年的雜誌放在同一個指標，缺乏科學考量”。
也有科學家對“卓越計劃”的態度更為激進。南方某大學生命科學領域的資深科學家表示，“評比在一定時期有激勵作用，但走入正軌後，應該考慮取消評比。因為各個期刊發展不平衡，都一起評有很多問題，要不早期發展起來的期刊就一直佔前面；變相鼓勵大家後面拉關係，可能是背後的原因。我們國內科學、教育界的一大問題就是各層次的評比太多，表面上熱熱鬧鬧，但砍去90%評比，大家淨心幹事業，各方面的發展會更好”。
對於此次“卓越計劃”公示名單，部分期刊受到科研人員質疑。一本入選了本次領軍期刊的雜誌，曾被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所屬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指控操縱引用指數，涉嫌不正當運營，被罰一年，2019年影響因子為0。
而在現有的資助體系裡面，有觀點認為，卓越計劃的資助資金可能並不能夠真正的“雪中送炭”。前述資深學術期刊從業者表示，“大部分入選的期刊是不需要這次入選帶來的國家經費的，因為他們大部分已經有了各方的資助和支援，而且期刊自己也有收入。當然我也不反對這種資助，因為有些刊也沒法透過雪中送炭讓他們發展，讓他有自我造血能力。無論是基金委還是科協的，所有的資助模式都資助食物鏈頂端的，達到這個頂端就有了”。
至於評審所看重的資料安全和本地化儲存，任職於北京大學的生命科學學者鐵木星告訴《知識分子》，“或許可以模仿美國NCBI建一個論文資料庫，只要是NSF或中國政府資助的研究，都要在這個資料庫裡上傳論文的原稿以及資料”。
03 可被操作的影響因子
“‘卓越計劃’的目的是支援本土期刊的發展，擴大國際影響力，”數位科學家和科學期刊編輯向《知識分子》肯定了這一出發點。
同時，科學界人士普遍向《知識分子》提及，當前中國本土英文期刊相比國際Nature、Science頂刊，還存在很多問題。
第一個廣被詬病的問題便是對影響因子的過分追逐，這幾乎是個令中國學術界苦之久矣的問題。
上世紀60年代，在《科學》雜誌上，一篇文章描述了一種量化、客觀的期刊評價工具，即，將期刊中發表的研究文章們的引用次數取平均值，並利用這個平均值作為期刊影響力的評估標準。這是一個重新整理人們認識的評估工具，一項科學研究的影響力被量化為引用數目，而對一本期刊中所有引用數目進行平均，避免了個別的漲落，看起來客觀而準確，這也是這個標準成了中國對科研人員和科研期刊進行評估的首選指標的原因。然而，時至今日 ，作為量化數字的影響因子，弊端日漸凸顯，它不適用於一些特殊情況，它甚至可以被操縱。
對論文的自引、互引，以及更為隱蔽的，擦邊球式的“推廣”，幾乎成了期刊業內公開的秘密。長期在國際期刊擔任編輯的姚藍藍告訴《知識分子》，一些國內的期刊透過派任務的方式，要求期刊的青年編委以及論文作者，拉人引用該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希望籍此提高期刊的影響因子。
“這些手段，要說出來都不太合規，但是因為大多數國內期刊發文量並不是很大，用這種方法提升（影響因子），現在來看來還是很有效的。
資料顯示，2018年時，第一期卓越期刊計劃開始時，中國影響因子超過10的期刊有4個，尚還沒有影響因子超20的本土期刊，到2020年，有了第一個影響因子超20的本土期刊（《Cell Research》），而到2022年，影響因子超10的本土期刊超過了43個，其中，15本本土期刊的影響因子超過了20。
這種影響因子的跨越式增長，一方面體現了中國期刊的發展，而另一方面，期刊影響因子的增長帶動了科研評估標準的水漲船高，影響因子與科研實力不能劃等號的問題也變得愈加嚴重。
“因為評價和考核的人有的時候不是本領域的，甚至不是做學術的，所以他判斷的標準只有影響因子，”一位從事生物醫學研究的科研人員林科舉例告訴《知識分子》，“在生化領域，《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生物化學雜誌》）是一本非常好的雜誌。然而在國內，如果博士生在上面發表一篇文章，可能無法畢業，因為影響因子不超過5，而一些學校的畢業條件就是‘在影響因子5以上的期刊發表論文’。”
“用單一影響因子去評判學術期刊或者學術工作也有問題，舉個例子，最典型的是，你的工作錯了，或者有很大爭議，也會有很多引用。另外，如果一些小領域，很難做，跟隨的人少，引用可能就會少，相比之下，灌水的文章可能就會有很多引用。” 985高校生命科學院的教授武寧向《知識分子》表示，“把引用多等同於學術水平高，是一件比較荒謬的事情。”
04 中國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一流期刊？
資料顯示，2022年，中國SCI期刊發表論文的被引頻次為14萬次，中國SCI期刊發表論文的引文影響力為3.88，高於同期全球發表SCI論文引文影響力（2.18）。也許，影響因子的短板已經不再是主要問題了，但中國的期刊要成為真正的學術大刊，卻仍缺乏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性大成果”，然而，目前的中國期刊中，大部分是“中國人的文章，中國人在引用”，優秀的海外投稿佔比極少，甚至本國科學家最好的文章也往往會投給國外的大刊。一位國內的期刊從業者這樣告訴《知識分子》。
不止一位國內科學家表示，自己有了好的工作，優先考慮國外頂刊。鐵木星說，作為中國的科學家，肯定是希望中國有一個特別靠譜的學術期刊，也希望能支援國內期刊的發展，但現在的評價體系，促使自己會將感覺符合主流的重要研究，投到國際一流期刊上去。尤其是很多時候，”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那點東西是不是最好的，本來其他地方你的影響可能還大一點，投到這兒就銷聲匿跡了。”
而從國內期刊編輯的角度來說，開拓優秀稿源，尤其是外部優秀稿源也頗具挑戰性，“他們（國外研究者）肯定先考慮國外大刊，或者本國比較熟悉的雜誌”，一位從業者這樣向《知識分子》解釋。
而對於科學家來說，選擇國際頂刊的原因之一在於，能夠在更具國際影響力的舞臺交流學術進展，讓更多國際同行看見自己的工作。國內一家英文期刊的資深編輯祖峰表示，“上世紀90年代後，SCI開始被重視並影響學術發表和傳播，一些國際期刊得到迅速發展，而國內期刊沒有跟上，這個後發劣勢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去追趕了。”
另一期刊編輯單揚提到當前中國本土期刊吸引國際稿源，遇到了新的挑戰，“我們剛辦的時候，歐美國家的頂級雜誌可能不在意，甚至會跟我們互動，支援我們一下。但我們辦了幾年以後，他明顯感覺到我們是個對手，開始打壓。一些歐美期刊甚至有規定，一位科學家在我們這做編委或者副編輯，就不能參加到別的雜誌去，這樣國際資源就更難找了。”
根據中國科協釋出的《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23）》資料，2022年，中國SCI期刊發表論文37561篇，中國作者是中國SCI期刊的主要來源，共32919篇，佔中國SCI期刊發表論文總數的87.64%。那一年，雖然中國作者共發表SCI論文佔到了全球SCI論文的32.42%，達74萬多篇，其中，發表在中國期刊上的文章數目不到5%。
令難以“走出去”的窘境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多位科學界人士還提出本土期刊存在的另一問題，即“圈子文化”浸染下，科學讓步於人情。
前述資深期刊從業者表示，“在審稿過程中，受圈子文化影響蠻大”。這使得期刊稿件中出現了大量的“打招呼“稿、人情稿，甚至期刊在錄取過程中，過度追求頭銜，“必須是院士的稿子，或者必須是傑青的稿，其他人的稿子不收。忽視了稿子的學術貢獻和學術價值，又回到了之前的‘五唯’中。”
當然，儘管國內本土期刊存在前述問題，但中國科學界的共識是，我們需要本土期刊有更大的話語權，也需要列入國際第一梯隊的本土期刊。
不止一位科研工作者向《知識分子》提到自己投國際頂刊時經歷了漫長的拉鋸，這對科研發表非常不利。
武寧向《知識分子》舉例，他曾經有個研究，一個數據體量比他小的類似研究只用了半年就在某國際大刊上發表出來了，而他們幾乎差不多時期的投稿，經過了多輪修改後，用了兩三年的時間才在其他刊物發表。
“我們在給國際期刊投稿還是遇到非常不公正的評價或者吹毛求疵的評審，導致論文發表程序非常慢，科研學術也很被動。但國外的科學家或者實驗室相對更容易，一些實驗室給期刊打個電話，發表程序會快很多。”
“事實上，我們需要有一本進入國際第一梯隊的本土期刊，文章優質，有影響力，有公信力，這對我們是件好事，對中國科學也是一件好事”。武寧這樣說。
然而，用什麼樣的指揮棒去評估這些期刊？也許，本次科協的選擇，不再單純考慮影響因子是個進步，但是，弱化了影響因子，我們該用什麼來評估一本期刊？給發文數量多大的比重更為適合？這些量化指標之外，又該引入哪些維度？究竟什麼是國際一流的本土期刊？
鐵木星告訴《知識分子》，”不應該追求數量，應該追求質量，追求創新，追求專業水平，所謂專業水平，包括能不能夠給你所期望的頂尖的工作，在溝通速度上、審稿人的質量和水平上能夠提高，紮紮實實的做事情。”
“回到科學的本質，國內的期刊應該去發表一些國內的科學家原創性的、一些非主流的觀點，特別是在某些地方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公認有爭議的時候，做這個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你要去看工作的那個人是否靠譜，至少描述的現象是靠譜。當經過認認真真思考，他的觀點不僅僅有現象的支援，還有機制上有solid的支援，我覺得國內期刊就應該抓住這類研究，把它們好好發表出來，也許有一天在這個工作的基礎上就會誕生一個領域。”
（應受訪者要求，姚藍藍、祖峰、鐵木星、文麗、程堅、武寧、林科、單揚等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