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體平臺上，經常出現“殺氣騰騰”抨擊61位院士的影片。艾躍進當年針對以及 61 位院士聯名上書推廣轉基因一事所發表的言論，曾一度吸引眾多目光並引發廣泛惡劣影響。
艾躍進
作者：懷疑探索者，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事件緣由
艾躍進對院士們上書動機提出強烈質疑，宣稱院士的本職在於科研，公然質疑他們干預政府政策的合理性，甚至尖銳地追問院士們能夠從中謀取何種私利，受何人指使，並堅決要求“公開這61位院士的詳細名單”，將此次上書事件無端渲染成一場嚴重“政治事件”，暗示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勢力在操控。同時，在提及科學依據和責任時，他以古代給皇上煎藥的大夫以及烹製河豚的廚師作比，言辭激烈地聲稱既然院士們積極上書推廣轉基因技術，那麼他們自己及其家人就理應率先食用轉基因食品，以此來證明其安全性，彷彿唯有這樣的“以身試法”才能讓公眾信服。
艾躍進之所以犯錯，有三個主要原因
然而，當我們以理性之劍剖析這些言論時，便會清晰地洞察到其中存在著極為顯著的片面性與偏激性。他的觀點顯得格外偏激與過時，沒有跟上科學進步的步伐，也未充分考慮到國家發展的整體利益以及全球科技發展的趨勢。若深入挖掘其根源，不難察覺艾躍進在資訊獲取方面存在著致命的缺陷。
艾躍進曾經強烈要求公開這61位院士的名單。這恰恰證明了艾躍進的無知程度，也說明了他的資訊獲得渠道是閉塞的，他根本不具備掌握正確檢索資訊的能力。這是因為，這61位院士的名單早就是公開的，當時有很多主流媒體都報道過，對於一個公開很久的資訊，並不需要動用高難度的檢索方法，艾躍進竟然不知道，還要在演講會上，疾言厲色的要求公開61位院士的具體名單。這恰恰證明了艾躍進學術能力的匱乏，以及他沒有辦法掌握正確的資訊檢索工具。
艾躍進之所以獲取不了正確資訊的第一個原因：
他所倚重的資訊來源，全然遊離於嚴謹的學術研究領域、權威的科學文獻資料以及專業的科研機構成果之外，反而是那些隱匿於市井之中、難登大雅之堂的非主流渠道，諸如路邊攤上傳得神乎其神的小道訊息，浴室澡堂裡的隻言片語。
進一步探究艾躍進發表此類情緒化且偏激言論的深層緣由，便會發現其自身學術能力的匱乏以及對正確資訊檢索工具和方法的無知是關鍵因素。一個鮮明且有力的例證便是他在南開大學發表的學術論文，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其論文查重率竟然高達 80%。
80%，如此之高的查重比例，無情地揭示出他的文章不過是他人作品或者觀點的拼湊與堆砌，幾乎尋覓不到屬於他自己的原創性思想火花以及深入獨到的研究精髓。
倘若我們進一步抽絲剝繭，仔細剖析反對轉基因資訊中被大量引用的他人觀點的源頭，便會驚異地發現，其中相當大的比重來源於百度知道這類開放性卻缺乏嚴謹稽核的網路問答平臺、魚龍混雜的民間部落格、充斥著誇張不實內容的小報，以及形形色色毫無專業性可言的小道訊息傳播途徑。
艾躍進之所以獲取不了正確資訊的第二個原因：
他思想較為激進，對“文革”常常持有曖昧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與極左群體有著某種聯絡。他的朋友圈中很多都是知名的極端意識形態人士，其文章也幾乎全部發表於國內的極端意識形態網站，特別是那兩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網站。這足以證明，艾躍進首先在社交圈子上就與極端意識形態群體緊密相連。而這類群體往往反對改革開放，轉基因技術作為現代科技發展下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之一，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所以這類群體對轉基因技術表現出極度的仇恨，他們傳播的不實言論也充斥著對轉基因的汙衊和抹黑。
艾躍進之所以獲取不了正確資訊的第三個原因：
這類群體由於其封閉性和極端性，成為國內各類謠言和陰謀論的匯聚地。艾躍進身處這樣的朋友圈中，日常所接觸到的大多是這類沒有事實依據的陰謀論、偽科學以及謠言，而難以接觸到主流的科學觀點和理性的思維方式，這也導致他所發表的言論嚴重偏離了科學事實的軌道。
所以，艾躍進本人的學術能力比較弱，也不掌握正確的資訊檢索工具和方法。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他沒有遵循嚴謹的學術規範，這使得他在面對複雜的科學議題如轉基因技術時，無法辨別真偽，輕易地被那些不實資訊所誤導，從而在公共言論中發表了諸多情緒化、偏激且錯誤的觀點。
轉基因為什麼是安全的？
反觀轉基因技術本身，在全球科學界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早已歷經漫長歲月的精耕細作與廣泛深入的研究探索，以及嚴苛的驗證考驗。從國際視野來看，諸如美國國家科學院、歐盟委員會等在科學界享有崇高聲譽和權威地位的機構，透過實施數量龐大、設計嚴謹的實驗專案，並進行全面系統、細緻入微的評估分析後，一致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那些經過嚴格審批流程並在嚴密監管下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以及主要營養價值方面，與傳統食品相比毫無遜色之處，二者處於等同的地位。
而在國內，我們同樣構建起了一套完備且精細的監管體系，這套體系猶如一張嚴密的大網，從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到技術規程的規範與遵循，全方位無死角地保障著轉基因生物的安全。其中，食用安全性評價這一關鍵環節更是涵蓋了營養學評價、毒理學評價以及致敏性評價等多個維度，如同多重關卡，嚴格細緻地把控著轉基因作物所表達蛋白的安全性，絕不允許任何潛在風險悄然溜過。
並且，在全球範圍的實際應用情況來審視，轉基因作物已經歷了多年的規模化種植實踐，其種植面積呈現出穩步增長的態勢，作物種類日益豐富多樣，加工而成的食物種類也在不斷拓展延伸，食用轉基因食品的人數逐年遞增。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在這漫長的實踐過程中，始終未曾出現過任何一例經得住科學嚴謹論證的轉基因食用和環境安全問題，這無疑是轉基因技術安全性的有力明證。
在轉基因產品的研發流程中，其安全性保障措施是極其嚴格且科學的。任何一個轉基因產品在上市之前都經過了長期的實驗。科學家在開展實驗時，首要步驟便是確認轉入的基因是否具有過敏性或其他毒性。這一確認過程採用了嚴謹的科學方法和先進的檢測技術，只有在反覆確認沒有任何問題後，才會繼續推進後續的 600 多個步驟。以動物餵養環節為例，這個環節需要用到起步5噸以上的試驗材料，並且這些材料都是高濃度濃縮蛋白質材料，其濃度是普通情況的 10 到20倍。如此高濃度的設計，意味著如果轉基因材料存在毒性，那麼在實驗過程中其毒性將會相應地提升 10到20萬倍，這能夠極大程度地放大潛在的風險，確保任何細微的毒性都能夠被檢測出來。只有經過這樣反覆、嚴謹的實驗過程，產品才會進入申請安全證書的階段，而且在申請過程中，還需要經過第三方權威機構的嚴格審驗，這些機構由專業的科研人員組成，他們秉持著科學、公正、嚴謹的態度，對轉基因產品的各項指標進行全面、深入的稽核，只有透過了第三方權威機構的審驗，轉基因產品才有可能最終進入市場，為消費者所用。
為什麼艾躍進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至於艾躍進所提出的“院士及其家人先吃”這一觀點，從科學理性的角度出發審視，完全是一種荒謬無理的訴求。食品安全性的判定絕非依賴於個體的食用示範行為，而是建立在嚴格縝密的科學實驗和嚴謹系統的論證基礎之上。科學家們在轉基因技術的研究與推廣程序中，憑藉著紮實深厚的專業知識以及大量確鑿的科學證據，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懷有充分的信心，並且在日常生活中，他們自身及其家人也如同普通消費者一樣正常食用轉基因食品。所謂讓院士先知，本身就是建立在謠言上的無知話。因為轉基因本身就是安全的，特別是參加轉基因科研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本身自己就吃了幾十年。比如說華中農業大學每年都給自己的教師和家屬發實驗田裡的大米，已經發放了 30 年，每一年都供不應求。很多院士也早就吃了幾十年，包括他的家人。這充分說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實際生活依據的，而不是像艾躍進所說的那樣需要院士們用“先吃”來證明。
事實上，網路上關於轉基因負面的資訊，包括攻擊中國科學家、攻擊政府的那些言論，全部來自於境外組織。這些境外組織對中國懷有深深的敵意，他們蓄意散播轉基因謠言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企圖擾亂中國社會秩序、破壞中國的穩定發展，削弱中國在科技等領域的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而我們境內的一些極端意識形態群體，包括部分極端網站，由於對改革開放的國策不滿，便與境外勢力相互勾結，利用轉基因謠言來煽動民意，挑撥民眾去攻擊國家國策，進而損害國家的公信力。他們將境外製造的謠言進行二次加工，搖身一變成為謠言的“二傳手”，僱傭網路水軍在國內的各大媒體平臺上進行大肆推送。
這就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鋪天蓋地的轉基因各種負面訊息的本質原因。
艾躍進在這個過程中，或許本心是愛國的，但由於他缺乏基礎的資訊檢索能力，沒有足夠的科學知識儲備，也毫無學術研究能力，並且長期處於資訊繭房之中，資訊通道閉塞，導致他在不知不覺中被這些不實資訊所利用，無意中做了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成為了境外勢力借刀殺人的工具，這實在是令人惋惜和痛心的。
事實上，院士們聯名上書國家，給國家建言獻策，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且院士跨專業給國家建言獻策也是司空見慣的。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發展歷程中，有諸多這樣的先例：
- 1956年，眾多院士聯名上書建議制定國家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科技發展更是處於起步階段。為了能夠系統、全面且有規劃地推動國家科技事業前進，以錢學森、錢三強等為代表的一批院士積極聯合起來，向國家上書提出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建議。這份規劃涵蓋了眾多基礎學科和新興技術領域，明確了各個階段的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為新中國的科技發展指明瞭方向，在隨後的十幾年間，我國在航空航天、核能利用、半導體等多個關鍵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許多科研成果從無到有，為國家的工業建設和國防安全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力地推動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快速起步和發展，也為後續的科技進步積累了寶貴經驗和人才隊伍。
- 20世紀80年代，部分院士上書呼籲加強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投入：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問題逐漸凸顯。一批來自不同領域但心繫國家長遠發展的院士們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他們聯名上書國家，指出環境保護對於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並建議加大在相關領域的科研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國家高度重視這一建議，隨後逐步設立了一系列環境保護科研專案和專項資金，推動了環境科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和發展，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為我國後續在環境汙染治理、生態修復、資源保護等方面開展系統性工作提供了關鍵的技術支援和理論基礎，使得環境保護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並融入到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之中。
- 20世紀90年代，院士們聯名信要求反擊“氣功熱”等偽科學現象：當時，社會上“氣功熱”等偽科學思潮氾濫，一些不良分子打著氣功治病、特異功能等幌子招搖撞騙，不僅嚴重誤導了民眾，擾亂了社會秩序，也對科學精神的傳播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眾多院士秉持著科學理性的態度和維護社會公序良俗的責任感，聯名上書中央，呼籲採取有力措施反擊偽科學現象，加強科學知識的普及和科學精神的弘揚。國家相關部門積極響應，透過開展科普宣傳活動、打擊非法氣功組織等一系列舉措，有效遏制了偽科學的蔓延，重新樹立了科學在社會中的權威地位，引導民眾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營造了崇尚科學、反對迷信的社會氛圍。
- 21世紀初，院士們就國家能源戰略問題聯名提出建議：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能源需求與日俱增，能源安全和可持續供應成為國家發展面臨的重要挑戰。來自能源、地質、化工等多個專業領域的院士們共同深入研究分析後，聯名上書國家有關部門，提出了關於最佳化能源結構、加大新能源研發投入、加強能源節約與高效利用等一系列針對性的建議。這些建議被納入國家能源發展戰略規劃中，推動了我國在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快速發展，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為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些事例都充分表明，院士們憑藉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對國家發展的高度責任感，積極上書建言獻策是一種積極且正常的行為，並且在國家的發展程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受到國家鼓勵和支援的。而艾躍進對院士們上書推廣國產轉基因技術的質疑和指責，完全是偏激的、無知的、非理性的，是對院士群體社會責任擔當的誤解，也是對國家科技發展決策機制的不瞭解。
需要重點說明：61位兩院院士之所以聯名上書，是由於當時華中農業大學研究的國產華恢水稻的安全證書即將到期，如果不能妥善處理，我們國家投資的600多個億科研經費將會付諸東流，對抗外國企業將要延遲很多年。這61位院士聯名上書，旨在呼籲“儘快落實國產技術落地，保護中國國家糧食安全”，而不是艾躍進所說的為了某種不正當利益。
院士們作為各自領域的頂尖專家，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有重要責任。他們基於對轉基因技術的深入瞭解和研究，認為其在保障糧食安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等方面具有巨大潛力，因此有責任向國家提出合理建議，推動技術的應用和發展，這是正常的履職行為，而非所謂的“政治性行為”。
拿艾躍進反對轉基因，是對艾躍進的人格侮辱
我有一位朋友，他曾經對艾躍進非常崇拜。有一次，他就艾躍進對轉基因的錯誤批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結果艾躍進告訴他說，他的觀點有一定的參考意義，自己後面還會繼續研究。這表明艾躍進對轉基因的看法並非是永遠固定不變的，雖然他當時的觀點是錯誤的，但如果他沒有逝世，也有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
然而，這些自媒體營銷號卻趁著艾躍進逝世，將他十幾年前的錯誤言論反反覆覆地炒作，把他塑造成為一個反智的典型，讓這種反智形象深入人心。儘管這樣的言論得到了一些民間人士的吹捧，但在整個科學界，艾躍進的這種觀點都被公認為是錯誤的。這些自媒體營銷號故意將艾躍進推到整個科學界的對立面，而從古至今，與科學界對立的人或觀點，都難以留下好名聲。所以，我認為這些網路上的自媒體天天轉發艾躍進反對轉基因的影片，並不是真心為了艾躍進好，實際上是對他人格的一種侮辱和綁架，這種行為是不應該被鼓勵和支援的，我們應該尊重事實，客觀看待歷史人物的言論和行為，避免被不實資訊和不良企圖所誤導。
結論
艾躍進是一個具有悲劇色彩的人物。其悲劇性體現在，他的本心是熱愛國家的，然而卻缺乏正確愛國的能力。在 21 世紀，愛國不僅僅是一種思想上的情操，更要體現在行動上，那就是保護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符合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但艾躍進在轉基因等問題上，受限於自身狹隘的資訊獲取渠道、薄弱的學術素養以及極端的思維模式，發表了諸多錯誤且偏激的言論，這些言論不僅與科學事實相悖，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輿論產生了誤導，使其在不自知中站在了國家科技發展理性決策的對立面，最終成為了被不實資訊裹挾的物件，偏離了他原本愛國的初衷，著實令人感到惋惜與悲哀。
我們在面對轉基因技術這一充滿潛力與機遇的現代科技成果時，我們理應秉持科學的態度，高舉理性的火炬，堅定不移地尊重科學事實，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被那些不實言論引入歧途。
讓我們炎黃子孫共同攜手營造一個以科學為基石、以理性為指引、以客觀為準則的社會輿論環境，造福於人類社會的千秋萬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