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映《紅樓夢》流傳與接受的史料中，題詠歷來具有較為重要的研究價值。在大量題紅詩、詠紅詩之外，對《紅樓夢》詩詞的唱和之作也佔據了一定比重，清人馮春暉的《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十二首便是其中一例。該組詩作尚未受到學界關注，值得詳細考察。
一、馮春暉與《椿影集》
馮春暉（1772-1836），字麗天，號旭林，別號梅嶼，河南光州（今屬信陽）人。清嘉慶三年（1798）舉人，嘉慶十年（1805）二甲進士。歷任山東濟陽知縣（嘉慶十一年至十五年，1806-1810）、掖縣知縣（嘉慶十五年至十九年，1810-1814）、歷城知縣（嘉慶十九年至二十年，1814-1815）、德州知州（嘉慶二十年至道光三年，1815-1823）、臨清直隸州知州（道光三年至六年，1823-1826）、兗州知府及武定知府（道光六年至七年，1826-1827）、曹州知府（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東昌知府（道光九年至道光十三年，1829-1833）。道光十三年（1833）謝病歸裡。道光十六年（1836）卒於家，時年六十五歲1。
據時人記述，馮春暉其人“美秀而文，謙謙儒士”2，遇事有決斷之才，“乃決大疑，定大策，除暴安良，拯飢救溺，捕逆匪而獲其醜，翦土豪而殲其魁，不動聲色，立辦盤錯”3，為官山東近三十年，“歷有政聲，口碑可採”4。由於馮春暉的政績，其曾祖馮錫印、祖父馮善慶、父親馮昌後皆誥贈通議大夫5。
馮春暉“少嗜為詩”6，“髫年以詩賦受知諸先達,7，詩風“精思深穩，健筆縱橫”8。然而，由於馮春暉本人“不自收拾，隨成隨棄，不欲以詩名也”9，加之其子馮喜賡自稱“喜賡廿歲以前，亦不知護惜，以至零落”10，導致馮春暉詩文大量散佚。
據時人記述：“及先生歿，餘與先生長嗣俞堂輯先生之詩，付之剞劂。乃索其遺稿僅有存者，不啻千百中之一二”11、“先生之詩與文，予讀甚夥，是僅存若干首，何不幸也”12。
馮春暉著作有《椿影集》六卷，含《年譜》一卷（清王心照撰）、《拳石山房遺詩》一卷（內分上、下卷）、《拳石山房雜著》一卷、《東山酬唱》一卷（內分上、下卷）、《濟北頌言》一卷、《行述》一卷（清馮喜賡撰），清道光十六年（1836）基福堂木活字本。
此本為馮春暉去世當年，其長子馮喜賡、次子馮載賡蒐集其舊作，在邑人劉桂堂等人協助下，歷時三個月，集字刊印行世。13
此本見錄於《中州藝文錄》卷三十二14、《中國叢書綜錄》15《中國版刻綜錄》16《中國古籍總目》17。
另有《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著錄《椿影集》四卷，含《拳石山房遺集》二卷、《雜著》一卷、《年譜》一卷，而失載《東山酬唱》等三種。18
此外，集中諸作另見《中國曆代名人年譜總目》19、《中國曆代年譜總錄》20著錄《年譜》一卷；《清人別集總目》著錄《拳石山房遺集》二卷、《雜著》一卷。21
清道光十六年（1836）基福堂活字本《椿影集》今有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本等存世。
《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5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然此版本脫葉嚴重，且《東山酬唱》卷下整體脫漏。
筆者所據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按卷分冊，凡六冊。首冊內封黃紙，上題“道光丙申集印”，中題“椿影集”。全書首有呂延慶序，次《椿影集總目》。各卷內封黃紙，從右至左，題“道光丙申”、卷名、“基福堂藏”。
卷一《年譜》首有唐永清序，正文卷端題“年譜/弋陽王心照炳齋甫著”。
卷二《拳石山房遺詩》首有武士魏序、劉桂堂序、李學海序，正文卷端題“拳石山房遺詩卷上/弋陽馮春暉旭林甫著”，卷末有馮喜賡跋。
卷三《拳石山房雜著》首有楊嗣勉序，正文卷端題“拳石山房雜著/弋陽馮春暉旭林甫著”，卷末有馮喜賡跋。
卷四《東山酬唱》首有楊榮光序，正文卷端題“東山酬唱捲上”，卷末有馮喜賡跋。
卷五《濟北頌言》首有葉桂序，正文卷端題“濟北頌言/男喜/載賡敬梓”，卷末有馮喜賡跋，附壽文二題共四篇。
卷六《行述》末附墓誌銘（王心照撰）、墓表（馬邦舉撰）、劉桂堂《附記》。全書末有馮喜賡《總跋》。
以上各卷序跋、附記均作於清道光十六年（1836）。各卷末有“三餘堂石賡颺鐫字”，並有集字人姓名若干，各卷集字人姓名不同，計有“李觀海盥雪”（據卷一、卷六著錄。卷二至五署“李觀海仙槎”）、“劉錫恩湛園”、“劉桂堂馥亭”、“李學海鬱洲”、“黃銳文穎”、“張光曾華亭”、“沈廷鈞慶亭”諸人，以及校閱人“男喜/載賡校”。
全書正文部分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上書口刻分卷名，版心下刻頁次。書中鈐有“北京圖書館藏”朱文長印。22
在《椿影集》之外，在筆者目力所及範圍內，又見清道光十一年（1831）重修《博平縣誌》卷首有馮春暉撰《重修博平縣誌序》23，此序未見於《椿影集》，當為集外佚文。
二、《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十二首
《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見錄於馮春暉《椿影集》卷二《拳石山房遺詩》捲上（卷首目錄題作《和紅樓夢菊花詩十二首用元韻》，今從正文詩題）。現錄全詩如下：
憶菊
閒來何事最縈思，水閣行亭獨步時。
到眼芳菲終有恨，恣情蜂蝶總無知。
魂銷夢裡憐香冷，醉倚風前怨信遲。
好覓羅含新宅第，塵氛滌盡待秋期。
訪菊
尋芳恰伴故人遊，籬畔初逢為小留。
幾度溯洄羞索笑，一枝消瘦不勝秋。
酴釄白玉前因幻，風雨重陽往事悠。
記取縈紆彭澤徑，恐將煙水漲溪頭。
種菊
霜枝雨葉手披來，閒向窗前著意栽。
饒有芳心深自蘊，須知笑口不輕開。
細鋤明月疏泉脈，偏繞東籬酧酒杯。
寄語奚童勤護惜，朱旛好系絕纖埃。
對菊
一捻燕支一縷金，寒宵相對系情深。
瘦逢知己添新恨，澹到忘言怯細吟。
佳友從來誇晚節，故人此際許知音。
他年偕隱秦川畤，臥誦黃庭石磴陰。
供菊
清姿冷豔本無儔，況貯瑤瓶景更幽。
新汲甘泉數升水，平分老圃一天秋。
金樽有酒花同醉，秀色堪餐我倦遊。
最喜高風隨處好，幾長檠短可淹留。
詠菊
逃禪不受俗氛侵，雅趣猶懷白雪音。
詩思宛隨秋思遠，香魂常繞夢魂吟。
月移深院催幽興，露冷殘更寫素心。
小杜風流陶令句，清新傳頌到於今。
畫菊
得句歸來興更狂，茶清煙冷細評量。
還憑彩筆添垂露，繪得秋英慣傲霜。
拂拂臨風思弄影，霏霏滿紙已流香。
分明一幅幽人照，寫入花叢伴夕陽。
問菊
漫道幽情只自知，許將芳訊透疏籬。
前身帝女魂何在，昨夜秋風睡可遲。
底事兩開留別淚，憑誰九日話相思。
黃花若共騷人語，定是寒窗夜雨時。
簪菊
癖性痴情曉夜忙，才偷片刻試新妝。
捲簾風靜香堪襲，落帽人看喜欲狂。
從此搔頭不須玉，趁今蓬鬢未成霜。
朝來對鏡迥然笑，疑是簪花曲水旁。
菊影
仙姿迥出塵寰外，疏影猶移曲檻中。
自顧應憐形寂寞，魂離怕聽玉璁瓏。
逼真高節都成幻，著色秋花總是空。
就裡澄懷參道妙，一天明月正朦朧。
菊夢
洗淨鉛華韻自清，無端一夢或分明。
雲封畦圃迷香徑，神繞柴桑索舊盟。
減卻秋容人未覺，驚殘離緒雁初鳴。
楊花只解風前舞，縱使春眠也薄情。
殘菊
小窗微醉枕斜欹，墜粉零紅秋老時。
別院霜清香冷落，隔籬月上影離披。
長春有種開徒早，後此無花悔卻遲。
範譜元詩珍重甚，空言何足慰相思。
由於《拳石山房遺詩》所錄詩作的時間跨度較大，且無明確編年，因此本組詩作的寫作時間難以精確界定。
然據筆者所見，詩集中寫作時間較為明確的作品，在編排上大體存在先後之序。其中可考證寫作時間者，最早為捲上第二題《寄贈張船山先生》四首，其後自注“去後已兩奉手書矣”。今考張問陶（船山）嘉慶十七年（1812）二月辭官，嘉慶十九年（1814）去世，《寄贈張船山先生》組詩寫作時間當在此三年之間。
最晚則為卷下倒數第六至八題《乙未清明》《紀夢》諸作（道光十五年，1835），此時距離馮春暉去世僅有一年。
因此，《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組詩位於捲上第二十一題，前有《四十九歲初度》、後有《五十二歲自壽》，或可推測該組詩作撰寫於這一時期前後（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年，1820-1822）。
此時，馮春暉任德州知州，並將於道光三年（1823）調任臨清直隸州知州。此外，從組詩中“趁今蓬鬢未成霜”、“他年偕隱秦川畤”等句判斷，其寫作時間當不晚於作者暮年致仕，或可為判斷組詩寫作時間提供又一旁證。
在《紅樓夢》第三十八回中，曹雪芹根據不同人物性格，賦予了詩作迥然不同的風格，例如林黛玉《問菊》“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的雋逸高潔，薛寶釵《憶菊》“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的清冷空寂，賈探春《殘菊》“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的通透曠達，等等。
馮春暉《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中的部分詩句在用典和寓意上與原作較為相似，例如“憶舊還尋陶令盟”與“神繞柴桑索舊盟”皆用陶淵明典故；“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與“小杜風流陶令句，清新傳頌到於今”皆言陶詩古今傳頌，可見馮春暉在創作時，極有可能模仿、借鑑了《紅樓夢》原作的部分構思。
但是，馮春暉《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並未承襲《紅樓夢》中詩作各異的風格，且詩作與《紅樓夢》情節、人物亦無關聯，而是繼承了詠菊詩的抒情傳統，借菊花意象寄託個人情懷，整體風格連貫統一。
具體而言，詩作細緻描摹了菊花臨風傲霜的物態，並透過“霜枝雨葉手披來”（《種菊》）、“況貯瑤瓶景更幽”（《供菊》）、“繪得秋英慣傲霜”（《畫菊》）等句，從不同角度描寫了作者賞菊的細節。
同時，作者以“清姿冷豔本無儔”的菊花自比，透過“疏影”“寂寞”“幽人”“幽情”等特定語彙，以及“逃禪不受俗氛侵，雅趣猶懷白雪音”等自述，體現了不隨流俗、淡泊從容的情懷，以及對高潔人格的追求。
此外，作者還以“茶清煙冷”“霜清香冷”等意象進一步渲染氣氛，烘托清冷意境，強化了遺世獨立、超然物外的自我形象。
在此基礎上，作者抒發了對隱逸生活的強烈嚮往。其中，《對菊》（“他年偕隱秦川畤”）、《憶菊》（“好覓羅含新宅第”）二首直言歸隱，主題較為明確。《訪菊》（“記取縈紆彭澤徑”）、《種菊》（“偏繞東籬酧酒杯”）、《詠菊》（“小杜風流陶令句”）、《菊夢》（“神繞柴桑索舊盟”）四首詩作集中出現陶淵明典故。
此外，尚有《殘菊》（“範譜元詩珍重甚”）用陶詩典故（元稹詩：“秋叢繞舍似陶家”）。作者反覆使用此類典故，一方面切合了菊花這一中心意象的文化意蘊，繼承了中國詠菊詩自陶淵明以降的隱逸傳統；另一方面，考慮到此時作者已沉浮宦海近二十年，當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堆砌詞句，而是託物言志、以菊喻人，有意借吟詠菊花之契機，抒發厭倦俗世紛擾、嚮往田園生活的隱逸情懷。
儘管相較於文學史上的同題材詠物組詩，乃至清代題詠、和韻《紅樓夢》的詩作，馮春暉《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很難以藝術成就、辭藻構思獨佔鰲頭，導致這組詩作長期湮沒無聞。
但是，該組詩作意境清新平淡，個別詩句呈現出較為巧妙的構思，反映了清嘉道年間一位地方官吏對《紅樓夢》的閱讀與欣賞，不失為反映《紅樓夢》嘉道時期流傳情況的文學史料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該組詩作反映了馮春暉本人對《紅樓夢》的濃厚興趣。
首先，如果僅出於體物言志的寫作需求，馮春暉完全可以自擬題目、隨意創作，但馮春暉特別採用和作《紅樓夢》的形式，其受《紅樓夢》的啟發、對《紅樓夢》的模仿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在馮春暉本人“不欲以詩名”24的思想傾向，及其對詩作“不自收拾，隨成隨棄”25的創作背景下，該組詩作能夠在撰成後的多年內完整儲存，足見馮春暉本人對這組作品的珍視，乃至對《紅樓夢》的持久閱讀興趣。
此外，還應注意到，在《椿影集》中，除《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十二首外，尚有《題冬青樹詞》《題桂林霜詞》《題臨川夢詞》《題一片石詞》《題第二碑詞》《題四弦秋詞》六題各二首。
這十二首對蔣士銓戲曲的題詠之作，加之《和紅樓夢菊花詩用元韻》十二首，在《拳石山房遺詩》所錄詩歌總數中所佔比例是較為可觀的。考慮到馮春暉詩文“略於收拾，散佚良多”26，其畢生所作同題材作品數量或遠超於此。馮春暉對小說、戲曲的閱讀旨趣由此可見一斑。
三、《椿影集》的文學史料價值
在近三十年的山左仕途中，馮春暉經歷了一些較為特殊的事件，對這些事件的詳細記述，賦予了《椿影集》一定的歷史文獻價值。
例如，嘉慶二十四年（1819）於德州知州任上接洽英吉利使團、道光三年（1823）於臨清知州任上平定“馬進忠案”，至今仍受到歷史學者的關注。27另一方面，馮春暉“宦跡所至，多與詩人交。
魚筒往來，半以詩代柬也”28的交遊習慣，也使《椿影集》具有一定的文學史料價值。其中最為突出者，當推馮春暉與晚年張問陶的交往，及其對長子馮喜賡的影響。下文試細述之。
（一）張問陶
張問陶是清乾嘉詩壇的傑出詩人，也是《紅樓夢》早期讀者中重要的一位，其《贈高蘭墅（鶚）同年》詩自注“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29，歷來是《紅樓夢》研究者關注和辨析的重要問題之一。
馮春暉與晚年張問陶交遊密切。清嘉慶十五年（1810）五月，馮春暉由山東濟陽知縣調任山東萊州掖縣知縣。同年七月，張問陶部選萊州知府，九月赴萊州。30
由此直至嘉慶十七年（1812）三月張問陶以病辭歸，馮春暉與張問陶吟詠酬唱、幾無虛日——“張船山先生守東萊日，刺史時為邑令，詩酒唱酬尤多。風流文采，至今人豔稱之”31。在既有的研究中，雖有《張問陶研究資料》收錄馮春暉《寄贈張船山先生》及《送張船山先生歸蜀序》32，但張、馮二人交遊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今考張問陶《船山詩草》嘉慶二十年（1815）初刻本卷十八《出守東萊集》有四首與馮春暉有關的詩作，分別為：
《長至前一日惠印山馮旭林劉敬齋小集聞過齋分韻得開字》《為旭林畫猿題句》《嘉慶壬申予辭郡還山二月二日馮旭林（春暉）明府邀同劉敬齋（墀）章勉庵（昌煟）姚紹蘇（淦）諸友楊燮亭孝廉（嗣勉）餞餘於道士谷醉後留鐵如意而去題句志之》《二月二十六日楊燮亭（馬）[馮]旭林招同傅壽卿城守陳柏堂布衣重餞餘於道士谷是日內子挈三女登蠡勺亭望海即席有作》。道光年間補刻《船山詩草補遺》卷六收錄《十一月十八日馮旭林（春暉）明府邀同惠印山（昌運）參戎小集蠡勺亭望海即席口占》一首。
在以上五首詩作中，《為旭林畫猿題句》是張問陶為馮春暉書畫所作題詠，其餘或為同僚雅集分韻，或為離別餞行之作。在張問陶晚年的交遊中，馮春暉不失為重要的一家。
又考馮春暉《椿影集》卷二《拳石山房遺詩》有《寄贈張船山先生》七律四首、卷三《拳石山房雜著》有《送張船山先生歸蜀序》二篇。
對於馮春暉而言，張問陶的影響顯然更為深遠。馮春暉自稱：“船山先生，春暉學詩師也……得與蜀張船山太守交，乃漸知詩之所以為詩者”33。
在時人眼中，馮春暉“得船山張公為之師，於是詩益工”34。張問陶辭官後，二人亦保持著較為密切的書信往來，馮春暉《寄贈張船山先生》詩自注“去後已兩奉手書矣”，即為例證。
馮春暉去世後，其子馮喜賡回憶：“又與張船山先生遊，酬唱往來無虛日。當時必有驚人奇語、洋洋大篇，今竟片紙無存，僅餘《寄贈船山先生》四首，為宰掖之作。喜賡之罪可數乎？”35由此不妨推測，馮春暉與張問陶的酬唱詩作數量，當遠比《船山詩草》《椿影集》所錄更為可觀。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馮春暉詩文的大量佚失，在既有的文獻基礎上，尚無法確證馮春暉對《紅樓夢》的濃厚興趣是否直接源自張問陶、抑或間接受到張問陶的影響。
儘管如此，張、馮二人在詩作酬唱之外，對《紅樓夢》持有相同的興趣，這或許可為今人考察二人交遊提供另一重角度。進一步說，若在未來的研究中，發現更多關於張問陶萊州期間的《紅樓夢》相關文獻，則或可對這一問題有更為深入的瞭解。
值得關注的是，《椿影集》卷四《東山酬唱》收錄了馮春暉與山左士人、同僚酬唱往來的部分詩作，其中收錄張問陶詩作四首，除第一首《旭林招飲蠡勺亭即席成長句以謝》亦見錄於《船山詩草》卷十八《出守東萊集》（題作“《長至前一日惠印山馮旭林劉敬齋小集聞過齋分韻得開字》”）之外，其餘三首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輯佚或考證價值。本文現將此三詩附考如下：
1、《蠡勺亭得句與旭林分韻得方字》
到海心無際，人天太渺茫。
波濤原有岸，雲霧彼何方。
島近神仙小，龍多雨露長。
麻姑真狡獪，遊戲說滄桑。
按：今考清袁潔《蠡莊詩話》卷八：“嗣於友人處見先生殘詩數紙，亟為攜歸……。《觀海》雲：‘到海心無跡……’”36。今人曾據此補遺張問陶詩，並推測該詩“應作於萊州任期內”37。
馮春暉作為蠡勺亭宴集的參與者，其詩作雖已不存，卻在詩集中完整儲存了張問陶詩作和未見錄於《蠡莊詩話》的詩題，為今人瞭解該詩的創作契機提供了參考。
由此可知，張問陶此詩約作於嘉慶十五至十六年間，創作地點為萊州名勝蠡勺亭。據清王心照撰馮春暉《年譜》：“又有蠡勺亭，去海八甲，登眺之餘，則芙蓉島、小石島，皆在雲物變滅中，誠鉅觀也。公每攜酒邀賓，遊詠其際。”38馮喜賡亦稱：“回思宰掖時……登蠡勺亭觀海，波濤洶湧，巖岫杳冥。”39此二則材料，或可為該詩的寫作背景提供旁證。
2、《將去東萊留別旭林》
經年離合總前因，苦口何曾異飲醇。
撫字喜君書上考，懷歸知我為偏親。
升沈閱世原無定，冷暖論交自有真。
珍重一篇循傳吏，他年休負薦才人。
按：此詩為張問陶去任前贈別馮春暉之作，未見錄於張問陶集及今人輯佚。其寫作時間不晚於嘉慶十七年（1812）三月張問陶離開萊州。全詩抒發了離合之感，尾聯體現了張問陶對下屬馮春暉的賞識、期望與舉薦，是二人交誼的又一例證。
3、《旭林招同惠印山參戎小集四照亭即席賦此志謝並步元韻》
一鞭出郭指斜曛，對酒當歌易夜分。
如此清狂慚太守，居然儒雅羨將軍。
大心磊落空滄海，小句朦朧贈白雲。
笑謝燈前賢令尹，一罇何日再論文。
按：今考張問陶《船山詩草補遺》卷六《十一月十八日馮旭林（春暉）明府邀同惠印山（昌運）參戎小集蠡勺亭望海即席口占》詩：
來依蓬島看斜曛，畢竟仙緣佔幾分。
不敢清狂慚郡守，居然儒雅羨將軍。
大心磊落空滄海，小句朦朧贈白雲。
笑謝尊前賢令尹，一燈何日再論文。
二詩詩題一作“四照亭”、一作“蠡勺亭”，然頸聯、尾聯文字幾乎完全相同。
筆者認為，《東山酬唱》與《船山詩草補遺》收錄了同一首詩作的兩個不同版本，而其一對宴飲地點有所誤記。考慮到馮春暉身為張問陶下屬，且將張問陶視為“學詩師也”，馮春暉擅自篡改張問陶詩作的可能性甚微。
換言之，《東山酬唱》極有可能儲存了張問陶即席口占的原貌。嗣後，張問陶或對即席之作斟酌調整、遂成定稿。試比較二本頷聯“如此清狂慚太守”的乘興欲狂與“不敢清狂慚郡守”的穩重自持，張問陶對自我形象塑造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同時，《東山酬唱》所錄詩作首聯“對酒當歌易夜分”更符合即席而賦的風格。
此外，還應注意到《東山酬唱》所錄詩作尾聯更貼近杜詩“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的典故原意，《船山詩草補遺》尾聯“燈”、“尊”二字互乙，在不排除文字誤乙之可能性的前提下，也體現了文字輕微改動導致詩境變化的痕跡。因此，就本詩而言，《東山酬唱》具有重要的校勘意義。
在詩作往來之外，《椿影集》卷一《年譜》還保留了一則未見於今人補遺的張問陶晚年萊州軼事。此即嘉慶十七年（1812）大旱期間，張問陶與本地曬鹽者的衝突。為便於查考，本文一併附錄於下。
濱海產大鹽，曬鹽之家惡大雨。有龍潭，去城七十里，禱之，雨立應。曬鹽人墳其上，於是莫敢掘。時憂旱甚急，太守張船山先生知其弊，戒從人曰：“土山有龍潭，將往禱焉。”諏吉往。公以相驗故，未從。比至土山，鄉民之荷鍤待者以千計。
太守量其廣輪，規其左右，而得其地，果有古墳，問為誰氏之墓，莫應者，以詢父老，皆不能指實也，集鄉保而訊之，均以不知對。遂命挖墓，見白骨。
忽有自稠人中號哭而出者，斥罵太守率人破其祖墳，一招呼間，持械者響應而前。太守被圍，飛騎來報。公甫自屍場歸，排衙未畢也，聞信大駭，或告公會營偕往，或曰是當閉城而固守之，公皆笑卻，只點壯丁四十人，人與火把二，未刻出城，去土山十餘里，即燃之，數十騎風馳而去。
土山之眾望若大軍，本屬烏合，且疲矣，紛紛然鳥獸散。當獲數十人，出太守於圍，並轡而回。
（二）馮喜賡
在張問陶佚詩、軼事之外，《椿影集》的另一重文學史料價值，體現在馮春暉長子馮喜賡的《聊齋志異》評點。
清道光四年（1824），《聊齋志異遺稿》問世。此本由段囗（左慄右玉）主持付梓，收錄了段囗（左慄右玉）（雪亭）、胡泉（者島）、劉瀛珍（仙舫）諸人評點，馮春暉長子馮喜賡亦是其中一家，《龍無目》《雷公》《閻羅》《陵縣狐》《小棺》等作品篇末均以附記形式保留了署名“虞堂”的馮喜賡評點。
此外，馮喜賡還撰寫了《聊齋志異題辭》，是清代《聊齋志異》評論文獻之一。《聊齋志異遺稿》刊刻當年，馮喜賡年僅二十五歲（據王心照《年譜》：“嘉慶五年：甥喜賡生”40）。在既有的研究中，對於青年馮喜賡參與評點《聊齋志異遺稿》的緣起尚無專門考證。在這一意義上，馮春暉的《椿影集》或可為這一問題提供參考。
首先，馮春暉的仕宦交遊為馮喜賡評點提供了重要契機。
在《椿影集》卷四《東山酬唱》收錄的馮春暉與山左士人、同僚的唱和詩作中，段囗（左慄右玉）、胡泉是值得關注的兩位作者。
馮春暉與段囗（左慄右玉）有多年交往，《東山酬唱》收錄段囗（左慄右玉）《麥秀雙歧詩》一首、《清源剿寇詩》四首、《和留別東郡詩》四首；馮春暉去世前夕，“段雪亭先生北歸，已能親為舉觴，高歌竟夕”41，可見二人的友誼持續到了馮春暉生命的最後階段。
馮春暉去世後一年，馮喜賡為段囗（左慄右玉）《夢虎軒詩文全集》撰序。42馮春暉與胡泉亦交誼頗深，《拳石山房遺詩》有《贈胡者島》《快雪和胡者島》二詩，《東山酬唱》收錄胡泉《祝旭林夫子壽疊瑞雪韻》《清源剿寇詩》二詩。
其中，《贈胡者島》“半生心事託幽蘭”句自注“瀕行時，以指畫蘭扇見貽”，足見二人情誼之深厚。由《椿影集》可知，青年馮喜賡得以結識段、胡二人，乃至參與到《聊齋志異遺稿》的評點，與其父馮春暉的仕宦交遊有直接關係，當無疑問。
其次，馮春暉的仕宦經歷為馮喜賡評點提供了本事考證素材。
馮喜賡評點多以個人見聞佐證《聊齋志異》，包括家鄉光州傳說（如《龍無目》《雷公》評點）、親友見聞（如《閻羅》評點），其中亦有馮春暉仕宦經歷的直接體現，此即《小棺》評點所錄“馬進忠案”。
“馬進忠案”是馮春暉仕宦經歷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充分體現了馮春暉的籌謀之智與決斷之才——“而其最著者，查拿馬逆一案，不動聲色，而首從悉獲”43；此案不僅使馮春暉政聲遠揚，亦對其日後的仕途升遷有決定性意義44。
由此不難想象，“馬進忠案”給青年馮喜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在評點中，馮喜賡以此作為理解《小棺》的背景與佐證，由《小棺》中的“問舟人”聯想到“馬進忠案”爆發前夕的“走無常”45，在史料來源上體現出強烈的個性化特徵，這與馮春暉的仕宦經歷密不可分。
最後，比評點契機和內容更為重要的是，馮春暉本人對《紅樓夢》為代表的小說戲曲持有開明態度，甚至具有濃厚興趣，這一傾向勢必影響了其長子馮喜賡。
儘管囿於文獻材料，今人很難得知馮春暉對《聊齋志異》的閱讀感受，但青年馮喜賡參與《聊齋志異遺稿》的評點，極有可能得到馮春暉的默許甚至支援。
在這一意義上，對於今人考察馮喜賡及其《聊齋志異》評點而言，馮春暉的影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同時，《椿影集》中儲存的馮喜賡序跋、評註，又可為今人瞭解馮喜賡生平事蹟提供可信史料。以上是《椿影集》文學史料價值的又一重體現。
餘 論
馮春暉一生與河南鄉賢保持了密切聯絡，例如商城名宦程國仁、程家督父子46，著名理學家倭仁47，等等。
此外，今考《（民國）太和縣誌》卷十一《金石》著錄《徐錫智墓誌銘》：“嘉慶五年。給事中李蘧撰。進士馮春暉書並篆蓋”48，這是現今可考的馮春暉與李蘧的寶貴交集。
李蘧，字衛多，號祉亭，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官吏部主事、江西督糧道，其父即為清代長篇章回小說《歧路燈》作者李海觀。作為李海觀次子，李蘧在李海觀去世後，曾對儲存《歧路燈》稿本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49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馮春暉詩文的大量佚失以及李蘧別集的亡佚50，在既有文獻基礎上，尚無法進一步證明李蘧與馮春暉可能存在的交遊關係。
儘管如此，馮春暉、李蘧或可代表乾嘉時期的一部分河南士人，他們具有較高文化水平（馮春暉、李蘧均為進士），同時，對於小說持有濃厚興趣，並曾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一部分作品的創作和流傳。由光州馮氏、寶豐李氏，今人對這一群體不妨窺斑見豹。
註釋：
1、38、40、41王心照《年譜》，馮春暉《椿影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1836）基福堂活字本。按：張自清修，張樹梅、王貴笙纂《（民國）臨清縣誌》卷十四《秩官志》著錄“馮春暉，河南光州進士，（嘉慶）二十五年任”（1934年鉛印本），與《年譜》時間有出入，本文以《年譜》為準。
2、3、4唐永清《敘》，馮春暉《椿影集》卷一《年譜》卷首。
5楊修田纂修《（光緒）光州志》卷三《選舉志》，清光緒十三年（1887）刻本。
6、8武士魏《序》，馮春暉《椿影集》卷二《拳石山房遺詩》卷首。
7、9、10、24、25、35、39馮喜賡《跋》，馮春暉《椿影集》卷二《拳石山房遺詩》卷末。
11、34劉桂堂《敘》，馮春暉《椿影集》卷二《拳石山房遺詩》卷首。
12、43呂延慶《敘》，馮春暉《椿影集》卷首。
13《椿影集》刊行始末詳見卷末劉桂堂《附記》：“先生長嗣俞堂孝廉出先生詩、文各一卷，將付剞劂氏。先生家固仍寒素也，艱於貲，以商於桂堂等，鹹曰：‘子藏有聚珍版，盍集字乎？我輩當助子。’俞堂以為然。”
14、42李敏修輯錄，申暢總校補，李宗泉等主編《中州藝文錄校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00-601、772-773頁。
15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1451、1554頁。
16楊繩信《中國版刻綜錄》，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頁。
17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中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0頁。按：“《遺集》二卷”未見於《椿影集》，疑將《遺詩》捲上、下計為二卷，待考。又按：另見《元明清中州藝文簡目》（鄭州大學中文系資料室1984年徵求意見稿，第449頁）、郭人民、史蘇苑《中州歷史人物辭典》（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頁）著錄《椿影集》四卷，未知何據。
18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14頁。
19王德毅《中國曆代名人年譜總目》，華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頁。
20楊殿旬《中國曆代年譜總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頁。
21李靈年、楊忠《清人別集總目》（上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頁。
22中國國家圖書館檢索系統及館藏本實際裝訂均以《行述》為卷二，此後各卷卷次順延一卷。然今考《椿影集》卷首總目，《行述》當為卷六。又考《椿影集》卷末劉桂堂《附記》：“於是冠以《年譜》、綴以《東山酬唱》《濟北頌言》《行述》，計六種”，知《行述》為全書末卷。本文著錄以此為準。
23楊祖憲、烏竹芳《（道光）博平縣誌》卷首，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
26馮喜賡《總跋》，馮春暉《椿影集》卷末。
27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頁。
28馮喜賡《跋》，馮春暉《椿影集》卷四《東山酬唱》卷末。
29朱一玄《〈紅樓夢〉資料彙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頁。
30、32許雋超、胡傳淮編《張問陶資料彙編》，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79、96頁，第399-401頁。
31高廷魁《五十雙壽序》，馮春暉《椿影集》卷五《濟北頌言》卷末。
33馮春暉《送張船山先生歸蜀序》，馮春暉《椿影集》卷四。
36張寅彭主編，吳忱、楊焄點校《清詩話三編》（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6頁。
37鄒鵬《張問陶詩歌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頁。
44“馬進忠案”次年，馮春暉加知府銜，道光六年（1826）於圓明園勤政殿面聖，詢及平亂之事。詳見《椿影集》卷一《年譜》。
45對此，筆者另撰文《明萬曆朝的甘州“小棺事件”及其文學書寫》，待刊。
46王心照《年譜》：“嘉慶七年（1802）：公試南宮不第，遂留京邸。時商城縣程鶴樵先生官侍講，款公其家，教其子家督字小鶴、字小槐。”後程家督與馮春暉於嘉慶十年（1805）同年中進士。嘉慶二十三年（1843），馮春暉任德州知州，是年運河水患，“程鶴樵中丞檄公督辦……公以與中丞有舊，又不受薦，中丞心甚歉……奏請儘先升用。”
47道光十六年（1836），倭仁為《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東昌府知府致仕顯考旭林府君行述》填諱。
48詳見拙作《新發現的〈歧路燈〉張廷綬題識及其學術價值》，《文學研究》第1卷第1期。
49丁炳烺修、吳承志等纂《（民國）太和縣誌》卷十一《金石》，1925年鉛印本。
50李彷梧修，耿興宗、鮑桂徵纂《（道光）寶豐縣志》卷十五《藝文》（清道光十七年刻本）著錄李蘧《深竹軒集》，疑今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