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顧保孜
1939年冬，周恩來去蘇聯就醫，這是他在此期間與鄧穎超到國際兒童院看望中國學生時的合影
周恩來去蘇聯治病，飛機裡多出了幾個孩子。孫維世策馬找毛澤東拿到“通行證”。連3歲的小老虎也用哭聲贏得了出國的機會
1939年9月，周恩來和鄧穎超來到了莫斯科。這次他們不是來開會，也不是來學習，而是來治病，走下飛機的周恩來胳膊上吊著繃帶。
在延安和江青一次外出時，周恩來從受驚的馬上摔下來，小臂觸地，造成胳膊粉碎性骨折。
周恩來被送到延安八路軍總醫院治療，雖說是總醫院，醫療條件卻異常簡陋，沒有Ｘ光透視裝置，骨科醫生無法知道周恩來斷臂的情況，只能憑感覺為他復位，然後加石膏固定。因為周恩來是粉碎性骨折，折斷處已經移位，僅用常規復位治療顯然不行。
一個月後，周恩來到醫院拆去石膏，醫生不由地皺起了眉頭，治療後的胳膊發生了彎曲，這意味著斷骨復位失敗!
醫生又一次給周恩來的胳膊復位，這次受的罪比上次還大，要將已經開始癒合的地方重新斷開，然後再重新固定。周恩來以他堅強的毅力忍受了這次治療帶來的劇痛。可是再次治療後的胳膊依然不能令人滿意，還是彎曲著，而且小臂的肌肉開始萎縮。反反覆覆，經過3個月的治療，始終不見覆位。這不僅為周恩來埋下了終身不可逆轉的疾患，同時也為他留下了一個特殊的姿勢。
周恩來負傷的訊息驚動了國民政府，蔣介石特地派來他的私人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病。1939年秋，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治療養傷，陪同前往的除了鄧穎超，還有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陳昌浩，他也同機去蘇聯治病。
當時中央決定去蘇聯的人並不多，幾個大人和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是陳昌浩的兒子陳祖濤。
陳祖濤是1938年找到的，他隨他的叔叔一道被黨組織輾轉送到延安。不久，他的父親陳昌浩和紅四方面軍也到了延安。離別10年的父子，誰也沒有想到會在延安相見。陳昌浩這個帶部隊過了兩次草地、爬了三次雪山的硬漢子，面對死亡都沒有眨一下眼，可撫摸兒子硬茬茬的頭頂時，眼眶紅了，來之不易的骨肉團聚啊!
他決定利用這次去莫斯科治病的機會，將兒子送到國際兒童院學習。所以這次他們父子同機，也是準備父子又一次的離別。
飛機走的那天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延安機場上，許多人前來為周恩來等人送行。剛剛10歲的陳祖濤比誰都更盼望著飛機的到來，因為前一天晚上，父親告訴他，如果來的是一架大飛機，他將同父親一起坐飛機去蘇聯；如果是一架小飛機，陳祖濤等人只好坐汽車或火車走蘭州這條線路去蘇聯了。一大早，陳昌浩就騎馬帶著兒子去了楊家嶺，先將此事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欣然應允後，還給了他們父子幾塊大洋，說路途遠，給孩子買一些衣物。
大約9點鐘，飛機場上空響起了隆隆的飛機聲，一架中型飛機降落在機場上，機艙裡有25個座位，這在當時就是大飛機了。
起飛前，大家紛紛和周恩來等人告別。這時，高崗帶著小兒子高毅也來了，高崗見是大飛機，也動心了，讓兒子和陳祖濤一起坐這架飛機去莫斯科學習，經毛澤東同意，高毅也能上這架飛機了。在場送行的還有孫維世，她原來是送送養父母的。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很喜歡她，見高毅又上了飛機，就和她開玩笑說：“孫維世你也去吧。”
孫維世那時17歲，正是好奇心很重的年齡，渴望見識新的世界。開始，她不敢向乾爹、乾媽提出去莫斯科的願望。但是她看見其他孩子臨時決定去莫斯科學習，她也動心了，到周恩來跟前像小孩子纏著大人那樣，說她也要去莫斯科學習。
周恩來原來沒有這個準備，突然聽養女提出這個要求，就問，你去莫斯科學習什麼?
“我去學習戲劇，你們不是說我有文藝天賦嘛，如果不學習專業知識，那一點天賦還不是會自生自滅。”
周恩來覺得孩子學習的要求合情合理，就說，主席批了條子才算數，我同意不算數。
於是，孫維世騎馬飛奔去了楊家嶺。過了一會兒，她回來了，高興地說，毛主席同意了。就這樣，兩手空空的孫維世也意外地成為這次空中旅行的成員。
飛機就要起飛了，孩子們坐在位子上興奮地期待著……突然，機艙裡響起了嘹亮的哭聲，周恩來一扭臉，原來是剛才被保姆抱上飛機玩耍的小老虎(陳小達)，陳伯達的兒子，用手死死抓住坐椅把手，死活不肯下飛機，並且用他那銳利的武器——哭聲，捍衛自己的願望。
這個孩子才3歲，居然已經有了小老虎的雄風，性格特別倔強，任憑父母輪流抱他，他就是不鬆手，也不住口……看見孩子淚流滿臉，哭得好傷心，周恩來第一個心軟了，就對陳伯達說：那就都去吧，讓孩子到兒童院成長吧。
陳伯達只好自己下飛機，但他在機艙門口，還不甘心，威脅兒子說，以後你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
見不到就見不到!兒子一臉不屑，比父親更硬氣。
飛機載著四個小夥伴：孫維世、陳祖濤、高毅和陳小達起飛了。除孫維世到莫斯科學習藝術外。其他三個孩子都進了國際兒童院，後來又考入莫斯科的大學，成為第一批歸國的中國留學生。
飛機在蘭州停了下來，在那裡，他們遇到提前到達的劉允斌、劉愛琴兄妹倆，他們也是到蘇聯兒童院學習的。
那就一起到迪化(烏魯木齊)吧。周恩來對他們兄妹說。
四個孩子變成了六個，周恩來和鄧穎超幾個大人變成了帶隊的兒童團長，招呼前頭的，照顧後面的，周恩來吊著傷胳膊，還要不時照顧年紀最小的小老虎。不過此時的小老虎已經成了小狗熊，他暈機暈得迷迷糊糊，倒在保姆懷裡一動不動。
飛機到迪化後，因為幾個孩子是臨時決定去莫斯科學習的，需要辦理一些出國的手續。孩子們被暫時留下來，等待辦好手續再坐火車去莫斯科，周恩來和鄧穎超他們幾個大人在八路軍辦事處住了幾天，就先坐飛機去莫斯科了。臨走前，周恩來和這幾個同機的孩子合了張影。
這張照片至今還掛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當年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裡。
1940年十月革命節的前兩天，孫維世、劉允斌、劉愛琴、陳祖濤、高毅還有小老虎等人坐火車到達了蘇聯境內的莫尼諾，隨後被送到建在那裡的國際兒童院，開始了陌生而又新奇的生活。
抗戰時期，延安向莫斯科國際兒童院輸送了40多名革命後代。蘇聯成為他們的第二故鄉。衛國戰爭使得孩子們成熟起來
周恩來在莫斯科克裡姆林宮醫院治療，這是莫斯科最好的醫院。經過一個月的治療，疼痛減輕了許多，但是胳膊卻無法再復原。
病情好轉的周恩來開始惦記在莫斯科郊外國際兒童院學習的孩子們，如果不是醫生不讓他離開醫院，他早就想去看望他們了。
1940年，在莫斯科有兩個國際兒童院，一個叫伊萬諾夫國際第一兒童院，一個是莫尼諾國際第二兒童院。中國抗戰爆發前，國內就送來了10多個孩子來蘇聯學習，主要集中在第二兒童院。1939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大批西班牙革命者和知名人士的子女也被送到蘇聯，第二兒童院重新對各國孩子進行了調整，將40多名中國孩子全部遷往距離莫斯科300公里遠的伊萬諾夫國際第一兒童院。
這個兒童院是蘇聯最大的國際兒童院，集中了40多個國家的孩子，其中有波蘭統一工人黨領袖貝魯特、義大利共產黨領袖陶里亞蒂、美國鄧尼斯、日本片山潛、南斯拉夫鐵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國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林彪的長女、瞿秋白的獨女、蔡和森的三個孩子、蔡暢的獨女、林伯渠的女兒、蘇兆徵的兩個孩子、張太雷的兩個孩子、郭亮的兒子、趙世炎的兩個兒子約40多名孩子。這次周恩來到蘇聯治病又帶來了劉少奇的兒女、陳昌浩的兒子、陳伯達的兒子。在周恩來他們離開莫斯科後，朱德的女兒、羅亦農的兒子、王若飛的兒子成為抗戰期間最後一批走進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孩子。
中國孩子到兒童院以後，暫時不按年齡編進當地的中小學裡跟當地孩子一起學習。一般要先進俄語補習班，等掌握語言後，再進當地學校跟班學習。
這裡的環境和中國的環境簡直是天壤之別，特別是來自戰爭國家的孩子，尤為感到興奮，因為他們剛剛穿越了戰爭的硝煙，一下子走進和平的天地，不僅充滿了詫異，也幾乎不相信世界上還會有這樣美好的地方。在兒童院的校園裡到處是鳥語花香，綠瑩瑩的草地和參天的大樹。房間裡面即使是冬季也溫暖如春……
在這裡生活的中國孩子被巨大的幸福淹沒了，完全不去理會中國國土上的父輩們是如何的浴血奮戰，如何的日理萬機，如何的鞠躬盡瘁……照樣嬉笑玩耍，甚至調皮搗蛋，打架犯錯誤，直到蘇聯也爆發戰爭，大家才深刻體會到戰爭是什麼，大家才在戰爭中成熟起來。
斯大林對各國的孩子給予了最好的照顧。但是，不管生活條件如何優越，有的孩子還是不能抹平精神的創傷，這跟長期與父母離散有關。
中國學生隊隊長毛岸英，他和弟弟毛岸青在黨組織和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1937年底，幾經輾轉，到了蘇聯，進入莫尼諾國際第二兒童院學習。歷經人間磨難的兄弟倆終於有了一個安定的學習環境。這一年，毛岸英15歲。
但是毛岸英和父親一同生活的時間很短，他和弟弟因為母親被害而流落街頭，受盡了人間屈辱。他們剛到兒童院的時候，似乎不知道什麼是和平、穩定，兄弟倆依然對四周充滿了警惕，對誰也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有時他們不得提到自己父親時，就和別人一樣直呼毛澤東的大名，好像他們跟毛澤東沒有一點關係似的。後來在中國派去的師哲副院長的開導教育下，他們兄弟倆才敢講出自己的身份，才敢當著大家面稱毛澤東是“我們的父親”。
孩子們像迎接親人那樣迎接周爸爸和鄧媽媽的到來。周恩來的教誨決定了孩子的一生選擇。一個滿口俄語的孩子讓周恩來為他起一箇中國名字
在周恩來沒有到來之前，第一兒童院裡的孩子都已經知道了這個訊息，大家特別高興，這幾天的話題都是圍繞周恩來的。這不僅是因為祖國有人來看望他們，更重要的是許多孩子是由周恩來尋找回來的，心裡懷有特別的感情。
那些從兩三歲就來蘇聯的孩子，儘管他們中間有的也是周恩來安排送出來的，但他們當時太小沒那麼多記憶，見大哥哥大姐姐那個忙乎勁，估計來的一定不是一般人，一定很了不起，也跟在大孩子後面忙了起來。
周恩來和鄧穎超到兒童院時已經是中午，300公里可是不近的路途啊，他們天沒亮就上路了。孩子們從上午就在會堂裡等，覺得時間真慢，幾次出去看大路上有沒有車子。有的孩子眼尖，老遠看見一輛黑色轎車，就大聲報告說，周爸爸鄧媽媽來了!孩子一下湧到馬路邊……車子開到跟前停了下來，不等裡面的人下車，孩子便熱烈地開始鼓掌。
第一個下車的是周恩來，接著鄧穎超也下來，大家圍了上去……並簇擁著他們走進事先已經佈置好的會堂……
兒童院有個習慣，沒有個體父母的概念，一個孩子的母親就是所有孩子的母親，如果一個媽媽來兒童院看望孩子，所帶禮品就是所有40多個孩子的，所有孩子都會迎上去叫媽媽。因為這個稱呼實在太珍貴了，有的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使用過這個詞彙。
周恩來一進去，立即被孩子們真誠的愛心包圍了——牆上用中文和俄文寫滿了歡迎標語，還掛了彩紙，好像過年一樣。
這時，毛岸英走上前，對周恩來說，今天我給周伯伯當翻譯。
“哎，這不是岸英嗎?成小夥子啦!”周恩來眼力真好，八九年不見了，還能準確認出長大的毛岸英。
周恩來看看身邊那些瞪大眼睛，顯然聽不懂他講話的孩子，笑了起來：“看來我們成了外國人了!岸英，你向我介紹這裡的孩子，他們都是誰的孩子。”
毛岸英馬上向周恩來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
周恩來突然發現有人在照相，就問：“那個照相的是誰?”
“蘇河清，外號秋秋。是烈士蘇兆徵的兒子。”
“蘇河清，我認識你。你過來。”周恩來將蘇河清叫到跟前，細細端詳了一會兒，問，“什麼時候學會攝影的?”
負責拍攝的蘇河清，已經考入大學，聽說周恩來要來，特意從莫斯科趕了過來。這個當年為地下黨放哨的孩子在這年9月考入了蘇聯莫斯科電影大學攝影系，成為兒童院中最早進大學深造的中國學生。
周恩來對蘇河清考入電影大學很感興趣，對他說：“你能學攝影這很好，我們在延安很少有人會拍電影，希望你學了回國，多拍些八路軍、根據地的影片。”周恩來的支援和鼓勵， 使蘇河清倍受鼓舞，他當場向周恩來保證，學業有成後一定回國效力!
周恩來一邊與孩子們進行無拘無束地交談，一邊時不時詢問孩子們長大後幹什麼。有的說要當醫生，有的說要當飛行員，有的說要當工程師。問到黃健(黃平的兒子)時，黃健深吸了口氣，臉弊得紅紅的，卻不知回答什麼好。這時，身邊的夥伴七嘴八舌喊了起來：“尤拉是我們的體育家，他特別喜歡運動。”尤拉是黃健的蘇聯名字。
黃健更加不好意思，他認為搞體育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周恩來立即給予高度的肯定：“這是非常好的事啊!祖國需要強壯和健康的革命家，更需要高水平的運動員能代表中國出去比賽。”接著，周恩來給大家講了一個他如何因為跑得快，從而甩掉跟蹤特務的故事。最後，周恩來舉起右手微笑著說：“你們不僅要學習好，還要從事體育，使你們的身體像鋼鐵一樣結實……”
周恩來或許沒有想到，他這一席話，培養了一個孩子的未來志向，使黃健懂得體育並不是簡單的遊戲，而是對人民非常有益的一項工作，以後，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伊萬諾沃體育技校。周恩來也沒有想到，這個愛運動的孩子，以後培養了中國的世界跳高冠軍，成為體育界著名的教練。
周恩來曾和黃健的父母在一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9年，黃健剛滿兩歲，國內到處是一片白色恐怖。那時，他父親黃平已經到共產國際工作，為保護革命者及其家屬免遭敵人的屠殺。周恩來吩咐兩位隨身警衛把他們母子送到莫斯科。
周恩來對護送的警衛說：“即使你們犧牲的話，也要把孩子送到蘇聯。這是黨的任務!”開始，他們是乘一輛大車，一路上，黃健的母親和警衛一直處於高度警覺狀態。到了車站，哨兵走過來要檢查證件，黃健的母親慌忙把黃健放在籃子底下，上面蓋了許多破爛。看見哨兵慢騰騰地查證件，大人緊張壞了，要是孩子這時哭起來怎麼辦?
好在一切沒有露出破綻，透過檢查後，大家以為小傢伙弊死了，忙七手八腳將東西掀開一看，小黃健正在漫遊夢境呢!後來，大家又乘游擊隊的小車順利過境，坐火車到達蘇聯找到了黃健的父親。
在那些小一點的孩子眼裡，最高興的是知道了自己親人的訊息。
趙世炎的小兒子是在父親犧牲後才出生的，襁褓被送到莫斯科，他懂事起就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是什麼樣子。這一次，周恩來向他講述了他母親夏之栩已經安全出獄、重新戰鬥的情況。這個一句中國話都不懂的孩子，聽到毛岸英翻譯說，你媽媽很想念你和你的哥哥時，眼眶紅了。
周恩來對攝影的蘇河清說：“小蘇，我和一家一家合影，你分開照，回去我要將照片帶回去讓他們的父母看。父母不能來看望你們，但他們十分想念你們，也不知道你們長高沒有?”說著和鄧穎超將那個紅了眼眶的小傢伙還有他的哥哥攬在懷裡，拍了一張合影，說：這張照片我負責給你的媽媽。
小傢伙突然想起什麼事情，挺神秘地拿來筆和本子，遞到周恩來手裡，然後對毛岸英一陣耳語：“對我來說，周伯伯是什麼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認識我母親，並能夠把我和我哥哥的資訊轉給她。他和我父母都熟悉，我想請他給我起箇中國名字。”
毛岸英沒有翻譯前頭那幾句話，只翻譯了後頭，他對周恩來說，你和他父母熟悉，他想請你給他起一箇中國名字。
周恩來這才想起來，這個小傢伙離開上海到莫斯科時，連名字都沒有來得及起，現在連中國名字都沒有。他側頭想了一下，說：叫趙施格吧，你父親在上海的化名叫施英，他寫文章也用施英。施英的風格!好不好?
周恩來用筆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寫下了“趙施格”三個大字。
有了中國名字的趙施格歡天喜地收起了本子，並且在極短時間裡準確地發出了這三個字漢語的拼音。
周恩來和鄧穎超與孩子們照相時特別注意到烈士的後代。一定要和他們單獨合影，如果是雙烈士的孩子，他們還要拍兩張，不讓那些沒有父母的孩子感到自己沒人惦記、沒人想念。
後來，周恩來回到延安，孩子的親人幾乎都收到孩子的照片，而且許多母親是孩子離別10年後，第一次看見孩子的照片!
周恩來這次在莫斯科還為孩子們做了一件事情，他代表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就這些孩子的前途問題進行了談判。並且達成協定：以後中國孩子學業完成後全部回中國；如果蘇聯參與世界大戰，年滿18歲的中國孩子也不去參加紅軍，也不去前線打仗。
僅隔一年，蘇聯就爆發了衛國戰爭，因為周恩來和斯大林事先有這個協定，除毛岸英屬於特批外，國際兒童院中的其他孩子誰也沒有上前線作戰，而學校裡其他國家的孩子在前線一共犧牲了21名。
周恩來不僅找回了這些革命者的後代，而且也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保護了他們在異國他鄉的戰爭中免受戰火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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