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的生物史冊上，人類之所以能夠崛起為地球的主宰者，寶寶的“愚笨”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寶寶在進化中變得“不那麼聰明”，今日地球的霸主也許並非是我們智人，而是其他種類的人種，或者甚至是其他的哺乳動物。
大部分哺乳動物的新生兒，幾乎一脫離母體就能跑能跳，活蹦亂跳。而人類的嬰兒卻連基本的生存技能都不具備，這看似是一種進化的短板，但實際上卻是人類在進化之路上採取的一種巧妙的逆向策略。
人類的嬰兒，本質上都是“早產兒”。
人類區別於其他生物的兩大顯著特徵是雙足直立行走與巨大的大腦容量。雙足行走，促進了大腦容量的增大，而直立的姿態是人類大腦不斷發展擴張的結構性前提。其他動物由於四肢著地，頸椎和脊柱只能維持橫向的結構，它們的頭頸和肌肉必須時刻保持用力將頭抬起，否則它們便只能垂頭喪氣地過一生。即便如此，為了覓食和監視周圍環境，它們的頭頸不得不一直承受重力和肌肉的牽拉。此外，更大的大腦對於能量的消耗也更高，這對於動物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然而，人類的直立行走使得脊柱和頸椎逐漸演變為垂直的結構，原來用於抬頭的“提升力”轉變為支撐全身的“支撐力”，這樣的結構在行走時更為省力，也為大腦容量的增長奠定了基礎。
儘管看似是進化的福音，但這一轉變也帶來了一個矛盾。為了適應直立行走，人類的盆骨在進化中逐漸縮小，而嬰兒出生時必須透過盆骨的孔洞，但與此同時，人類的大腦容量又相對較大。
當“大頭”遇到“小孔”，難產就成了難以避免的結果。換言之，更大的大腦容量與直立行走這兩者的共存，似乎註定了人類在進化的道路上走向滅絕。
在人類的進化歷程中，必然經歷了一段極其艱辛的時期，一個時刻面臨“母嬰雙亡”的黑暗歲月，甚至一度瀕臨滅絕的邊緣。但經過無數的遺傳變異，一種變異得以脫穎而出：那就是讓嬰兒在大腦尚未完全發育成熟的時候就急忙透過盆骨的“小孔”。
人類的“終極進化”
雖然早產意味著更高的存活率，但過早進入世界同樣充滿了風險，在古代社會，難產造成的死亡率極高。現代我們提倡優生優育，實在不行還可以選擇剖腹產。但是，正是這種策略，讓人類得以保留更大的大腦容量，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人類“終極的進化”——那就是極高的適應性和可塑性。
簡單來說，其他動物出生時，大腦就如同一張寫滿了各種生存技能的清單，小動物們只需要依照這些指示便能迅速適應環境並生存下去。而人類的嬰兒出生時，大腦則是一張空白的紙，除了哭泣之外別無他物，因此在剛出生的時候，人類的寶寶顯得格外“愚笨”。
然而，這張白紙會在出生之後隨著成長而逐漸變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後天的成長過程中被填充無數知識和技能，並能夠進行修改和擦除，這便是學習、記憶和分析等能力的基礎，它們讓我們能夠處理更加抽象和複雜的問題。我們因此發展出了語言、藝術和文明，我們的科學和技術也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這種獨特的可塑性正是人類能夠成為地球“霸主”的關鍵因素之一。
那麼，新生兒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呢？
新生兒的生存主要依賴於成人的照料，直立行走使人類得以解放雙手。在遭遇危險時，成人可以安撫和轉移嬰兒，甚至抱著他們快速逃離險境。同時，直立行走的姿態也讓我們在觀察前方時不需要低頭，從而獲得更廣闊的視野，這在偵查敵情和選擇最佳路線時至關重要。這是那些四肢著地的動物所無法做到的，因為在照顧幼崽的同時還要保持抬頭觀察，這會大大降低它們的速度和能力。
最為關鍵的是，人類的雙手與高智力的組合使我們能夠製造和使用工具，擴大了人類在攻擊和防禦方面的能力，從而保護了我們的家庭和幼小，這些能力都得益於寶寶出生時的“愚笨”。
因此，我們應該慶幸人類的寶寶相對“愚笨”，這賦予了我們極高的可塑性，讓我們能夠孕育出現代的文明與科技，讓我們在人類進化的道路上脫穎而出，笑到了最後。而恐龍即便出生時就很強大，在人類的科技面前也只能淪為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