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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劉勝軍大局觀（劉勝軍微財經出品）
文/ 劉勝軍
如果真有上帝視角，日本問題在兩三年內就能解決。——德地立人
I：日本的前車之鑑
2024年1月11日，日經平均指數自1990年後時隔34年再次突破3萬5000點。東證總市值達到6.32萬億美元，躍居亞洲交易所榜首。
似乎，日本終於為“失去的30年”畫上了句號。
但是，股市只是個“虛擬數字”。從人均GDP來看，1990年日本人均國民收入2.5萬美元，一度超過美國。但30年之內，日本與美國的對比，從1991年的1.2 : 1、1995年1.54 : 1，到2022年的1 : 2.18，已經完全逆轉，令人唏噓。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間。
日本GDP佔美國的比重
誠然，日本至今依然是發達國家，但“失去的30年”滋味並不好受。泡沫經濟破滅摧毀了1500萬億日元財富，相當於3年的GDP。曾在大和證券、中信證券擔任高管的德地立人回憶說，“這段時間人們所經歷的痛苦，包括失業率提升、企業不願投資、居民不願消費、整體經濟缺乏信心等……企業家漸漸失去了經濟增長和創新最寶貴的動物精神。”雖然日本仍是經濟大國，但就創新而言，如今的日本已難以望美國之項背。
日本曾經令美國人敬畏。1992年最暢銷的兩本書是小說《日升》(Rising Sun)和《正面交鋒——日本、歐洲和美國之間即將到來的經濟戰》。從豐田模式橫掃千軍和1979年哈佛大學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風靡世界，到“失去的30年”，日本為何從神壇墜落？這是一個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問題。
這一“世紀之問”，或許對中國最具價值。
今天的中國與80年代的日本相比，都面臨美國的打壓遏制，都存在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中國開發商債務佔GDP 20%），都出現人口老齡化問題。甚至連被視為日本式危機標誌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這個詞也在中國引起了關注。
將30年前的日本與今日中國做比較，已經成為經濟學界的“條件反射”。諾獎得主克魯格曼說，“如果中國正走向經濟放緩，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它能否複製日本的社會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規模痛苦或社會不穩的情況下管理較低增長的能力”。
雖然中國在發展潛力、發展階段方面，與當年日本截然不同，但我們不能浪費這個價值連城的“學習案例”。日本“失去的30年”堪稱一次經典案例，因為能犯的錯誤，日本基本是都犯了。
雖然沒有人具備“上帝視角”，但在30多年後的今天，即使“事後諸葛亮”也能總結出一些“他山之石”。德地立人說，“如果真有上帝視角，日本問題在兩三年內就能解決。”幸運的是，30年後，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我們能以近乎上帝視角的眼光反思當年日本。
1、“貨幣刺激”欣快症的代價
關於日本危機，最大的“歸因錯誤”是怪罪於美國的壓力，例如廣場協議導致的日元升值。其實，美國的打壓只是導火線，日本為緩解外部壓力而採用最簡單的辦法“貨幣刺激”，才是釀成泡沫的真正罪魁禍首。
廣場協議談判時任大藏省國際金融局長（1986年任大藏省副相）的日方主要談判代表之一行天豐雄，曾經告訴吳敬璉，“日本陷於“失去的十年”，並不是源於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而是由日本有關當局宏觀經濟政策應對失當造成的”。
日本泡沫經濟和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都清晰地表明：寬鬆貨幣政策，是釀成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
泡沫醞釀期間，所有人都是開心的，日本沉浸在“賣掉東京就能買下美國”的豪氣之中。直到1989年日本央行才意識到不能再坐視泡沫失控了。採取行動太晚，這是日本央行犯的第一個錯誤。
2、急剎車導致硬著陸
第二個錯誤是踩剎車太猛：加息太快。日本央行將官方貼現利率從1989年4月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6%，等於一次急剎車，泡沫被迅速戳破，導致硬著陸。不僅如此，日本還在1990年3月開始限制向房地產部門的貸款數量。
3、泡沫破滅後的漠然態度
泡沫破滅最初並未引起社會的驚恐。相反，一些買不起房的人認為這是好事。因此，政府如果出手救市會面臨政治壓力。德地立人說，“房地產價格下降是緩慢的。公眾認為，房地產老闆賺了大錢，幹嘛要拿國家的錢去救房地產？”
有趣的是，幾年後，隨著房價持續下跌，公眾態度出現轉變，因為自身的財富縮水了。恩格斯說得深刻：在利益面前，幾何定理也會被改寫。
導致救市不力的另一個原因是增長假象：日本泡沫經濟在1991年破滅，但日本經濟增速仍為正，直到1993年才接近於0。
日本GDP增速
4、不懂得“房地產是金融危機之母”這個硬道理
事後看，日本央行當時並未認識到“房地產是金融危機之母”這個今天已成為常識的命題，嚴重低估了房地產泡沫破滅的社會衝擊。相比之下，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8年次貸危機中的表現要清醒的多。
房地產之所以被稱為金融危機之母，是引發房地產風險與銀行體系密切關聯。房地產下跌導致100萬億日元銀行壞賬。
5、資產負債表衰退
野村證券的辜朝明用“資產負債表衰退”這一概念來解釋日本失去的30年，引起廣泛關注。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私營部門資產大幅縮水而負債保持剛性不變，導致資不抵債，但由於企業現金流依然為正，可以透過逐步償還債務的辦法修復資產負債表。這一過程，導致行為的改變，即傾向於儲蓄（即償還債務）而不是支出，這會減少家庭消費或商業投資，減緩經濟增長。
如何應對資產負債表衰退？克魯格曼指出，“與金融恐慌不同，資產負債表衰退不能僅僅透過恢復信心來解決：無論債務人能有多自信，如果其債權人堅持要削減債務，債務人就無法增加消費。因此，要想從債務負擔中抵消經濟下滑就需要採取切實行動，通常可以是兩種形式：財政刺激和債務減免。也就是說，政府可以介入支出，因為私人部門無法提振支出，而且政府還可以減少私人債務以允許債務人繼續支出。”
6、對於銀行問題採取“捂蓋子”的態度
到1991年，日本的學術界已經認識到銀行壞賬這個巨大風險。但是，要揭開銀行業的蓋子並不容易。1999年日本監管當局公佈的不良資產約為當年GDP的4.5%，但2001年的資料成了GDP的25%。
日本政府犯了幾個錯誤：1）初期低估銀行壞賬規模，不夠重視；2）開始清理後力度太小，只有6萬多億日元。
日本的蓋子再次被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吹翻：三洋證券、北海道拓殖銀行、山一證券（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相繼倒閉。
1998年，日本動用30萬億處置銀行和重組銀行資本。
直到2001年小泉純一郎出任首相，日本才開始動真格的。2002年日本經濟大臣竹中平藏提出“金融重生計劃”，要求銀行處置不良貸款，並將大和銀行國有化（美國在2008年次貸危機中也對美國主要金融機構進行了“短期的國有化”）。
2003年日本向15家進行重組的金融機構釋出業務整改令。
竹中平藏改革清理了90萬億不良資產，這一規模是客觀的，相當於1985-1989年貸款的90%。但此時距離危機爆發已經“失去了十年”。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日本銀行業壞賬率
許小年指出：日本銀行貸款不良率在2001年達到8%以上的危險水平。銀行為避免擠兌危險，回收貸款，導致信貸供給減少。因此，不僅要修復企業資產負債表，還要修復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美國的次貸危機證明：長痛不如短痛。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2009-2010年基本實現市場出清，美國經濟開始觸底反彈。美國之所以能“快速市場出清”，是因為美國市場機制高度發達，社會對破除接受度很高、政府對經濟干預程度很低等原因。
美國企業破產數量
7、拯救危機的速度太慢
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央行雖然於1991年7月啟動降息，但直到1995年9月才把利率從6%降至0.5%，用了將近5年才降息到位。這樣的降息速度顯然滯後於市場節奏，最終未能阻止經濟的持續下滑。諾獎得主克魯格曼批評日本說：“不夠果斷”。德地立人直言，“不能擠牙膏，否則可能導致信心不足，積重難返”。
“美國速度”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2008年次貸危機中，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從5.25%降至0，並啟動量化寬鬆。2022年美國通脹率出現40年來新高後，美聯儲又開始激進加息：在一年多時間從0利率急劇升至5.5%，這是美國曆史上最陡峭的加息曲線。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8、錢沒用在刀刃上
危機後，為刺激經濟，日本政府大量投資於低效基礎設施，甚至在1000米內修了三座橋，偏遠鄉村也蓋起了美術館、博物館和音樂廳。結果，日本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從危機前60%激增至250%，歐債危機希臘政府破產時負債率也不過100%。如今，日本22%的年度預算用於債務還本付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9、人口老齡化
禍不單行。日本在泡沫經濟衝擊的同時，老齡化問題也深度困擾。如今，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年齡在60歲以上，使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最老齡化的國家，僅次於袖珍小國摩納哥。日本現在有25.1%的65歲以上老人還在工作。如果只限於65-69歲的老人，則高達50.3%，有史以來第一次突破50%。到2050年，日本可能會失去其現有人口的五分之一。
克魯格曼認為，日本衰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口，而不是房地產泡沫破滅。
10、日本經濟模式的侷限性
絕不能把日本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泡沫經濟與人口問題。
日本陷入困境，泡沫經濟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日本經濟體制本身的弊端也是不可迴避的問題。日本模式強調政府產業政策、銀行與企業相互持股的“主銀行制”、終身僱傭制的集體主義。這種體制，適於趕超，短於創新。《失敗的本質》等的作者、經營學泰斗野中鬱次郎指出：
• 當計劃和程式被重視時，人們就會等待指示，而不是開動腦筋去發揮創意。正因為前提是計劃和程式是完美的，所以一旦遇到環境的變化和意想不到的事態，思考就會停止。即便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是飛躍的驅動力，但現在卻成了阻礙增長的因素。野性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身體智慧。過度重視計劃和評估，身體智慧就會退化。
日本上市公司樂天股份（Rakuten）的創始人三木古浩史和他的父親三木谷良一（是戶大學的經濟學退休教授）認為，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在於：（1）政府官僚機構主導的產業政策，抑制了私營部門的競爭力；（2）過度監管，保護落後，壓制創新；（3）年功序列制等傳統管理方法已成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不能憑業績升遷至重要崗位；（4）終身僱傭制，勞工生產效率低；（5）大公司結成遊說集團例如日本經團聯，尋求政策保護，排斥創新競爭；（6）社會封閉，國民意識保守陳舊。總之，日本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不僅使增長減速，而且國家積累了大量債務。
同樣在80年代，日本走向泡沫經濟，美國卻在“里根經濟學”引領下走向以“解除管制，激發企業家精神”為本質的大刀闊斧改革。此後，美國迎來了資訊科技革命、網際網路創新浪潮、人工智慧革命、新能源革命，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等開展顛覆式創新接力賽，日本卻成了落寞的旁觀者。
德國和日本都在80年代面臨本幣升值壓力，但卻是：兩種選擇，兩種結局。吳敬璉指出，“面對西德馬克升值的衝擊，他們沒有采取日本宏觀當局實行的那種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而是進一步推行供給導向即改善供給環境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擴大開放、降低社會支出，等等。這一系列政策由於激發了市場的經濟活力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到1986年末，聯邦德國重新回到現代工業國的第一梯隊，人均工業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總額也超過美國和日本等頂尖國家。1988年和1989年甚至成為20年來經濟最繁榮的年代。由於日、德兩國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應對策略，結果也大相徑庭。”
對比日、德、美，結論很清楚：企業家精神才是第一生產力（穩定民企預期需要理論創新：企業家精神才是第一生產力）。
11、靈魂扣問：日本企業不懂戰略
戰略就是方向。如果方向錯了，管理上做得再好也是“南轅北轍”。
當年，日本豐田模式和日本企業一系列的“運營效益”創新，震驚世界，也催生了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在全世界被日本神話嚇破了膽之際，現代戰略學之父、哈佛教授波特在1996年卻深刻指出：
• 追根溯源，問題是人們混淆了“運營效益”與“戰略”這兩個概念。為了追求生產力、質量和速度，眾多的管理工具與技術應運而生，如全面質量管理、標杆學習、基於時間的競爭、外包、合夥、流程再造、變革管理等等。這些手段雖然驚人地改進了運營，但許多企業卻苦於無法將這些進展轉變為持久的獲利能力。在潛移默化中，這些管理工具逐漸取代了戰略。於是，當管理者們全方位地推進這些管理工具時，卻南轅北轍，使企業遠離了切實可行的競爭地位。
蘋果、微軟、谷歌、facebook、特斯拉，這些企業的成功首先是戰略的成功。波特認為，戰略才是第一位的，管理是第二位的，否則競爭就會走向沒有贏家的紅海：
• 企業越是向標杆學習，彼此之間就越相像。當競爭對手在質量、生產週期或供應夥伴關係等方面的改進上彼此模仿時，它們的戰略就會趨同。競爭變成一場殊途同歸、 無人勝出的戰爭。
為何美國企業比日本更擅長戰略？筆者認為，鼓勵獨立思考、個人主義、啟發式教育、冒險精神的社會價值導向和教育體系，居功至偉（時代之問：如何才能培養出下一個馬斯克？）。
II：中國不是日本
有日本這樣的前車之鑑，是中國的運氣。更重要的是，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
1、日本在危機爆發前已經是發達國家（人均GDP超美國），城市化程序基本完成。中國才剛達中等收入水平（人均GDP僅為美國1/6、日本的1/3），按戶籍計算的城市化率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多一點。
2、與日本相比，由於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和蘇聯模式脫胎而來，存在大量的體制改革空間。改革可以激發新的增長點，開闢新的增長空間。
3、面對房地產的泡沫化，中國更早認識到了其危害，並開始採取果斷措施。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對經濟干預能力比日本強的多，更有可能阻止房地產硬著陸，實現軟著陸。
4、二戰後，美國在日本長期駐軍，“日本可以說不”僅僅是種理想。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歷史、文化、規模和實力都決定了中國可以獨立自主地決策。
III：中國該怎麼避開“日本陷阱”
1、面對美國的打壓遏制，靠貨幣刺激營造虛假繁榮，是最不可取的“鴕鳥之道”。
2、抑制房地產泡沫的方向是正確的，但要避免用力過猛導致“硬著陸”——牢記“房地產是金融危機之母”。
3、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一定要果斷，不能擠牙膏，浪費政策空間。
4、長痛不如短痛。對於企業、銀行壞賬，要及時清理。
5、警惕“資產負債表衰退”，防止跌入“債務-通縮-停滯”的迴圈。
6、政府投資不能過度迷戀基建，應適時轉向消費和民生。
7、模仿只能帶來階段性成功。缺乏戰略的結果是嚴重內卷的紅海競爭。
8、創新才是走出危機的正確路徑。創業的核心在於企業家精神。改革的目標就是為了繁榮企業家精神。
9、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10、經濟發展不同階段，需要不同的能力。企業和政府都必須與時俱進。
參考資料：
1、王力為、王石玉，“日本經濟30年：教訓與經驗”，《財新週刊》2023年第49期。
2、許小年，“淺析日本失去的30年：兼評資產負債表衰退”，財新《中國改革》，2023年第6期。
3、吳敬璉，“中國從日本經濟經驗教訓中借鑑什麼？”，《泡沫/通縮時期的日本經濟與經濟政策》序言。
劉勝軍@呼倫貝爾大草原
堅持講真話的經濟學家
政治經濟學+大歷史觀
2014 年參加總理經濟座談會
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
致公黨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委員
山東省人力資源發展促進會首席專家
著有《下一個十年》
山東·菏澤·定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