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相信中國經濟將在中長期改革與短期調控的共同作用下，將平穩踏上高質量發展之路
文 | 羅志恆 馬家進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要節點，有必要對一些關鍵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凝聚社會共識，服務國家大局。
我們整理了10個方面的問題，既有經濟潛在增速、宏觀調控思路、經濟發展階段這樣的宏大命題，也有當前經濟執行特點、動能、癥結等市場關切，還有如何提振消費、如何解決房地產困境等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熱點。
1、如何理解經濟的潛在增速？潛在增速能達到多少？
2、有必要轉變宏觀調控思路嗎？如何轉變？
3、2023年經濟執行有哪些超預期？
4、2023年經濟執行總體呈現出哪些特點？
5、當前處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什麼階段？
6、當前經濟執行最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7、後地產時代需要什麼？轉型經濟需要什麼？
8、未來政策空間到底有多大？
9、2024年經濟形勢的動能和癥結在哪裡？
10、如何提振消費？
如何理解經濟的潛在增速？
潛在增速能達到多少？
關於當前中國經濟執行態勢，各方有較強共識，即實際增速低於潛在增速。因此經濟總體處於疫後持續恢復態勢，但由於基礎不牢，潛在增速未完全發揮出來，宏觀調控有必要繼續採取擴張性政策，加快經濟恢復步伐。
然而關於經濟潛在增速的具體水平，專家學者們卻莫衷一是：既有“中國人均GDP距離美國還有很大空間，因此還將保持高速增長”的樂觀派；也有“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資本回報率下降、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困難等導致潛在增速持續下降”的悲觀派；當然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中性派。
潛在增速有一個常見誤區，即常被看作是一個外生變數，存在“宿命論”的傾向。經濟發展水平低就一定能高速增長嗎？非洲的大量貧窮國家以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是警示案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面臨不利因素和增長瓶頸，就不能繼續突破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貢獻過成功經驗。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區別在於：自然科學的預測，正確的會被證實，錯誤的會被證偽；而社會科學的預測，錯誤的可能自我實現（例如銀行破產的謠言導致銀行擠兌），正確的可能自我修正（例如提前預警風險後被妥善化解），人類行為的干預會扭曲原先的發展路徑。
因此，在尊重增速換擋客觀規律的同時，也應適當發揮主觀能動性，將潛在增速推向可能性區間的上沿，達到一個較高水平的新均衡。同樣曾是追趕型經濟體，日韓成功躋身發達國家，而拉美卻止步於“中等收入陷阱”，區別便在於前者相對平穩地實現了經濟轉型升級，後者則發生經濟失速、結構轉型停滯。這提供了重要啟示：要“兩條腿走路”，一是透過中長期體制機制改革釋放增長潛力，二是透過逆週期調控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速，為改革提供良好的輿論環境和資源支援。若能做到這兩點，5-6%的潛在增速是極有可能的。
預計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5%左右，總體上仍將延續2023年的疫後恢復態勢。從動能看，相對確定的是服務業、高階製造和基建投資，房地產在政策作用下預計將逐步回暖，但恢復力度還要看政策的進一步加碼；同時從經濟週期來看，庫存週期大機率已見底回升，從去庫存進入到補庫存對於經濟增長也是積極作用；從基數的角度，2022和2023年兩年平均預計在4%左右，意味著經濟仍未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仍存在基數效應。
當然，2024年仍會面臨一系列風險挑戰：既有人口總量下降等中長期和結構性因素，還有短期的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金融風險、結構性失業等問題，需妥善應對。
有必要轉變宏觀調控思路嗎？
如何轉變？
過去我國宏觀調控的思路是重企業、輕居民，重投資、輕消費。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模式，是由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決定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求加快發展，尤其是透過資本積累和拉動投資快速推升經濟增長，而抓住企業主體推動投資，在政策執行上更加短平快，效果更加明顯，因此從制度設計到地方政府行為都形成了熱衷招商引資、投資飢渴的狀態。首先，對於政府而言，數量較少的團體性的企業相比數量龐大的分散性的居民，更容易對接和督導；其次，單個企業的新增投資遠大於單個居民的新增消費，就像商業銀行更喜歡貸款給大企業一樣，工作量小且業績好。
雖然企業和居民都是微觀市場主體，投資和消費都屬於短期總需求，但相互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其一，企業是要參與市場經濟下的優勝劣汰的，而人（居民）是經濟發展目的與手段的統一。過度重視企業，可能會使本該被市場淘汰的企業成為殭屍企業，並佔用其他企業的資源，造成擠出。
其二，消費是最終需求，投資是派生需求，是為了滿足未來消費所派生出來的。投資短期是需求，中長期會形成供給，以滿足未來的居民消費。如果政策刺激下的當期企業投資與未來居民消費不匹配，短期內投資需求可能會帶動經濟回暖，但未來會因為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而形成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並存的困境。
中國曾在一段時間內處於短缺經濟的時代，因此重企業和重投資，大體上與經濟健康發展和滿足居民消費是一致的。但隨著中國生產能力快速提高併成為世界工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並進行消費升級，再刺激傳統企業和投資已不適應經濟的新發展階段了。這也是當前傳統刺激政策邊際效果持續減弱的重要原因。
政府的刺激政策應逐步向居民和消費傾斜。以居民消費需求引導企業生產和投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浪費財政資金和金融資源。例如，對部分特定群體發放現金補貼推動消費盡快回升，採取中央和地方分地區按比例承擔的方式實施；逐步利用個稅App等建立起補貼群體的篩選機制和基礎設施；進一步最佳化財政支出結構，推動財政支出從以“物”為主轉向以“人”為主的投資，即從基建轉向民生福利支出；透過醫療、教育和養老等財政投入解決居民的後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等。
2023年經濟執行有哪些超預期？
2023年經濟執行出現了諸多預期之外的地方：
其一，房地產下行速度和幅度均超出預期；
其二，社零“報復性消費”和經濟的“報復性增長”僅持續了一個季度，並未出現2022年底公眾和經濟學家預期的“只要疫情放開，經濟就好了”的情景，代之以疤痕效應；
其三，市場信心恢復慢於預期；
其四，一季度擔心的“疫後需求過快上升將引發類似歐美的高通脹”並未出現，反而在6-7月間社會上出現“經濟是否通縮”以及是否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激烈討論；
其五，“中國經濟增速向上、美國經濟衰退”的週期錯位以及相應的“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並未如期出現，持續加息之下美國經濟仍保持一定韌性；
其六，A股並未如預期一般“在經濟好轉、企業盈利改善和信心提振以及外部加息放緩的驅動下實現企穩回升”，反而是總體下行，財富效應低迷、投資者虧損，引發宏觀經濟與微觀感受的背離；
其七，四季度增發1萬億元國債超出市場預期；其八，地方政府債務尤其是隱性債務集中的城投債在上下半年出現冰火兩重天，上半年金融機構唯恐避之不及，下半年卻求之不得。
為何市場預期一致預判失誤？
2023年，主要機構和經濟學家反覆調整經濟預測，因為突發事件而上調或下調經濟預測，一致預期反覆出錯。
全球處於百年未有之變局，地緣政治衝突多發頻發，全球極端自然災害增加，經濟執行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加，這導致線性預測的準確度自然大幅下降。同時，不確定的經濟執行條件下，對政策的依賴明顯加大。但是政策出臺的時機、力度和方式直接影響效果，政策是主動引導市場預期，還是採取“輿論倒逼、被動響應”的碎片式政策，都將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而這些是預測所難以考慮到的。
為何沒有出現市場期盼的強刺激？市場期盼放水大水漫灌，但政策並未出現。
首先，我國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啟動了大力度的基建、房地產刺激計劃，導致緊隨而至的產能過剩、槓桿高企、房地產庫存高企、房價暴漲加劇貧富分化並抬升製造業成本等，經濟陷入“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如果此時再度強刺激，後續存在仍將產生新的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風險。
其次，高質量發展階段更加重視經濟結構的最佳化，尤其是高技術領域的生產和投資，而近年來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新三樣”出口一直增速較高，高技術服務業和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增速高於總體投資增速。
最後，當前經濟更加複雜，每項政策都要權衡利弊，而不宜貿然推出，中國經濟已經度過了一個政策包打天下的時期。比如，物價水平持續下行甚至同比為負，導致實際利率上升，合理的政策是降息，但是在銀行淨息差持續收窄的背景下，降息可能導致商業銀行金融風險；同時，降息可能導致產業結構惡化，因為一部分殭屍企業繼續獲得融資支援。再比如，大力度的財政刺激，必然進一步推升債務；進一步大力度推出減稅降費規模，邊際效應持續遞減，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限。
市場期盼給老百姓發錢就能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事實上，政府是不創造收入的，政府發錢的資金要麼源自當期的增稅，要麼是源自當期的發債、也就是下代人的稅收。認識到這點後，恐怕市場預期也過於樂觀了。當然我們不是反對給居民發補貼的動作，而是提出政策傳導以及效果可能未必如樸素認知，以及政策實施是有成本的，必須權衡利弊。再比如，對於地方債務問題，面臨救與不救的兩難問題，實際上背後是如何處置系統性風險與道德風險的兩難問題，事情並非“非黑即白”。逆週期調節的力度應該有多大，小了作用不明顯，大了又可能引發經濟結構惡化，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2023年經濟執行總體呈現出哪些特點？
2023年中國經濟執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復，一季度開門紅、二季度有下行壓力、三季度逐步恢復，四季度有所延續。
總體上看，體現出三個核心特點：其一是結構性恢復，而非全面恢復；其二是不穩定的恢復，內生動能相對不足，外部影響對經濟平穩執行產生較大影響；其三是名義增速低於實際增速，導致宏觀資料與微觀感受背離。
其一，當前經濟的結構性恢復，主要是靠服務業、高階製造帶動，但是房地產、金融業、網際網路平臺經濟等仍受到一些衝擊。因此就業也是結構性的，服務業和基建投資帶動農民工就業形勢好轉，但青年就業壓力較大。之所以會出現結構性恢復，還在於2023年是疫後恢復的第一年，疫情期間壓制的聚集性服務業有個反彈式的增長；而其他產業諸如房地產在供需形勢逆轉的基礎上又疊加預期不振引發了房地產銷售、投資持續下行等。
其二，當前經濟恢復是不穩定的，因為內生動能不足，表現在消費、製造業投資恢復不足，受外部變化的影響會比較大，外部環境變化會導致經濟執行的波動加大。比如2023年中國出口與韓國、中國臺灣、越南的出口節奏相對一致，這跟全球經濟執行節奏有關，說明外部環境仍較大地影響到中國經濟執行。
其三，名義增速低於實際增速，導致居民收入增速、政府財政收入增速、企業營業收入和利潤增速偏低，產生了宏觀與微觀感受的背離。前三季度實際GDP同比增速5.2%，名義增速只有4.9%。
當前處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什麼階段？
經濟增速受到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中長期趨勢，也稱“潛在增速”或“增長中樞”，例如改革開放和加入WTO後中國經濟的飛躍式增長，抑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中樞下移的增速換擋；二是短期波動，也稱“經濟週期”，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疫情衝擊下的經濟走弱，抑或“四萬億投資”強刺激後出現的經濟過熱。
當前中國經濟又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中長期和短期的雙重“新三期疊加”，承受更大壓力的同時，也獲得蛻變昇華的重大機遇。
第一，中長期面臨的“新三期疊加”包括：累積問題化解期、新興動能培育期、經濟轉型陣痛期。
累積問題化解期是指，此前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其積極作用逐漸減弱，負面影響愈加突顯，例如人口紅利、房地產野蠻生長、地方政府舉債投資等，都曾為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當前卻出現人口總量減少、老齡化加劇、房地產發展舊模式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上升、公共服務存在短板等一系列問題。
新興動能培育期是指，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新動能的支撐，例如從投資為主轉向消費為主，從傳統產業轉向高科技產業，從關鍵領域被“卡脖子”到補鏈強鏈、自立自強等。
經濟轉型陣痛期是指，累積問題的化解和新興動能的培育並非一蹴而就，需要一個過程，期間可能面臨經濟轉型的陣痛，例如新舊動能未及時接續，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創新驅動的產業發展相比債務驅動的規模擴張，難度更大、風險更高，且短期收益可能不太顯著；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新公司與新崗位不斷湧現，但也伴隨著舊公司與舊崗位的消失等。
第二，短期面臨的“新三期疊加”包括：疫後經濟恢復期、市場信心重塑期、宏觀政策最佳化期。
疫後經濟恢復期是指，居民消費、企業投資等仍未恢復至疫情前的趨勢水平，部分群體的處境還需經濟持續恢復來加以改善。
市場信心重塑期是指，當前微觀主體預期和信心仍較低迷，對經濟平穩恢復形成嚴重製約，要重新激發微觀主體活力。
宏觀政策最佳化期是指，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邊際遞減，需要進一步調整最佳化，有效刺激經濟增長。
根據丁伯根法則，針對多個政策目標，需要多個相互獨立的政策工具。中長期和短期的雙重“新三期疊加”，需要中長期體制機制改革與短期逆週期調控的協調配合。前者包括財政體制改革、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公共服務補短板、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等；後者包括中央政府加槓桿、財政政策從重投資轉向消費投資並重、房地產政策調整最佳化、金融更好支援實體經濟發展、活躍資本市場等。
經濟恢復是一個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過程，相信中國經濟將在中長期改革與短期調控的共同作用下，乘風破浪、穿越週期、平穩踏上高質量發展之路。
當前經濟執行最需要解決什麼問題？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微觀主體信心不足。
居民沒有充足的信心去消費、購房，而是增加儲蓄預防風險；
企業家沒有充足的信心去新建工廠、擴招員工、開拓市場，而是收縮戰線謀求生存；
地方政府沒有充足的信心去發展當地經濟，而是少做少錯以圖免責。
微觀主體信心低迷將拖累經濟恢復，要加大力度穩定預期、提振信心。最直接的方式是讓居民和企業短期看到經濟、金融有起色，錢壯人膽，居民就業和收入好轉，企業營收和利潤改善，消費和投資自然也會活躍起來。
但是最關鍵的還是要重塑激勵機制，讓社會有穩定的預期，不焦慮。改革開放的成功秘訣就是讓所有人相信“奮鬥改變命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農民越辛勤，收穫就越多；市場化經濟下，企業家敢拼敢闖，便能創造更多財富；GDP錦標賽下，地方官員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就有更多升遷機會。
居民方面，重要的是向上有希望、向下有保障，促進機會公平、防止階層固化，加強勞動保障、進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真正做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企業方面，要讓其吃下“定心丸”，看到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制度的完備性、法治的徹底落實、理論和認知的重大突破。最佳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地方政府方面，要樹立正確政績觀，當前已不再“唯GDP論”，有了更全面的考核標準，但需配以盡職免責，否則問責泛化會導致行為避險化、風險最小化，不利於地方各項工作任務的開展。
後地產時代需要什麼？
轉型經濟需要什麼？
經濟發展的本質其實很簡單，就是生產如何滿足消費，先是數量上的滿足，再是質量上的滿足，螺旋式上升。
數量的擴張較為簡單，債務驅動、規模複製，因此該階段增速較高；質量的提升則較為困難，創新驅動、產業革新，無法短期提速；然而一旦度過質量提升的瓶頸期，增速又將企穩回升。投資是生產擴張的必要步驟，目的是滿足未來的消費，如果擴張的產能與未來消費需求不匹配，就會出現產能過剩與消費不足並存。
過去二十餘年的房地產發展舊模式，就是在我國住房嚴重短缺的時代背景下，房地產業野蠻生長、規模擴張的過程，客觀上滿足了大量人群的住房需求，併為城市建設籌集了資金，當然也引發了房價上漲過快、部分房企債務風險暴露等問題。
當前我國住房問題已從全面短缺轉向結構性短缺，一是人口流入地區住房不足，人口流出地區住房過剩；二是高質量住房不足，低質量住房過剩。
因此“後地產時代”具有兩層涵義：
第一，簡單擴張、高速增長的舊模式已經過去，要接受現實；
第二，降速不是失速，住房結構性短缺意味著巨大的增長潛力，要妥善解決無效供給過多和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
房地產新舊模式轉換隻是我國經濟轉型的一個縮影。過去經濟高速增長，一是中低端供給的快速規模擴張與居民巨大的需求缺口之間的匹配，二是國內廉價勞動力、土地成本與發達經濟體中低端產業轉移之間的匹配；當前經濟增速換擋，一是居民需求從數量轉向質量，供給也應隨之轉型，二是中低端產業轉移至其他成本更低的國家，我國產業需要向價值鏈高階轉移。
對於後地產時代和轉型經濟需要什麼，最樸素的回答是：老百姓需要什麼房子，就造什麼樣的房子；哪些產業最有市場前景和競爭力，就發展哪些產業；轉型的道路可能曲折坎坷，邁過去之後便是新的風景。
未來政策空間到底有多大？
未來財政政策的空間還是有的，因為赤字是流量，債務是存量，還本付息才是真正約束。
財政空間取決於經濟性質和貨幣金融環境等因素，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天然可以舉借更多債務；同時，當前我國貨幣金融環境總體穩健寬鬆，有利於配合財政發債、壓降舉債成本，需要防範的是無序擴張、無效投資、期限結構錯配的債務。
無需動用發達經濟體的零利率、負利率、量化寬鬆（QE）、收益率曲線控制（YCC）等非常規政策，我國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的空間仍較為充裕，降準、降息、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均彈藥充足。然而寬鬆貨幣政策也要考慮對通脹、匯率、金融風險等的負面影響。
儘管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理論上較為充足，但實際上受到兩大因素的限制：一是舊有觀念的制約，例如3%赤字率的警戒線，既缺乏理論和科學依據，也早已被歐美髮達經濟體所拋棄；二是多目標制的限制，我國的宏觀調控目標包括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金融穩定等，目標之間可能存在衝突，導致政策工具推出較為審慎。
因此有必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突破不合理觀念的束縛，實事求是地發揮財政政策作用，赤字率該破3%就破3%；運用多個政策工具來實現多個政策目標，不要對單一政策工具寄予太多期望，能夠發揮其主要作用即可，負面影響可以透過配套工具來予以對沖和消除，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
2024年經濟形勢的動能和癥結在哪裡？
預計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5%左右，總體上仍將延續2023年的疫後恢復態勢。
從動能看，相對確定的是服務業、高階製造和基建投資，房地產在政策作用下預計將逐步回暖，但恢復力度還要看政策的進一步加碼；同時從經濟週期來看，庫存週期大機率已見底回升，從去庫存進入到補庫存對於經濟增長也是積極作用。
從基數的角度，2022和2023年兩年平均預計在4%左右，意味著經濟仍未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仍存在基數效應。
當然，2024年仍會面臨一系列風險挑戰：既有中長期和結構性因素，還有短期的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金融風險、結構性失業等問題。房地產是決定明年經濟能否恢復到5%以上的關鍵。
2023年房地產形勢仍偏低迷，體現在房地產銷售、投資和價格持續下行，土地溢價率下降，房地產企業經營困難；政策有效果，但不及預期，同時城市間分化明顯。
從節奏看，一季度開門紅小陽春、二季度下行壓力，7月醞釀政策，8月出臺，9月一個月好轉，10月、11月形勢繼續下行。
從價格看，二手房價格持續下行，10月房價加速下行，70個大中城市、北上廣深環比都負增長。截至10月底，在70個大中城市中，二手房價上漲城市數量僅有2個，下跌67個；新房上漲城市僅有11個，下跌城市有56個。
從銷量看，今年1-10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7.8%，跌幅連續6個月擴大。
房地產銷售為何不及預期？
一是房地產供需形勢逆轉，人口見頂回落，總量和結構都不利於房地產發展，影響到預期的變化，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問卷調查，預期房價上漲比例在二季度末為15.9%，為2018年二季度以來的相對低點。
二是宏觀環境不確定性導致居民收入和購買能力受到衝擊，居民個貸餘額同比為負，居民槓桿率在2020年三季度後，不再加杆杆，槓桿率保持在62-63%。
三是房價下跌引發謹慎購買行為，基本上消滅了投資性需求。
四是部分一線城市仍存在限購政策，導致購房群體持續觀望情緒。
五是房企出現風險，部分爛尾樓導致購房者對新房的信心不足。現房銷售好於期房。前10個月期房銷售同比降11.4%、現房銷售同比增21.9%，期房銷售面積期房偏好降低顯示居民對交付風險擔憂、房價預期偏負面。佔比82%，較去年同期將4.3個百分點。
2024年房地產形勢可能有所回暖，但取決於政策力度，預計銷量在4月份見底回升。政策應對有三個目標：穩房價、促需求、保供給。第一，供給端保交樓，調整考核機制，避免房地產暴雷的硬著陸，鼓勵房地產行業內部併購重組，穩住信心與預期；第二，需求端，大幅降低改善型住房門檻，大幅下調二套房首付比例，放寬非普住宅認定標準；第三，取消限購或者增加購房人群資格，根據社保年限賦予一定購房資格，增加剛需人群，主要是有需求但無購房資格人群；第四，一線城市要推出優質地段，提高市場熱度；第五，收儲部分低能級城市的住房。
如何發展保障房解決房地產困境？
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在於改革，房地產的未來也在於改革，這源於供需形勢的根本性改變，即人口總量與結構的深刻變化與房地產供給之間不匹配。
房地產的主要任務從高速發展階段解決“有沒有”的問題，轉變到高質量發展階段解決“好不好”的問題。同時，房地產發展至今，房價高企，導致部分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越發凸顯，憑藉工薪收入難以獲得住房，不利於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因此在目前租賃型保障房的基礎上發展產權型保障房十分必要。房地產的發展不能只有商品房的市場軌，還要有保障房的保障軌，雙軌並行既能發揮出市場的激勵約束作用，又發揮出政府的託底作用，實現在房住不炒大勢下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實現多層次的住房供給結構和供給體系。
當然這種體系的執行需要注意以下方面，不能讓好心辦壞事：
一是雙軌並行要避免套利、避免陷入福利陷阱，市場軌的激勵約束仍是基礎，保障軌是重要補充，且保障軌要封閉執行。雙軌並行的前提仍是要充分發揮出市場軌為廣大居民提供品質更高、環境更好、綠色和科技屬性更強的住房；保障軌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當前財力大幅舉債提高保障房標準的，避免走向福利陷阱，從而弱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封閉執行從而避免套利是極為重要的。
二是產權型保障房的戶型、面積設計等要與商品房有明顯差距，促進篩選出真正的需求者，確保正向的激勵機制依然生效，避免逆向選擇，實現“保障房保基本、商品房重品質”的目標。保障房的初衷是保障基本，不能脫離這個目標。
三是資金來源方面要透過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資，否則地方政府既無積極性、又無足夠財力推動保障房落地。當前地方財政形勢處於緊平衡狀態，房地產市場低迷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行，地方債務風險進一步導致地方財政執行困難。此種情況下，如果中央不出手，則保障房極可能是美好的理想，很可能在指標壓力下地方政府在偏遠區域建設保障房，導致新的浪費和無效投資。因此中央和地方分地區按比例承擔是較好的選擇，對於西部地區由中央承擔80%、地方承擔20%，中部地區由中央地方分別承擔50%，東部地區由中央承擔20%、地方承擔80%。
四是以發展保障房為契機，推動流動人口的醫療、教育等事權和支出責任配套改革，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新市民、新青年進了城、住得下，才能夠真正帶動消費，促進我國經濟從投資轉向消費。由人口流入地政府提供醫療、教育和養老等公共服務，中央政府予以相應轉移支付支援。
五是關於誰來建設的問題，央企國企、民營房地產開發企業均可承接保障房專案建設，一視同仁開放，採取保本微利原則競價。
六是對於超大特大城市的房地產處於供不應求的形勢，保障房可透過開發建設的形式提供；但是對於中小城市和低能級城市面臨房地產庫存高企，有必要透過財政資金收儲部分商品房作為保障房，以消化部分庫存，各地不搞一刀切。財政資金收儲必須經過論證，終身追責。
如何提振消費？
消費主要取決於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因此要解決消費問題必須處理好這兩個問題。財政資金可從短期和中長期兩個維度出發，支援擴大消費。
從短期看，市場寄予厚望的發放消費券或者現金補貼的方式能夠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這種方式可以在短期內提高居民購買力，可以適當推出且最佳化實施方式。對部分特定群體發放現金補貼推動消費盡快回升，採取中央和地方分地區按比例承擔的方式實施；逐步利用個稅App等建立起補貼群體的篩選機制和基礎設施。
當前我國低保覆蓋較為完善，因此尤其要關注三個群體：
（1）低保臨界線以上、社平工資以下的城鎮低收入群體；
（2）低保臨界線以上、社平工資以下的農村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老人群體；
（3）失業大學生群體。鑑於當前在實操層面持續面臨難以精準補貼的問題，當前有必要儘快建立補貼群體篩選的機制和基礎設施，可利用個稅App平臺申報個人收入，即使不需繳納個稅也鼓勵申報，作為直接補貼的依據，這樣就可以根據收入分佈及標準動態篩選出補貼群體。
要從根本上解決消費不振的問題，則要從中長期的制度變革出發，尤其要發揮財政在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分化程度、財政支出結構最佳化等方面的作用。
其一，要改革政府、企業和居民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分配佔比。完善農民的社會保障，降低農民對土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的依賴程度，進而促進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提高農民、進城農民工的財產性收入，同時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步伐，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
其二，透過稅收、社保二次分配和鼓勵慈善捐贈等第三次分配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分化。有必要推動個稅從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徵收模式走向綜合徵收，避免勞動與資本所得的稅率差異，同時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嚴格徵管與處罰力度；根據房地產形勢在整合相關稅收的基礎上，擇機推出房地產稅；有必要加快研究探索遺產稅和贈與稅。
其三，進一步最佳化財政支出結構，推動財政支出從以“物”為主轉向以“人”為主的投資，即從基建轉向民生福利支出。透過醫療、教育和養老等財政投入解決居民的後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
政策建議
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繼續最佳化房地產政策、將提振市場主體信心和解決就業置於更高的位置，推出一攬子舉措提振市場信心。
第一，建議財政赤字定在4%左右，專項債規模與2023年大體持平或略增加，對外釋放積極訊號。財政政策的資金應該兼顧擴投資和促消費，注重對三類人群（失業大學生、低保以上但社平工資以下的城市低收入群體、低保以上但社平工資以下的農村低收入群體）的補助，凝聚人心、提振消費。不宜繼續出臺新增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延續、完善既有減稅政策並逐步迴歸正常，要更加精準有效，推動減稅降費從數量規模型轉到效率效果型。
第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配合，維持穩健偏松的力度，結構性貨幣政策在“保交樓”“科技創新”上要進一步發力。
第三，房地產政策在構建新發展模式的基礎上，有三大核心任務：保供給、促需求和穩房價，放開限制性措施，推動相關住房需求釋放。
其一是供給端保交樓，落實金融機構對房企支援的“三個不低於”，適當調整對金融機構的考核指標，避免房地產暴雷的硬著陸；
其二，鼓勵房地產行業內部併購重組、化解風險，避免爛尾對信心與預期的衝擊；
其三，需求端，大幅降低改善型住房門檻，大幅下調二套房首付比例，與時俱進放鬆非普通住宅認定標準從而從事實上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傳遞穩樓市的強烈訊號；
其四，取消限購或者增加有購房需求人群的名額資格，例如根據一定的社保繳納年限，釋放有需求但無購房資格人群的剛需；
其五，一線城市要儘快推出優質地段建設高品質住房，如此才能穩住房地產價格並激發居民購房熱情，穩定房地產信心和熱度；
其六，一線城市加快開發建設保障房，對於低能級城市則由財政收儲部分商品房轉化為保障房；
其七，從長期看要構建以人口為中心的土地供應模式。
第四，注重提振就業、提振信心，將提振市場主體信心作為一項任務目標提出來，類似這些年的就業優先政策，並出臺一些務實舉措。
當然，我們最期待的是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尤其是加快推動市民化程序。以保障房建設為契機，進一步解決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問題，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50%以上，縮小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差。當進城農民工、青年在城市紮根了，才能夠真正擴大消費，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