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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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人物是來自南京赫賢學校的七位青年教師，譚思琦，吳師彤，許玲玲，杜家媛，王瓊，宋蕾，封雪，關於他們的故事，我們將講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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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發於《當代教育家》雜誌
202310期·封面人物
南京赫賢學校 杜家媛
杜家媛教育理想的昇華，來自在墨西哥遭遇的一次搶劫。
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杜家媛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2018年前往墨西哥參加國際比較教育年會。當地治安混亂，公交司機和劫匪串通作案。一夥劫匪持槍登車，從車頭搶到車尾，大概不願多生事端，劫匪放過了杜家媛和同車的幾位中國人。
“教育不是孤立的事業，它與政治、經濟、社會治理息息相關。比如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地區，孩子們連過幾天太平日子都不容易，理想教育只能是一紙空文。”驚魂未定的杜家媛，忽然對教育有了新的感悟，“等我當了老師，一定要讓學生們看到世界的參差多型。”
在美國的幾年裡，杜家媛曾經前往普通公立學校助教，也研究過國際教育發展，接觸過世界各國的學前教育、特殊教育樣態，也參與舉辦過國際教育論壇。有趣的是，眼界越廣闊，她“做個語文老師”的職業理想就越堅定。“我希望學生能知道這個世界是如何執行的，並用母語、用本土文化擁抱世界。”杜家媛後來說。
歸國後，杜家媛接到了不少國際學校的橄欖枝，一番考察後，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南京赫賢學校。理由很簡單，她想做語文老師，而赫賢的全課程是她見過最紮實、最本土也最國際化的課程體系。
這位“非典型語文老師”就此開啟了教育之旅。
“我有位朋友，受聯合國委派，調研非洲某個地區的教育。那段時間，當地沒有戰亂，人們也能吃得上飯，上得起學。但她發現，很多小學生上著上著課就出學校了，第二天再回來上課；還有很多學生乾脆中途退學。為什麼會這樣呢……”五年級的一堂課上，杜家媛娓娓道來。
繁星教室的孩子們既震驚又好奇，議論紛紛：
“小朋友怎麼能不上學呢？”“可能是因為不喜歡老師，同學？”“是不是學校太簡陋了，他們不適應？”“是家裡不讓上學嗎？但他們為什麼第二天又回來呢？”……
杜家媛揭示了答案——缺少乾淨的水資源。
孩子們更納悶了，缺水和輟學有何關聯？杜家媛接著播放了影片記錄。原來，由於氣候乾旱，這個村莊周圍的水源漸漸枯竭。一個家庭裡，通常是父親幹農活、養牲畜，孩子跟著媽媽頭頂水桶，長途跋涉去打水，有時運氣不好，他們甚至每天要走幾十公里，才能運回一桶乾淨的水……
孩子們發現，原來在遙遠的地方，與他們同齡的孩子們過著他們完全無法想象的生活。課程的驅動性問題就此誕生：如果你是聯合國調查專員，經過實地調查，你能為當地孩子們做些什麼？
聯合國、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等等話題，距離學生們還有些遙遠。杜家媛展示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以及一系列關於環境變化的資料。孩子們讀著“無貧窮”“優質教育”“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應對氣候變化”等內容，開始思考它們之間的聯絡，讀出資料背後的宏大背景。“保護環境刻不容緩”很快成了班級共識。
但只有“刻不容緩”的情緒還不夠，同學們需要的是技能。杜家媛帶著孩子們閱讀事實和資料，練習用“結論+事實/資料”的方式組織觀點，建立觀點之間的邏輯聯絡，系統輸出自己的想法。圍繞全球變暖這個話題，同學們做出了幾十張論據充分、設計精美的海報。
接下來，大家又把視野聚焦到每個地理單元，成立了“極地調查員”“美洲調查組”“中國華東地區資料搜查組”等研究小組，蒐集區域氣候變化事件，進而梳理它們之間的聯絡。
杜家媛則擔任“資料質檢員”，拿出讀碩士期間做資料分析、實地調查的勁頭，審讀、詰問學生們的論據，讓他們一步步拿出更有說服力、更契合主題的資料。
比如某組研究區域極端天氣，提交了一條該區極端天氣的百度新聞，文字和照片都很生動，但杜家媛反覆追問：“新聞是什麼時候的？有沒有資料支援？資料來自哪裡？”經過了多輪嚴格的資料過濾，他們最終拿出了中國氣象局的氣溫、降水資料，為觀點提供了最具說服力的佐證。
“全課程老師不是單一的語文老師，我們的教學行為要指向學生核心素養，比如寶貴的資訊素養，就是這樣訓練出來的。”她說。
各組的研究視角投向整個世界，這些資料和推論彙集起來，就是全球環境惡化的真實情況。
氣候變化與我們每個人有什麼關係？杜家媛引入了“碳足跡”的概念，一個人的碳足跡，可以理解為衣食住行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總和。聯合國倡導關注氣候變化的行動之一，就是計算碳足跡。孩子們紛紛回家，記錄家庭的日常消耗，從水電煤賬單到機票高鐵票，再到肉蛋奶消耗，把這些柴米油鹽抽象成資料，輸入碳足跡計算工具，就能得到一個家庭的碳足跡，以及需要種多少棵樹才能中和這些碳排放。
結果有些觸目驚心，有些全家在本地居住，生活簡單的家庭，每年要種幾十棵樹；而有些旅行、因公出差多的家庭，則要300棵樹才能平衡碳排放。不用杜家媛引導，孩子們紛紛拿出了行動方案，有的做海報，寫倡議書，有的回家要求爸媽節水節電，多坐地鐵少開車。
杜家媛說：“最初我想做的是氣候與環保課程，但大家都叫它‘聯合國課程’。因為這個課程不僅帶給學生知識與技能，更拓寬了他們認知的邊界，帶來了一種思維方式。魯迅說，無窮的遠方，無盡的人們，都與我們有關。我想，課程結束後，孩子們會更好地理解這句話。”
“過去的四年級裡，你做得最彆扭、最遺憾的課程是什麼？”
繁星教室的杜家媛，和飛鳥教室的王瓊給出了相同的答案——人物傳記課程。
這個課程並不複雜，是杜家媛和王瓊基於全課程四年級“英雄的旅程”專案的探索。兩個班的教學教研、課程設計基本一致，讀完李白的詩文和故事，王瓊靈光一閃：“不如我們讓學生重走某個人的旅程，寫一篇傳記吧。”
於是她們從李白的故事入手，帶學生了解何為傳記，傳記要包含哪些要素，什麼是生平簡介、大事年表。最後，請同學們選取感興趣的人物，瞭解他（她）的故事，寫一篇傳記，最好包含大事年表和幾個經典故事，再配上插畫，做一本小書。
問題在於，對四年級的孩子而言，蒐集資料寫出人物傳記，實在是個不小的挑戰。寫《李白傳》的學生情況稍好，畢竟有先前的課程積累。但有人把興趣投向了杜甫、埃隆·馬斯克甚至蔡徐坤，又分不清傳記與小說的區別，寫起來就要大費周章。即使杜家媛試著干預、引導、補救，最後的作品展仍然頗多瑕疵。
就在杜家媛覆盤“是課程節奏太快還是開展太早”時，傳記課程被學生們票選為“本學年最精彩課程”，甚至得票過半。大家的理由很簡單，“寫的過程很開心，很好玩”“搞懂了原來不瞭解的人物，特別有成就感”……
老師自己覺得不滿意，為什麼孩子卻非常喜歡？這引發了杜家媛反思：“這個課程無疑是任務驅動的，但如果只以最後的產品評價課程效果，顯然就忘記了課程的起點和終點——兒童！要讓學生永遠站在課程的中央，學生在掌握、運用知識的過程中獲得的成就感，更加珍貴。”
五年級的“聯合國課程”結束前，孩子們深受碳足跡的震撼，紛紛提出“要做一個種樹活動，讓大家都多多種植才行”。杜家媛便與大家頭腦風暴，設計了“種子盲盒”活動。孩子們一方面把課程中學到的常識編成題目，組織知識競賽；另一方面回家蒐集各類種子，寫下它們的養護方式，做成盲盒獎品。
這個活動並不需要額外的巧思，卻極受小學生們歡迎。前來答題的學生絡繹不絕，很快將40個種子盲盒悉數贏走。如今已經有不少花草在各家生根發芽，同樣開枝散葉的，還有課程營造的環保理念。
杜家媛又有了新感想：兒童視角下的“好玩兒”，有時成年人難以揣度。而這份興致與童心，應該成為課程最重要的驅動力。
在一個個專案學習中，杜家媛不斷為學生們引入新工具、新挑戰，讓他們與古今中外的人與事產生聯絡，看到世界的無限可能，進而走向人生的星辰大海。這也是她回國從教的初心。
“而我也在專案中收穫了成長，每次與學生的思維碰撞，都會讓我的課程理解更加深遠。也許，孩子們也在帶我駛向教育的星辰大海。”杜家媛的眼中星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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