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因為網癮而厭學、休學的孩子，家長們往往是無可奈何、不知所措——話說重了，怕孩子做出更極端的事情，話說輕了，壓根兒起不到作用。
陶樂茜有十多年支教經驗，服務了2000+名困境青少年，她曾因為高中時高壓的“衡水模式”而厭學，從而發起了一個服務休厭學青少年的機構“友feng營”。
工作中，她遇到過學生為了拿回被沒收的手機半夜翻牆來“偷”，遇到過跟老師起衝突要打人的青少年，也遇到過因為追星、遊戲、網路、二次元等各種原因厭學休學的同學。
從一名厭學的中學生，到服務休厭學青少年多年，她想告訴家長們的是，“成癮”是果不是因，孩子們沉迷在螢幕中的世界，絕大多數情況是真實生活中的需求沒被滿足。
陶樂茜高中就讀於一所“衡水盟校”——由衡水中學相關人員指導學校的體系與架構建設，在對學生管理和教學方面複製大家熟悉的那套衡水模式。
例如學生跑操必須跑成正方形，跑的時候每個人手上必須拿著單詞本大聲背誦單詞；每個班都有非常“狼性”的班級口號，比如“提高一分，幹倒千人”；學生根據成績決定走教室前門還是後面......
人類學家項飆在近期一次訪談中提出了生命有“間隔”，人才有生命力。
學校透過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絕對控制，基本把每一個流程做什麼事情全部規定好。並透過儀式給考試製造神聖感，讓學生覺得考試就是他生命當中最重要、最嚴肅的事情，不讓他們跟這個事之間產生間隔。
在陶樂茜高中的學習氛圍中，考試與分數是唯一重要且神聖的東西。
有同學在校外補習班從樓上墜亡，補習班老師的第一反應是讓大家別看熱鬧了，趕緊回教室繼續學習。回到學校後，有老師談及此事的反應是“還好是在學校外面發生的。”
從那之後，陶樂茜患上了嚴重的恐高症，普通的爬山也會讓她喘不上氣，身體原地癱軟下來。
“恐高症也是一種焦慮，這也是身軀意識。”如今回想起來，她後知後覺地察覺到了不少當初自己可能有抑鬱傾向。
比如考試前總會拉肚子，或是每天早上起床的那一刻總是伴隨著絕望感。“現在很流行一個詞叫‘死感’，就覺得活著究竟有啥意思，為什麼要上學。”
那會兒的家長好像並不太能理解孩子的種種狀況，陶樂茜告訴父母自己在學校遭受到的校園欺凌，以及身體上的不適感，提出想休息。
但父母就一個態度：等高考結束就好了。
“父母很愛我，但是對心理健康也缺乏概念，覺得也許考上大學就好了。但是考上大學也並不好，因為父母選的專業土建工程管理我並不喜歡。”在陶樂茜看來，父母在面臨矛盾和人際衝突時的模式是躲，是息事寧人，所以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也沒有學會更有力量地去保持邊界。
身體的不適疊加心理的厭倦，在就要覺得自己被“卷”廢了的時刻，一群來支教的大學生改變了陶樂茜狀態。
這群大學生就比高一的陶樂茜大幾歲，他們在這所高壓的學校辦文藝活動，做素質拓展，讓學生們自己去組織活動、辦晚會。
一名支教的大學生在支教過程中，發現了陶樂茜很擅長組織活動。
“他說我身上有個優點——喜慶，別人誇小姑娘都是‘長得真漂亮’，怎麼到我了這成了長得真喜慶。”但越往後，她慢慢理解了喜慶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天然的親和力，別人願意相信我，願意和我傾訴心事。”
支教的時間只有不到十天，但也正是這幾天的經歷讓她的症狀有了緩解，並看到了原來高中生活可以有其他的模樣，原來自己身上也有與學習與成績無關的特長。
回想起高中的生活，陶樂茜依舊不理解這種將學生成績與人格掛鉤的教育模式，也覺得有些諷刺——儘管學校複製了“衡水模式”，但學生的成績、學校的升學率也沒上去。“幾年後，這場實驗被認證是失敗的。”
因為自己在被支教時獲得了力量，在大學和工作期間，陶樂茜都堅持支教工作。
進入大學後，或許是剛從高中的高壓氛圍中走出來，她沒什麼所謂的興趣，唯一報的社團就是支教社團。
她就像自己高中遇到的那群大學生一樣，給學生們帶去學校中沒有但又極其重要的東西。比如藝術創作，比如素質拓展，比如心理療愈。
在家訪環節，她和團隊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給父母誇他的小孩，誇他們身上有哪些很少被看見的優點。
“長期做這件事還是有無力感，你會發現學生們遇到的困境已經遠遠超過了教育的範疇，它背後牽扯了經濟、政策等很多東西。我們大學生支教的時間很短，如果去講有哪些問題，要怎麼去改變，相當於撕開一道傷疤，但又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縫好它，會造成次生傷害。”陶樂茜說到。
畢業後，為了生存的陶樂茜進入了北京一家大廠工作。
彼時的大廠是很光鮮亮麗的，公司福利薪資水平高，辦公環境好，能讓一名剛畢業的打工人在北京過上還算體面的生活。
但工作時間越長，她越發現自己與公司所追尋的價值觀的差異。
“領導覺得好的東西，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是最終的轉化。我是不是又回到高中那種全然以分數為標準的時代？”這讓陶樂茜思考，如果只追求所謂的資料，那最終的結果是不是像當時那樣消耗光每一個具體的人？
她開玩笑道：“畢業就去大廠上班特別像是那種著急相親，然後遇到了條件還不錯的物件，就先處著。但處著處著發現彼此的確不合適。”
工作上的kpi沒辦法驅動她內心，她坦言，寫出一篇三萬、五萬、十萬閱讀的文章所帶給他的成就感，不及她在工作之餘兼職支教時學生們給自己的反饋。
在和孩子們相處的過程中，能很明顯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工具性減少了，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去感受。
她也開始問自己，從一個差點被“卷”廢的狼性學校，到一個自上而下都有嚴格kpi的狼性公司，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嗎？
“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當然要付出很大代價，於我而言就是放棄高新穩定的收入。”人在做擰巴的事情時，身體一定會出問題。她當時也常常生病，陷入焦慮、內耗的情緒中。
當下她便對自己做出了評估，如果沒辦法繼續在原有的軌道中行走，不如先停下來。
2019年，陶樂茜決定辭職。
辭職後的她先去禪修了一個月，一個月時間裡刷過馬桶，做了很多“雜活”。
也偶然在這裡接觸到教練，教練老師鼓勵她：“你是天生吃這碗飯的人，只需要更多結構化訓練即可。”在接下來的支教中，她把教練的理念應用其中。
在一次支教結束後，她偶然在大理待了一個月。在大理，她遇到各種各樣的“奇奇怪怪”的人，他們活得非常的不符合主流價值觀——沒有35歲焦慮，沒有嚴苛的kpi，沒有什麼年紀該做什麼事的規矩。
在她以前的生活中，當下階段有哪些任務要完成是一件十分明確的事情。
但這次旅行中，出現了很多中年轉型的人：一名40歲的警察，辭職來學一門手藝，目標是50歲入門，80歲成才。“在慣有的價值觀裡，50歲已經開始計劃退休，準備帶孫子的老年生活了。”
這讓她具體地感受到了，人生無論哪個階段都有無限可能。
2020年，有著多年支教經驗以及接受了多年心理諮詢的陶樂茜，開始嘗試全職做青少年兒童心理服務相關的工作。
去年，家中老人去世，讓她突然感到自己想要某個屬於自己的“作品”。恰好，有三位熟悉的家長看見她大理的生活狀態後，不約而同地問詢問，是否可以讓家裡有厭學情緒的孩子跟著她在大理生活一段時間。
這是陶樂茜創辦友“feng營”的起點，曾經大學的工科學習經歷、媒體實習經歷，畢業後的大廠工作經歷所收穫的能力都在如今發揮了作用。“人生沒有白走的路。”
那會兒，成都天氣冷，也不怎麼出太陽，但大理氣溫與陽光都還算友好。“孩子們也能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去和不同的人對話，去感受生命力。”這樣，便有了“友feng營”的第一次大理研學。
她針對青少年和家長做了兩款海報，家長的痛點在於讓孩子透過療愈減少手機依賴，找到融入真實生活的方法。
但對孩子們，海報的重點則是放鬆生活，藝術創造——先從緊繃的狀態鬆下來，讓對話自然的發生，讓心理療愈自然地發生，不會讓孩子覺得生硬/突兀/“被治療”。
在這段時間，孩子們一起做飯，運動，爬山，裝飾大家的住所，接受性教育課程。
她也鼓勵大家把追星、二次元等愛好當工作，用勞動換報酬，例如在舊物改造中設計手工產品，思考怎麼把文創賣出去，用一場展覽“發出05後的聲音”。
在常年的工作中，她觀察到很多高敏感的孩子同時也會喜歡藝術，或者說藝術是個很好的瞭解這類孩子的視窗。於是，她設定了大量的的藝術療愈活動。
一名休學半年熱愛攝影的學生，營地4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結營後，他也逐漸把興趣變成了特長，去攝影工作室當起了學徒。
她給一位喜歡歷史與古建築的孩子安排了導遊的崗位，讓他提前查閱資料、踩點，並在三月街趕集、大理古城尋寶、喜洲之旅給大家做講解。
這也是陶樂茜帶孩子們大理時的初衷，看見不一樣的生活，發現主流價值觀之外的人生。
在後期活動諮詢的家長中，有70%表示孩子有網癮，詢問她幾天的時間對“網癮”能否有改善。
陶樂茜會明確告訴家長們：不承諾行為的改變。
自己接受心理諮詢7年了，但具體在行為上依舊有很多沒有改變的，還是會遲到、會拖延。但她知道，內在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看一件事情也有了更多的角度。
她甚至會和家長們開玩笑，如果一定要短時間有行為上的變化，楊某信才是最專業的。
她也發現，除了營地還要給親子搭建良好的溝通環境，讓家長理解孩子沉迷網路的背後心理需求。畢竟七天以後，孩子還要回到原來的家庭學校中。
某次活動，有家長氣勢洶洶地質問她：“就你知道二次元？你知道遊戲二次元中有多少色情血腥暴力麼？”
她首先肯定了這位爸爸的愛，在週末的早上來這麼遠的地方參加活動。
接著，她告訴這位爸爸，除了在“玩”還是“不玩”的行為之外，對與錯之外還有一片田野。不妨停下來想一下，孩子想玩的背後是有什麼需要？這些需要是否有被看到？家長想滿足孩子的需要，除了玩遊戲還沒有其他的途徑？
這也是陶樂茜一直堅持的，嚴重到厭學程度的“癮”，絕大多數都是孩子在現實生活中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
她將這些孩子稱為困境少年，而不是網癮少年。
“我當然理解，家長對於‘網癮’一詞會有更具體的瞭解。但是語言是有力量的，也是會對人造成傷害的。”
她堅持不給學生們貼上標籤：“困境指當下的狀態，意味著我現在遇到了困難，透過合適的方法會有改善的機會。但網癮已經指向了人，已經把這個人給定義了。”
她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法，讓家長意識到，不是自己的孩子有問題，而是面臨到了困難，需要家長的支援和幫助，需要家長去傾聽孩子的訴求。
去年，她成為了華西picu多彩蝸牛聯合發起人，作為聯合發起人和專案傳播統籌，跟愛有戲、成都未成年人保護中心、A4美術館、玉東社群等共同搭建了一個社工、創新教育、諮詢、藝術的多路徑支援系統。
“孩子的成長固然和原生家庭有關係，但也不能問題全然歸結於父母。尤其在面對小孩厭學、休學這一問題上。”
陶樂茜說到：“父母的影響並非全部，他們的成長也或多或少伴隨著傷痕，我們更希望鼓勵父母來去支援孩子，而不是指責他們造成了孩子的今天。服務休學、厭學青少年走出困境也不能僅僅依靠家庭，還需要更多人的幫助。”
文丨嘻排版丨阿喬
圖 | 陶樂茜、視覺中國、《少年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