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消費主義的盛行，市場化、全球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衰微等歷史境遇的複雜化，大學問題再次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北大社積二十年之功精心推出的“大學之道”叢書，從不同視角呈現了現代大學，尤其是西方大學紛繁複雜的系列轉變。
這些著作為研究和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和深刻的見解。
這套書自出版以來暢銷不衰，已出版的四十餘種醒世之作，已經引起了教育界普遍而持久的關注。近日，該叢書再添新作。
這本書特別關注“學術中心”在歐洲和美國的發展歷程，還對比了不同國家的學術體制，討論了教育政策和科學研究在推動社會發展的角色。
這就是約瑟夫•本—戴維《學術的中心》，它在世界教育學界乃至社會科學界有著崇高的聲譽，被公認為“高等教育歷史比較分析的經典之作”。
本—戴維（1920—1986），《學術的中心》聚焦於不同國家學術體系的效率及其制度差異，為理解全球學術格局提供了重要視角。
這本書對高等教育在20世紀中葉以來所面臨困境的分析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使它成為教育工作者、社會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必讀書。
歷史上不同國家的學術系統
到底誰的效率更高一些？
20世紀70年代西方高等教育因學生運動和經濟衰退受到衝擊，學術界普遍感到危機和失範，本—戴維開始關注“不同國家學術系統的相對效率”，並嘗試通過歷史對比，揭示導致各國學術系統興衰的根本原因。
透過對1800—1926年間英、法、德、美四國醫學科學發現數量的比較，他發現，科學發現的主導地位經歷了從法國到德國再到美國的轉移。
法國在1800—1829年佔據領先地位，隨後德國在1830—1909年超過法國，而到1910年後美國成為新的領先者。
1911年的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正是在這裡核裂變被發現。
本—戴維指出，導致這一轉移的不是人口或財富的差異，而是科研組織方式的不同。德國和美國的分權化科研體制和競爭環境促成了創新能力的增強，而法國集權的科研結構則限制了其科學發展的長久優勢。
後來，本—戴維進一步分析了法國科學在19世紀初的崛起與1830年後逐漸衰落的原因，他認為法國科學的崛起得益於持續的社會支援和科學職業的崇高地位。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科學職業失去“象徵性魅力”。
1830年後，有才華的法國年輕人更願意選擇政治、商業等實利性職業，而不是選擇做科學家。圖為1889年巴黎一家城市咖啡館。
社會對科學的態度也可以解釋17世紀英國何以成為科學中心，當時的英國人越來越尊重科學研究工作，科學研究成了制度化的工作。而德國在19世紀的崛起則與其分權化的科學競爭體制有關。
根據本—戴維的論述，美國大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取代德國成為世界學術中心 。同解釋德國大學與科學崛起的思路類似，本—戴維也更加傾向於從制度結構與組織的層面解釋美國科學的優勢地位：
首先，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也是分權和競爭的，而且分權和競爭的程度要高於德國。美國大學在科研上的擴充套件仍有充足空間，分權和競爭的高等教育體系使美國學術界能敏銳地回應市場需求，推動學術創新並吸引私人基金的資助。
其次，德國大學實行講席教授制度，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往往只有一個教授，美國大學實行學系制度， 一個學科允許有多個教授，並無數量限制，而且教授、副教授、講師之間處於平等地位，這使得美國大學的學術擴張沒有組織障礙。
1906年的美國哈佛大學
第三，美國大學有一大批出身學術但已基本不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術管理者。而在歐洲，大學是由外行的管理者和教師代表共同管理的。
學術的中心和邊緣
如何影響全球的學術發展
本—戴維繫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各國科學和學術體制的差異，併為理解學術中心的轉移提供了全新視角。
在他的視野中，學術中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因特定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而形成的學術創新和知識生產的主導者。
中心的地位並非固定的，而是隨著這些條件的改變而不斷轉移的，例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近代的德國以及現代的美國，都是在特定條件下形成的學術中心。這些學術中心透過提供先進的研究方法、完善的學術體系和優越的資源，影響和塑造了廣泛的學術領域。
“民族化”的科學可能變得落後而狹隘，本-戴維舉例說到，19世紀早期德國浪漫主義自然哲學是對法國定量科學方法的反動。圖為哲學家謝林，被認為是自然哲學的代表人物。
然而，這種中心地位並不意味著邊緣地區的學術完全被動地接受中心的影響。本—戴維認為，邊緣地區在吸收和借鑑中心的知識成果時，往往結合自身的社會和學術需求，產生出獨特的創造力和適應性。
雖然邊緣地區的資源和研究條件不如中心發達，但這種相對鬆散的學術環境有時能夠激發出與中心不同的學術視角，並且有機會透過人才和知識的交流對中心產生反向影響，甚至挑戰中心的學術規範。
本—戴維還特別指出，隨著中心的創新力因社會變革等因素而衰退，新的學術中心可能會在邊緣地區崛起，促成學術權力的轉移。因此，中心與邊緣的關係是動態的互動過程，而非單純的主從關係，這種互動推動了知識的不斷進化與擴充套件。
當一個學術中心無法有效適應新正規化的需求或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時，新的學術中心往往會在支援新正規化的組織結構、制度環境和研究條件下崛起，從而取代原有中心。
例如，在歷史上，瑞士科學家在德國從自然哲學正規化轉向實驗科學正規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加拿大科學家在推動英國發展現代臨床醫學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戴維注意到，非學術中心國家也可能在個別領域取得突破成為該領域的學術中心，例如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曾經短暫地成為理論物理學的世界中心。
1920年，波爾建立了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並擔任所長，這個研究所後來成為吸引年輕天才理論物理學家的中心。
正是這種中心和邊緣的不斷交替、相互借鑑和創造力的共鳴，構成了全球知識進步的持久動力。
這一觀點不僅深化了我們對學術發展的理解，也為現代學術和教育體制的全球化趨勢提供了深刻的理論啟示。
教學和科研、專業和通識
高等教育如何平衡好這些關係
教學是大學向社會傳遞知識、培養下一代的基礎功能，但科研則是推動學術前沿、拓展知識疆界的重要手段。
兩者相輔相成，卻又存在不同的優先順序和要求：教學關注知識的傳播和學生的成長，而科研則專注於發現和創新。
在本—戴維看來，教學與研究的統一體現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階段，在此階段，教師可以透過教學引導少數有天賦的學生參與研究，但在教育大眾化後，教學與研究的統一面臨挑戰。
英國體系很晚都沒有貫徹研究與教學相統一的原則，牛津和劍橋實行的導師制被認為是英國高等教育的精髓，然而由於繁重的教學人物，導師無暇從事研究。圖為牛津大學。
他認為競爭性的大學系統（如美國、德國）能更有效地將研究融入教學，而非競爭性系統（如法國、蘇聯）則僅有少數高校承擔研究任務。因此，競爭性系統是解決教學研究矛盾的最好辦法。
本—戴維還指出，研究與教學的結合是德國和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取得成功的秘訣之一 。不過相較而言，美國的研究生院在整合教學與研究方面具有優勢，而德國的研究所更多支援專職研究者。
他還指出，高等教育擴充套件後，生源質量下降以及大學研發經費減少，這些加劇了教學與研究整合的困難。此外，他特別提到，自然科學、工程等實踐領域在整合教學和研究方面尤為困難，而人文學科較易實現兩者的融合。
除了教學與研究關係，本—戴維還探討了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關係，提出通識教育對現代高等教育至關重要。
他區分了顯性通識教育（如美國、英國的通識課程）與隱性通識教育（如德國的學術修養和法國的基礎課程）。其中，顯性通識教育具有明確的課程設定，如文理通識課程，隱性通識教育更多體現在基礎學術能力和研究修養中。
他認為，顯性通識教育更適合大眾化的高等教育，而隱性通識教育則更強調學術精英的培養，並指出通識教育不應統一，而應根據不同學生和學科的需求進行多樣化設計。
這些分析為理解現代大學的功能分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本—戴維相信，很多現實的問題都有其歷史的根源，並能從歷史之中找到解釋，從而為現實的政治決策提供參考。從這個角度講，這本書對於理解當代大學的問題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你之前看過“大學之道”叢書嗎
本—戴維的觀點給了你什麼啟發呢
在留言區展開來說說
2位優秀留言讀者將獲贈此書
學術的中心：英法德美
約瑟夫·本—戴維 著
沈文欽 陳洪捷 秦琳 譯
高等教育歷史比較分析的經典之作
理解當代大學的文化功能及歷史使命
推薦閱讀
-End-
觀點資料來源：《學術的中心》
轉載及合作請發郵件：[email protected]
關注世界範圍內學術中心的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