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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義本質上是一種非實存的唯物主義。從話語網路1800到1900的斷裂，也即從語音的物質性到銘寫的物質性的轉向中，基特勒所關注的媒介，始終存在於非實存的意指機制，並建構於（後）結構主義對語言的物質性的理解。在話語網路1800，語音的“最小所指”與意義、主體直接關聯，意指無需媒介居中“調解”，媒介此時尚未存在；而話語網路1900的斷裂，先驗所指被技術媒介、反形而上學以及心理物理學實驗否定，意指必須經過作為能指的媒介，並在能指的滑動中成為無意義的能指遊戲。而媒介在物質性的斷裂中出現，又重複顯現於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不同經驗性領域，其中便包括有形的、固實的媒介物。基特勒所謂媒介物質性，並非媒介的物質性，而是語言的物質性斷裂產生了媒介及媒介物。當我們追溯基特勒意義上媒介物質性的本真意涵，釐清物與物質性、媒介物與媒介等概念之間的複雜關係，便會發現，在基特勒那裡，媒介物質性是某種非實存的語言結構、符號形式或意指機制的物質性。正是基於非實存的媒介唯物主義觀，能真正豐富我們對物質性的想象，從物質性角度理解當下的媒介世界。
作者簡介
郭小安，重慶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宋繼文，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基金專案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案人文社科專項“智慧傳播與媒介化治理”（專案編號：2024CDJSKPT03）階段性成果。
一
媒介等同於實存的媒介物？
被遮蔽的媒介物質性
“萬物皆媒”生動映照著當下媒介物質性研究紛繁複雜的學術圖景，對於媒介物質性的過度關注已然陷入了對媒介物的迷思。在“格物致知”的慣常思維中，我們已然習慣在日常經驗中重新發現某物，將其作為媒介，然後對這種媒介物在人與物、人與人，乃至物與物的互動關係層面分析其意義。於是，“火、水渠、電網、種子、下水道系統、DNA、數學、性、音樂、白日夢和絕緣體”等所有的一切都成為媒介，以至於約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22）不得不發出這樣的質疑：“什麼不是媒介？”。顯然，在媒介研究的“物質轉向”中，何為媒介、何為物質性等基本的本體論問題尚待澄清。
作為媒介物質性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思想一度與行動者網路理論、新唯物主義、後人類主義等合流於當下“物質轉向”的學術思潮：媒介被重新發現為物質性的媒介物，區隔於觀念的符號形式或者話語（Parker & Wiley，2012），也區隔於虛擬性，成為物的實存。媒介研究也由此“脫虛入實”，進入了對媒介物的發現時代。基特勒以《留聲機電影打字機》（Gramophone，Film，Typewriter）為題的著作，以及宣言式的“軟體不存在”（there is no software），似乎恰好為“媒介=媒介物”提供了合理且直白的理論基礎。
在尼古拉斯·蓋恩（Nicholas Gane）所謂“媒介唯物主義（media materialism）”（Gane，2005）的概括下，基特勒的媒介思想被視為方法論上的超越，而超越性的關鍵即對於媒介物的揭示，特別是技術媒介，乃至“文化技藝（kulturte chniken）”。在媒介考古學的討論中（曾國華，2020；黃旦，2021；於成，2023），其超越一般被視為對福柯知識考古學的揚棄，並進一步給予福柯的“話 語”以結構主義地形學般的物質性基礎，也即“話語”背後物的實存。於是，“軟體”最終訴諸技術媒介的“硬體”（車致新，2019a），媒介物質性也朝向著實存的、“有形的媒介物”（王繼周，2022），以及“人與媒介物的關聯”（章戈浩，張磊，2019）。而在與麥克盧漢等思想家的比較中（吳璟薇，曾國華，吳餘勁，2019），以及媒介理論演化脈絡的梳理中（丁方舟，2019），基特勒由此被置於更極致的決定論地位。“媒介決定了我們的境況”也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媒介即訊息”，成為當下媒介研究的“起手式”，並結合具體媒介物予以論述：在地的中文打字機被舶來的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予以重新解釋（吳璟薇，高山，2022），基特勒所描述的留聲機也被延伸為“播放”與“玩耍”的“時間操縱軸”，在點讀機、復讀機，以及唱片機、打碟機的實踐中被重寫（林子禹，章戈浩，2022）。
儘管基特勒的媒介思想存在著複雜且多元的譯介與解讀（Winthrop-Young，2013），但是“媒介=媒介物”的界定在基特勒那裡，無異於望文生義。這種界定並沒有進入其思想深處，無助於穿透“媒介唯物主義”或“資訊唯物主義”（Kittler，1997：126），去真正理解基特勒意義上的媒介物質性。甚至，正是這種簡化的界定，不斷加深著對媒介物質性豐富內涵的遮蔽，造成了媒介物質性研究的“燈下黑”，即在媒介研究的“物質轉向”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過多的答案（媒介物），但是卻並未追溯真正的問題（何為物質性）。
至少在基特勒那裡，媒介並不等同於實存（substance）的媒介物，媒介物質性也不等同於媒介物的性質。從思想淵源上看，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來自他對德國的哲學詮釋學傳統的批判性繼承與改寫。其改寫一方面來自尼采的批判哲學，另一方面來自“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即福柯、拉康、德里達等人的（後）結構主義。David Wellbery認為，後者幾乎構成了基特勒的“後詮釋學（post-hermeneutic）”基本的“認識論機器”，形成了其媒介思想的三大“預設”：外部性預設、媒介性預設、身體性預設。這三大“預設”在他的理論書寫中，使意義來自於外部、文字依託於媒介、主體降格為身體，使人成為“所謂的人（so-called Man）”（Wellbery，1990：xii）。可見從思想淵源上，基特勒對於媒介物質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同樣來自於（後）結構主義。而（後）結構主義對於語言、話語以及形式和結構問題的關注，使其對於物質性的理解也有著特殊的立場，即自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革命伊始的“語言的物質性”——一種非實存（insubstance）的物質性。
在福柯那裡，話語與物質性是無法截然二分的。話語無形，但是話語本身便是物質性的。拉康則更是鮮明地反對“實存主義（substantialism）”的唯物主義，並提出了一種基於語言的“象徵秩序的唯物主義”（Camarena et al.，2022：144）。（後）結構主義的確隱匿了物（曾國華，2020），但是這種“隱匿”實質上是一種超越，即超越實存物，進入非實存的物質性。而基特勒也沒有將其對於物質性的理解限於媒介物的實存，而是關注物質性的語言，或者說，某種非觀念性的結構的非實存性存在。甚至整個德國媒介研究，包括基特勒、克萊默爾（Krämer）、漢斯·貢布雷希特（Hans-Ulrich Gumbrecht）在內，在（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下，也都遵循著“語言的物質性”立場（Beetz，2016：74）。這使得基特勒意義上的媒介物質性，無法與拉圖爾——強調作為行動者的實體物（entity）之間的關係實踐——的物質符號學（material semiotic）等視。同時，在意義與主體性問題上的分歧，也“不能將其與最近新唯物主義話語混為一談”（Winthrop-Young，2015）。
基於此，本文嘗試追溯基特勒最為重要的理論文字之一，《話語網路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相較於《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聚焦在“技術媒介開創時代（mediengründerzeit）”因而“更易理解”（Winthrop-Young，1999：xxvix），《話語網路1800/1900》則更為完整地體現了基特勒在媒介物質性上的思考，即“轉換”於文學、教育學、語言學、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ology）、精神分析以及技術媒介之間的，“允許特定文化選擇、儲存和處理相關資料的技術和機構網路”（Kittler，1985/1990：369）。而前者所集中關注的技術媒介，在後者都已有論述並更具整體性：無論是愛迪生的專利，還是查爾斯·克羅斯在其草稿與詩歌“銘寫（Inscription）”中構想的“聲波記振儀（phonautogram）”；無論是里爾克聽到的“原初之聲（Primal Sound）”，還是小說中來自歌德頭骨的神諭般的聲音。同時，儘管此前已有研究梳理基特勒“媒介技術話語的譜系”（車致新，2019b：7），但是涉及話語網路1900的部分，也即真正體現基特勒意義上媒介物質性的地方，既有梳理僅僅選取相對簡化的《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展開討論。這其實也造成了對媒介物質性認識的缺失。因此，本文嘗試透過文字細讀，爬梳基特勒意義上的媒介物質性的本真意涵，釐清物與物質性、媒介物與媒介等概念之間的複雜關係，將其“媒介話語分析”還原到“法國理論”，即（後）結構主義的“清晰序列”（Winthrop-Young，1999：xix）中，重新理解其圍繞“語言的物質性”的媒介史書寫的意義，豐富對媒介物質性的想象。
二
語音的物質性
在分析話語網路1800中作為話語生產來源的母親話語時，基特勒就表示，“分析將維持在一個基本層面：語言的物質性”（Kittler，1985/1990：27），即該話語不僅是18世紀歌德或託布勒的浪漫主義詩歌中作為自然與生命源泉的母親意象的詮釋學昇華，同時也依存於物質性。透過18世紀的教育改革，母親在核心家庭結構中化身“原初教育者”的母職（Kittler，1985/1990：26），成為“一個新的、有效的語言的物質性組織”（Wellbery，1990：xxiii）。母職與當時的兒童啟蒙教材有關，尤其是語言教材。它們率先規定了母親作為教育者的全新身份，將兒童的語言習得歸於母職。因此，基特勒寫下了那句引申自浮士德對《約翰福音》的“自由翻譯”的斷言：“‘太初’並非有‘為’1，而是有ABC課本。”（Kittler，1985/1990：26）也正是這句話被誤解，成為基特勒對物質性的理解停留於某種媒介物的“物證”，並以此將其所謂物質性指向實存的語言教材的物質性。
其實不然。基特勒並沒有分析語言教材的質料，也沒有在傳播關係中賦予其能動性活力。來自巴伐利亞皇家教會學校的牧師，海因裡希·斯特凡尼（Heinrich Stephani），其編寫的語言教材中所講授的“純粹的拼音方法（a purely phonetic method）”，才是基特勒進入母親話語以及話語網路1800的關鍵。這種拼音方法勾勒了某種“語音的物質性”及其全部意義。
根據其拼音方法，母音是詞的基始。因為它們可以單獨發音，同時“它們的發音就是它們的名字”。“人們只需親自體驗自己的口腔，在所有的褶皺和凹陷處，在感性（包含使身體愉悅的意味）的拼音方法中，所有的聲音由此發展出來。”（Kittler，1985/1990：34）而詞從可讀的語音中，可以被分解為各種圍繞母音組成的“be”“ma”“ach”等音節。音節包含著基礎的意義。母親在指導兒童學習語言時所要做的，正如斯特凡尼所建議的，“將我們的口及其不同的組成部分視為一種樂器，我們可以用它來演奏某些有意義的音調，這些音調我們統稱為語言。”（Kittler，1985/1990：33）“母親之口”則在教育過程中完成“自我教育”，也就是透過“迭代（iteration）”，即重複地摸索口腔的發音方式，不斷地練習母音和子音，使自身成為“原初語音的聲音音響”的喉舌（Kittler，1985/1990：35），併發出純淨的語音。語言教材的物質性在於方法論中的語音，而非課本的實存。
在斯特凡尼看來，純淨語音規定了一種“如語言所願的”語言，基特勒則認為，它規定了作為“普遍的、純淨的、同質的媒介的預備”（preparation of a general， purified， homogenous medium）的語言（Kittler，1985/1990：36）。它將標準德語確立為“高階方言”（High German idiom），並同一化諸多方言。它要求教授學生那些可以理解意義的東西；它建構了新的性別結構，以及母嬰間的愛慾關係；它也成為德語詩歌中“自然=母親”及詮釋學釋義的話語基礎。這些影響在這裡只作簡單提及而避免捨本逐末。因為對於話語網路1800，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從“母親之口”淨化的語言實現了“字母的口語化和自然化”，語音與意義被直接關聯在一起，並指向新的意指關係，進而直接使某種語音-語言成為“人類學基礎”（Kittler，1985/1990：38）。
基特勒回到了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構想的語言起源場景。該場景與19世紀對純淨語音的教育有著微妙的同構性關係。赫爾德（1772/2009：3）認為，語言首先是心靈的激情“透過喊叫、聲調、粗野而含糊的聲音表達出來。”而“悟性”的指引使人類剋制住了激情及動物的慾望本能。在母羊重複的叫聲中，人類識別出差異性，“靈魂認出了它”。於是，自然的聲音進入了“人類語言的詞根”（Kittler，1985/1990：40）。在基特勒看來，這意味著自然聲音能指成為了人類語言所指的“閾值（threshold）”，而斯特凡尼的拼音方法則重演了起源。無論是母羊的“咩咩叫聲”還是母親的語音，“重複”都應該從德里達所謂“延異（différance）”來理解。它蘊含了無意義與意義、能指與所指、動物與人類、自然與文化之間“不可言說”的鴻溝之上的驚險一躍，即前者越過鴻溝，轉化為後者的在場。“因此，在任何話語之前，都存在著另一種話語，一種黑暗的、未被表述的話語，它站在那些被表述的和表述的能指的立場上，成為它們的所指。”（Kittler，1985/1990：40）
基特勒將這種“有意義的聲音及其組合的最小元素”稱為“最小所指（the minimal signified）”。它首先是語音的能指，但是轉而“投入到心靈或語言的所指”（Kittler，1985/1990：42），成為進入話語迴路的閾值。也因此在另一個同構性的原初場景，基特勒將浮士德在書齋中哀嘆的第一聲“ach！”視為德語詩歌的起源。這聲“ach！”進入了語言（spache），使浮士德在對其“自由翻譯”的自反性認識中，打破了“學者共和國（republic of scholars）”中無限指涉的“存在與表象的連續統一體”（福柯，1966/2016：213），觸及了邏各斯一“詞（word）”的“真實而恰當的意義”（Kittler，1985/1990：17）。
儘管基特勒強調，這種從斯特凡尼的拼音方法、赫爾德的語音起源，以及浮士德的“自由翻譯”中識別出的最小所指，是經驗性的。但是他也承認這種語音對於說話者的先驗性存在，它外在且先在於人的意志，居於意義世界之外的混沌起源。進而，我們站在基特勒的肩膀上可以發現，這種最小所指正對應德里達在邏各斯中心主義批判中所指控的“先驗所指（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在德里達看來，自古希臘伊始的形而上學傳統無不圍繞著“中心”。它不斷被“重複、替代、轉換、對調”，卻在“隱喻和換喻的歷史”中，始終維持著意義的原初性、確定性、先驗性的在場（德里達，1967/2001：504）。而德里達矛頭直指的那個驅逐主體、去中心化的“結構”，同樣悖論性地安置著它。它的在場保證著能指避免無盡地滑向下一個能指，陷於無休的遊戲，但是它又“不指涉任何能指，並且超出符號鏈之外”（德里達，1972/2004：24），使自身隱於缺席。所謂“中心”即“先驗所指”，它外在表現為自古希臘以來的語音中心主義——語音，相較於書寫，被認為直接“創造意義、接受意義、表示意義、‘收集’意義”（德里達，1967/1999：13）。語音優先於書寫的等級制暗示了意義無需“調解（mediation）”，也即無需媒介的先驗在場。顯然，基特勒正是在德里達的基礎上將“母親之口”的純淨語音指認為“最小所指”，將語言視作“從意義到意義的增強”（Kittler，1985/1990：45）。反過來說，語音中心主義和在場形而上學在話語網路1800中，也即在18世紀末德國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官僚體制中，以及浪漫主義詩歌乃至古典哲學中，達到了頂峰。
此時，語音與意義的直接關聯取消了居中“調解”的媒介，語音如基特勒所說僅僅是“媒介的預備”。在這種意指關係中，語言並非如車致新（2019b：91）所謂“非物質性的物質”透明的存在，而是存在於語音的非物質的物質性中。直指意義的語音，其作為物是可知的，比如在“母親之口”中，或者浮士德在手眼協調下完成的一系列“劃掉（crossings-out）”的書寫行為。而之所以將語言誤認為透明，只是因為語音的物質性將能指轉化為了所指，意義直接向人敞開。就此，我們無法以後見之明將此時的語音回溯性地理解為語音媒介。因為此時的認識活動，或者說在由“語音的物質性”所規定的意指關係中，人無需居中媒介而發出意義的語音。
此時，正是從以透明的語言構序的古典時代和表象世界，進入福柯所謂現代知識型的過渡時期。語音的物質性主導著從“學者共和國”到話語網路1800的認識論轉向（Kittler，1985/1990：33），或者福柯意義上的認識論斷裂。在物質性背後真正不可見的，是“處於表象之外，在表象直接的可見性之外，處於一種比表象本身更深刻和更厚實的後域（arrière-monde）中”（福柯，1969/2021：243）的大寫的“人”。
先驗主體與德里達所謂先驗所指一道被建構為意指的保證，並共同“消失在我們目光之外”。從基特勒的角度，所謂的“人”，也即18世紀末經由“母親之口”的純淨語音教導，而習得語言並說話和寫作的男性人類主體。而從母親話語的起源開始，意義與主體便重複於話語的“陳述群”中，如國家話語、詩歌話語、翻譯話語、哲學話語等。這即是福柯（1969/2021：124）所謂話語陳述的“重複性”。也正是“重複性”造就了話語間的網路，它不斷鞏固著話語本身的物質性力量（德勒茲，1986/2006：13）。無論先驗主體在話語網路中化身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公務員、詩人，還是詮釋學家、翻譯家、哲學家，或者女性慾望的物件；無論先驗所指表現為語言語音中的最小所指、浪漫主義詩歌中的自然生命源泉，還是詮釋學中的釋義或古典哲學中的“精神”（giest），意義與主體的先驗性在場在話語網路1800中始終同一，始終敞開，其作為一般等價物在話語網路1800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中往復迴圈，而原點即為某種語音的物質性。
三
銘寫的物質性
在話語網路1900中，認識論的斷裂再次發生。作為斷裂的結果，“媒介”在後現代認識論領域出現了，但是並非如一般的解讀，僅僅顯現為技術媒介或者媒介物在19世紀末的出現。話語網路1900的分析仍然維持在“語言的物質性”層面（Wellbery，1990：xxviii），即仍然關注抽象的意指，而“媒介”也正是作為能指鏈的運作出現在新的意指模式中。為了進入斷裂處並揭示“媒介”，基特勒對尼采的反形而上學本身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如果說浮士德書齋悲劇中的“自由翻譯”喻指著話語網路1800中的原初場景，那麼尼采的思想及“命運”（溫斯洛普-揚，2010/2019：85）在基特勒那裡則預示著話語網路1900中意指模式的基本原型。
基特勒首先回到了尼采在詮釋學、教育學、語言學等領域的批判性反思。它們共同指向了對意義與主體先驗性在場的否定。詮釋學的釋義使人們“習慣了說謊”（尼采，1988/2015：141），釋義從未抵達意義本原，而是從“批評”到“另一種批評”，再到“進一步的批評（a further critique）”（尼采，1956/2007：182）。同時，讀寫教育不斷要求學生去超越文字本身，以其個性品質，闡釋某種由作者的主體形象所保證的意義，並鼓勵學生在德語作文中成全自身的作者權威。在尼采看來，如此種種使得釋義淪為了“詞的廢墟（the ruins of words）”，主體淪為了查拉圖斯特拉所謂“心靈的臭屍（the spirit a stinking cadaver）”（Kittler，1985/1990：179）。能指一躍化為所指的保證只是“意識禁閉室”中的虛幻。基特勒認為，尼采所發現的是一個無意義的世界，而這一世界恰好凝縮成題為“歐弗裡翁”並簽有“尼采，一個熟諳文字的人”的遺著片段，正是這一片段構成了話語網路1900的“原初場景（primal scene）”（Kittler，1985/1990：181）：
房間裡死一般寂靜，只有鋼筆劃過紙張的聲音，因為我喜歡用書寫的方式思考，因為現在還沒有發明出一種機器，可以把我們的思想印在某種材料上，而不用說或寫出來。在我面前有一個墨水瓶，我可以在裡面淹沒我黑色心靈的悲傷；一把剪刀，讓我習慣於割開神話中的袍子；手稿，我可以用它來擦拭自己；還有一個便壺。
在這一場景中，語音與意義的直聯被書寫隔斷。意義不再像話語網路1800那樣從母親語音的最小所指開始，並被連續發（音）出，而是被書寫。但書寫也並非直指意義，而僅僅是作為能指的“詞”的書寫。正如馬拉美寫給德加的那句著名的詩學箴言：“親愛的德加，詩人寫詩靠的不是思想，而是詞。”因此，“鋼筆的劃痕暴露了一種從未被描述過的功能：書寫的物質性”（Kittler，1985/1990：181）。“鋼筆劃過紙張的聲音”被引申為另一種作為意義起源的聲音音響，它是“令人恐懼得無法清晰地發出的、沒有一絲人性的音調”，是無意義的噪音-能指。它構成了“資訊無法間斷、不可磨滅的背景”——意義所指只能以無意義的噪音為背景顯現，資訊的意義也只存在於能指的差異性中（Kittler，1985/1990：183）。而在遺著片段的場景外，在尼采對道德譜系中的善與惡、內視現象（entoptical visions）中的明與暗、權力意志中的強勢力量與弱勢力量的思考中，絕對的本質起源被一再否認，差異性的能指的書寫一再重現。
因此，更準確地說，差異性運作的已經不是意義，而僅僅是能指的“詞”。在尼采看來，這種能指的書寫即為生理性的銘寫，是“神經刺激在聲音中的摹本”。語言能指在生理層面往復跳躍於“神經刺激”與聲音形象之間，而無法躍入所指，只是在隱喻層面任意性地喻指意義（尼采，1979/1993：104）。於是，尼采在某種程度上先於索緒爾，抵達了（後）結構主義對語言的物質性的理解，開啟了語言的轉向（周國平，2002），即語言的能指無法真正穩定在所指之上而只能在能指鏈中無止盡地滑動，它與所指的關係是任意性的，它的價值在於差異性結構中與其他能指的相對價值。基特勒將這種基於“詞”的書寫的意指模式歸於書寫的物質性，以及“能指的拓撲學結構和經濟學”的邏輯（Kittler，1985/1990：191）。
於是，“媒介”無可避免地在斷裂中出現了。當能指的“存在只是從否定一切選擇的噪音中進行任意性的選擇”（Kittler，1985/1990：186），只是在差異性的能指鏈運作中，無止盡地滑向下一個同樣作為能指的“媒介”，意義或所指不再是先驗在場，而只是能指鏈的“極限（limit）”，甚至是經過一個又一個“媒介”也似乎難以抵達的某個能指，只能在拉康所謂“縫合點（point de caption）”才得以穩定。因此，基特勒（1985/1990：265）將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詩句改寫為“媒介是媒介是媒介”。“媒介”似乎意味著將要經由什麼，最終抵達終極，進而反過來回答什麼是“媒介”。但是能指-媒介只能被儲存，並轉換為下一個“媒介”。甚至這種“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的起源本身便是“媒介”，即“一切東西都是從間接性開始的”（德里達，1967/1999：228），意指最終成為一道延異、替補的蹤跡。而主體也不再居於笛卡爾主義的絕對地位，而是淪為了“堅持（in-sist）”在能指鏈內部被“詞”所書寫的能指。如拉康對愛倫·坡《失竊的信》的分析，主體必須在象徵界，即語言，也即在能指鏈的滑動中隱喻地找尋存在的意義（杜超，屠友祥，2017）。
對於“媒介”的出現及其在能指鏈中的運作，基特勒沒有停留在意指模式的抽象層面，而是具體化為媒介物的實存。1882年，近乎失明的尼采遇到了他在上述遺著片段中構想的“可以把我們的思想印在材料上”的機器——梅林·漢森牌球形打字機，一臺為盲人設計的早期機械打字機。在基特勒那裡，尼采的打字機作為媒介物被應用於尼采的理論寫作中，它將作為能指出現的“媒介”及其銘寫的物質性以可感的方式顯現出來。
機械自動的書寫直接在尼采的生理層面發生，演繹身體的或者生理性的銘寫（inscription，或譯為銘刻）。透過敲擊球形打字機的機械鍵盤上的字母或符號，“詞”被刻印在鍵盤下方的頁面上。銘寫的過程不再是能指被“自由翻譯”為所指，而是根據“符號在空間中的離散排布”“從可計數的、空間化的供給中做出選擇。”鍵盤上所有的字元以及空格大小相等，沒有基於最小所指的“從意義到意義的增強”，決定字元價值的只是能指的相對價值（Kittler，1985/1990：194）。同時，海德格爾關於“手”與語言以及人的存在之間關係的思考得到了超前的印證（車致新，2019a：136）。手不再直接接觸“詞”；眼睛由於機架的遮擋，也無法在銘寫時立即看到下方紙頁上的文字。銘寫成為失明性（blindness）的自動化過程，遠離了手、眼以及寫作主體的支配意圖（Kittler，1985/1990：195）。隨著打字機的損壞，尼采聘請了不同的女性打字員代替他打字。在基特勒看來，這意味著銘寫與主體之間被進一步地隔斷，女性打字員必須聽命於尼采的“主人話語”，無意識地敲打著那些不屬於她的文字。
正如尼采所說的，“我們寫作的物質材料為我們的思考做出了貢獻”（Nietzshce，1882，轉引自Kittler，1985/1990：196），銘寫的過程也進入了尼采的理論內部。在《道德的譜系》中，尼采將人類的道德責任視為記憶術在身體表面暴力銘寫的物質性結果。善與惡的分野並非源自某種自然的本質，並非源自先驗性的絕對道德，而是出於兩者之間的差異性。就像老子在《道德經》所說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在《狄俄尼索斯頌歌》中，悲嘆著的阿莉阿德尼，其身體表面被不可見的銘寫力量所折磨。這種力量來自隱於無形的狄俄尼索斯。他一言不發的“刺戳”讓阿莉阿德尼在痛苦、恨意與快樂、幸福的差異性中體悟著愛慾。因此，尼采“重複性”地演繹了能指在身體表面任意性、差異性的銘寫。
當分析的視角從尼采的理論寫作進入1900年前後更為複雜的歷史現實中，基特勒再一次發現了某種同構性關係的網路，福柯意義上話語陳述的重複性及內在物質性再一次發生。能指銘寫的物質性首先在19世紀末的心理物理學中得到驗證。艾賓浩斯的記憶實驗讓一系列隨機組合的無意義的音節在眼前劃過，以此測試純粹的記憶力，也即讓“純粹的能指”敲擊人的感官，來觀察記憶在身體表面的銘寫。實驗的結果表明記憶並非來自於對意義的理解，而是由於能指間純粹的差異性，“它是先於一切意義的差異性：能指赤裸裸的基本存在。”（Kittler，1985/1990：209）此外，心理物理學對失語症的研究，將語言拆解為神經刺激在不同區域的反應。由於病變，失語症患者無法將不同的神經刺激聯絡在一起，他們只能辨識出單個的字母或音節，能指鏈中能指的滑動被病變阻止。反過來說，語言的習得正是將作為能指的字母或音節對應連續的神經刺激，完成記憶的銘寫。正常說話的人並非真正理解了意義，將能指轉化為所指，而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能指的“儲存”。此時，沒有意義與主體的先驗性在場，存在的只是生理性的能指差異性。
在心理物理學之外，19世紀末的另外兩種代表性技術媒介或媒介物——留聲機和電影，則又將能指銘寫的物質性在物的實存層面“重複性”地凸顯出來：電影放映機（kinetoscope）所放映的電影只是某種連續性的幻覺，它來自離散的、非連續性的畫面拼貼、重組所形成的特定影象序列；留聲機所播放的音樂僅僅是聲音音響振動頻率的差異性，聽覺上的連續性同樣處於無意識的領域。儘管打字機、電影、留聲機在物的實存層面各有不同，但卻並非僅僅是三種資料流的“分流”或“分化”，而是重複性地顯現了能指的“差異化（differentiation）”的銘寫，為能指銘寫的物質性刻印出物的痕跡。在電影中，能指是一幀畫面，在留聲機中，能指是一段振頻。這種重複性仍然是福柯意義上的話語的物質性。如同語音的先驗所指在語言教育、詮釋學、古典哲學以及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中的重複，無意義的能指銘寫重複顯現於1900年前後的技術媒介、心理物理學實驗、尼采的反形而上學，乃至現代主義文學、無調性音樂。也如同先驗主體在讀寫的男性公務員、浪漫主義詩人、詮釋學家和哲學家中的重複，無意識的弗洛伊德式主體，或者說已經從主體降格為能指銘寫的“生理性表面（a physiological surface）”的人，同樣重複顯現於20世紀的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不同經驗性領域。
這種能指銘寫的“重複性”最終在數字時代達到頂峰：所有的意義被無意義的0/1所編碼。基於0/1能指的語言的物質性，在計算機的原始碼或程式語言中得到了極致的顯現，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Fechner）的心理物理學持續影響著“從機器到程式設計師而不是相反”的反饋迴路（Kittler，2006）。而基特勒所謂“軟體不存在”的真諦便是發現隱藏在“人機介面背後的電子能指”（Kittler，2013/2014：223）。基特勒從未要求我們深入硬體的實存，無論是尼采的打字機，還是計算機的主機板，他所關心不是軟體之下的硬體，而是結構著軟體與硬體的形式，並且從來都是某種非實存的意指及其物質性。
四
無物的物質性
如上所述，從語音的物質性到銘寫的物質性，基特勒所關注的物質性始終維持在語言的物質性層面。而語言既不是有形的、固實的實體（entity），也非尤西·帕裡卡（Jussi Parikka）所謂電、磁、光、能量等物理學的物的實存；其物質性，既不能用機械的、經濟的、還原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來理解，也沒有走向物質符號學以及新唯物主義，而是接近於埃蒂安·巴利巴爾（Étienne Balibar）所謂“無物的物質性（materiality without matter）”（Balibar，1993/2007：23）。為了理解這種無物的物質性，一方面要回到物質性本身，另一方面要回到基特勒所延續的（後）結構主義對語言的物質性的“極度擴張”（楊大春，2007：82）。
自笛卡爾將“我思”確立為“一個唯一不可否認的事實，並據此確定所有其他真理”（Atkins，2005：8）以來，到康德將先驗主體視為理性、時空、因果等範疇的先驗起源，乃至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將非物質性的絕對精神歷史化，物質性世界在近現代哲學史中被長期置於人的主體性或內在性意識的對立面，並從屬於人的觀念、意志和心靈。這段物質性的史前史的部分片段，被基特勒在話語網路1800中回溯性地建構為語音的物質性與此前“學者共和國”斷裂的結果。尼采所厭惡的形而上學“自由翻譯”邏各斯的歷史，也由此被追溯至浮士德思考“太初有為”真義的零點。
一個轉折發生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顛倒（umstülpen）”。物質性，也即某種可以被否定性地界定為“非觀念的（not ideational）”存在，被倒置於優先性或決定論地位（Beetz，2016：68）。它在馬克思那裡通常寓於“基礎”的“生產方式”。但是它不能被簡單還原為實存的物（包括自然和人造物）的力量，而是指向非實存的“物質性的條件、關係、過程和實踐”（Beetz，2016：4）。正如馬克思（1852/2015：9）所說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物質性便是這種“給定和繼承的條件”（Jameson，2004：xxiii）。它外在於人的主體性，宰制著人的內在性意識，與海德格爾所謂“被拋擲性（geworfenheit）”或“實是性（facticity）”存在著相近意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作為第一性的存在就是可見可感的實存物。
新的轉折很快發生——現代哲學的語言轉向，尤其是（後）結構主義，將語言的物質性力量釋放了出來。索緒爾的“哥白尼式革命”，將語言界定為由音響印象與心理概念，即能指與所指，按照任意性聯結的，並線上條性中按照組合與聚合關係運作的，純粹差異性的意指系統。語言從物理學意義上的聲音音響中獲得了其作為物的不透明性。更重要的是，語言系統從純粹的抽象層面也成為了“非觀念的”符號形式，排除了人的言語乃至現實世界，僅留下自足的無意義“結構”。它以最隱蔽但強有力的方式構成了人的觀念、意志、心靈所無法“選定的條件”，確立了意義的無意義起源。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在一場對談中指出，“對基特勒來說，物質性首先便意味著無意義的深淵：沒有意義的東西。”（Winthrop-Young，2015）而這段語言的物質性的歷史，也正對應基特勒在話語網路1900所論述的銘寫的物質性，同時，其自身的理論寫作以此為背景。而在索緒爾（1949/1980，36）建立“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的號召下，物質性的符號形式被從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特到福柯、拉康，以及德里達等（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用來“重估一切價值”。
在對基特勒產生直接影響的拉康和福柯那裡，語言作為物質性的符號形式，得到了極大的張揚。拉康以“語言的物質性”回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無意識領域。拉康認為，“無意識是像語言那樣結構的”。與無意識互為表裡的語言遵循著能指的法則，也即“無意識由能指材料（signifying material）構成”（霍默，2005/2014：61）。主體首先在想象界完成對於“自我”無意識的誤認，進而在語言的象徵界遭遇大他者，並作為能指的效果，被能指寫入象徵秩序。象徵界構成了主體性所處的物質性世界，而實在界作為被象徵秩序所隔離的“不可說”的終結真相和原初存在，成為無法找回的“剩餘”。在福柯的考古學中，現實世界以及“人”的歷史則被“知識型”所型塑，顯現為語言的“詞”與不同認識領域的經驗性的“物”，在不同時代斷裂性的複雜關係。而決定這種關係的，是物質性的話語實踐。之所以是物質性的，是因為這種話語實踐“具有不依賴於外部物質性力量或內在精神性力量的自主存在”（楊大春，2006）。在“重複性”的陳述中，“非觀念的”話語賦予了“詞”與“物”以無意識的話語規則。與此同時，話語實踐的物質性也並非僅僅指向某種物的實存，而是關乎於“形式”。福柯用術語“機器（dispositif）”來概括這種“聚合著雜亂無章的事件內容”的物質性形式。它包含了所有語言的以及非語言的社會實踐中存在的機構和話語元素，並最終指向一種“形式建制”（張錦，2012）。
基特勒對於“語言的物質性”的自覺，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出於拉康、福柯等人的（後）結構主義的唯物主義對物質性的理解，並延續著某種“家族相似性”的“非實存的物質性”的基本立場。也正是因此，儘管尼古拉斯·蓋恩將基特勒的媒介史方法論概括為媒介唯物主義，即某種優先分析技術媒介或媒介物結構的方法（Gane，2005）。然而，基特勒對於物質性的分析，“從未真正詳細地貫徹過這一主張”（Schmidgen，2019）。
基特勒並沒有首先確立某種實存的物作為媒介，再對所謂媒介物進行各種分析，以此反思其物質性，而是直接進入語言的符號形式和意指。正如溫斯洛普-揚（2010/2019：37）所說，基特勒所感興趣的其實是“發掘意義生產的最初機制”，這種“機制”也就是意指關係或意指模式。它貫穿於基特勒從話語網路1800到1900的歷史書寫，並最終歸於不同時代的“語言的物質性”。在話語網路1800，“語音的物質性”規定了語音直搗意義的自然起源、能指被轉化為所指並向主體敞開的意指機制；在話語網路1900，“銘寫的物質性”則規定了始於無意義世界的差異性書寫、能指鏈無止盡地滑動的另一種意指機制。在兩種意指機制之間的斷裂，便是“媒介”的出現。在話語網路1800，由於語音的“最小所指”作為“先驗所指”與意義保持直接關聯，意指的實現無需居中媒介的“調解”；在話語網路1900，意義與主體的先驗性在場被哲學上的反形而上學以及心理物理學實驗否定，意指在能指的滑動中成為無意義的“遊戲”。概言之，從話語網路1800到話語網路1900，也即意指機制從所指優先轉向能指優先，而“媒介”從語音的“預備”轉向銘寫的實有。
同時，在兩種意指機制的斷裂性中，經驗性的物，作為物質性在實存層面的痕跡“重複性”地出現。作為意義起源的先驗所指以拼音方法中的最小所指或者教授語音的“母親之口”的方式，“在經驗世界佔據一席之地”（Winthrop-Young，2015），並在浪漫主義詩歌、詮釋學、德國古典哲學、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以及教育改革中不斷復現意義與主體的先驗性。打字機則將能指銘寫的意指機制顯現出來，而留聲機、電影，則重複性地形成了能指在象徵界、實在界、想象界中的滑動，以及對主體的捕獲。這種重複同時也泛化於心理物理學實驗、現代主義文學等不同的經驗領域。因此，這種物的實存是抽象的物質性在話語陳述層面“重複性”表現的結果，並最終在話語網路中統一為語言的符號形式。魏瑪包豪斯大學媒介研究教授、科學史學家亨寧·施密根（Henning Schmidgen）（2019）甚至更為直接地指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義即便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唯心主義，也得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唯心主義，其主要的研究物件是一種持久的符號形式，而不是物的歷史。”施密根認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義最終回到了拉康意義上的象徵秩序，而不是科學技術的物質文化。
正如基特勒多次引述的，拉康曾明確地表示，他所謂“象徵的世界”（a world of the symbolic）即為“機器的世界（a world of the machine）”（Kittler，1985/1999：15）。這句話反過來說，在基特勒的媒介史書寫中依然成立：機器的世界即為象徵的世界。拉康曾藉助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柏拉圖主義科學史研究來論證其觀點，反之，基特勒的媒介史書寫同樣可以從柯瓦雷那裡得到說明。
在柯瓦雷看來，科學工具在科學事實或科學過程中的意義只在於它們表現了已經形成的假說和理論。他認為，伽利略的科學實驗並沒有實際發生，真正決定性的是宗教神學和數學形而上學在觀念上的改變。拉康將柯瓦雷的觀點濃縮為一個更為極致的論斷：“我們的物理學”歸根結底不過是“以數學符號為工具的精神上的建構”。科學實驗不僅以理論為基礎，就連進行實驗的工具也不過是理論抽象的化身。這顯然是哈金和拉圖爾以來的科學史研究以及新唯物主義所反對的立場。在拉圖爾看來，行動者的關係網路建立在實體物（entity）之間，主客體關係“依賴於大量實體而存在”（Latour，2005：208）。而實體的關係性和偶然性被視為物質性現實的本質。因此，相較於基特勒，拉圖爾的物質符號學或行動者網路對於物質性的研究具有更明顯的拉康所反對的“實存主義”的傾向。基特勒則表現出與之相反的“非實存”的特徵。這種特徵可以從與柯瓦雷一樣重視數學的基特勒身上得到揭示。在《話語網路1800/1900》上下兩部分的“副標題”中，基特勒以兩道數學公式作為進入兩個話語網路的不同“鑰匙”。話語網路1800的公式是被稱為“上帝公式”的尤拉公式，其函式圖形表示為一個連續的圓周，也即一個“複利增長”的封閉迴路（Griffin et al，1996）。話語網路1900的公式是伯納德·波爾查諾的公式，其公式寫作二進位制的“y=（a）+（-a）+（a）+（-a）+......”。兩道不同時代的數學公式分別標記出兩個話語網路、兩種符號形式和意指機制，最為顯著的結構性特徵。前者是連續性的意義所指增強，而後者則是差異性的無意義能指銘寫，話語迴路此時被媒介堵塞而無法被消費，只能被儲存。
五
結語
綜上，從話語網路1800到1900，從語音到銘寫的物質性的斷裂，基特勒所描述的始終是某種物質性世界。這種物質性世界基於一種非實存且非觀念的意指機制，一種（後）結構主義的語言的物質性，類似亞里士多德所謂“形式（eidos）”或某種數學形式。它不能簡單化約為存在物，而是佔據了存在本身。正是它，構成了話語網路運作及斷裂的基礎。媒介，意味著能指鏈無止盡地滑動與回溯而無所抵達，則是物質性世界斷裂的產物。換句話說，基特勒所謂媒介物質性，根本不是媒介的物質性，而是物質性的斷裂產生了媒介。正是斷裂，使得尼采在語言哲學、打字機體驗以及愛慾關係的“試驗”中，揭示了“意無所指”的能指-媒介運作。這種運作在心理物理學中被“轉化為了科學”（Kittler，1985/1990：206），乃至成為馬拉美、斯坦因代表的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基底。而從媒介到媒介物，則是話語網路中物質性話語陳述的重複性顯現——“物”無論是指技術媒介，還是各種被視為媒介的實存。無論是留聲機、電影放映機，還是打字機，抑或是尼采構想的“可以把我們的思想印在某種材料上”的機器，甚至是心理物理學實驗中的測速儀（tachistoscopes）等計量裝置（Kittler，1985/1990：222），都是對於斷裂後能指-媒介差異性銘寫的復現。它們在物的質地、材料上各不相同，但是遵循著同樣的能指在生理性表面進行差異性銘寫的基本邏輯。其對於人的決定性，並非源自有形的、固實的實存，而是歸於其所處的意指機制的非實存，即語言的物質性世界。而在物質性世界斷裂之前，也即媒介存在之前，媒介物也尚未存在。彼時，媒介只是“預備”，而直指意義的語音、“母親之口”、浮士德“自由翻譯”時手眼協作的書寫，也同樣只是此後媒介物的預備。
總之，儘管重視技術媒介，但是基特勒對於物質性和媒介的思考並非絕然將我們引至實存的媒介物，更不是轉向“格物致知”。他不必為當下媒介物質性研究中的物之迷思負責。事實上，基特勒並非福柯意義上的“話語實踐創始者”，其思考站在以福柯、拉康、德里達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的肩膀上，其本人也被稱為“數字時代的德里達”。只不過，在過往媒介物質性研究中，基特勒與（後）結構主義的參照較少真正得到關注。因此，本文則嘗試由此回到基特勒及其所謂物質性和媒介的本真意涵。而“回到基特勒”，正如拉康“回到弗洛伊德”、阿爾都塞“回到馬克思”，並非原教旨般的因循，將這位理論家全然歸於（後）結構主義，進而忽視其理論創新。基特勒的媒介思想當然有其複雜且多元的思想淵源，比如此外的資訊理論、控制論。只不過，其對於媒介物質性的思考，主要顯現於以媒介的視角對（後）結構主義的改寫，甚至，這種改寫使得我們必須在思想史中重新思考（後）結構主義背後的物質性世界。而當我們由此進入基特勒，則得以窺視基特勒意義上的物質性和媒介到底以何種方式運作和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放當下媒介物質性研究的學術想象，而不僅僅將基特勒的箴言置於文章開頭，並束之高閣，然後侷限於某種發現一個又一個媒介物“小人兒”（黃旦，2021）的實存的既有正規化。
同時，這也使我們得以真正跟上理論家最激進的步伐——（後）結構主義的底色使得基特勒在其後期面向未來思考媒介物質性時，遞迴式地折返於計算機語言與古希臘的數學語言。而且，他沒有像物質符號學、新唯物主義那樣，將主體性平均地在人與非人的物之間分享，而是藉由物質性的媒介完全解構了意指，瓦解人的主體性，並將其全部交與非實存的物質性世界支配。他沒有像凱瑟琳·海爾斯等後人類主義者那樣，保守著人道主義（humanism）的底色。相反，作為一名徹底的反人道主義者，他從未為人的主體性瓦解感到悲觀，甚至積極地否定著人類主體。這種否定正是建立在經由媒介所顯現的物質性世界斷裂上，而在斷裂中，人類主體從幻象的先驗主體，降格為銘寫表面。因此，從物質性的決定論角度，“回到基特勒”並重新發現非實存的媒介物質性，才最終使我們觸碰其最為深遠的核心與真正的超越性所在。
最後，“回到基特勒”也為未來的媒介物質性研究開啟更廣闊的理論視野。特別是當我們經由基特勒，回到此時此刻身處的物質性世界。在智慧時代，我們正目睹著大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包括ChatGPT、Midjourney、Sora的興起。如齊澤克在評論文章“人工智障（Artificial Idiocy）”所說的，這種大語言模型以其物質性力量，重新揭示了“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Žižek，2023）。它由海量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組成。透過豐富的資料訓練，神經網路的計算模型的效能不斷自我提升。它不僅能夠完成基於自然語言處理的人機互動，甚至實現了語言的“湧現（emergent）”，即擁有了遠超人類想象的推理、規劃與創造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根源便是強大的計算模型，並依託於數學、統計學、認知科學及計算科學。這也是為什麼，基特勒在五十多歲時帶領著“青年基特勒（Kittler Youth）”學習程式語言（Krajewski，2011），而不是去“格物致知”，拆開電腦主機，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因此，這種“計算的物質性”如果被歸於某種彼得斯意義上的“基礎設施”（胡翼青，胡欣閱，2023），反而容易在未來的相關研究中走入關注某種實存物的歧途。未來，我們應遵循基特勒所延續的“語言的物質性”，坦然地將演算法視作非實存的語言結構、符號形式或意指機制。未來，媒介物質性研究如果不嘗試進入諸如神經網路的感知機模型（perceptron）的歷史，或者不熟悉計算語言、計算原理，也就無法真正理解我們當下所處的智慧時代的物質性世界。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10期。
本期執編/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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