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1日，董健吾騎馬出了延安城，在浩瀚壯觀的雪原上一路向北，目的地是中央所在地瓦窯堡。這段路總長度在100公里左右，前半截由東北軍騎兵護送，後半截由蘇區邊防司令李景林帶隊護送。整段路放在今天開車走的話，1個半小時足夠了，但是當年董健吾整整走了6天，因此當他2月26日到達瓦窯堡，看到那座樸素艱苦的小城鎮時很想痛哭一場，過去兩個月太不容易了，那一刻他清楚自己不會辜負朋友和南京方面的重託。
在董健吾趕路的那一週，受他此行鼓舞的張學良也積極聯絡紅軍組織第二次洛川會談，因而紅軍和東北軍雙方都在做準備，紅軍為出發談判做準備，東北軍為安全接待做準備。就在董健吾騎馬離開延安城的當天，一支十多人的談判隊伍也離開瓦窯堡南下去找張學良了。只是雙方的行程都是最高機密，唯恐被外人知道，所以選擇的路線都很隱蔽，因而他們也不可能在中途相遇。
戴鏡元同志建國後擔任過中央軍委技術部部長，還擔任過中央機要局副局長，1936年那時候他還是個17歲的未成年人。在第二次洛川會談的人選上，中央決定臨時抽調17歲的戴鏡元同志去配合李克農，專門負責機要工作。何為機要工作？“機要”的意思是機密和重要，也就是說他負責重要情報的保管和傳遞。2月20日董健吾在西安為第二天北上瓦窯堡做準備，那天李克農和戴鏡元也在為南下洛川做準備，他們的準備工作有一項是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周恩來告訴他倆說，這次談判成功的機率很大，你們一定力求成功，拿不準的情況及時向中央發電請示。
人員、行李、行進路線全部敲定，首長們交待的參考答案也反覆記牢，最後中央以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名義向王以哲發了電，說紅軍談判代表李克農等四人於2月21日由瓦窯堡啟程，預計25日抵達洛川，希望貴方妥善接待並保證他們的安全。
2月21日一大早，陝北高原的雪地裡出現了5個人，中間那位穿中山裝戴眼鏡舉止沉穩大方，此人是本次談判的總負責人李克農；旁邊穿著學生裝稚氣未脫的17歲年輕人，是負責機要工作的戴鏡元；另一邊穿著長衫戴禮帽一副生意人打扮的，是蘇維埃政府貿易局局長錢之光同志，他順便去西安採購辦公用品和藥品，另外還有一名穿著便裝的警衛員；最前面有個人穿著黑棉襖包著白頭巾一副農民打扮，他是負責帶路的高福源。在這5個人之外，還有一些護送人員和馬伕。
一行人白天趕路，天黑找老鄉投宿，在路上足足走了4天，2月25日先到了富縣，富縣在洛川以北20公里，那裡已是東北軍的地盤。眾人在城外一戶老鄉家喝白開水等待，高福源提前進城聯絡，一會兒功夫一名東北軍團長帶人出來迎接，進城後一名師長出面宴請眾人。吃過午飯，紅軍護送人員和馬伕們就牽著馬提前回去了，5個人改騎東北軍的戰馬繼續南下。這些馬都是純白色，顏值高視野好在雪地裡跑得也快，當天下午5點左右抵達洛川，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在城門口熱情迎接。
距離67軍總部走路10分鐘的地方，有個四進的大院落，這5個人被安排住在大院最裡面，院門口有人站崗不讓閒雜人靠近，畢竟此次談判很敏感，一旦傳出去會引發政治災難，因此張學良下死命令要求嚴格保密。當晚戴鏡元用王以哲的電臺給中央發了電：李等四人已安抵洛川。與此同時王以哲也給張學良發了電，說紅軍方面的談判人員已到洛川，副司令可儘快前來。不巧的是張學良有急事要飛去南京，他回電讓王以哲和趙鎮藩先談談區域性問題，重大問題等他回來再說。
2月26日吃過早飯後，王以哲就跟李克農聊上了，聊到中午吃午飯，午飯吃完接著聊，聊到晚上吃晚飯，晚飯吃完點上燈熬夜聊，在充分交流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共識，聊到28號雙方也沒得聊了，5項口頭協議浮出水面：一、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富縣、甘泉、延安之間的交通和通商，道路兩側5裡範圍雙方不駐軍；三、開放延安、甘泉兩城東北軍柴草、糧食、蔬菜等物資的採購；四、紅軍同意甘泉城的東北軍換防；五、恢復通商，紅軍可以前往洛川和富縣等地採購物資，67軍也可以進入蘇區辦貨，雙方互相保護，不搞軍事偵察和破壞。
談判人員忙於談判，錢之光則趁機坐著東北軍的卡車去了西安，按照清單購買紅軍需要的辦公用品和藥品。他還跑遍西安城的郵局書店，蒐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的報紙，在那個沒有廣播電視和網際網路的時代，報紙是獲得外界資訊的最主要方式。談判結束後，王以哲還讓秘書拿來河北、山西、綏遠、察哈爾四省的軍用地圖送給李克農，方便紅軍研究制定以後抗日的作戰計劃。
在談判的那些天，東征的紅軍不斷傳來好訊息，20號成功渡過黃河，21號佔領了三交鎮並殲敵一個營，22號佔領了留譽鎮又殲敵一個營，當天還成功佔領了石樓，同樣殲敵一個營；26號在關上村殲敵獨立第二旅一個團，三月初越過呂梁山，逼近同蒲縣，導致原來包圍陝北根據地圍剿紅軍的晉軍四個旅全部撤退回援。從前線傳回的捷報增加了談判人員的底氣，當李克農把電文遞給王以哲等人傳閱時，臉上掩飾不住的得意。
5點口頭協議達成後，幾個人就閒下來了，為了保密他們也不能到洛川縣城耍，只能在大院裡坐等張學良回來。王以哲怕他們無聊，派了兩名副官陪他們解悶，洛川的當地美食變著花樣提供，餃子、雞血面、油炸餅、涼粉幹、涮羊肉輪番上，過了飯點就陪著4個人下象棋下圍棋，順便交流打仗的經驗，交流政治理念和抗日觀點，要是茶水喝膩了，還有窖藏的洛川蘋果管夠。
張學良3月3號飛回西安，匆忙召見副官長譚海做了認真交待，3月4日一早他自己開飛機前往洛川，鑽出駕駛艙直接讓王以哲帶他去了那座4進的大院，一直走到最裡面。這天早上一直陪著他們的副官們突然不見了，門口的崗哨也撤了，院子裡變得冷冷清清，這讓戴鏡元很是納悶，直到門口傳來一陣嘈雜聲，抬眼就看到一位很精神的商人，身穿銀灰色長袍，上身套著黑絨馬褂，頭戴禮帽和墨鏡，手裡提著文明杖，這讓他更納悶了，不知道王軍長又玩什麼花樣。但是李克農認識張學良，立刻走上前握手寒暄，戴鏡元這才明白今天為什麼這樣反常，原來張學良專門喬裝打扮而來，不讓東北軍士兵認出自己。
幾人落座後隨便嘮了嘮就到了午飯時間，在飯桌上王以哲和趙鎮藩把前幾天達成的5條口頭協議給張學良唸了一遍。下午3點雙方正式開始會談，張學良開口說，你們此前達成的5條協議我完全贊同，不過我還有4點疑問需要貴方解答，一、為什麼抗日不包括蔣介石？二、日本強而我們弱，究竟有什麼辦法抗日？三、眼下紅軍為何不去寧夏，反而要東征去山西？寧夏靠近綏遠和蘇聯，山西明擺著要吃閻錫山的虧。四、紅軍和東北軍如何派代表去蘇聯請求援助抗日？
在張學良發問時，李克農喝了好幾口茶，等他說完後有條不紊地回答道，蔣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從1927年到現在追殺我們有9年了，還長期打壓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你說我們能不“反蔣”嗎，當然如果他放棄反動政策，還是可以聯合他的。說起抗日這個事呢，咱們的軍事實力確實不如日本人，但是我們地方大人口多啊，抗日是個長期戰爭而不是速戰速決，所以要發動和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以及國際援助，這樣擊敗日本就有戲了。至於紅軍東征我們也是深思熟慮過的，張副司令你想啊，山西、河北人口多，我們去這裡打仗影響力肯定大，而寧夏人口少我們過去折騰不出啥動靜呀，影響大了就能解決兵員和軍需問題，這次東征一個多月我們已經殲敵2萬擴軍8000，還籌款40多萬元，顯然我們的方向選對了。你的最後一個問題，我要告訴副司令的是，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而我們有同志長期在那裡工作，有關蘇聯的援助問題，我們會派專人經新疆前往蘇聯接洽。
聽完李克農的回答，張學良的眼睛裡突然就有了光，他們軍閥打仗總是比人數比武器比人情關係比銀元重量，紅軍的打法有種說不上來的方向意識，這種意識似乎是先判斷趨勢再確定方向，最後具體落實，這一點很吸引他，他很想進一步瞭解。會談持續到3月5號凌晨5點，最後達成了3點成果，第一是張學良告訴李克農下次派貴軍一把手到延安跟他談，最好是毛澤東或周恩來這種能做主的人，畢竟我自己是可以做主的。第二紅軍代表要經過新疆去蘇聯的話，他可以跟曾經的下屬盛世才打招呼接待安排。第三是希望紅軍方面派一名代表常駐西安做長期的溝通交流，張學良可以給他正式的名義做掩護。天亮後大家吃了頓豐盛的早餐，“商人”張學良完成交易滿意地駕機飛往西安，戴鏡元又借用王以哲的電臺把會談結果發給中央，4個人待在大院裡等待下一步指示。
等了一天又一天，第三天中央回了電，首先嘉獎了幾名談判人員，其次表示完全同意會談成果，最後讓談判人員立刻前往山西石樓向中央彙報詳細情況。讀完電文幾個人開始收拾行李，王以哲讓食堂準備了一些乾糧交給戴鏡元。3月7號一早，李克農和戴鏡元以及警衛員等人由東北軍護送出城，一直走到紅白邊界與紅軍護送人員接頭後，才跟東北軍道了別，並繼續騎馬經延長、清澗前往山西石樓。
話說2月26日李克農抵達洛川的那天，董健吾也在瓦窯堡受到了高規格接待，接待他的人是林伯渠、秦邦憲和張雲逸等人，他們讓廚房做了幾個好菜在窯洞裡款待董健吾。董健吾曾在大上海下過大館子吃過西餐廳，今天在窯洞裡吃農家菜，也是別有一番樂趣。由於東征戰役已經打響，毛澤東和彭德懷人在山西石樓，而周恩來和劉志丹在清澗折家坪的27軍。沒見到兩位大佬讓董健吾有點遺憾，吃過飯後他拆開衣服夾層抽出宋慶齡委託的密信交給秦邦憲，告訴他這個要轉交毛澤東，同時完完整整地把蔣介石的口信告訴了面前的幾個人。
蔣介石的口信在建國前是絕對的機密，有許可權得知的人沒幾個，但如今看這些內容稀鬆平常，猜也能猜出個大概來。蔣介石給紅軍高層的口信說，如果紅軍能歸順南京政府，那麼以後他就不打紅軍了，雙方聯合起來一起抗日，他也會釋放政治犯並武裝民眾。蔣介石還提到了自己的難處，說南京政府內部和國民黨內部派系複雜，他本人周旋其中也不容易，要盡力把多數人往抗日的方向上推。聊完了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董健吾談起了張學良，幾個人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圍著他問了很多，一旁的機要秘書奮筆疾書額頭冒汗。聊完了張學良，董健吾還彙報了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詳細情況，聽完後林伯渠叮囑他得想辦法把兩個娃送到蘇聯去，在那邊最安全。
當天晚上董健吾下榻在瓦窯堡的“外交大樓”內，之所以給外交大樓加上引號，是因為所謂的外交大樓其實就是一座關帝廟，被蘇區政府徵收改造成了招待所，從大上海來的董健吾看來，房屋簡陋陳設也簡單，但那可是當年瓦窯堡最高階的賓館了，房間雖然磕磣但是有取暖裝置，整個瓦窯堡僅此一處。安排董健吾泡腳躺下休息後，秦邦憲等人回去跟機要秘書一起整理談話內容，幾個人點著油燈忙到快天亮，才把主要內容發電給石樓前線。
那年頭髮電可不是打電話，這邊發過去對面就能實時回覆，機要人員收到的是摩爾斯程式碼，而且還層層加密，因此首先得查詢密碼本逐字翻譯成程式碼，再將程式碼翻譯成文字，最後抄寫出來，每個步驟還要校正稽核，這個過程隨隨便便就是好幾個小時，內容越長耗時越久。中央作為最高機構，每天會收到大量電文，董健吾的電文能否第一時間送達和處理，中間也有時間成本，而首長們挨個讀過電文後還得商量如何回覆，回覆稿出來後秘書還要和首長們反覆修改潤色，定稿後再交給機要人員逐字加密發出去，這又是好幾個小時，所以一來一去兩三天算比較快的了。
在等待毛澤東回電的那幾天，眾首長帶著董健吾參觀了瓦窯堡中央機關，聽取了紅軍長征和作戰的工作彙報。5天后的3月2日毛澤東終於回電了，說讓董健吾跟著秦邦憲和周恩來，一同前往山西石樓會面，商討與國民黨的談判和聯絡問題，看樣子毛澤東和彭德懷也是拿不準該怎麼弄，需要大家一塊頭腦風暴。可是董健吾這趟出來送信已經兩個月了，他表示得抓緊趕回去覆命，再晚恐怕引起南京方面的懷疑，到時候說什麼人家都不信了。於是瓦窯堡又發電告知了這個情況，毛澤東和彭德懷等人收電後開會討論，在3月4日又發了聯名電報給董健吾，讓他回上海後轉交給南京方面。
這份聯名電報的大致內容說，首先對貴方派專人前來聯絡非常高興，紅軍方面對此極度重視，經過慎重考慮後提出5點提議，一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二是組建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三是允許紅軍集中到河北地區提前進行抗日作戰，四是要求釋放政治犯，允許人民政治自由；五是為了接下來的抗日戰爭，在內政和經濟上實行必要的改革。
3月6日這天，電文經過專人抄寫後裝入信封烙上火漆印，交給董健吾轉交給宋慶齡。身為蘇區財政部長的林伯渠還給宋慶齡準備了禮物：蘇區鑄造的3枚銀幣和一套布幣，並囑咐董健吾傳達對宋慶齡的感謝，感謝他給紅軍送來非常珍貴的雲南白藥。其他首長湊了數十本《奮鬥》月刊給董健吾，既是紀念也是為了彼此思想一致。林伯渠還另外寫了封信給宋慶齡，信中希望她能想辦法在財政上幫助紅軍。拿著這些禮物和信件，董健吾冒著大雪離開瓦窯堡，趕到延安後又乘坐張學良的私人飛機抵達西安。
張學良在建國路張公館安排了家宴，為董健吾洗塵。在飯桌上董健吾跟張學良聊了此次在瓦窯堡的見聞，聊了紅軍方面對國共合作的談判意向，並談到當下抗日為重的時局，以及東北軍應該把打回東北老家作為鬥爭重點等等。對面這個人能接觸到紅軍最高層知道最高機密，這對張學良而言就是天降的禮物，因而很想多留他幾天繼續探討，因為董健吾的出現讓他沒了後顧之憂，他說得越多張學良就越發覺得自己在做正確的事，雖然張作霖之後任何人都不能約束張學良，但他作為幾十萬軍隊的統帥，在面臨重大決策時內心常常是孤獨而憂慮的，他太需要一個能接觸到自己對手高層的人陪著自己，每多說一句自己的孤獨感就減少一分。無奈董健吾急著回上海，張學良也理解他的難處，只好安排副官定了第二天的火車票。
得知董健吾坐上歸來的火車後，宋慶齡立刻安排廚房明天準備好菜，第二天董健吾果然來了。到那個苦寒之地待了兩個月，眼前的董健吾面頰既黑又紅，這是高原的低溫天氣和紫外線留下的印記，宋慶齡又驚喜又心痛。寒暄過後，董健吾開啟行李包，一件件掏出了紅軍送她的禮物和信件，並用好幾個小時講述了自己的經歷。望著宋慶齡讚許的目光和陽光般的笑容，董健吾體會到了成功的愉悅。本以為明天之後，他就該回到教堂做回牧師這個老本行了，結果宋慶齡告訴他有個新任務等著他，而且他才是最合適的人選：協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進入蘇區採訪紅軍。
從上海傳回的情報顯示，董健吾已經見過宋慶齡，瓦窯堡和石樓的中央高層也都放了心，但是眼前的局面也讓眾人感到困惑和頭疼。從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到如今1936年的9年間，發生了太多太多血腥的鬥爭，上海、南京、北平、西安乃至全國各地的黨組織被破壞的七零八落，大量黨員喋血街頭，大量叛徒狼狽為奸，紅軍被迫離開蘇區一路逃亡到陝北，損失了90%以上的人馬財物，這種積累了9年的血海深仇使得蔣介石成了紅軍的頭號仇人，而現在他們面臨的問題，是跟這個人握手言和再度合作，誰也不敢輕易拍板做主，這不是幾個中央高層統一意見那麼簡單的事，還得說服全國的黨員和紅軍戰士，這個事想想就讓人覺得頭疼。
【參考資料】
1、吳福章：《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p43-p50
2、楊奎松：《革命四—西安事變新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7，p57-p60
3、王光遠 ：《紅色牧師董健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p149-p156
4、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11，p25-p28
5、徐林祥：《李克農傳》，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04月01日，p35-p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