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年間，皇帝的心腹大臣鄂爾泰出任雲貴總督。
一般認為，鄂爾泰此次調任是為了推行雍正的“大手筆”改土歸流政策。實際上，他此行還有另一個目的——打拐。
鄂爾泰上任的兩年前，雍正二年（1724年），時任雲貴總督高其倬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摺，說他發現雲貴川一帶人口拐賣問題十分嚴重（ “省境連川楚，奸人勾結，掠販人口為害”）。
高其倬對此進行一番整飭，下令捉拿了一些人販子，但仍有大規模的拐賣團伙隱藏於雲貴山區，而人販不斷滋生事端，不利於社會治安與“改土歸流”的推行。
在高其倬之後接任雲貴總督的鄂爾泰，依照雍正的指示，進一步肅清拐賣團伙。他要面對的，是一種歷史久遠的古老罪惡。
1
有清一代，人口拐賣流毒於人間。
在《大清律例》中，拐賣人口罪被歸類為“略人略賣人”。略賣，即以誘騙、強迫甚至是劫掠的方式，將一個活生生的良家百姓據為己有或賣給他人。
高其倬在人販子活動頻繁的雲貴川交界考察時，發現當地已經形成一條拐賣人口的“產業鏈”。外地的人販與當地的流棍相互勾結，靠買賣人口牟利。
流棍是本地的流氓團伙，他們為人販子物色好物件，對受害者進行誘拐、劫掠，並接應人販子將受害者運送出省。這些流棍作案前常藏匿於山林之中，一旦遇到隻身一人的路人或無人看守的兒童，就將他們劫持而走。
人販子從這些流棍手中收購人口，坐地分贓，可以帶來幾兩到十幾兩的利潤，然後他們將人口帶入經濟比較發達的四川、湖廣、江浙等地，層層轉手，又可以獲利二十餘兩。
如果按照清代《巴縣檔案》中有關案例的記載，人販子拐賣一次婦女兒童，賺到的錢比一個長工三年的工資還要多好幾倍。
清代雲貴川一帶拐賣猖獗，也是因為雲貴二省的人口價格較為便宜。
正如雲貴總督高其倬在奏摺中說的：“貴州接壤四川，四川人價頗貴，川販（指以四川人為主的拐賣團伙）往往囑託貴州土棍，土棍又復勾串諸苗（指貴州當地的少數民族），俾捆掠人口，互相授受。”
在古代，雲貴高原山高地瘠，田野荒蕪，百姓生活困苦，當地婦女又不擅長針線活兒。有時遇到荒年，底層的人只好將家裡的婦女兒童賣給他人，以此來維持生活（“以致生計日窘，鬻賣與人”）。
於是，各省的人販子紛紛來到雲貴偏遠山區，巧取豪奪，拐賣人口（“各省拐匪前往夥買, 藉此漁利”），被略賣的受害者大部分是貧民、災民或流民。
人販子將被拐賣人口運送出省時，大多走深山密林，白天潛伏，夜間行走，中途還有幫助他們渡江的船家和窩藏人販歇腳的人家，官兵沿江巡查也難以將其抓獲。
即便有人販子落網，雲、貴、川、廣等省交壤之地形勢複雜，界址多有不清，當地官員時常互相推讓責任，造成管理缺失，“若一省拿獲, 必遞還本省發落, 往返既多時日”。
那時，人販子的同夥接到風聲，早已脫逃。
這些問題，著實讓雲貴總督高其倬頭疼。
康雍乾時期，正是大清的盛世年華，社會經濟發展，人口不斷增長。與此同時，拐賣人口的隱秘罪惡也在多地蔓延，危害甚廣。
無論是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雲貴川交界，還是經濟較為繁榮的京師、江南、廣州等地，人販子的生意都做得風生水起，而且拐賣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喪盡天良。
2
清代小說《紅樓夢》開篇是一起兒童拐賣案。
在這個故事中，姑蘇士紳甄士隱有一個獨生女，名叫甄英蓮。
一年元宵，甄家的僕人帶著3歲的小英蓮去看花燈。元宵夜街頭人來人往，摩肩接踵，有個柺子乘甄家僕人不備，偷偷將小英蓮拐走。可憐甄士隱夫婦大半輩子只生此女，從此日思夜想，天天啼哭，幾欲尋死。
英蓮長到十二三歲，被賣給了金陵公子馮淵。隨後，美貌的英蓮又被薛寶釵的哥哥“呆霸王”薛蟠看上。於是，薛蟠仗著勢強人多，將馮淵打死，搶走了英蓮，甄英蓮從此改名叫香菱。作者曹雪芹給了她一句“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的判詞，確實“應憐”。
且不說曹雪芹為何以這樣一樁拐賣案為全書的引子，他肯定對江浙一帶的人口拐賣有一定了解。
小說中借一個小沙彌的口，描繪了當地的人販子情況：“這一種柺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
如此手段，只是清代人口拐賣罪行中的冰山一角。
清代史料中，有大量關於拐賣犯罪的記載。
康熙十九年（1680年），山東人劉耀閭一家八口為了逃荒，打算北上前往蒙古地區打工度日，路上遇到巴天容、巴世忠等人假稱正在僱傭人種田，一家人被騙到京師，賣給了人販子陳三。
人販子都是團伙作案，他們將劉耀閭一家關起來，嚴加看管。劉耀閭後來回憶道：“我們略一聲言，他就把我們綁起來往死裡打，他要另賣我們，常有人來想看。”在這段苦日子中，劉氏的小女兒竟被活活打死。
劉耀閭全家被拐的案例看似荒誕，從中卻可見當時拐賣團伙“兇焰日熾”的現實情況。
乾隆五年（1740年），江浙一帶破獲一起惡性拐賣人口大案，罪犯陳大、俞九齡、富子交及妻沈氏等8人拐帶幼童，除了販賣之外，還殺掉食用，並將其骨頭製成藥丸出售。
乾隆十年（1745年），嘉、湖二府的人販子富大、陳大等專門用迷藥誘拐兒童，“拐到子女，凌虐殘忍，最為慘毒”。
此類心腸歹毒的拐賣行為，比比皆是。團伙作案的人販子為了拐賣婦女兒童，往往還會犯下詐騙、殺人、搶劫、強姦等罪行，“竟有殺其夫而捆其妻者，殺其父母而捆其子女者”。
《清稗類鈔》記載的一個人販子謝明庵，不用強奪，卻會智取。
謝明庵常行販賣人口之事，有自己的拐賣團伙，聽聞官員唐若卿喜歡大量蓄養婢妾，便假裝把自己的婢女賣給唐若卿，暗地裡囑咐這個“婢女”與唐氏的女兒多加親暱。
等到唐若卿的女兒對婢女產生信任，婢女就想辦法將她騙走，帶去給謝明庵販賣，唐氏女兒從此下落不明。
針對人口拐賣的現象，時人痛斥道：“誘拐人家子女，販賣遠方，使人骨肉分離，最為可惡！”而民眾對人口拐賣的傳聞可說是風聲鶴唳，就好像很多小孩子年幼時都聽過這麼一句恐嚇：“再不聽話，就把你賣給人販子！”
清代《巴縣檔案》有一起因為老百姓擔憂拐賣而引發的“張彝商誣控刁拐一女案”。
巴縣農民張彝商有個老婆楊氏。有一天，楊氏不知因為何故，回孃家去了，事先沒有告知張彝商。
張彝商幹完農活回家，發現妻子不見，一時嚇壞了，請來地主岐豐與同為佃戶的於君堯四處尋找，卻都找不到。
恰好此時於君堯的兒子於大倫進城收賬，張彝商找不到老婆，就認定是於大倫將其妻拐走。
於大倫有口莫辯，因此鋃鐺入獄。
不曾想，過了幾天，楊氏就在她舅舅的護送下回家了，當地官員這才知道於大倫被冤枉了，此事竟是一場誤會。
這也不能全怪楊氏的老公張彝商疑心病重。
據統計，清代《刑案匯覽》“略人略賣人”篇收錄的案例中，受害者主要為婦女兒童，其中，女性受害人佔86%左右。
被拐賣婦女被明碼標價，其結局或是被賣入府邸為奴；或賣予單身男性作為配偶；或墜入煙花柳巷，淪為妓女、暗娼，一旦遭受拐賣，人身自由與尊嚴都將慘遭無情踐踏。
即便是年紀大的婦女，也有可能被賣去當工人，如清代雲貴川的人販子常用船載婦女，從長江順流而下，“至湖北沙市、漢口等處販賣，少者賣為娼妓，老者賣往江西景德鎮瓷器行工作”。
3
面對西南地區“略販人口之風甚熾”的困局，總督高其倬hold不住了。
雍正四年（1726年），轟轟烈烈的“改土歸流”（即為了加強中央對西南的統治，廢除當地土司，而代之以流官的政策）正在西南諸省展開，新任雲貴總督鄂爾泰對當地的拐賣團伙採取派兵剿滅的鐵腕手段。
這位出身滿清貴胄的皇帝心腹，在總督雲、貴的數年間，對當地人口拐賣團伙發起了兩次大規模打擊。
鄂爾泰的理由是，人口拐賣已經危害到“改土歸流”的實施。他認為，大量人販團伙藏匿於當地村寨，不僅對社會治安形成隱患，還有可能煽動蠱惑苗民作亂。
上任當年，鄂爾泰就要求各級官員“劫掠之事，即時擒拿，不使漏網”，派兵進駐人販子聚集的柳羅塘、老虎硐等地，勢如破竹地掃蕩拐賣團伙的窩點，前後共抓獲大小人販子數百人，對其中的要犯“擬斬決各犯十三名、監候絞犯十三名”。
看一眼鄂爾泰搜獲的人販子名單，這些犯人叫什麼阿搗、阿撈、李老二、鄧鬍子、任瞎子，名字都取得跟鬧著玩似的。但由此可以推測，人販子團伙的成員很多也是社會底層出身，他們見錢眼開，又深知底層的困窘，才泯滅良心，幹起了拐賣人口的罪惡勾當。
雍正七年（1729年），鄂爾泰對雲貴川人販團伙進行第二次打擊，又陸續擒獲了多名人販子。
史料記載，鄂爾泰在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向皇帝的報告中聲稱，他已經在短時間內連續偵破了10起人口拐賣案件。
鄂爾泰透過嚴刑峻法對當地拐賣團伙進行威懾，該判刑的就判刑，該殺頭的就殺頭。
《大清律例》中，對人口拐賣本就有嚴格的處罰規定，“略人略賣人”一條的律文提到：
凡設方略而誘取良人（為奴婢）及略賣良人（與人）為奴婢者，皆（不分首從，未賣）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誘賣不從而傷被略之人者，絞（監候），殺人者，斬（監候）。
根據律文的意思，將良人拐賣為奴婢的人販子，判處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將良家子女賣為妻妾、子孫者，杖一百，徒三年，而在這一過程中對受害者有過侵害的人，輕則絞刑，重則斬首。
康熙、雍正以後，針對“略人略賣人”有增修的條例，總體上是更加嚴厲。如前文說到的，用迷藥誘拐兒童的情況，“為首者絞立決，為從者發配為奴”。另有一條，如果是團伙開窯，拐賣良家婦女兒童來此，“為首者，擬斬立決，為從，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
清朝對“略買略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還有“買賣同罪”的原則。
如果買方知道被賣之人是被拐賣，卻還參與人口買賣，將被判處和賣方同等的處罰，只有在被判死罪時才可以減一等處罰，人販子的中間人也要被判處減賣方一等的刑罰。
在西南地區，對於參與牽線、窩藏包庇人販的人，之前高其倬在任時就採取了嚴厲打擊。
他規定將為首的人“割斷兩隻腳筋”，從犯“割斷一隻腳筋”；或帶上枷鎖，並在兩邊臉上刺上“拐販”二字。由於刺字過小，經常有些犯人用藥水腐蝕掉字跡，政府便規定刺的字每個長寬一寸，且刺完字後要在衙門關三天再放還，避免有人耍小聰明。
對於審理人口拐賣案的官員，也有一套賞罰制度。
一年之內，地方文武官員如果能夠捉拿人販或捆掠人口的流棍，都將記錄在冊，抓獲越多，獎勵越多（“再能多獲者，照其遞加”）。
而那些在拐賣案中瀆職的官員也會受到處罰。假如一地出現人口拐賣而未能抓獲犯人，反而被別處官員查獲的，原事發地的官員根據情節嚴重的程度，“每五人罰俸一年，十人罰俸二年，十五人降一級呼叫，二十人降二級呼叫，滿五十人者革職”。
在高其倬、鄂爾泰等人的治理下，西南地區的人口拐賣現象一度得到緩解，但僅靠幾次行動，並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人販問題。
4
人類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做起了這種買賣同胞的生意，一時難以考證。
可以知道的是，清廷在打擊非法拐賣的同時，也支援部分人口的“合法”買賣。
從《唐律》到《大清律例》，法律中除了以士、農、工、商劃分良民，還有所謂的“賤民”，包括奴婢及娼優、隸卒等。
清朝允許賤民的正常買賣，設有“人口市場”，與馬市、牛市、羊市等並列，北京順承門（今玄武門舊稱）外就曾有專門買賣奴婢的“人市”，王公大臣的府邸中盛行蓄奴之風。
清朝對賤民買賣的許可，給人販子提供了可乘之機，也造成拐賣犯罪的橫行。
人販子團伙分工合作，四處奔走，或以各種手段拐騙良家婦女，或以低價購買貧困人家的子女再轉手倒賣，甚至直接用暴力手段劫掠人口，將良民包裝成賤民大肆買賣，釀成無數骨肉離散的慘劇。
政策對人口買賣的的默許，也造成官員的懈怠。
鄂爾泰在雲貴時發現，當地官員大多希望平安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有差役小吏收受賄賂，藉機收斂錢財，給人販子打掩護。
鄂爾泰上奏摺說：“川販勾通黔棍，略賣民間子女，向來文武各員惟利無事，並不實力拿懲，而差役兵丁遂爾得錢縱放，互相容隱，以致毫無顧忌。”
他跟皇帝說，對於參與人口拐賣的犯人“當盡法處之，再嚴加訪緝，務令此風盡息方可”。
當時，在經濟富裕的江蘇清江、浦口等地，也有人販子將販來的婦女數十成群，分藏舟中，直駛江左，一路上沒有遇到查察而截留者，官府種種文告不過形同虛設。
政策的默許、官員的縱容以及人販子的猖獗，導致清代人口拐賣現象屢禁不止。
雍正十三年（1735年），貴州改土歸流地區土民叛亂，鄂爾泰平叛時有所失策，遭到削爵降職處罰。這位治理西南有功的封疆大吏，憑藉雍正帝的信任，晚年回到朝中。
人口買賣的流弊仍在蔓延。
雍正之後，拐賣團伙再度活躍於西南地區。嘉慶十七年（1812年），有貴州官員給朝廷上奏說：“黔省近年略販人口之風甚熾，地棍、關役窩藏包庇，且有隱語，目為販賣‘高腳驢’。”
人販子將拐賣的人口貶稱為“高腳驢”，販往湖廣、江浙等地發賣，“地方官俱不行查辦”。當初高其倬、鄂爾泰為之痛心的黑暗買賣再度出現。
直到王朝即將覆滅之際，宣統二年（1910年），清廷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終於頒佈禁革人口買賣的法律，規定：“買賣人口不僅奴婢一項，亦有為妻妾子孫者。今既以不準買賣為宗旨，自應一律禁止。”
清廷想要從法律上徹底禁絕人口販賣，但各種形式的人口買賣罪行並未就此終結。
但願天下無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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